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 宗教团体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与亚非民族教会运动的兴起
发布时间: 2020/4/17日    【字体:
作者:Klaus Koschorke
关键词: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 亚非民族教会运动  
 

 

1910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at Edinburgh 1910)习惯上被看作是基督新教现代普世运动的起点。然而,不太为人们所知的是,爱丁堡会议同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亚洲、非洲和西方教会的发展联系到了一起。因此,爱丁堡起到了一种中继站的作用,它将源于亚非新兴的差传教会(mission churches)的动力传到差会总部和西方教会,再把加强的动力传回原地。与特兰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相反,爱丁堡会议显然在亚非新兴的海外教会中已经有了先例。同半个世纪之后的梵二会议(Vatican Ⅱ)相似,爱丁堡会议不仅在西半球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在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亚洲有着更强烈的反应。在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基督教共同体进程中,爱丁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一、爱丁堡大会前的发展
 
19世纪被称作是基督新教传教运动的“伟大世纪”。与此同时,19世纪在许多地方也见证了当地基督徒精英的兴起。对于亚非拉教会的诞生,这些本土精英比在传统以差会为中心的历史学中所描绘的要重要得多。不仅在宗教领域,而且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他们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8071日的《非洲时报》(African Times)在论及西非时做了一个重要的评论:“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或多或少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接受了基督教的规范;在文明大军必将驾临无知野蛮的异教非洲时,无论其方法如何,他们现在而且将来也是不可或缺的先锋队。”他们通常自称是“受过教育的本土基督徒”。一般来说,他们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这些人是19世纪50年代以来旨在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海外本土教会的传教政策之产物。经传教而成为基督徒,同时为西方文明(偶尔也包括西方殖民主义)的诸多恩惠所折服,这些本土精英出乎意料地很早而且经常强调要脱离传教士的控制。
 
以印度为例,19世纪的传教运动已经催生了一个小型的基督教群体;尽管他们大多来自较低的种姓,但也包括社会中上层的杰出成员。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他们开始将自己组织起来,并逐渐以全印度基督教发言人的身份对外说话。他们组成了各种区域性协会,出版自己的杂志,评论本国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发展,并要求在差传教会的决策中有更多的参与。例如:1888年成立的马德拉斯本土基督徒协会(Madras Native ChristianAssociation),它由律师、教师、医生、职员等经济独立的社会高阶人士组成。其目的是鼓励“成员在政治、社会、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发展”,以及推动印度基督徒“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事务方面”的联合。它希望同印度其他地区(孟买、加尔各答、奥德[Oudh])的类似组织建立联系,并在班加罗尔(Bangalore, 1895)、帕尔姆克塔(Palmcottah, 1896)、纳盖科伊尔(Nagercoil, 1898)、特拉凡哥尔(Travancore, 1897)和仰光(1897)建立了分支机构。1890年,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基督徒爱国者》(Christian Patriot),如实评论每日印度政治的诸多问题。他们既批评西方传教士的家长制,也批评印度的众多“社会罪恶”。尽管还只是作为少数派的基督徒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却自视处于印度政治和社会进步的顶层。由于其教育优势,它逐渐被认可为一个“进步团体”。在印度国大党创立初期(直到大约1892年),他们的代表远远超出了其人口比例。
 
这些基督徒精英很快就印度基督教的宗派分裂问题发出了批评的声音。在印度活动的西方差会宗派林立,这也导致了印度教会相应的多元性。在城市地区,经常可以看到圣公会、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会及其他堂会并立而存。印度基督徒对这种状况非常不满,批评这是传教士“教派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与此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努力争取所有印度基督徒团结在一个联合的印度教会(Indian Church)之下,其文化表现也应该是印度式的。这种尝试最早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类似的倡议则日渐增多。例如:加尔各答基督会(Calcutta Christo Samaj)于1887年成立;全印度教会(National Church of India)于1886年在马德拉斯成立。它包括了当地最具声望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希望结束基督教中“不必要的、多余的分裂”,而是将全印度的基督徒联合起来,脱离他们原来的宗派,形成一个自主的、经济独立的民族教会(national church)。
 
