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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内地会初入贵阳
发布时间: 2020/2/20日    【字体:
作者:编校/亦文
关键词:  一八七七年 内地会 贵阳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亦文
 
引言
 
1875年,戴德生在病榻上为福音尚未传及的九个中国省份祷告,求神兴起十八位同工愿意两两结伴进入这些未知之地。同年10月,一位年轻的伦敦商人放弃英国的生意,响应东方马其顿的呼声前往中国,成为“十八士”之一。他的名字是James Broumton,内地会宿将祝名扬(Charles Judd)的妻舅。我们从祝名扬夫人的文字[1]中可以感受得到,她是一位善于沟通款待、常常鼓励人、成就人的姐妹,她的弟弟最终到中国与她相聚和同工,一定有她的一份功劳。赴华宣教史上,有许多子承父业、兄终弟及、姐妹同心、母女相依的故事,不过姐夫与妻舅并肩同工的可能并不多见。这位伦敦商人来到中国后,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巴子成,并于1877年1月2日随同姐夫祝名扬自湘入黔,2月20日抵达首府贵阳(Kwei-yang)。[2]
 
自古以来,贵州(Noble-land)便是神州大地最贫穷落后的省份之一。地处云贵高原,素有“地无三寸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又因立体气候明显,“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对长途旅行的人来说,是特别的挑战。加上各族杂居,也形成了复杂的人文环境。关于“贵州”这个省名的来历,有三个传说,反映了这个地区的贫穷、偏远和民族问题。第一个说法:因为该省群山环抱,交通不便,运送物资不易,造成百物昂贵,故称“贵州”。第二种说法:宋朝年间(公元974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所领矩州之地归顺,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第三种说法:宋末,黔中彝族建立的“罗氏鬼国”依附宋廷,因“鬼”字不雅,转音为“贵”。
 
不仅如此,在内地会进入贵州的前几年,贵州刚刚经历了一场长达18年的“苗乱”(1855—1872)[3],黔东南一带苗族聚居区受难尤其惨重,百废待兴。大片耕地被弃置,通衢大道沿途十几里往往除了碉堡和兵营之外荒无人烟。种种萧瑟遗迹,都诉说着同一个悲惨的故事。总而言之,对中国汉人来说,贵州是一个被发配或贬谪的人才会去的荒蛮之地;而巴子成的目的地,就是“未得九省”中这样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初遇苗民[4]
 
祝、巴两人第一次看到苗民,是在贵州省黄平县(Hwang-ping)附近的东坡村(Tong-po)。一群健美的妇女在溪边洗衣服,举止神情明快活泼,让人一眼就认出不是汉族妇女。第二天他们来到黄平,因为当天是中国新年而无法继续赶路,他们很快发现县城里住有苗民。当他们把一份福音单张递给屋门口的妇女时,一名苗族男子出来请他们进去坐。屋内八名男子围着一张小桌坐在矮凳上,桌上摆满各种美味佳肴,和汉族过年期间享用的不相上下。当宣教士们进屋时,众男子都站起来。妇女们站在男子身后,但没有像汉族妇女那样躲开。他们唱歌时,其中一人似是领唱,其他人随时加入进来,类似合唱。每人面前都有一杯酒,供唱歌间隔时啜饮。有一名男子略懂一点汉语。据他介绍,这些歌谣都是代代相传的史诗。对西方人而言,这些曲调极其狂野怪异,完全不同于中国汉族或西欧人的歌唱。苗民恳求远方的客人入席,被婉言谢绝;他们又劝酒奉茶。两位宣教士离开时给其中一个孩子留了一点点钱。没走多远,就有一名男子追上来,两手抱满糕点。当汉人同工一律拒收时,他看上去有些失望。
 
祝、巴二人抵达贵阳时,发现当地已有一位来自英属泽西岛的西方信徒,麦士尼(Mesny)将军[5]。这位传奇式的基督徒军人娶了中国太太,并受清廷聘用,驻守贵阳。麦将军邀请新来乍到的宣教士们住在家里,并出面为他们租赁布道场地。福音事工在贵阳有了一个较为顺利的开始。麦将军虽曾协助官军镇压苗乱,手下仍雇有好些苗民。祝、巴二人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苗民共有72个部落,讲不同的方言;有些部落从衣着上便能辨识。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黑苗,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衣服都是深色的缘故而得名。由于近年来被官兵征服,男性苗民不得不剃光头、改穿汉服;妇女们则仍保留着本民族的衣裙。
 
宣教士常从汉人口中听说他们是野蛮部落,但是祝名扬觉得除了不认识基督这一点可以算作未开化以外,苗民一点也不粗野,只是很少有人懂汉语。他进一步认为苗语接近缅甸语[6],因为当缅甸大使途经贵州时,发现能听懂苗民说的许多话。也许因为与鸦片接触得少的缘故,苗民的肤色比汉人红润,也更有活力。祝名扬在记录这些观察的同时,也恳求神差派更多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带着爱来向苗民传福音:“任何为此而来的人都应该直奔贵州,开始学习苗语。这是一个带有活力和灵气的民族……他们可能在汉人手里受了很多苦,直到忍无可忍,才成群结队地从山上隐居之处冲下来,烧毁汉人许多城镇,留下大片荒芜的废田。汉苗战争结束后,无数船苗人妇女和孩童被汉人押走,卖为奴婢,或作他用。愿福音很快就能传到那些剩下的余民!”
 
