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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
发布时间: 2019/12/12日    【字体:
作者:李孝悌
关键词:  儒生 冒襄 宗教生活  
 
 
 
我在《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遣民世界》一文中,曾仔细地描绘冒襄(字辟疆,1611—1693)这位明清之际的江南文人,作为一位少年名士、风流贵冑,及纵情于耳目声色之娱与山水诗文之乐的乱世遗民的不同面貌。但另一方面,我也特别强调,除了风流名士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面相之外,冒辟疆同时也是一位议论时政、不畏强权的士大夫和忠实履践经世济民志业的地方士绅。更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忠实地扮演现世儒生这个角色的同时,冒辟疆以惊人的细节,展现了他狂乱而超现实的宗教信仰。儒家的道德信念,士绅的现实关怀,超自然的神秘信仰,极耳目声色之娱的山水、园林、饮食、男女与戏曲,共同构成了冒辟疆生活的整体面貌。
 
从冒辟疆自己的记叙和他人的相关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四次奇特的宗教体验,分别关涉到冒的曾祖母、母亲、冒本人以及他和董小宛的恋情。其中曾祖母和董小宛的部分,记载简略而又与冒辟疆的儒生志业没有太大的关系。母亲和冒本人的部分,记叙巨细靡遗,并与冒辟疆作为一位孝子和地方士绅的角色,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不过由于前者对我们了解冒辟疆所处的宗教环境和他一贯所奉持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将在本文中一并论及。
 
 
冒辟疆对神秘的宗教经验的体认,至少从4岁时就已经开始。这一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曾祖母沙太孺人病重达半载之久。在江西会昌担任县令的祖父冒梦龄,因为政绩卓著,博得“神君”的称颂。出于对县令的拥戴,万民代为祈祷,沙太孺人因而得以痊愈,并出现异症:“万民代祷,得痊。痊后有发黑齿生之异。”冒辟疆从两岁起,就随着祖父一同前往会昌,对于“万民代祷”,曾祖母由危转安,乃至“发黑齿生”的种种场景,一定留下深刻的印象。
 
4岁这一年的经验,固然可以看成冒辟疆宗教生活中第一次戏剧性的高峰,但根据他在28岁时写的《梦记》一文的记叙,冒辟疆的宗教生涯几乎与生倶始:“余自幼师事关帝,屡有异征”,“弟子虔事帝君二十八年”,关圣帝君的信仰,不但在他最危急的死生之际产生关键性的救赎力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发挥抚慰心灵、指点迷津的功能。顺治三年,冒辟疆婉拒了新朝官员的举荐,决意退隐至如皋故宅。在此后9年内,备尝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靠着每天早晚两次祭告关帝君来纾解郁闷的心怀:“丁亥(按:顺治四年)谗口 铄金……余胸坟五岳,长夏郁蟠,惟蚤夜焚二纸告关帝君。”
 
在日常的颂祷之外,每年元旦,冒辟疆也一定会在关帝君前卜卦求签,以预测未来一年的运势。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冒辟疆循例祝祷,所得的签诗以惊人的灵验性,预示了冒辟疆与董小宛缠绵而短暂的乱世情缘。这一年,政局虽已陷于危殆之境,年甫32岁的冒辟疆却仍是胸怀壮志。自认“名心甚剧”的他,很可能为了秋天将在金陵举行的乡试而忐忑不安,卜祝于帝君之前,但得到的签诗,却隐晦难解,与心里想的功名仕途无涉:“余时占玩不解,即占全词,亦非功名语。”谜团,一直要到顺治八年(1651)董小宛过世后才完全解开。
 
崇祯十二年(1639),冒辟疆应制金陵,在吴应箕、方以智和侯方域等人的极力推荐下,第一次看到董小宛。此后历经千回百转,一直到崇祯十五年,董小宛才如愿嫁入如皋冒氏之门。9年之后,年仅2岁的董小宛“以劳瘁死”,“辟疆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哭之”,细绎前尘,签诗中玄秘而不祥的预言,一一应验。
 
签诗中第一个字就以“忆”幵头,注定了两人的姻缘终将以一生的追忆作结尾:“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长相忆之年也!”整首诗也明确揭露出两人曲折的交往始末:“忆昔兰房分半钗,如今忽把信音乖,痴心指望成连理,到底谁知事不谐。”
 
冒辟疆在崇祯十二年元旦求得这首签诗时,还不认识董小宛,秋天相遇于秦淮河后,两人又各有不同的际遇。十五年春,冒赴苏州,打算履践与陈圆圆的婚约,但陈却在不久前被豪强万金劫去。辟疆郁愤至极,夜游浒墅,在河边小楼上再次寻访到病危的董小宛。董小宛惊喜之余,愿意以身相许。冒辟疆在关键时刻反而犹豫起来,冒急着买棹归去,董一路苦苦相随,端午节二人观涛于金山后,董小宛在冒辟疆的不断劝说下,终于答应暂时离去,并相约在秋闱之后,于南京讨论婚嫁。董小宛返回苏州后,杜门谢客,吃斋茹素。其后历经了种种波折,终于在这一年冬天,在钱谦益、柳如是的大力支援下,嫁给了乡试不中的冒辟疆。
 