这些早期的尝试是零星的、短命的,但却不无影响。与此相反,印度民族主义的觉醒同印度教的复兴相联系,后者被看作是本国最古老的“国教”(“nationalreligion);批评传教士所带来的基督教所导致的“去国化”(denationalising)影响在当时蔚然成风。基督教的“外来”、“西方”和“非印度”特征在众多相互竞争的教会中随即可见,如英国圣公会、瑞典路德会,从名字即可看出它们的外国根源。至少部分传教士小心地注意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批评,以及本土基督徒的类似声明和试验。自19世纪90年代始,“分区而治”(comity)和更亲密的合作问题已经慢慢登上了地区和全国传教会议的议程。随着1905年兴起的印度自治运动,在印度基督徒中建立一个全国教会的努力也在日益加强。1907年来自印度的一份传教报告提到:“年轻一代要求建立一个民族教会,首要的即脱离外国指挥及其附属机构…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印度可以建立一个清洁的政府;而且如一些支持者公开所言,可以以非基督教的印度之‘宗教财富’为基础朝着全新的、印度的方向迈进。” 1909年,在爱丁堡会议之前,孟买主教埃德温·帕尔默(Edwin James Palmer)评论道:“我经常听人说,倘若我们外国传教士现在集体离开印度,全印度的基督徒会马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印度教会。还有一种说法不绝于耳,也即阻碍印度基督徒合一的正是我们外国传教士。”
 
1905年在赛兰坡(Serampore)成立的全国宣教协会(National Missionary Society)标志着印度基督徒的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该组织自称为印度基督徒的联盟,独立于传教士的管制,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向印度人民传福音。这一运动的口号是“印度领导权”、“印度方法”和“印度人的钱”,它特别希望在外国差会尚未介入的地方展开工作。跨宗派倾向是它的另一个特点。基督徒民族意识的兴起被看作是有效的福音化的前提。由亚撒利雅(V. S. Azariah)及其他后来声名显赫的印度基督徒起草的成立宣言称:“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创造一种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使各派各省的印度基督徒为福音化我们的国家而团结在一起,这一想法已经烙在我们组织印度全国宣教协会的所有弟兄心中。”一年后,该组织在印度上百个城市中设立了分部。他们还在缅甸设立了分支机构,并与日本的基督徒建立了联系。全国宣教协会的成立必须被置于同一时期亚洲的众多类似创举(大部分是地区性的)的大背景中来看,它们以类似的方式将本国人传播的基督教提升为核心议程。19世纪后期印度民族教会运动的杰出代表(如:科特林甘[J. P. Cotelingam])之所以支持这一新运动,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一运动表达了他们的需求。与早期印度民族教会运动的零星举措相比,传教士们再也不能忽视这一运动。相反,我们发现,后来全国宣教协会的领袖,如:K. T. 保罗(K. T. Paul)、巴纳杰(Jnan Ranjan Banerjea)、齐坦巴尔(Jahwant Rao Chitambar)和亚撒利雅,都成为了印度教会的杰出领袖。因此,毫不惊奇,像穆迪(John R. Mott)这样致力于本土自治教会的传教运动代表,很快就注意到了全国宣教协会的领导人物,将他们看作未来印度教会的潜在领袖。正是由于对其诸多英国同事的不满,早在1895年的一次印度之行中,穆迪就因类似的目的与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后来,穆迪邀请亚撒利雅成为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极少的亚洲代表之一,并安排他做《年轻教会中外国同工与本土同工之合作》(Cooperation between foreignand native workers in the younger churches)的报告。这一“爱丁堡的反叛者”(rebel of Edinburgh)在演讲中恳求传教士和本土同工在平等基础上的伙伴关系。
 
天主教拉美作为“基督教国家”,本不在爱丁堡大会的关注范围之内;后者旨在探讨“所有非基督教世界”的情况。非洲在此次会议中的地位远逊于亚洲,尽管“黑大陆”长期以来始终处于传教运动的中心。此外,曾是奴隶的克劳特(Samual Adjay Crowther)于1864年被祝圣为英属赤道西非的圣公会主教,可算是自治、自传、自养教会思想的一个成功例子。但克劳特的主教生涯在公开的争议中结束;1891年,一位白人而不是黑人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一事件导致了西非的暴力反抗,并推动了独立教会的形成。其中一些(如:1891年的非洲联合本土教会[United Native African Church]1901年的非洲教会组织[African Church Organization]),希望建立一个非宗派的非洲基督徒联盟。此一时期类似的发展也见于南非。在世纪之交,独立教会成为了该地区的普遍现象,爱丁堡会议因而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大会备忘录将此称为埃塞俄比亚主义,说其“遍布于从赞比西到开普敦”的广袤地区;这被看作是南半球“教会内民族精神的现代发展”之结果,它促使了差传教会中更新“传教士-本土信徒关系”的必要性。
 