抵达贵阳第六天(2月26日),巴子成目睹了苗民一年一度的节期[7]。当他们走近集会的田野时,便看到一群年轻男子守在山坡上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吹奏一些竹管制成的乐器,听起来像风笛,还有很多盛装的妇女,约召集了250人。第二天才是节期的正日,但苗民们会日以继夜地待在田间,直到第三天才分散回家。当巴子成发现苗民不像汉人那样受到祖先崇拜等偶像崇拜的束缚,便深信圣灵在他们中间大有可为。
 
独守贵阳[8]
 
巴子成此时到中国才一年多,却表示愿意一个人留下来,祝名扬也真的放心得下他,在麦士尼将军家只停留了十天,就返回武昌。1877年3月2日起,这位不满27岁的年轻人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驻守贵阳的西方新教宣教士,离他最近的一位西方同工远在八百英里之外。孤独的巴子成,以一双新人的眼睛打量着这个新环境,并默默地写进日记中:
      
2月28日。今天去看了一下供我们租用的那套房子[9]。位置很好,如果带有二楼的话,还可以看到城西群山和大部分街市。不到一周,砌砖匠和木匠便在租下的房子里开工,拆除店铺的旧装修,准备改造成礼拜堂所需的木材。
 
3月23日。一名姓裴(Peh)的人登门造访。五年前循道会(Wesleyan Mission)的沙牧师(Mr. Scarborough)[10]在汉口为他施洗,他至今已在贵阳住了四年。我非常高兴地发现这里至少住着一位土生土长的基督徒,罗马天主教徒群体中虽有不少虔诚信徒,但他们对所属教会的错谬之处毫不知情。
 
3月28日。昨天在街上遇见的一个人今天来找我。他说自己曾在香港一位德国宣教士主持的差会学校读过几年书,也是该宗派的会友之一。约在三年前,他回到老家贵阳;但是,从他所说的来判断,我担心他并未竭力为主发光。或许神会使用我们来坚固和重建他。常有三教九流不同的人来拜访我,因此总有机会与他们分享神的爱。
 
4月1日。今天早上是复活节主日,我想应该去看看天主教大教堂的弥撒礼拜,所以我就参加了他们七点钟的弥撒。大教堂矗立在府城北区,也是全城最显眼的建筑。[11]大堂主体呈哥特式风格,末端则是中式。尖顶是一座塔,内置鸣时钟。内饰高雅,拱顶造型优美。大堂中间从上到下隔成两部分,将男女分开,因为中国的礼节不允许男女不加区别地坐在一起。没有长凳也没有座位,只有低矮的脚凳供人屈膝,所以前来瞻礼者不是站立,便是跪拜。崇拜的形式和母国大致相仿,但是礼服和法衣则剪裁成中国样式。主教[12]启动弥撒,一大群瞻礼者领受圣饼。我觉得总有八百名男子在场;我当然看不到女信徒,但我一路走来,经过不少来瞻礼的女子。[13]听到他们在院子里放鞭炮的声音,我颇感惊讶。这是在寺庙里拜偶像时常见的迷信习俗,我觉得天主教徒这样做,已与异教相去无几了。有人告诉我,到了晚上,他们放的鞭炮更多。
 
4月4日。今天中午,我们开放礼拜堂宣讲福音。因为没有在外面贴告示,只有三四人进来。这座礼拜堂(或曰布道所)是木建筑,可坐得下五六十人。求神赐福,让很多灵魂能通过这个卑微陋室里宣讲的话语而重生。我们计划每天中午开门布道。
 
4月8日。两天前,我们在礼拜堂门口贴出告示,表明每天都会开放,欢迎大家进来。结果来的人就多起来了。哦,我多么渴望能把当地话学得更好,这样就能更清楚地告诉他们,神的恩典如何带来救恩。尤其是今天,进来很多听众,我讲道时也发挥得很好。因为当地天主教徒的人数很可观,许多人对福音都略有所闻,至少知道有一位神和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其中一些人提出颇有深度的问题。若神许可,他们很快就会领受到能够带来救恩的知识,认识永生真神和祂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可怜的人们哪,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何等苍白可怖的永恒,“没有指望,没有神!”(弗2:12)这里的人们大都是鸦片瘾君子。当你走街串巷时,便能在大多数路人脸上看到鸦片的毒害。罂粟已经成为云贵两省的主要作物。偶像崇拜在这里也很盛行。邻近山岭上寺庙的数量足以证明偶像崇拜之普遍。过去几天,游行的队伍穿街过市,前往寺庙,为要在那里唤醒那些不听乞求不降沛雨的各路神灵。
 