从十五年春的再度相逢到年底如愿嫁入如皋,董小宛的积极追求和坚持不懈,无疑是成就这段姻缘的主要动力。冒辟疆虽然一直到成婚的前一刻,都采取犹疑回避的态度,但此后9年,却充分享受着神仙眷侣的生活。签诗的四句文字虽然反映的多半是董小宛的心境,但破题的第一个“忆”字,就点出萦绕冒辟疆下半生的主旋律,而“到底谁知事不谐”一句,固然可以看成是对董小宛苦心追求的恋情的终极诠释,也未尝不能解释为冒辟疆无力的哀惋。
 
更诡异的是,同一首签诗,先由冒辟疆在年初卜得,接着又出现在董小宛的虔心祝祷之中。秋闱之后,两人在秦淮相遇,友人代卜于西华门,得到的仍然是同一支签。冒襄的追忆虽然简短,却充分反映了两人对这个挥之不去的不祥预言的惊恐与忧惧:
 
金山别去,姬茹素。归,虔卜于虎丘关帝君前,愿以终身事余,正得此签。秋过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谐之叹。余闻而讶之,谓与元旦签合。时友人在坐,曰我当为尔二人合卜于西华门,则仍此签也。姬愈疑惧且虑,余见此签中懈,忧形于面。
 
从十五年元旦,“名心甚剧”之际,求得—个“占玩不解”、“全词亦非功名语”的天外之音,到苏州重逢、金山別去、苑素虔卜,命运的图谱一页页展开,直到9年之后,“到底不谐”的宿命终于得到最后的验证。除了无尽的思念,冒辟疆剩下的,只有对签诗预知能力的反复嗟叹:
 
乃后卒满其愿,兰房半钗,痴心连理,皆天然闺阁中语,到底不谐,则今日验矣!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长相忆之年也。忆字之奇,呈验若此。
 
从每岁元旦必卜一签到“早夜焚二纸告关帝”,冒辟疆的宗教信仰可说是超乎寻常的虔敬,但衡诸当时的士大夫文化,冒辟疆的关帝崇拜却并非突兀的个案。和他时相往来的清初诗人王士禛,顺治十五年(1658)考中进士后,也特地前往京师前门“夙称奇验”的关帝庙求签,希望知道自己会被派到什么样的职位。刚抽到签诗时的王士禛,同样也无法猜透其中的玄机。几个月后,新职发布,王才有了初步的答案。五年后,诗文的第二句也得到印证。康熙十九年 (1680),王士禛受皇帝拔擢为国子监祭酒,谜底全部揭晓,签诗中的预言一一 印证,距离求签之日,已隔了22年。王士禛不由得感叹道:“谚云,饮啄前皆定,讵不信夫? ”王在关帝信仰的实践上,也许不像冒辟疆那样强烈,但神怪之说在他个人/家族历史及整体著作中所占的比重,却毫不逊色。
 
 
冒辟疆一生中最戏剧性的两次宗教体验,一在28岁,一在42岁。都是在生死关头,因为超自然力量的介入,而改变了个人和家族的命运。为了行文叙事的方便,我将先讨论42岁那一年的经历,再回过头来检视28岁时的经验及其意涵。
 
顺治九年,冒辟疆年四十二,“岁大饥”,冒襄“日行道殣中,亦病且殆”。事实上,这并不是冒辟疆第一次赈济家乡的灾民。崇祯十三年,同样是“岁大饥”,冒辟疆即全力投人救灾的行列。长期在水绘园冒家读书的陈其年,对这一次的饥荒,有如下的描述:
 
崇祯末年,大江南北率苦饥,而庚辰尤甚。斗米估值钱千贯,麦钱四百,他荞花麦梗,价几与米谷等,甚有不得食者。人多相食,先生忧之,则为粥于路,以食饥者,因门设粥厂四,分请亭长及邑中文学治之。盖自腊月朔,至明年四月杪,全活数十万余人,又籴米五百三十余石。他所买药饵、杂碎之物称是,而城外若……诸场堡,全活又不下十余万人,咸冒先生力。
 
这一年“飞蝗蔽天,赤地千里”的灾情才稍稍纾减,第二年又碰到旱灾,冒辟疆同样倾囊周济之:“岁大旱,上官才先生委以赈其邑人,条法甚具,全活无算。不足自鬻产,出簪珥继之。”
 
冒辟疆慷慨而有效率的作为,除了贏得官府的信任,也受到灾民的爱戴。灾后他赴衡阳探视在当地任官的父亲,“督賑四耆老率饥民千人相送河干”。顺治九年饥荒再度发生时,地方人士很自然地以“济斯民于水火”的责任相期许,冒辟疆也一如以往地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雉皋一邑,饿莩载途。邑之人皆以巢民为可出之于死者,而巢民亦奋然两任之而不辞。周给赈施,委曲详尽,卒至鬻产典衣,奔走省视,焦头茧足不少悔。
 
