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宋元时期因出口加工和海外贸易而崛起的东方港口城市。其历史不如广州悠久，但作为后起之秀却在宋元时期兴起并取代了广州。
1974年后渚港出土的宋代商船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三桅帆船，优美的船型和坚固的结构为抵达远方提供了保障。这艘古船穿越千年星河，向我们述说帆樯林立、蕃商云集的商贸盛况和浴风耕海、海纳百川的海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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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发源于西北山区的晋江、洛阳江环绕入海，良港尤多，水道深邃，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拥有石湖、江口等历史悠久的码头。
港口的崛起活跃了一个时代。
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连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海洋贸易大通道日益繁忙，无数外国水手、商人、传教士和旅行家跨越重洋，来到泉州。他们目睹了这座城市的壮丽雄伟，见证了泉州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热闹繁荣。
这座环植刺桐树而得名刺桐的城市因海洋贸易而传遍世界，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西方旅行家赞誉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口，犹太学者雅各誉其为光明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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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泉州湾海岸制高点的万寿塔，与石湖码头毗邻的六胜塔、安平桥东端的瑞光塔遥相呼应，指引无数商船进出内河港口。跨区域海陆联运掀起造桥热潮，也因此推动了当地水陆转运系统的建立与完善，打通了沿海陆上干道广阔腹地。洛阳桥、安平桥和顺济桥这些跨海石桥即为当时所建。
天然的地理优势与精湛的造船技术、码头航标塔和桥梁建筑建造艺术，构筑了远洋航线和海洋贸易的运输保障。
出海跨洋商贸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所谓"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海外贸易收入在宋代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财源。
公元1087年，古代海关——泉州市舶司设立，正式开启对外贸易口岸的发展机遇期，反映了泉州港口崛起依托于庞大帝国。贸易带来的商业财富，促使管理在外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落户泉州，极大刺激了高端消费市场和贸易需求。
每年夏冬时节，泉州市舶司的官员和地方官吏来到九日山麓举行祈求航海顺风的官方彝典并刻石记录。真武庙真武大帝、天后宫妈祖女神等海神崇拜在民间信仰中最为突出，而且通过加封、官员参与、列入国家祀典等方式增加了官方色彩。
这些海神信仰体现了与国家意志相结合共同推动海洋贸易发展，并经由海上航线广传四海、延续千年，直至今天，依然传递着对未来生活的精神追求和美好愿望。
随着商船转运流通的物品以丝绸、瓷器、茶叶、铜铁器为主，其中德化窑、磁灶窑两大窑系的陶瓷产品基本覆盖了海外市场的需求，相邻的安溪县青阳村盛产铁矿石，官方专门设立了冶铁工厂。下草埔冶铁遗址迄今保存状况完整，其粗加工的产品可以锻造成铁器，成为海洋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这些商品通过古泉州港运送到世界各地，向世界传递了东方文化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工艺价值，极大促进欧洲文艺复兴；而海外商人带来的香料、犀角、珠宝等舶来品以此为中转站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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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范围涉及东亚、东南亚、印度、西亚、东非等广大区域。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人们慕名远来贸易，一部分阿拉伯人、波斯人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留下了各自的宗教文化，使泉州呈现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并存的商业型社会结构，构成了泉州极富世界性的交往维度。皇族、朝廷官员、富商、宗教人士、市井平民等本地族群与外国人和平共处于同一座城市，为今天树立了世界胸怀、开放包容的典范。
活跃的商贸往来带来了巨大财富，也激活了一座全面崛起的泉州城。德济门遗址展现了宏大的城垣规模，见证了城市因为商业的带动而不断向南部拓展，其周边临近港口的地区形成了繁华商业区。站在德济门上，人们遥望城外港口的繁盛景象，留下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磅礴诗句。
不同的宗教建筑，近居静处，各得其众；不同的文化，和平对话，融汇共存。这些建筑反映了世界性多元社群，成了具有强大文化象征和凝聚力的社群精神纽带，至今仍然承载着丰富多元的地方文化传统。
儒学思想在府文庙留下厚重的历史回响；道教老子造像巍然端坐，在青山环抱中静观众生；开元寺寺院建筑融合佛教各种宗派及其他不同宗教的元素，不同国度、肤色、语言的人们，都能在这里安放信仰，找到精神家园；清净寺迄今仍保存着完整的布局，移民后裔们依然在这里聚会、礼拜；伊斯兰教圣墓里长眠着相传在公元 7 世纪就来到泉州传教的穆斯林先贤；已然消失的宗教——摩尼教在泉州留下了举世独存的光佛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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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让我们与世界相连。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泉州凭海为市，向海而生，打造了一个多元共荣、联通世界的海洋商贸中心，这22处遗产甚至更多遗产向人类传递出和平合作的宝贵信息：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包容中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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