我很感恩地说,和我在一起的售经员饶师傅(Yao Si-fu)[14]看起来又机敏又喜乐。为他代祷,甚愿他始终如此。我们两人都需要保持非常谦卑,无论如何都不能因神帮助了我们的缘故而妄自高大。我担心在邻省广西(Broad-west)开拓工作将困难重重。过去三年天主教徒在两省边界徘徊伺机,但始终未能在该省觅得立锥之地。那里的排外情绪严重,因为当地人把在广西爆发的太平天国之乱归因于外国人。贵州北面的四川省(Four Streams),可以让我们进入西藏。每隔三年,都会有一些藏人到四川首府进贡。如果能够见到他们,可能会获得有关藏区的宝贵信息。
 
4月9日。傍晚时分,一场暴风雨席卷全城。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狂风怒号。我们房屋前面的纸窗很快就被淋坏。前面两个房间瞬间就被雨水浸没。其实,屋里所有的房间都进了水,土质的地面一片狼藉。
 
4月11日。我们早上在礼拜堂里谈道时,一位姓黄(Hwang)的年轻人颇感兴趣。他问了几个问题,又说希望等礼拜堂关门后再过来谈道。我们当然一口应允。傍晚时他果然来了,还带来两位朋友。饶先生和我跟他们做了一番有趣的长谈。中国人对儒家之说信念之坚定令人讶异:孔子的著作成为我们最大的障碍。孔子的书中当然有许多道德和善意的教导,可惜成千上万研习此道的儒教弟子有多少人能行出这些训诫?一个也没有。因为人心是堕落的,无法结出好果子。他们的想法非常明确:那就是,再不可能有比孔夫子更好的学说了。求主指教他们,使他们看到这些“人的教导”根本无法拯救自己的灵魂,也求神使他们弯下骄傲的颈项,负上主的轭,因为主是柔和谦卑的。还有一位姓范(Fan)的年轻人,之前已经来过多次了,好像对福音很感兴趣,我们祷告时他也在。
 
4月13日。早上有一个从大定府(Ta-ting-fu)来的人,到礼拜堂买了几本书。大定府位于西北方,距此有六天路程。买书人邀请我们去那里看看,说他在县衙门有人,如果需要,可以帮我们找房子住下来。那里附近有许多苗民村寨。
 
昨晚暴风雨中,一道闪电击中了城里的一个火药库(power magazine),引起爆炸,周围房子损失惨重。据我所知,尚未有人因伤致死。今天我听说,本省的天主教神父正在举行一个“退修会”,地点就在位于城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圣母堂”。[15]目前已有24名神父抵达(也有人说是28位),还有两名在路上。[16]什么时候贵州省新教宣教士也能达到这样的人数?
 
4月16日。今天来礼拜堂的人很多。如同圣经里记载的古雅典人一样,有人讥诮福音,又有人愿意再听,甚愿他们当中也有人能相信。[17]
 
4月19日。傍晚,那位范姓年轻人又带来一位王(Wang)姓朋友参加祷告(此人有秀才功名,已经来过几次)。饶师傅拜访过范先生,他告诉我,范家看不到任何偶像或祖宗牌位。范先生说,他听了福音后,就回家劝同住的母亲和舅舅撤掉偶像。饶师傅还提到,因为王秀才现已不拜家里的偶像和祖宗牌位了,他的兄弟还和他争吵过。
 
4月22日。早餐前在城外散步时,我们看到一株枯朽的老树,上面挂了许多双女鞋。据说,观音曾在此树下向人显现,因此,许多人来此求子,并把鞋敬献给观音。我们又走进小河边一所庙宇。房舍多处覆盖攀缘而生的玫瑰,花香浓郁。庙里有一口远近闻名的大钟,钟身铸有许多黄铜佛像,据说有一万个。庙宇显然建在风景最秀丽之处,又因园子打理的好,鲜花盛开,故颇引人入胜。
 
散步回来,我们进行了早崇拜。我很感恩地说,在这里传福音的过程中我受到很大的鼓舞。现在断言谁接受了真理还言之过早,但我对两位慕道友抱有很大希望。许多人问我们会不会去走访一些县城。天主教徒的行踪几乎遍布全省,如果我们能赶在他们之前在一些城镇站稳脚跟,可以算是件了不起的事。然而当我行文至此,这个痛苦的事实摆在我面前:“做工的人少。”(太9:37)真的很少!什么时候工人们会涌现出来收获等待他们收割的庄稼?我实在赞美主保守我在这里的快乐。我想你们若知道我毫不孤独的话,也会喜乐起来。
 