不同的是,这一次却因为“力竭神疲”而“抱疴伏枕,濒于危殆”。接下来,寿序作者华乾龙以小说家的笔法,记载了一段恍如隔世的际遇。根据华的记叙,冒辟疆卧病之际,同里中一位感染疫疾,行将过世的居民,看见阴司勾摄牌上写了五十多个人的名字,包括钱某、许某及某某,冒辟疆之名也赫然在列。没有多久,钱、许等名列勾魂牌者一一下世。相继死亡者,前后达数万人。
 
但同样名列阴籍的冒辟疆,却有了神奇的经历,他“独神游瀚海,身入诸天,布霖雨于四方,畅清歌于 床篑”,并且“忽然而醒,霍然而起”,像他的曾祖母一样濒死而复生。和冒辟疆一起从事赈灾工作的16个家仆也都 “死而复生”。袁枚在《子不语》一书中,以虚实莫辨的笔法,记载了和他并列“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在梦中随着阴司衙役神游地府,和阎君发生激烈争执,最后靠着念诵 《大悲咒》而逃过一劫的经过。冒、蒋二人的经历,虽然在细节上有许多差异,在主题上却有不少类同之处。不同的是,蒋士铨的故事被记入怪力乱神的笔记小说,冒辟疆的奇遇却被当成事实一样传颂,并只字不漏地写入年谱之中。
 
华乾龙在寿序的结论中,将冒襄的死而复生看成是上天的意旨,并进而从修德劝善的角度,推衍出天意之所以然:“巢民之命在天,天之意则曰子能生皋之死,吾不能生子之死,将谓修德不效,而作善未必降祥也!”③冒辟疆以一介凡夫儒生,而能全活众人之命,并因此陷人危笃之境,掌人祸福性命的超自然力量若不能适时介人,势将无法张显天理之昭彰。
 
华乾龙的天意还是一个较抽象的存在,年谱中的另一段记载:“邑令陈泣祷于神,死三日而苏”,则有了较具体的指涉。邑令陈的名字叫陈秉彝,泣祷的神明是城隍。在《告城隍文》中,他先提到自己登门拜请冒辟疆参与赈灾,接着描述了救灾工作的细节:
 
每晨水米不沾,便凌风雪,给粥之外,多带家僮,躬查远近。瘗死亡、扶老幼、拯病危,倾屡岁家食之粮,散数百金娶媳之聘,罄竭施济,任劳三月有余,延救难计其数。
 
但全力救灾的结果,反而是将自己推向绝路:“忽然染疫,已绝生理,现今就木,而随赈垂死者十六人。”
 
在接下来的祭文中,县令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并以当时人普遍相信的因果感应之说,祈求神明作立即而有效的介入:
 
若冒襄者,父母既老,二子甚幼。即冥数已尽,亦当鉴其救人血心,延纪益算。况襄半生孝友,文名德泽,中外共称。此人若死,是无天道。……伏乞体上帝好生之仁,昭积善延年之理,立賜回生。庶为善之报,如影随形。感应之诚,直通呼吸矣!
 
不论是华乾龙寿序中关于勾摄牌或死而复生的描述,还是陈秉彝《告城隍文》中延纪益算、因果感应的说法,都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人共有的一些宗教信念。但真正对这些信念作出最淋漓尽致的阐述的,还是冒辟疆本人。
 
冒辟疆在这一年的三月十七日因为赈灾而一病不起,种种怪异的传言也开始不胫而走。二十八日,县令陈秉彝根据这些传闻,主动写了一篇《告城隍文》,在庙前礼拜焚祭。而就在这一天午后,县令焚烧祭文之后不久,冒辟疆在病床上喃喃自语道:“归矣”,“遇赦而返。”整个事件因此被渲染得不可收拾,“人遂谓有所感召而然,远近喧传,说神说鬼”。为了免除逢人便需反复陈说的困扰,冒辟疆索性写了一篇长文,细叙赈灾致病以及起死回生的经过。
 
这篇《答丁菡生询回生书》环绕着赈灾、神怪两个主题,对冒辟疆作为一位儒生的俗世志业和作为一位17世纪传统士大夫的心灵世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值得我们细加论述。根据冒的记载,这一次的灾荒其实从顺治八年十二月已经开始。冒辟疆和父亲冒起宗循往年之例,在城门开设粥厂。冒辟疆负责离住处甚远,灾民最多的西门。每天例行的工作是黎明即起,“凌冰冲风”,与同志仆从“诣厂与诸乡耆尝粥糜之厚薄,量米数之出入,核饥民之多少,稽众役之劳怠”,对物资、人力进行管理工作。而除了每天接触这些人数超过三千的灾民,冒辟疆还要对县内“窭者、瘠者、老者、幼者与真疾病者”,一一亲自登门访察,只要访察后合乎实情,就按日或按月分给米钱。
 
在西门设厂赈灾和实际登门探访后,冒辟疆对灾民们不同的遭遇,作了更仔细的描述:
 
有一人至粥厂,家有老幼数人饿且病,不能扶曳出门者。有数人饿病于一室,而死生相半,横陈于赤地者。呼号之急、形状之惨、气味之臭、死亡之怪异,必亲历闻见,庶施与埋葬,死生实实沾被。尤不忍者,幼儿痘疹盈面,栽风雪,裹伏道途。老病人数十里就食而来,冲寒劳伤,立地倒死。即有悬丝之息,夜无假荫,僵死更多。
 