二、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
 
爱丁堡会议决不是第一次世界宣教大会,但从出席人数、影响力和参与者的代表性来看,它可谓到那时为止最重要的类似会议。会议代表了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120个差会和教会;它们中的一些组织(如高教派的圣公会)之前曾拒绝合作。非西方的代表比例很低(17位亚洲代表),但他们的贡献却非常大。在不同差会和教会全球合作的大背景下,爱丁堡大会解决了传教士的合作问题,它由此成为了“20世纪整个普世教会运动的第一把火”和“诞生地”。即便可能只是部分地够得上这一评价,爱丁堡大会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新兴的普世教会运动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人们之所想。
 
爱丁堡会议的筹备强度是独一无二的。会议首先向海外不同地区的500多位人士(传教士、本地信徒和本土教会领袖)发信,并特别征询关于本次会议不同主题的想法。任何想了解1910年前后非西方世界不同地区基督教状况的人,都会在这些通信中找到丰富的材料。爱丁堡会议的组织方式遵循了早些时候亚洲传教会议的模式,特别是1902年的马德拉斯会议和1907年的上海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会议的具体主题和问题也被写进了世界宣教大会的议程。
 
会议的讨论在一个最终对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的呼吁中达致顶点,也即一个对“基督教领土上的教会[单数]成员”的闭幕呼召。通过对现状的了解,一种全新品质的教会间合作已经十分迫切。如会议报告所述,“在过去10天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持续、紧密地研究教会在非基督教世界的地位…我们的调查使我们对当前的重大特征印象深刻。我们听到了世界各地伟大国家觉醒的故事,长久关闭的大门已经开启,同时为基督赢得一个新世界的运动也摆到了教会面前。”在这方面,除了已经提到的发生在非洲的运动,大会特别关注亚洲的情况,如:最近在土耳其革命中封建秩序的崩溃,日本史无前例地跻身现代世界,以及印度和中国日益增强的民族运动;就后二者言,它们对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是否需要基督教仍持开放态度。根据大会分析,这两种情形都是可能的。因此,采取果断的联合行动可谓迫在眉睫。“接下来的十年完全有可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可能比普通几个世纪的作用还要关键。如果时光被浪费,其损失恐怕几个世纪也无法弥补。相反,如果合理利用,这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光辉荣耀的时代。”
 
正是由于对这一独一无二的历史机遇的认识,才使一种全新的普世教会合作对爱丁堡会议成为必要。仅仅在组织上改善传教机构已经不能满足。为了迎接当前这一“决定性的时刻”,基督教整体上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爱丁堡的局势分析并不像后来所显示的那样是完全不切实际的。1911年,在中国统治了几百年的满清政府垮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总统孙中山是一名基督徒;这是“史无前例地为基督赢得整个国家的绝佳机会”(1912年的中国教会会议所言)。另一方面,就在爱丁堡会议四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许多亚洲和非洲人士的眼里,这是基督教道德崩溃的显著证明。看来,“决定性的时刻”似乎已经被浪费了。
 
然而,它所开启的趋势却是无可阻挡的。20世纪西方的普世教会运动源自爱丁堡,在此难以详细论述。其影响之一,即1921年成立的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后者成为了普世教会运动组织的三大支流之一。同时,还包括与其他支系的个人和客观联系。例如:“信仰与秩序”(Faith and Order)运动的发起者菲律宾圣公会主教查尔斯·布伦特(Charles Brent),他的行动即深受在爱丁堡会议参与和讨论的影响。1948年,普世教会协会(Ecumenical Council of Churches)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穆迪被选为名誉主席;他是1910年爱丁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是20世纪普世教会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早在爱丁堡会议之前,穆迪就在亚洲与未来的本土教会(和政治)领袖建立了系统的联系;爱丁堡信息在亚洲的接纳是与他密不可分的。没有1910年的爱丁堡大会和世界宣教运动提供的网络,也就不会有1948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的成立。
 
三、爱丁堡大会后的发展
 
海外新兴教会通过一系列的地方或区域会议来接纳爱丁堡的信息。特别是在亚洲,许多地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公开讨论。
 
如前所述,爱丁堡的议程故意没有包括拉丁美洲。然而,拉美基督教事工大会(Congress on Christian Work in Latin America)于1916年在巴拿马召开,它与爱丁堡会议有着类似的前提。如同爱丁堡会议一样,它呼吁各个教会和差会之间的紧密合作;而且同爱丁堡类似,它将拉美社会日益增加的民族主义视为协调基督教行动的决定性“联合动力”。在非洲,卡拉巴会议(Calabar, 1911)和基库尤会议(Kikuyu, 1913)特别值得一提。基库尤会议自视为“使奉主基督圣名的各个教会再次合一的最热切的努力”。但其关于各基督教会共同圣餐的理念由于圣公会内部的暴力反抗而搁浅。非洲教会领袖的参与不够是这一尝试失败的原因之一。他们发现在建制教会框架内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从而逐渐致力于教会独立的问题。
 