4月26日。过去四天,我的身体一直很糟,今天有所好转。城里现在很多人生病,发水痘、发热等等不一而足,无疑和春季雨水较多有关,这里的房舍在通风和排水方面都很差。
 
4月27日。今天礼拜堂关闭后,我和一位唐(T’ang)姓朋友畅谈了许久。他问了些颇有深度的问题,又说他在一位朋友家看到过我们的几本书。参加今晚祷告的人数超过以往。
 
4月28日。今天来礼拜堂的人很少。附近一座庙里在唱戏,戏台对当地人的吸引力显然远远超过福音,在圣灵赐予他们属天生命之前,他们的兴趣仍然是属肉体的。一位姓余(Yu)的士绅劝我用这里读书人的典章传福音,可我说,神的福音不需要借助人的方法。
 
5月8日。不断有人来到礼拜堂:这些被罪蒙蔽的可怜灵魂,甚愿他们也能够来到基督面前!是的,即便在这个地方,主也必定会为自己名的缘故选召出一群祂的子民。
 
5月26日(周六)。过去一周,来礼拜堂的人不是很多,但有少数几位每天都来。我们应当重视向两三人宣讲福音的殊荣。他们从未听过福音,因而比我们更珍惜这样的机会。今天下午我听到一声敲门声,向外一望,看到是麦卡悌先生(McCarthy)。因为欣喜过度,一开始我就像罗大[18]一样忘了开门,从门栏上面伸手过去和他相握。他从四川首府重庆过来,经过长途跋涉后来到一个可以安静休息的地方让他也很高兴。
 
5月27日(周日)。早上的会谈很好,有三位慕道友参加。下午得到消息,说麦士尼将军等的货已经送达,包括几箱基督教书籍和小册子,是麦士尼将军此前订购的。他好心地把这些材料转交给我们,让我们根据需求随意分发。这份礼物非常及时。因为麦卡悌先生带的书已经卖完了,他一直以为能够在我这里添补一些,而我自己的存书也所剩无几。晚上,我们在麦将军那里一起祷告,今晚是和这位亲善良友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愉快的周日傍晚。
 
5月28日。麦士尼少将(Major General)今早离开贵阳府。他前来和我们道别,并留下一些东西由我保管。我们一起做了祷告,依依不舍地分手。自从离开英国以来,我从未像今天这样伤感惜别。他是如此一位令人喜爱的良友,和蔼可亲,满有基督徒的爱心,给我带来不少喜乐和安慰。麦卡悌先生的到来也令我十分欣慰,不至于一个人太感孤单。
 
5月29日。今早我高兴地看到四位老太太走进礼拜堂。她们坐了很久,其中有一位好像很能听懂我们说的话,并转述给另外几位。我盼望有人能服事这里的妇女。晚上,我正和麦卡悌先生聊天时,慕道友范先生来了,很快说到他遇到一个小麻烦,想听听我们的建议。他说,大概24年前,他父亲(也可能是祖父)借给一位朋友30两银子,对方一直都没有偿还。范先生现在急着想讨回这笔债。他父亲已经过世,借钱的人也已过世,借钱人的儿子拒绝偿还,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当时他只是个孩子。说到一半,有人进来了,范先生就先走了。后来,他又把这件事说给饶先生听,饶先生说我们不会干涉这类纠纷。我非常担心,唯恐范先生的想法是我们会像天主教神父帮助当地皈依者那样帮他。如果确实如此,我会非常失望,因为本来以为他是真心求道的。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学到,对于遴选信徒受洗一事要倍加小心,耐心等候神的引领。
 
5月31日。从昨天起,麦卡悌先生的身体一直欠安,又是发热,又是头痛,连起床的力气也没有了,今晚上有所好转。今天有一封我期待很久的信件寄到,得知有三位弟兄正在前来与我相聚的途中,令我欣喜不已。不过,鱼爱德(Fishe)和花国香(Clarke)两位先生还要继续前往广西。好在至少有一位弟兄会留下来陪我,这样的安排已经好过我的预期了。
 
6月3日(周日)。今早的崇拜由麦卡悌先生主礼。下午进教会的人很多。饶师傅身体不适,症状和麦先生一样。
 
6月17日(周日)。上周四早晨,麦卡悌先生离开我们前往云南。那天晚上,有一位张姓先生(Chang)上完最后一课,申请受洗。我甚愿他是真诚求道的。今早,张先生和饶师傅都参加了崇拜。结束后,我和张先生谈了一会儿,考问他对洗礼含义的认识,并很高兴地发现他的理解很正确,显然我借给他的书,他认真读过了。今天有几位士绅进厅房来听道,但因过于骄傲而听不进去。其中一位显得特别激动,说话又多又快,我们一个字也没听懂。他问了很多问题,却又不给我们时间回应,反而自问自答说了不少——当然他对自己的回答十分满意。他坚持说,福音和儒学完全相同。我想到那句谚语:“不愿意看的人,才是最瞎的人。”
 