为了让这些远来就食的灾民不致因“夜无假荫”而僵死于户外,冒襄特地在厂旁盖了-座小屋,以芦草为暖室,并请了—批僧人在夜里加粥一餐,“继以姜汤热水”。但死者却不降反增,施赈的僧众也“触秽咸死”。原因之一是原来还可以将死者散填于沟壑之中,但随着灾情的扩散,死者愈来愈多,最后只能将尸首弃聚于一角。即使是天寒地冻,尸体无法妥善处置所造成的后果也不容小觑,“众僧人亦触秽咸死”正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冒襄及其仆从也随即陷入险境。
 
顺治九年二月,冒辟疆因为南门的赈灾工作不得力,所以转往驰援。二十八日在南门散米时,碰到大风雨,已经觉得“头目岑岑”。冒辟疆的父亲和友人都认为他“每早犯霜雪,触秽气,断非弱质所宜”,应该减少賑灾活动。冒辟疆一方面出于“我辈饱暖,何忍见其饥寒”的同情心,一方面又抱着和华乾龙、陈秉彝同样的“上天理应庇佑善人”的逻辑和盲目的信心,用“救人饥寒之死, 岂我之身反有死理”的说辞武装自己,积极投入南门的赈灾。三月初,疫病大作。冒辟疆将长子娶妻的聘礼二百金全部换成铜钱,在全城内布施:“四日一周,日走一门,日以二万钱散极贫极病者,于是三门贫病人交聚于仆所到之一门。”三月十七日,千金散尽的冒辟疆终于为疫病所染,而且—发不可收拾。照他自己的说法,简直可以说是万毒攻心:
 
吾盖前此三月余,日与二三千人俱。按日计数,与秽病之夫晨夕哭泣,告诉相对,逾二十余万。此二十余万人饥寒疫厉之气,皆吞吐于我之心口间。既以空心受诸恶味,又日枵腹至午后始归,每至溢食。饥饱不均,脾弱难化,安得不病,安得一病不愦。
 
至此为止,冒辟疆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生命,营造出一个最佳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儒生典范。但也就在这个现世的关注臻于极致之际,在迷离幻境之中,冒辟疆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由神仙、鬼怪、天堂、地狱与魔法巫术所构筑成的不可测度的世界。当经世济民的儒家观念将冒襄带到山穷水尽之途时,神仙鬼怪随即登场,将一丝悬命的冒辟疆引渡出无边的现世苦海。
 
虽然在文章开头,冒辟疆似乎想以一种平静、理性的口吻,来纠正盛传一时的鬼神之说:“人之疾病死生,本无奇异,仆此番病状扬说溢实,遂致四方传误,盛谭鬼神不可测度。”但在三千多字的长文中,他儿乎花了三分之二的篇幅,绘声绘影地描绘了魔幻世界的每一个细节,不但看不出任何纠谬的意图,反而是对各种怪异之说,作了最权威而有条理的背书。
 
冒辟疆在三月十七日病倒,三月二十八日“遇赦而返”。在十几天上天下地的奇幻际遇中,有下面几点值得特别标举出来,和如皋三个多月惨酷的现实世界作对比。
 
冒辟疆异想世界的第一站是天宫与蓬莱。十七日病倒后,冒大半时间是高烧卧床,不省人事。偶尔醒来,看到的都是数以千计的饥民,“攀衣呼泣,索食索钱”,就在这样死而不已,无所遁逃的困境中,冒辟疆得到三个多月来的第 一次慰藉:“二十二夜,忽见伟丈夫,自称山东人,来与仆游,询何往,则云天上 有天宫,绚烂可观,随之冉冉上,但见宫阙崔巍,楼台观阁,环抱缭绕……皆纯 是黄金雕镂筑造,中间点饰翡翠,赤日黄金光芒四射,双目欲掩。”这个被称为 “善见”的三十三天中央城,用纯金翡翠打造,对此时已散尽千金的冒襄来说, 格外显得耀眼。游历了天宫之后,冒襄又随使者渡大海、登蓬莱,目光所及之处,尽是秀丽的林木花草和人间难见的饮食器具。
 
在短暂的喘息后,念兹在兹的冒辟疆又有了新的任务:登山造雨。根据冒的自述,他在二十六日早上再度清醒,睁着眼看到二十几个神仙向他鞠躬:“启眼见有朝衣朝冠,执象板者,两列向余鞠躬,凡二十余辈,其人面如傅粉,皆神仙中人。”下面还有二十几个面色稍黑,鼻眼凸凹,口上长着两根长须的人,同样衣冠象板,执礼甚恭。冒辟疆对这些人的来意、出处感到困惑,仔细询问之下,原来是因为后山苦旱,特地恭请辟疆前往行雨。冒在惊异之余,慨然应允:“许之声始出,床后墙门洞开,四十余辈人戴仆于首,腾空直去。”一行人来到一 处仅容一人的万山峰顶,冒独坐峰顶,四十几位神仙、怪人,则用不知所以的办法群侍左右。冒辟疆询问众人行雨之具为何,诸人云:“明公但直伸两手,舒其掌,我辈自有物随公掌而下。”一试之下,“见山腰冰雹夹大雨如拳如瀑四垂,顷刻万山尽腾云雾”。冒辟疆双手不停地伸展了两天两夜,终于大功告成。
 