亚洲诸地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很大程度上,亚洲后来几十年的普世运动可被看作是发生在差传教会内外的一个解放历程。这一发展与接纳爱丁堡信息的历史紧密相关。这首先见于1912-1913年的爱丁堡续行会议。在穆迪的领导下,在锡兰(斯里兰卡)、印度、缅甸、新加坡、中国(包括满洲地区)、朝鲜和日本召开了21场地区和全国会议。每一场会议的讨论都导致全国宣教协会(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s)的成立,十年后则转变为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s)(率先在印度、日本和韩国)。由此,亚洲自治教会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它(进一步的发展)到现在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今天的人们阅读亚洲续行会议的文件时,可能会觉得没什么惊奇之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它们却包含着潜在的轰动效力。试举一例:1913年东京关于日本教会领袖分会的提议,虽仍然欢迎与国外传教士的合作,但任何派遣的传教士需先在日本牧师的指导下工作一到两年。中国广州的会议也有类似的决议:“中国教会自身而不是外国组织”,应该是本国“福音化的永久机构”。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讨论中的用语:没有具体差会联系的“中华基督教会”(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成为一个积极的主题。其他会议中也有类似的话,有意强调在印度、锡兰或日本的“那”一个“基督教会”(“theone Church of Christ”)。
 
除教会合一问题外,本土教会结构的发展几乎是所有会议的中心议题。尽管在不同国家的情形迥异,讨论的方向却大体上是一致的。在许多地方,本土牧师在决策中更多的参与这一简单要求已经意味着重大的进步,印度马德拉斯的地区会议则建议印度人和欧洲人在“地位和责任”方面的“完全平等”。同样,中华全国大会指出,否则当前中国开放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将被浪费。在深感“一个适应国家形势的全面教会组织之强烈渴望”的国家处境中,统一教会的目标作为进一步的要求不断被提起。这被解释为“与祖国团结一致”的表现。教会结构在全国层面的发展是走向这一趋势的第一步。
 
不必惊奇,这些要求很长一段时间仍只停留于纸面上。而且,需要注意,它们仅在有限的层面上回答了本土基督徒的远大期望。印度基督徒中,如基督会(Christo Samaj, 1919)的成员或平信徒神学家真甲先生(Sri Pandipeddi Chenchia),提倡本国政治和教会的独立,同时批评教会合一项目过多倾向于欧洲模式。相反,他们要求印度基督教与本国文化、宗教传统的彻底结合。因此,印度的教会合一运动不仅遭到保守派传教士的批评。同时,他们发现自身也与印度基督徒本色化的进一步努力相对峙;后者不仅积极活动于建制教会框架内,也活跃于其外。
 
然而,爱丁堡议决的讨论迅即产生了实际的结果。1912年,亚撒利雅被祝圣为圣公会多拿迦勒(Dornakal)教区的主教,是为250多年以来第一位亚洲主教。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作为1910年爱丁堡会议的另一位亚洲代表,诚静怡也当上了教会领导的职位。在日本,本土信徒的民族教会运动发展是如此之快,日本教会领袖的独立会议得以成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本土领导权”问题在亚洲获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跳跃式进展。1922-1923年标志着另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印度、日本和韩国都在此时实现了由全国宣教协会到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作为亚洲教会未来自治的机构)的转化。同时,印度还决定,协会至少50%的席位要留给印度代表。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本土教会领导权的相关讨论已经结束了。
 
1947年,就在印度政治独立的同一年,南印度教会(The Church of South India)成立,标志着上述讨论的一个初期成果。作为圣公会与非圣公会教会的第一次联合,不仅在亚洲基督教史上,而且对全球普世教会运动来说,它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毫不惊奇,它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远早于西方历史上的各教会,普世教会运动在亚洲已经取得了具体的成果。
 
四、亚非基督徒精英的联合及全球基督教共同体的出现
 
现代传教运动有时却也讽刺性地被贴上“第一跨国托拉斯”的标签。这一评论的事实在于,现代传教运动从早期的虔信主义和福音主义开始,其方向是国际性的、跨宗派的。进一步的事实在于,远早于基督教组织的其他部分,传教运动建立了一个超越国家和宗派界限的全球交往网络。通过传教运动的扩张,欧洲和北大西洋的不同基督教宗派输出到世界各地。同时,正是在所谓的传教领域,不同的教会传统互相联系,而在它们各自的母国却几乎没什么接触。瑞士改革宗、美国浸信会、德国路德宗以及英国圣公会,发现它们面临共同的挑战,这在海外远比在本土要来得快。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传教运动成为了现代普世教会运动的孕育地。1910年的爱丁堡大会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
 