6月20日。今早散步时看见一株树。这株树最近变得远近闻名,成为受人敬拜的对象。据说,上个农历月(last moon),有位官员的夫人患病。官员梦见一个人向他显现,说能治好夫人的病。官员问他的姓名和住处。这人答说,他的名字叫“青”(即“绿色”),家住北门外,石家的井旁。官员起床后,发现夫人已经痊愈,自然归因于梦中之人的回春妙手。他满怀感恩前去寻访此人,为家眷蒙福一事聊表谢意。到了梦中所说的地方四下打听,邻居们都说,附近并没有叫这个姓名的人。一无所获的官员失望之际,忽然看见一株大树,春季的新芽绿意盎然。“啊!”官员恍然大悟,“明白了!这棵树就是‘青’,肯定是树仙治好了夫人。”他连忙向树下拜,在树上贴了文告,盛赞其德,并祈祷树仙日后常年保佑。消息传出,众人纷沓而至,拜树祈愿,把心愿写在红色纸条上,挂在树上和旁边的一堵墙上。现在,已经集有数百张纸片,几乎贴满了树干和墙面。我在那里时,恰好有位妇女赶到,从轿上下来,见树就拜。另一位在旁伺候的妇女(无疑靠售卖香烛纸钱赚了不少钱)帮忙烧纸、点蜡、焚香。一个在旁的道士也来协助,接受善男信女们的供品。大概过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建起一座圣坛或庙宇。
 
因为贵阳不在水陆交通枢纽之上,鲜有西方人经过,如前文巴教士日记中所言,初驻贵阳的四五个月中,他只见到过两批英国同工。第一位是5月26日叩门的内地会宿将麦卡悌(John McCarthy)[19];第二批是将在6月27日联袂而至的三名宣教新人:花国香(Geroge W. Clarke)、鱼爱德(Edward Fishe)和“另一位弟兄”。
 
从麦教士发表在《亿万华民》中的信件与日记中,也可一窥当年福音进入贵州省时所面对的世道人心。麦教士的旅行计划是从上海横穿中国内地前往缅甸,从四川到贵州这一段他走的是清初修建的渝黔古道。[20]他和中国传道人褍灵(Ts’uen-ling)于5月10日(周四)从重庆启程,在渡江南下的路上,赶上一大群也是去贵阳府的人,乃是一名官员带着家眷和随行。在同行的数日中,麦卡悌借机向他们谈论福音。他还遇见一位花甲老人,拿出一本祝名扬经过此地时送给他的书。他们一路走、一路传,沿途经过綦江县(Ki-kiang hien)、桐梓县(T’ong-tsi hien)和遵义府(Tsun-I Fu)等地。进入贵州境内后,山岭越来越陡峭,乡野也越来越荒凉。[21]沿途有两种景物常常刺痛麦教士的心,一是天主教堂,二是遍地罂粟。
 
在遵义府过夜时,麦卡悌和一位将要前往贵州南部上任的四川籍地方官谈论一番。此人年仅58岁,却因过度吸食鸦片而神色枯槁。麦教士注意到他一天之内有好几次把轿子停在街边,自己躲到别处过鸦片瘾。麦卡悌说,如果人人都信耶稣,就没有人会种植鸦片,贩卖鸦片,或者吸食鸦片了。官员听完淡然一笑,显然认为这种完美的世界太过遥远,因为这里半数的人都在吸鸦片!提到鸦片的种种恶果,他也严词谴责,当听说英国人也在鸦片贸易上有份时,他表示惊讶。官员很快终止了谈话,说需办理“要事”,无论麦教士如何苦劝,都没有办法阻止他。
 
麦教士在旅行日记中写下他的感叹:
      
看来,贵州省要想恢复以前的富庶,还要假以时日。当地种田的主力,以及路边经营客店的,都是四川过来的移民。[22]地方官本有责任鼓励移民,朝廷也拨了大笔银子赈济有需要的百姓,有牲口借给他们用,如此等等。哎!嗨!可惜,这些贪婪的官员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敛财,短短几年的任期结束时,当地民生毫无改进。可怜的中国!
 
5月26日(周六)下午,麦教士一行人经过了一个强兵把守、坚不可摧的关隘,即贵阳府城北面的防守重地。关隘四周几乎都被高耸的山峰包围,非常壮美,山顶一度遍植参天大树,不过为防备苗民藏身,早被砍伐殆尽。不一会儿,褍灵望见了欢迎的标识,原来,贵阳福音站到了!按前文巴子成的日记可知,麦教士到达贵阳后,生了一场热病,主持了一场礼拜,并于12天后(6月7日)重新启程前往云南。[23]不仅如此,麦士尼将军也离开贵阳,前往成都。[24]巴子成一下子失去了两位朋友。
 