根据冒辟疆事后的解释,从二十六日早上到二十七日晚上前往行雨的,是他已经出窍的灵魂。二十八日县令陈秉彝焚文吁神前,冒起宗先到城隍庙相候,冒辟疆的魂魄一路相随,陪着父亲进入庙旁的道士房。其间,忽有一穿孝服者闯人,和众人群坐吃斋,随即消逝,冒起宗心生狐疑,认为是不吉之兆。由于印象特别强烈,冒起宗在冒辟疆病愈后,特别谈到当时的种种细节,冒辟疆也才惊讶地发现父亲所言,和自己当天的魂游经历无不吻合。
 
在梦游天宫、蓬莱和飞魂行雨的同时,被疫厉所摧毀的现实身躯也进入最后的弥留之境。如果冒辟疆的记叙可以信赖,他显然在病中就已经对自己魂飞魄离的状态有所体认,并试着对肉体的作为和灵魂的作为作一区分。在肉体的部分,弥留之际种种突兀的举措,冒辟疆都尽量予以合理化的解释,看成是现实关怀的延伸与高潮:“凡生平有所怖、有所负、有所害、有所瞻顾不肯露,至此如火迸发,毫不可饰。仆数十年来……推物及人往往不遗余力,至笔墨花月声音诸逸事颇用精神,故垂死时,心之所发,即此数者。”但只要一涉人信仰,冒辟疆生于其中、长于其中的志怪传统,就会如洪水猛兽一般四处流窜,击溃了他辛苦建立起来的理性的藩篱。对于昏乱之际朗诵佛经、高呼关帝救命的究竟是本尊还是分身,冒辟疆已经失去判别的能力;一旦遇到阴司摄魂,他更是从我们刻板印象中所界定的儒生立场完全撤守。
 
华乾龙在寿序中曾经简单地提到冒辟疆为阴司所赦,死而后生的插曲。冒辟疆的自叙中,则指名道姓地将这段遭遇作了更具体的铺陈。表面上对他去过地府,见过城隍的传言加以否认,实际上则为“说神说鬼”、“远近喧传”的鬼怪之说加油添醋、推波助澜。由于有了地名、人名和更多的细节,勾魂之说变得更加可信:
 
同时里中患疫将死者,往往先云牌上见仆名。又有南街宣化门开纸扎店姓张者,至仆门问云:尔家主人有病乎?家人答曰然。张云吾弟亦患此症,昨夜忽云亲见冥司勾摄一牌,凡五十余人,而我与冒辟疆、钱敬谷、许一水之名在焉。家大人闻此惊怖欲绝。
 
张姓店主登门询问的第二天,钱敬谷和张的弟弟相继过世。没有多久,许一水也随之而去。张死时,几次提到冒辟疆已经坐在他的身旁,相约偕往。
 
同时,离县城130里掘港场一位管姓人士,在病中看见城隍门外挂了一个牌子,上面用朱笔写着:“冒襄准保,仍着用心为善。”另外一位石姓人家的仆人,则接到城隍的指令:“冒襄家多病人,尔应日运水十担,送其家,令病者饮之。”依照故事的脉络来推断,城隍显然是接受了县令的吁请,用神迹回报冒辟疆的善行,并透过凡夫俗子的见证、传颂,来强化因果感应的信仰。
 
在这篇文章中,除了虚无飘渺的海上仙山与迷离幻境之外,超自然力量的展示其实是和儒生德行的实践有着极密切的对应,地方的守护神城隍则在天人的感应中扮演了枢纽地位。对于一年前才因为董小宛的谢世,而对神力的效验有着深刻体认的冒辟疆来说,顺治九年三月这一段起死回生的经历,再一次证明了神秘力量的无所不在。不同的是,关帝君的签诗揭示的是姻缘前定、宿命难逃;城隍的开赦则说明了天意是可以因为人的积极努力而改变。
 
 
对于如皋当地的士绅乡民来说,冒辟疆与家仆死而复生的故事,当然是一个值得不断书写、传颂的乡里怪谭。但对冒辟疆而言,天人感应的神奇效力,却早在14年前,冒辟疆28岁时的一次家庭变故中,以“离奇幻异,令人不可测”的方式展现出来。也许因为事涉丧子的隐痛,冒辟疆对这次事件的记叙一直到26年后,54岁时(康熙三年)才公之于世。冒决定将《梦记》这篇旧稿 付梓,主要的原因是幼弟冒裔此时正在刊刻《太上感应篇》,希望将《梦记》一文作为篇后的证例。由于《梦记》全文讲的就是功过感应之理,用来作为《太上感应篇》的脚注,可说是名正言顺。《太上感应篇》一文从南宋初年出现后,就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不断有帝王士绅为之刊刻、作序、批注,冒辟疆的父亲冒起宗据传在万历年间入学读书时,即虔诵此篇,后发愿增注,因而考中进士。这段过程由于极具戏剧性,又富教化寓意,在清代两种流通甚广的《感应篇》注本——顺治十四年(1657)辑刻的《感应篇图说》及乾隆四十六年印行的《感应篇汇编》——中,都特别用为证案。清顺治十二年,在世祖的大力提倡下,《感应篇》的刊刻、批注和流通又出现了新一波的高峰。所以不论是从时代背景 还是家族传统来说,冒裔在康熙三年重新刊刻《太上感应篇》,冒辟疆同意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应事迹列为证案,都是再恰当不过的。
 
