主要结论
朱子《家礼》与中国祭祖礼仪传统
《家礼》祭祖礼仪模式产生于宋代，是宋代剧烈社会变迁中儒家思想复兴的重要途径和表现，也是解决宋代民间家族礼仪发展需求的方法。在“礼下庶人”的宋代，庶民家族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冲破传统礼制的束缚，获得了祭祖的文化权利。在庶民祭祖礼仪问题上，朱熹全面、深入地总结了张载、二程、司马光等人的祭祖思想和理论创见，开创性提出尊重古礼、援俗入礼的新型祭祖主张，创制了《家礼》祭祖礼仪模式。在新型祭祖礼仪模式的创建过程中，朱熹特别强调要将古礼和时俗有机融合，既沿袭古礼传统，又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庶民家族祭祖礼仪发展的需求。
朱熹生活的时代，庶民家族以崭新的姿态崛起于民间社会，在不断获取社会地位的同时，他们的礼仪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且表现形态纷乱无序。如何引导、规范庶民家族礼仪问题，是当时文人士大夫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朱熹看来，庶民家族礼仪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和国家基层管理等问题，于是他要在前人已有的理论主张基础上，将这个问题继续推进，并且付诸文字，形成可以被直接运用于民俗生活，建构起他所期待的生活范式的理论主张。朱熹通过创制《家礼》，从理论高度为祭祖礼仪的推行提供保障，引导祭祖礼仪的发展方向，从而促进尊卑有序的庶民家族生活秩序的形成。
在中国祭祖礼仪发展历史上，《家礼》祭祖礼仪模式的提出，改变了祭祖礼仪专属社会上层的分层特性，实现了祭祖礼仪的庶民化、普世化。《家礼》为庶民祭祖礼仪提供了参考文本，指明了祭祖礼仪的未来发展方向。实践证明，宋明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祭祖礼仪是在《家礼》祭祖礼仪模式框架下运行和发展的。
《家礼》与祭祖礼仪文献书写系统
作为家族礼仪经典文本，朱子《家礼》创制了经典祭祖礼仪模式，并被元明以来民俗社会接受和广泛使用。《家礼》对传统祭祖礼仪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家礼》文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分层明晰、结构严谨的《家礼》祭祖礼仪文献书写系统。按照社会分层不同，以及在《家礼》祭祖礼仪社会推广中地位、功能的差异，可将《家礼》祭祖礼仪文献书写系统分为国家礼典、文人礼书和民间日用知识读本三个主要类别。
国家礼典是涵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国家意志，意在指导和操控民俗礼仪生活的发展方向。《大明集礼》《明会典》《大清通礼》等国家礼典对《家礼》的肯定、吸纳，赋予了《家礼》国家礼典的特性，为《家礼》在全社会的广泛流传夯实了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能够在国家权力和普通民众之间、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之间起到知识传递、文化传播作用的是文人阶层，他们对《家礼》的注释与阐发，为《家礼》推广到民俗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家礼》走向民俗生活时，它经由国家礼典确认了话语权威，辅以文人礼书的理论支撑，所缺乏的是一种可以直接与民俗生活实践相对接的途径。这时，以服务于日常民俗生活为目的的日用知识读本成为祭礼知识下移的重要路径。
《家礼》祭祖礼仪文献书写系统以三分层的方式将整个礼仪系统进行有序划分，三分层之间既相互区隔，具有明显的社会分层特点和价值取向差异，同时又相互依存，逐步推动《家礼》祭祖礼仪知识的下移，最终共同协助《家礼》祭祖礼仪文本来规范庶民家族祭祖礼仪实践。
朱子《家礼》与民间祭祖礼仪实践
在《家礼》走入民俗生活时，人们试图按照朱熹所设定的祭祖礼仪模式来实践礼仪，建构新的生活秩序，但在将《家礼》文本与现实生活进行对接时发现，生活的多元性远非《家礼》一个固定的礼仪模式所能涵盖，朱熹的祭祖礼仪设想无法直接被运用到实践中，现实生活的多元性对祭祖礼仪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家礼》文本出自于朱熹建构新型生活秩序的理论设想，具有普世性价值和意义，但它忽略了地域文化小传统的特殊性。在将《家礼》推广到地域社会并与地域文化传统相结合时，很容易产生摩擦与不适应。不同地区家族在接受《家礼》时都进行了适应性调整，表现出强烈的具体时空下的区域人群能动性，并呈现出地域性特点。
徽州地区家族积极倡导遵循《家礼》祭祖礼仪模式，模塑徽州地区家族祭祖礼仪形态，使得徽州地区成为实践《家礼》祭祖礼仪模式的典型。在拥有发达的教育、经济和宗族制度的背景下，再加上朱熹与徽州的特殊关系，徽州人怀着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感和优越感，主动提出要严格按照《家礼》文本规定来实践祭祖礼仪，确保徽州地区的祭祖礼仪实践符合《家礼》文本要求。徽州地区家族非常积极地主张祭祖礼仪要遵循《家礼》文本，但实践表明，《家礼》为徽州祭祖礼仪提供了基本框架，每个徽州家族在举行祭祖礼仪时，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其家族文化特征。无论是祭祖时间的选择，还是祭祀对象的确定、仪节的增损、器物祭品的备办，都有鲜明的家族性。
与徽州人特别强调要将祭祖礼仪实践与《家礼》文本保持一致不同， 福建地区宗族没有突出强调祭祖礼仪要遵循《家礼》文本，而是从服务民俗生活角度出发，将《家礼》内容直接融入祭祖礼仪实践当中。福建是朱嘉生活、为官、讲学的地方，也孕育了《家礼》祭祖思想。福建地区的祭祖礼仪受到《家礼》文本的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在民俗生活中长期酝酿、逐渐产生的，伴随着民俗生活的发展而不断衍化。
在徽州、福建以外，人们从法定经典礼仪文本的角度解读和接受《家礼》，将其作为祭祖礼仪实践的指导范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家礼》祭祖礼仪模式对民俗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即使没有直接接触《家礼》文本的部分家族，他们的祭祖礼仪实践也在民俗生活的浸染中受到了《家礼》祭祖礼仪模式的影响。
从《家礼》文本与祭祖礼仪实践关系的角度看，《家礼》 文本创制了一个典型的祭祖礼仪模式，模塑了传统社会祭祖礼仪基本形态，但在《家礼》文本指导、规范民间祭祖礼仪实践的过程中，家族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也影响了民众对《家礼》文本的接受方式和态度，即民俗社会对《家礼》祭祖礼仪模式的接受具有能动性，它们要在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中接受《家礼》，必须将《家礼》与地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在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家礼》祭祖礼仪模式，用以规范祭祖礼仪行为，建构、维护家族生活秩序。因此，不同地域家族在使用《家礼》时，都遵循了秉持祭祖礼仪基本模式整体不变和操作方式可变的原则，在变与不变的调整过程中将《家礼》祭祖礼仪模式融入地域家族礼仪文化建设中，发挥礼仪文本对祭祖实践的规范、指导作用。
学者评价
邵凤丽博士修改博士论文为专著出版，虽然缺少了博士论文中很出彩的当代徽州调查部分，但集中探讨了《家礼》文献与各地家族祭祖仪式的主题，在历史民俗学研究上做出了贡献。……家族文化是古老的文化，也是正在活跃的社会文化，我们理解与研究中国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根脉意识，对于祖先的祭祀与礼敬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传承民族文明的特别方式。我们礼敬祖先，我们尊重历史，我们期待未来！
——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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