好在,这次只需再等候20天,他便盼来了三位新人。[25]一周之后,巴子成护送花国香、鱼爱德两人重新启程,原来驻扎在贵阳的饶师傅陪同他们前往广西,“另一位弟兄”和朱传道则留下来协助巴教士在贵阳的事工。虽然巴教士之前担心广西官民因为太平天国的缘故会排外,但花、鱼两人在桂西大城小镇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反而有机会和其他差会的宣教同工商讨建立新的事工中心。约两个月后,鱼爱德在返程途中感染了风寒,提前回到贵阳养病,但身体仍然每况愈下,竟于9月18日溘然去世。在病床边陪伴他度过生命最后时刻的同工们,眼睁睁地看着曾经同吃同住的好弟兄呼出最后一口气,心中悲痛难以言表。短短两个月前,鱼教士第一次来到贵阳时发出的信里还满怀憧憬地写道:“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使我们来到中国,并在这里永远工作下去。”[26]《亿万华民》的编辑万万没想到,在排版这封鱼教士家信的同一页上,也会刊登他的讣闻!鱼爱德是九省同工中第一位去世的,贵阳城东门外,出现了第一个新教基督徒的坟头。站在新坟前,浮现在同工们心里的是马太福音24:44:“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译者感言
 
读完这些一百四十多年前的信件,想必今天的读者和当年英国读者一样会对几件事印象最深刻:
 
1、贵州的天主教
 
从利玛窦的时代起,天主教修士在中国的传教策略便是“本土化”,一部分人深入内地的草根阶层,另一部分人走上层路线博得皇室和官绅的好感。三个世纪下来,虽然逼迫不断,但在民间一些地区已经立定脚跟。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6),贵州境内就成立了一个约二十人的小教会。[27]到了内地会同工自渝入黔时,发现沿途已有不少天主教站点,单贵阳一带,便建有五座教堂:北堂、南堂、圣斯德望堂、六冲关圣母堂和青岩天主堂。天主教的普及,一方面可视作一种福音预工,很多人即便不信教,也对福音的信息不陌生,甚至开始思考一些有深度的信仰问题;另一方面,天主教友可能更难转变成基督徒,天主教修士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包揽词讼的做法,也诱发当地人带着不良动机进入教会(如范先生),对本土文化的过度妥协(如允许祭祖),甚至纳入迷信习俗(如弥撒时段放鞭炮),都促使宣教士们加倍提防各种“法利赛人的酵”。天主教在云贵川这些偏远地区的发展和生根,既是对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的“鼓励”,也是对他们的挑战,更是对内地会宣教策略的质疑者的有力反驳:如果天主教修士们已经这样做了两三百年,并发展了那么多信徒,为什么今天的基督教宣教士还在固步自封,而非奋起直追呢?这样的问责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教会,“做工的人少”这个痛苦的事实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一些异端和极端教派(如摩门教)积极地推广教义,信徒们甘心奉献若干年日专职传教;如果基督徒认为自己的信仰是使人能真正得救的真道,岂不应该以更大的热情,付出更大的代价投入宣教和福音事工吗?
 
2、贵州的鸦片
 
鸦片自明末入华,到清末已泛滥成灾,甚至连云贵高原也难以免祸。难怪早年的宣教先驱会感慨万千:中国内地,鸦片商去得,军人去得(如麦士尼将军),探险家去得(如吉为哩),神父修女去得;一旦福音勇士准备前往时,却会引发很多批评拦阻的声音。结果便是,福音跟在鸦片后面进城,错误的教义先入为主,游记比宣教报道更早发表,兵工厂建立在礼拜堂之前。很多中国人,上到高官,下到草民,说起鸦片之害都严辞谴责,但同时也都沉湎其中,无力自拔,甚至炮制土鸦片,取代“洋烟”,从中牟利,再次证明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摆脱罪恶。麦教士曾看到,城外乡民成群结队地带着自产的鸦片卖给城里人,简直是一副让人不寒而栗的图画。同一集市上,麦教士带着中国同工出售分发福音书籍和单张,似是黑夜中射入的一道曙光。
 
3、贵州的苗民
 
和汉人相比,贵州的苗民既没有被儒释道驯服,没有受到天主教的影响,甚至也没有被鸦片毒害,仍然处于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状态。虽然当时内地会宣教士们对苗民的观察还只能算是惊鸿一瞥,但是作为外来人,他们比偏见深重的汉人更能客观地欣赏苗民的淳朴和健美,他们对英国教会的呼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年(1888)后,一位叫党居仁(J. R. Adams)的内地会宣教士来到贵州服事苗民;又过了11年(1899),当地成立第一间苗族教会。“好消息”在苗民中传开,远在云南境内的苗人千里迢迢赶到贵州听道,党居仁写了一封引介信,请他们带着去云南昭通找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 Mission)的宣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因着这几位苗族慕道友的到来,柏格理把福音站迁移到了云贵交界处的威宁,这便是“海外天国石门坎”的滥觞。两位隶属不同差会的宣教士的良性互动,造就了云贵两省的“苗疆大丰收”。党、柏两人在1915年相继去世后,苗族教会仍然不断成长。
 