和传说中冒起宗在友人的神奇一梦后,如愿及第的快乐场景相对照,冒辟疆的《梦记》显得格外阴森恐怖。
 
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十七日深夜,冒辟疆梦见祖父冒梦龄归坐中堂,呼冒言曰:“今日何日,乃正月十五也。尔母一生事我纯孝……今不可得也! ”冒辟疆随后回到大厅,见母亲盛饰缨珠,欲他赴,冒抱母痛苦而醒。事实上,在十年冬天,冒辟疆就曾请人妄推母命,结论是“今岁不吉”。所以十一年元旦,他特别到县里各个神明前祈祷,愿意以自己的功名、寿算和两个儿子的生命来代替。没想到五月十七日又得此梦,就像日后关系冒董二人姻缘的签诗反复出现一样,不祥的主旋律开始不断浮现。
 
五月十七日得梦之后,冒辟疆早起,向观音、关帝前密祷,重申元旦时的许诺,“坚以身及两儿请代”。五月十八日午夜,警示再度出现:“忽见异物,长丈余,披发赤身,面杂粉墨小点,逼立帐前,以目射余。”榻下另有一异物,面容与此相仿佛。两个怪物提到冒辟疆以身相代的诺言,颇有前来索命的意味。冒辟疆再次梦哭而醒,反复悲思:“人孰无亲人,孰无死。余独见此怪异,且明示以期,意余实罪戾通天。”就在忧思不已的同时,冒母马恭人“即日乳忽生岩, 医者危甚”。眼见梦中恶兆成真,冒辟疆决定在祝祷祈愿之外,采用一套更现实的办法,利用功德的累积为母亲延寿益命:“从五月十八日起,每月勉行千善,计十月限完万善,行善格以莲池大师、了凡先生为主,小为增减。”
 
六月中,冒辟疆因为物力不济,善行不足,半夜又梦见帐中人前来示警,一方面劝他不要恋惜财物,一方面又语带威胁地说道:“且冥府已令一判二卒,日指尔所,行毋懈。”过了儿天,冒辟疆偶然过城隍庙,突然想到自己拜过观音、关帝和各个神明,却独漏了这个地方的守护神。拜过城隍后,当晚果然又得一梦:“夜旋梦全身如神者,坐余宅,云人能行善一担,便可延寿一纪,况盈万乎!”冒辟疆没想到自己稍一起念,拜了城隍,晚上立刻就有反应:“余因一言一动, 感通之捷如此,遂不敢稍懈。”
 
到这一年年底,冒辟疆努力行善已经有七个多月,累积了七千余善的功德,马恭人的病也渐渐痊愈。但就在十二月六日这一天,长子冒兖突然出水痘,十天之后暴殇。同时,冒起宗在关帝庙内求得一签,得“祈求户内保婵娟”之句。冒父不解,冒辟疆却知道自己在关帝和神明前所发的誓愿已经应验。长子暴毙,母亲的性命却得以保住:“余固密自色喜,忍痛含辛,戒妻子毋洒泪,余妇亦知之,向隅小泣而已。是日,胸中顿移五岳。”
 
冒辟疆虽然年初在神前“请减身功名、寿算及两儿以代”而绝意功名,但 在双亲的坚持下,仍然在十二月二十日勉强出门应试。在船上熟睡之际,五月十七日晚上的梦境又再度出现:“梦吾祖仍归坐中堂。复云:正月十五之事,尔忘之耶?凄然如故,合家凌蘧之状,如治丧者然。”冒辟疆在船上绝食三天,三天中密呼上帝数十万声,并决定在一月十五大限来临之前的二十五天内,把剩下的三千善行补足。虽然是在旅途中,冒襄仍然四处借贷,施舍衣食。
 
同时,他听说福缘庵得宗和尚“能言人未来”,驰往见之:“僧之浅深不可测,庵中则俨然大士关帝在也!僧云:尔欲急完三千善,我能三日为君圆满。严冬风雪,此地饥民万余绝食,或百金,或二百五十金,可济目前矣!”二十八日,冒辟疆方入门,次子也出痘病危,“其怪异之症、之状、之声色,绝类亡儿。”医生断定无可救药.冒辟疆“无地可入,无天可控,惟昼夜哀吁于关帝前”,说明以两子代母,虽系先前所许之愿,但如果次子也如愿而死,恐怕自己的母亲无法承受,也熬不过上元之期。事情如果发展到这个地步,自己也断不能独活,“则三世俱斩”。
 