传教运动所形成的全球交往网络不只是服务于各自的差会总部战略目标的实施。同时,它逐渐促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本土基督徒精英之间的联系,至少是相互了解。远早于我们通常所知道的,一种共同的南-南意识或洲际联合的思想已经出现。早在1745年,一位在荷属西印度公司服务的牧师卡皮腾(Jacobus E. J. Capitein),他曾是一名奴隶,后来读了研究生;他抱怨自己在黄金海岸艰苦的工作环境,以及自己所受的歧视性待遇。同时,他还指出,在印度南部特兰奎巴(Tranquebar)的丹麦信义会服事的印度同工,其待遇要好得多。1887年,印度基督徒组织集会,向乌干达受迫害的基督徒发了一份表示团结友好的信。1891年,克劳特被逐步剥夺权力,而由一名白人继承主教职位,这不仅在西非(拉各斯、塞拉利昂),而且在印度和锡兰也引发了抗议风暴。另一方面,西非关于本土领导权的讨论一直是印度的榜样。1898年,印度《基督徒爱国者》一个迫切请求的标题即——《印度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本土主教?》(When is India to have her ownnative Bishops?)。这一马德拉斯基督徒精英的官方团体所援引的例子正是西非的教会,与印度不同,在那里至少相当一部分本土信徒已经担任了助理主教的职位。反过来,1912年亚撒利雅被任命为“第一位印度主教”,同样引起了西非的关注和积极回应。他对传教工作做出重要评论,指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对本国基督徒的重要性,并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印度教会”,这都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当然,更重要的是早期一个大洲内基督徒间的直接联系。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落败。在殖民主义的高峰中期,一个“东方”国家战胜了一个西方强国,这不仅对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力量是一个重大激励。而且,还引发了印度基督徒邀请日本基督徒的非凡举动,其目的是学习“印度可受益于日本的经验”。1906年,由印度基督教青年会和全国宣教协会联合组织,一个小型的日本代表团到印度各大城市做了七周的游行,这成为了一场庆祝凯旋之旅。日本的客人指出了基督教对于国家复兴的重要性,而且建议东道主要自立,减少对外国差会的依赖。
 
在之后的年代里,这种亚洲不同国家基督徒间的联系大大加强了。除了地方倡议,如印度全国宣教协会、亚洲基督教青年会及各种基督教学生团体,特别是由源自爱丁堡续行会议的全国宣教协会(以及后来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提供的网络使这样的联系容易了很多。尤为重要的是,国际宣教协会有越来越多的非欧洲代表参加。1938年,世界宣教大会在印度的坦巴兰(Tambaram)召开,来自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代表首次超出了北方国家。同时,它不但为亚非教会领袖亲密的教会(和政治)联系提供了机会。而且,我们还首次看到了,非洲代表联合亚洲,试图打倒西方的文化和神学主导地位。由于亚洲代表拒绝合作,这次尝试遗憾地失败了。问题的纠结在于,非洲允许一夫多妻制作为基督徒家庭生活的合法形式。然而,这一事件展示了,在多大程度上国际宣教运动的交往结构可以被亚非的基督徒精英为了自身的具体目的而使用。
 
爱丁堡大会是这一发展的起点。不仅在西方教会史上,而且在亚洲(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非洲),它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原文载《宗教与历史》第四辑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
 
【把文章分享到 推荐到抽屉推荐到抽屉 分享到网易微博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搜狐微博
推荐文章
 
推进我国宗教自由法制化建设进程之探讨 \李庆艳 陈静
摘要:宗教自由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国宪法法律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
 
尊严与权利的改革宗神学进路 \谢志斌
——「上帝的形象」与「上帝之爱」 一、提出:尊严与人权道德的问题 在西方学…
 
读赵朴初居士晚年三首挽诗引起的联想——纪念赵朴初居士逝世二十周年(上) \徐玉成
赵朴初居士在七十余年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与中央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
 
完善宗教立法 正确处理宗教问题 \肖永行
摘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的多样性和信教群众的数量之大是我国的基本国…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与宗教 \赵芄 吴志宏
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宗教具有密切的联系,无论从文化渊源还是从律令的制定、执行或者施行…
 
 
近期文章
 
 
       上一篇文章:上海佛法僧园法苑之新建设
       下一篇文章:1453年: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汇点
 
 
   
 
欢迎投稿:pushihuanyingnin@126.com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3-2014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声明:本网站不登载有悖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共道德的内容。    
 
  京ICP备05050930号-1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