1877年由黔入滇的经历也给麦卡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影响了三十多年后内地会的一个重要决策。1909年,内地会上海总部的负责同工,鉴于禾场大、工人少的痛苦现实,决定搁置云南的事工。当时已八十高寿的麦卡悌据理力争,终于获准在宣教新人中寻找人选,于是挑中了一位叫富能仁(J. O. Fraser)的青年。身材矮小壮实的八十老翁和又高又瘦的青年才俊结伴来到缅甸八莫,再从那里骑骡北上进入云南。两年后,麦卡悌去世,富能仁则在云南腾冲留下来,又从那里进入大峡谷,成为“傈僳人的使徒”。今天,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漠视,仍是很多地区汉人教会无法克服的盲点;而基督工人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也是很多宣教事工难以突破的无形屏障。如果有一天,汉族信徒能够像西方宣教士那样用欣赏的眼光观察身边的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基督工人能够像党居仁把苗民引荐给柏格理那样把慕道友转介给其他机构,老少同工能够像麦卡悌和富能仁那样舍命力保偏远地区的宣教版图,或许也是神国迎来新丰收的前奏了。
 
4、神秘的“另一位弟兄”
 
写到历史中的这一页,不得不提一提文中那位无名的英国弟兄。读者应该记得,六月底到贵阳宣教站投宿的有三位弟兄;埋葬完鱼爱德之后,花国香独自返回镇江,留下“另一位弟兄”在贵阳陪伴巴子成。这位神秘弟兄的全名是Robert Landale(暂译岚伯特)。《亿万华民》之所以对之语焉不详,乃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正式加入内地会。岚伯特是富家之子,毕业于牛津大学,当他产生赴华宣教的志向之后,他在爱丁堡高等法院做律师的父亲建议他先跟着戴德生到中国看看,再做最后决定。这或许是内地会历史上最早的“异象之旅”(vision trip)。这位比巴子成早一年抵华的青年才俊,与内地会这一宣教群体同甘共苦,鱼教士的新坟没有把他吓倒,湘黔人的排外敌意也没有把他吓跑[28]。岚伯特在中国一待就是七年,娶宣教士之女[29]为妻,婚后北上山西太原服事,返英述职期间,正好赶上“剑桥七杰”加入内地会的盛况,这位牛津老校友,与众多剑桥人配搭,在英伦三岛的大学生群体中推动宣教运动。
 
1877年的贵阳,福音姗姗来迟,但是预知万事的主,已经在永恒中为神州百姓预备了众多属灵福分:巴子成独守孤城,祝名扬重回武汉,麦卡悌终抵八莫,鱼爱德葬身黔土,花国香孤身返润,[30]岚伯特义无反顾;而多年后的“双仁传奇”(贵州苗疆的党居仁和云南傈僳的富能仁)也在这一年埋下了伏笔——这就是内地会宣教士群体跨越时空的行军图。
 
 
 
 
[1]祝夫人的宣教报告可参看:Mrs.Judd, “Wu-Cha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 1877, 98-101。编译版载〈一八七七年内地会在武昌〉,《教会》73,2018年9月,95-104。
 
[2]此行的原文记载为“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Judd and Mr. Broumton,” 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64;”Journeying in Hu-nan, Kwei-chau, and Si-chuan: Extracts from thediary of Mr. C. H. Judd,”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877,126-30。编译版载〈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五)〉,《教会》50,2014年11月,76-80;〈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六)〉,《教会》51,2015年1月,80-88;〈一八七七年内地会宣教士湘贵川巡回布道旅行日志〉,《教会》72,2018年7月,101-12。
 
[3] 1855年(咸丰五年),台拱(今贵州台江)官吏擅自提高粮钱折合标准,从斗粮折钱四五百文增至两千余文,苗民要求按旧例纳粮,减免新增的赋税,遭到镇压。苗民张秀眉在台拱西部起义,其他少数民族陆续加入,队伍一度发展到几十万人。1870年(同治九年)4月,清廷调集湘、黔、川三省兵力发动总攻。张秀眉于1872年2月被俘受死。
 
[4]综合以下资料:C. H.Judd, “The Miao-tsi – First Meeting with Miao People,” and J. F. Broumton, “Further Particular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Feb 1878, 29-30.
 