一月三日,次子怪症忽退,自云“我匿关帝室中,今归矣!”辟疆此时虽甚困 窘,仍七贷于人,得金一百五十,遣使星驰福缘庵,用这笔钱供养了两千多名僧人和八千多贫民。至此,崇祯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所立行万善的誓愿,圆满达成,马恭人也成功地度过上元的劫难。令人悚然的是,冒辟疆一位十七岁的堂婶,忽然在十二年元旦得痘,并于上元日病逝。冒辟疆长子夭殇时,“面痘黑陷,家人以粉和药涂之,死时发结不可梳”,堂婶死时面目和冒兖一模一样。冒辟疆这时才恍然大悟,五月十八日梦中“长丈余,披发赤身,面杂粉墨小点”的两个异物,原来分别是长子和堂婶。显然,堂婶成了冒辟疆次子禾书的代罪羔羊,同以身代。冒辟疆的妻子曾经六度小产,却在十一年夏天怀孕,并在十二年三月,怀孕八个月产下一子,“面目酷似亡儿”,显然是上天有意以此补偿代母死去的爱子。
 
《梦记》中种种不可思议的情节和巧合,完全不下于袁枚《子不语》之类的笔记小说,但放在冒辟疆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当时的文化传统下来考虑,却毫不突兀。从4岁起曾祖母在万民祈祷声中,死而复生的场景开始,冒辟疆的一生就和神秘的宗教力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冒起宗科考过程中种种神怪的传说,是否得到本人的认可,我们不得而知。但顺治十四年《感应篇图说》开始流传时,冒辟疆正值壮年,又是江南一带交游广阔的文人,再加上冒起宗本人也写过《太上感应篇笺注》一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假设冒辟疆对书中关于 其父的各种神怪传说,知之甚详。父亲的神怪经历到底对他的宗教信仰有多么深远的影响,我们很难精确的评断,但从《答丁菡生询回生书》和《梦记》这两篇充满了细节的魔幻写实文字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冒辟疆的夫子自道当成冒起宗神话的续篇,一起写入《感应篇》的证案之中。冒家的家族历史和冒起宗的科考传说对冒辟疆的宗教信仰显然发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冒辟疆的个人历史和重回现场的亲笔记叙,又反过来让我们对家族传说的真实度有了不同的体认。更精确地说,对冒辟疆乃至整个冒氏家族来说,个人“真实”的生命历程其实是和看似虚妄的神怪传说紧密地纠结在一起。我们如果要用现代人的理性、科学观点去切割明清士大夫生命中的真实与虚幻、历史与传说,势必无法进入这些人的心灵世界。
 
在《梦记》一文中,关帝信仰扮演了极突出的角色,几乎出现在每一个转折和场景中,连冒起宗祈求的签诗和次子的死而复生,都展现了关帝君无所不在的神力。和前述《影梅庵忆语》中的记叙合而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关帝信仰在冒辟疆的生命历程中所占的关键性地位。
 
明亡国前,冒辟疆积极参与时政。崇祯六年(1633),23岁时加入复社,几次在金陵大会东林诸孤,并参与《留都防乱公揭》的联署、起草,被阮大铖当成必欲除之的主要政敌。明亡后,参与抗清活动,对地方赈灾不遗余力,并几度拒绝清廷的征召,以遗民终老,可说是充分实践了儒家经世济民的理念和儒生忠孝节义的气节。但与此同时,他又虔事关帝,在每一个疑难危急的关口上, 都要诉诸神明的救济。除了对文学艺术和戏曲的兴趣外,关帝在他生命中所占有的地位,和儒教几乎无分轩轾,甚至犹有过之。杜赞奇(Pmsenjit Duara) 的研究指出:1725年,雍正皇帝下令,从各县所有祭祀关帝的道观、寺庙中,挑选最具规模者作为官方的关帝庙,即所谓的武庙,这些武庙又统归位阶最高的京师白马寺管辖。如此一来,关帝祭祀和祭孔一样,成为全国性的崇祀系统,文庙、武庙的制度也于焉确立。冒辟疆的关帝信仰,虽早在文庙、武庙并列国家重大祀典确立之前,却已充分反映出在一个儒生的生命历程中文与武交相为用的有趣趋向。
 
《梦记》和《答丁菡生询回生书》两篇文章,还有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主题,就是对梦境的细致描述以及对梦的预示效应的重视。梦在传统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都是和冒辟疆所身处的时代较切近的例子。但和这些文学、戏曲创作以及笔记小说的志怪传统不同的是,冒辟疆梦中的警讯和情境往往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实遥相呼应,并成为具体行动的重要依据。现实成为梦境的延伸,神启则变成实践的源头。《子不语》中的许多故事虽然虚实相间,但因为是在笔记小说的框架或文类中建构出来,不免给人姑妄言之的印象。而冒辟疆的记述虽然也充满梦幻、怪异的细节,但却被作者郑重其事、如泣如诉地当成个人的历史记录下来。
 
