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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政统与限权问题——读费孝通的《师儒》
发布时间: 2020/4/26日    【字体:
作者:肯三
关键词:  道统 政统 费孝通 《师儒》  
 

    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限权问题,就是如何用个人的权利去限制公共权力的使用问题。随着中国的现代转型,限权问题也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腐败严重,权力使用不规范等问题,都涉及限权问题。只要权力的使用不受到限制,这些问题就不能解决,甚至会愈演愈烈。回看现代化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他们转型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成功地限制住了权力。

       反顾中国的社会转型,虽然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权力的限制上却很不成功,如果不能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很难完成,甚至还面临着倒退的危险,薄熙来事件就是典型的事例。因此,认真思考权力限制问题,是每个关心中国现代转型和中国命运的人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但是,中国是个传统悠久的国家,在从传统转向现代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而是要妥善的处理传统,安顿好传统,这样才能从传统中抽身出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或没有剧烈冲突的断裂。
 
    近代以来,有很多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这一问题,费孝通就是一例。可惜的是,由于暴风骤雨式革命的干扰,近代学人的很多有益思考都被打断了,在承续中西传统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外来经验,一方面也要承续近代以来的经验与思考,这样才能在学理和现实中,推动中国社会稳妥地转型与发展。很显然,费孝通《绅权与皇权》中的《论师儒》一文,就是在思考限权问题,特别是思考中国传统上限权失败的问题。联系到今天中国的限权问题,费先生的这篇《论师儒》很值得我们认真阅读、思考与讨论,从他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得到很多的启发。
 
   传统中国的限权问题体现为道统与政统之争,儒家思想代表道统,皇权代表政统。不可否认,在传统社会中,儒家士人代表的道统对皇权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它们为绅权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绅权可表述为一种以儒家思想为道统的社会自治。但是,整体而言,这种用道统限制政统的做法又不是完全成功的,因为绅权虽然在一定的意义独立于皇权,但却无法离开皇权,因为道统是依附于政统的,政统没了,道统也很难为继,这从中国人经常说的“有没有王法?”这句口头禅中就能体会到。
 
       在乡村自治中,虽然宗法是主要的,但却不能没有王法,宗法总是借王法之名行事的。很显然,这种宗法离不开王法,表明了王法是绝对的,宗法是相对的,相对的绅权不可能限制住绝对的皇权。而真正的限权问题就在于限制绝对的权力,在逻辑上否认绝对的权力,在现实上防止绝对的权力。显而易见的是,这是绅权所不能做到的,也不是儒家道统所主张的。在儒家传统中,绝对的权力是必要的,否定绝对的权力就是“无君”,那就是猪狗不如的,这从孟子对墨子的攻击中可以看得出来。
 
   不难看到,传统道统对政统的限制不是对绝对权力的限制,而是希图绝对权力按照道统的方式行事,所以,这种方式与其说是限权,不如说是导权,既以道德的方式对权力进行范导,或者说,它只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限权。但是,道德总是与话语权分不开的,权力总是可以强奸道德,所以,道德对权力的限制总是显得绵软无力,不是被权力强奸,就是被权力利用,或者被权力异化。回看现代社会中成功的限权,不难看到,它不再是道德意义上的限权,而是法律制度意义上限权,法治成为限权不可回避的问题。当然,法治不是用法律治理,而是法自身在治理,法在权之上,任何人不能法外用权,而法的出发点就是保护权利,这样一来,法治就变成了权利对权力的限制。
 
    回到费孝通的《论师儒》,我们看到费老很好地解析了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的产生、运作与失败。费老看到,道统的源头在周公那里,孔子的道统思想是受周公的启发提出来的。费老指出,“周公在封建宗法上是没有得到最高权力资格的王叔,但是他却执了政,他的摄政固然没有改变当时的政治结构,但是却些微发生了变化,就是在实位的人如果没有能力,可以由有能力,知道怎样去治理天下的人去代替,这些微的变化推理下去,政统和道统成了可以分离的两件事了。”
 
       需要承认的是,费老的这一推理是很合乎逻辑的。周公摄政使得周公是当时实际权力的拥有者,周天子只是个权力的象征,这表明权力自身可以分化为两个方面:实质性的和象征性的。这种权力可分化为实质性与象征性的事实,肯定对孔子很有启发,否则,孔子也不会老惦念着周公了。但在周公那里,实质性权力与象征性权力的分离与后来孔子意义上的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又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看到,在周公那里,实质性权力与象征性权力只是分离,不是分裂,权力的名与实还是一体化的。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失权和诸侯争霸的现象出现了,这时的实际权力与象征权力不只是分离,而是分裂了,不再是一体化的权力系统了,所以才需要思考协调的问题。
 
    很显然,在周公那里,实质性权力与象征性权力的分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不是合理的。但是,随着孔子对道统与政统的区分,这种实质性权力与象征性权力的分离得到了承认,被合理化了,它不再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这时已经分离出了一个代表道统的社会思想集团——儒家士人。在这种情形下,除非政统的代表人与道统的代表人是合一的,否则,道统就要求范导政统,成为政统的合法性难题。
 
       此外,在孔子那里,实质与象征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在周公那儿,周天子是权力的象征,周公是权力的实质,但在孔子这儿,儒家思想成了权力的合法性象征,而皇权成了权力的实质。由此,非常复杂的名实问题出现了,因为名实分裂性的分离后,再想把它们统一起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实际的情况总是名不副实,名实总是有争议性的,理论上要求实符合名,实际上却总是实让名为自己服务,让名去符合实。
 
       由于道统只是象征性权力,是软权力,所以,它在理论上占优势,在实际的运力运作中,它总是处于劣势,总是被作为政统的硬权力给压服。从孔子开始,就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到了后来,儒家士人更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费老所谓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或“道统消极的等待机会”了。
 
       这样一来,中国传统社会中道统限制政统的限权问题总是被反转过来,变成权限问题,即用权力去限制道统与民众权利的问题了,而这也表明了道统限制政统之传统限权模式的失败。不难看到,虽然道统与政统奋战了很长时间,但到明清以后,道统基本处于从属地位,变成纯粹的意识形态了。
 
   反思传统中国社会的限权模式,不难看到,它之所以会失败,就在于它不是彻底地限权,不是从逻辑上根本否认绝对权力,而是在承认绝对权力的前提下去限制权力,这种方式就像用和老虎交朋友的方式去限制老虎,而不是把老虎放到笼子里一样。现代社会的限权方式不是简单的与权力交朋友,而是毫不客气地把权力放到笼子里。当前社会中,由于很多人还深受传统影响,老想当“帝王师”,还想以和权力交朋友的方式去限制权力,这实在是在重蹈覆辙,其失败是注定的。在限制权力上,除了毫不客气的否定绝对权力,把权力放到笼子之外,大概是别无它途的。
 
绝对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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