[5]全名 WilliamMesny (1842—1919),中文名麦士尼,字为能,1859年自英抵港,曾被太平军截留。1868年起被清廷聘为“武教习”,随军援黔,镇压苗乱,后转战新疆等地,在广州主掌两家兵工厂,在上海开办洋通易行并代理铁路公司。他先后获得清廷“赏戴花翎”(1870)、“巴图鲁”称号(1873),三代二品封赏(1885)和宝星勋章(1890)等嘉奖;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皇家园艺学会和帝国学院会友,热爱旅行和探险,娶中国女子韩凤兰为妻,几乎走遍中国各地。主笔并发行《华英会通》(Mesny’s Chinese Miscellany)期刊,并发表自传《一个在华英囚的生活与奇遇》(TheLife and Adventures of a British Prisoner in China)。他在贵州期间积极倡导洋务,参与创办贵州第一家兵工厂和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6]原文注释中提到《亿万华民》曾连载在缅甸八莫宣教的索乐道(Henry Soltau)的日记,其中提到,缅甸王国通行语中的一种,和苗语很接近。他们的风俗和服装也和克钦人(Kah-chens)很接近。
 
[7]可能是苗族的芦笙节、花山节或爬坡节。
 
[8]按日期排序,综合了以下文献来源:J. F. Broumton, “Work in Kwei-Ya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878, 11-12 and Feb 1878, 28-29。
 
 
[9]内地会贵阳宣教站的地址是今天的贵阳毓秀路,参:阿信,《用生命爱中国—— 柏格理传》(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89。
 
[10]循道会差会全称为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沙牧师的全名为William Scarborough, 1865年来汉口布道宣教。
 
[11]这座教堂当为1876年重建的北堂主教座堂。
 
[12]这位主教当为1871年至1893年间任贵州主教的李万美(Bishop François-Eugène Lions,巴黎外方传教会)。
 
[13]《亿万华民》的编辑推测,当天这个天主堂的日夜两场弥撒,共有三千男女信徒参加;1870年,整个贵州约有八千天主教徒。
 
[14]饶师傅的全名拼作 Yao Shangda,在教会的事奉是售经员(Colporteur)。
 
[15]当为1874年修建的六冲关圣母堂。
 
[16]同治九年(1870)时,贵州全省共有主教1人,外国传教士15人,中国神父3人,修女27人,男女传教先生30人。
 
[17]原文在此借用了使徒行传17:32的表述模式,中译参考了和合本的译法。
 
[18]此指使徒行传12:12-15记载的事件,当彼得从监狱回到马可楼,使女罗大“欢喜得顾不得开门”,转身跑进屋向众人报喜。
 
[19]文献来源:Mr.McCarthy, “Missionary Journey from Chung-k’ing in Si-ch’uen Province to Kwei-Yang in Kwei-chau Provi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1878, 3. 麦教士原计划于5月7日启程去叙府(Sui-fu,今四川宜宾),先被一场大雨耽搁,接着帮忙挑运书籍的向导因腿疾而无法上路,加上中文老师也要返回安庆(Gan-king),所以他决定改道去贵阳。
 
[20]康熙六十一年(1722),明朝留下来的驿道改走湖南,渝黔古道被称作“官马大路”,改设塘(军事哨点)、讯(军事重镇)、递铺(无驻兵的集镇),每10-15里一处,约有三十处上下。光绪三十四年(1908),邮政开始取代古道。详参:申翔,〈古道悠悠:渝黔古道考察散记〉,《遵义日报》,2019年1月27日。
 
[21]渝黔古道的崎岖艰险闻名天下,康熙年间贵州巡抚佟风彩上书说:“天下之苦累者莫过于驿站,驿站之险远最苦者莫过于黔省。”
 
[22]明清两代“改土(土司)归流(流官)”的过程中,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贵州,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
 
[23] 7月2日,麦卡悌一行抵达云南,进城时褍灵递给守门人一份福音单张,解释了麦教士和同行人的身份,便获通行,并受到友好对待。8月26日麦卡悌成功地自东而西穿越中国大陆,到达内地会在八莫(Bhamo)的福音站,这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着实是一次艰辛漫长的传奇式旅行(参“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878, 14.)。
 
[24]麦将军此行,当为陪同William Gill(吉为哩)队长自川入缅的探险,他们从成都出发,经理塘、巴塘的藏区,以及云南大理,抵达缅甸八莫。麦士尼和麦卡悌的目的地虽然都是八莫,但是两人没有同行。
 
[25]这三位宣教士抵达贵阳前,已经在路上走了53天(“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878,14)。
 
[26] “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878, 14.
 
[27]乾隆二十年(1754),贵州务川毛田的一个生意人在四川信教,回家后劝说家人信教。两年后,四川宗座代牧范益盛主教前来务川,便以他家为据点,成立教会。
 
[28]可参看花国香三入湖南的布道旅行日记,原文:“Third Evangelistic Journey into Hu-n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 1877, 148-50;编译版载:〈一八七七年内地会宣教士湘贵川巡回布道旅行日志〉,《教会》72,2018年7月,101-12。当时岚伯特也在同行人中。
 
[29]岚伯特的妻子是英行教会(CMS)高富牧师(Rev. Frederick F. Gough)的继女Mary Jones,Mary原为宣教士John Jones 牧师的女儿,Jones牧师去世后,师母带着她改嫁丧偶的高牧师。
 
[30] 润是镇江的简称。
 
ji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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