梦境对个人的历史产生影响,主要是透过“感应之理”这套机制,但除了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天人感应、阴骘延寿的语汇之外,《梦记》一文其实还强烈地反映出时代的印记。袁黄(了凡)功过格的影响在此清晰可见。功过格的起源虽然甚早,但一直要到明末才成为一种流行的善书类型,袁了凡则是让这种新形态的善书风行一时的关键人物。
 
根据袁黄在《立命篇》中的自叙,他原来相信人的寿殇、功名、子息都有定数,他求学过程中的经历,更是丝毫不差地印证了命者的预言。穆宗隆庆三年(1569)碰到云谷禅师后,才了解到定数可以转移。袁于是开始依照云谷禅师传授的功过格,积累善行,以期改善定命。他首求登科,愿以善事三千条回报,十余年后,善行完毕,袁也如愿在隆庆四年(1570)中举。次求生子,也以三千善事回报,万历九年(1581)长子出生,袁黄开始以五年的时间 完成三千善行。接下来,他提出更大的要求:如果进士及第,愿以一万善行回报。万历十四年(1586),袁进士及第,并开始为了如何累积一万功的善行而伤神,后来还是根据梦中神人的指点,合县减粮,嘉惠万民而圆满完成誓愿。
 
袁黄在1601年发表《立命篇》后,在读书人间引起极大的回响。在17、18 世纪之间,各种名目、版本的功过格不断出现,条目也更趋繁复。但基本上,所有的功过格都分成功过两个部分,并按照善行、恶行的大小,给予如一、五、十、百、千功(过)等的奖惩。这一套将功过转换成数字,并据以为奖惩标准的思想,在《抱朴子》已见雏形:“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但到了明末,原来简单的数字与功过的换算,发展成更繁复的数字与德行的对应关系。《梦记》一文写于1638年,距离袁黄发表《立命篇》有三十多年,其影响随处可见,除了“行善格以莲池大师、了凡先生为主,小为增减”外,连禅师开示、梦中神人指点迷津等情节,都有类同之处。由此我们不难归纳出明清士大夫生活经验中的一些共同要素。
 
在《梦记》中最能反映功过格精神的莫过于对数字细节的记叙。除了移植《立命篇》行三千善与行万善的基本架构外,冒辟疆对数字的讲求,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贷得钱六千文,施乞者。又贷钱十八千六百文,施乏食狱人。贷银二十六两,买旧棉衣一百一十九件,施僵卧雪中者。”“买米面易钱斋僧二千余人,济贫八千余人。计余前七阅月所行之事,救患难疾病冤狱十三命,施布被棉衣裙裤共二百零七件,棺二十口,药三千余服,茶四十一日, 米麦六十三石零,放生二千七百余命,焚化路遗字纸二十九斤四两。诵经施食 与赈济乞丐、狱囚、贫不能婚嫁、旅人流离不能归者,共银一百一两七钱,钱五十二千零,合之为万善圆满。”原本恍兮惚兮的感应之理和宗教体验,在此却用精确无比的数字和计算转换成极度功利的交易。
 
 
《梦记》和《答丁菡生询回生书》显现出两种不同的天人感应的模式。前者是由梦兆、命相等超自然的现象启动感应的机制,然后再经过一套特定的信仰体系,借由俗世的善行来感动神明,化解超自然力量所预示的危机。后者则在表面上是以儒家的道德理念——不管是不忍人之心、良知良能或经世济民——为基点,在现实世界积极行善,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引发危机,由此启动感应机制,借着超自然力量的协助得到救赎,虽然在这一套模式中,善行的驱动力本身可能已经掺杂了果报的宗教成分,但基本取向却符合儒家的道德理念,行动的内容也忠实地反映了我们对地方士绅的期待。
 
但不论启动的机制是儒家的道德理念还是超自然的宗教信仰,在整个如梦似幻的感应过程中,冒辟疆作为儒生的现世关怀——特别是孝道与经世济民——和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两个主旋律却是始终相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我在这里所强调的儒生与宗教、道德与神怪、现实与超自然以及善行与神迹的对应关系,无疑是冒辟疆生命历程中一个极其突出的特色,但却不意味着宗教体验在冒辟疆的生活中不具有独立自足的存在空间,而必须完全依附于儒家的现世道德关怀,以感应的形态出现。揭示了冒辟疆、董小宛乱世姻缘的关帝签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签诗反复预示的命运固然同样玄妙、灵验,却是独立运行,无法借由任何人为的力量来改变。而从“余自幼师事关帝,屡有异征。”“弟子虔事帝君二十八年。”"又高呼关帝君,弟子虔奉尊神三十年,生平自审无过,惟神知我。”"余每岁元旦,必以一岁事卜一签于关帝君前”③等记叙来看,关帝信仰根本就已融入冒辟疆的生命之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等到非常的危急关口,借由超凡感应来特别彰显其存在。
 
由于冒辟疆对日常生活和神秘的宗教体验的细节,有着超乎寻常的偏好与记忆,我们也因而得以借着这些丰富的资料,去重新建构一位17世纪文人、儒生的生活历史。冒辟疆的个案,对我们了解宗教在明清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参照点。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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