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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现状综述
发布时间: 2020/7/19日    【字体:
作者:张广宇
关键词:  中世纪 教会史  
 
 
摘要:
 
教会史、修道院经济与教会法研究目前为国内基督教史研究的三大热门领域。基督教会作为西欧中世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经济、社会或是文化活动中都扮演者极为重要的角色。
 
研究中世纪相关历史,必然要有足够的教会史基础。“修道院”与“教会法”作为教会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了国内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显学”。
 
欧洲文明就其渊源而言,无疑吸纳了一部分古典文明和日耳曼人本身的传统文化,但更多的还是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形成一种独特的文明。1 研究欧洲文明,无法避免的一大因素便是基督教。基督教不仅是欧洲文明的因子,而且是区别“欧洲文明”与“古典文明”的一把标尺。
 
西方人通常把希腊罗马遗产称之为古典文明,而把自己所处的阶段称为基督教文明。在一般西方人眼里,基督教对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古典文化的影响。2 换句话讲,欧洲文明之所以脱离“古典传统”,是与基督教有着深刻联系的。
 
已有2000年历史、位列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首、仍是现代西方文明灵魂的基督教,就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产生的。3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更有着无孔不入的渗透力。欲了解当今世界,则不可不了解基督教。要描摹出西方世界的发展的大致轮廓,则必然要接触教会史。
 
对治学者而言,入门后无法从大处落笔,则当从细微处着眼。按照学术研究的分类标准,可将基督教史研究略分为:教义、教会史、修道院及社会、教会法等部门。其中,“中世纪教会史”与“教会法”两个部门是除基督教教义外的研究热门。因“教会法”部门已有相当值得参照的综述面世4,故以下只对“中世纪教会史”部门国内现有成果做出查考。
 
国内基督教研究机构略举
 
当前国内司职研究基督教的机构大概分三种:其一为国家及地方专司宗教文化研究的科学院,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最强。另有上海社会科学院、香港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等实体机构。
 
其二为高等院校及附属学院创办的类宗教研究所,如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基地和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宗教学系、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圣经文化研究所、郑州大学宗教研究所、黑龙江大学哲学系等。
 
其三,为教会系统所创办的各神学院及相关研究机构。如,金陵协和神学院、燕京神学院、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浙江神学院、中华神学院、福建神学院和四川神学院等。
 
以上三种机构所表现的研究领域大抵互补。国家及地方性质的“科学院”研究方面最广,依托于高等院校之哲学系、宗教学系、历史学系、文学系等机构学者常各有专攻,神学院学者多以解释教理、阐释神意为要旨。
 
从研究领域上来看,北方的学术界较多注重理论研究,南方的学术界则更加突出历史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其触及的领域则不断扩大,由历史、哲学方面进而发展到文学、经典、社会学和社会学说领域。5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之后宽松风气,使得国内的基督教研究活动较之前来说更加深广、包容。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环境下的研究视域要更显宽阔。
 
2001年,中国正式重返全球经济大舞台。这意味着国人同各地区人民的交往将会越来越频繁。对外学术交往活动的增多,也使得国内各研究机构常能邀请到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讲学。这些“好现象”无不刺激着国内基督教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深耕其田。
 
国内基督教史研究尚且有着一方天地,在欧洲中世纪史学研究中,中世纪基督教既是人们无法回避、又是极度引人入胜的课题。然如今国内治基督教史学者少之又少,无从满足现有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相关同行的镜鉴需要。因此,在基督教史方向着眼着力应是一件极富有挑战且极令人兴奋之乐事。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教会史研究动态
 
国内对西方教会的认识最早可溯及唐代。而要论到教会在国内从“零星”到“系统”的发展,则要至近代开国之后了。在此期间,有过浩如烟海的各方学者对中国基督教事业进献功劳,但在这里不作并述。以下所言,仅略举建国之后引入我国的外国相关名著及国内学者撰写之专著。
 
建国以后,国内史学家对基督教论述最早的一篇论文,是雷海宗的《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6 该文章较为宽泛地向国内介绍了基督教的起源、流变,是一篇优质的普识之作。随后,有王季敏、许宏烋将基督教与中世纪大历史的背景联系起来,探讨欧洲社会发展与基督教关系的文章出现。7
 
朱光潜和刘家和也是早期在国内介绍基督教的大家。二者分别著有:《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8、《基督教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的演变》。9 试图从整体上解释西方文化与基督教的发展关系,并为国人应如何认识基督教做出指引。
 
施子愉在《略论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的社会背景》10 一文中略述了修道院不仅属于修士宗教学习的场所,往往也授予修士逻辑学、修辞学、文法逻辑等辅助技能。杨威理发表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图书馆》一文11,与刘民撰《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教育》12 一文均追溯了修道院与西方文化典籍保护的关系,反思了教会要为“黑暗时代”负责的观点。
 
经济方面,陈兆璋在《西欧封建社会的产生与生产力》、《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商业与商人》13 两文中,均提到了教廷“参与社会财富分配”。后文又将教士的“饮酒特权”作为中世纪修会经济特权的一种体现。朱锡强的《西欧中世纪教权与俗权的斗争及消长》14 指出修道院占据当时社会大笔财富,提醒了人们对教会经济活动的关注。
 
王小平翻译的《爱尔兰早期艺术的黄金时代》一文,向人们介绍了“爱尔兰早期基督徒生活的罗马化及独立化。15 更加佐证了教会是罗马文明的保护者”而非“破坏者”的观点。李天祜发表《基督教的教阶制度及其主要派别》16 强调初期修士们多强调“遁世苦修”,教会并非一如既往的腐化堕落。
 
综上所述。自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专为“修道院”撰述者屈指可数。但学术界已然萌生了对教会历史、修道院功能的各种关注。研究成果散见于论文和部分会议讲稿,并未出现系统性的专著。此间正是向国人引入基督教、西方文明、封建社会等概念之时,研究内容从大处着眼者较多。“修道院”研究并未脱离“大环境”形成独立单元,国内亦未形成“人员专业、特长互补”的研究队伍。
 
改革开放至今教会史相关研究动态
 
80年代开始,针对教会史的研究渐热。国内涌现了一大批专注于教会、教会法或修道院研究的学者,各种专著、论文也多有现世。随着政治上的冰峰逐步消融,学术界对基督教和西方世界的探讨也更加开放多源。先后有讨论罗马、拜占庭时期教会史的文章出现。再向后顺延,经历中世纪、文艺复兴直到宗教改革时期。
 
其中,又以研究中世纪教会与修道院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影响的专著、论文最多,所撰内容涵盖面也最大。这与中世纪期间教廷、教会的重要地位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国人从90年代开始编译了大量外文经典著作。这些对内引入的宝贵资源,为培养第一代本土教会史研究学者做下了宝贵的贡献。
 
在引入外文资料与专著方面,商务印书馆编译,80年代末依次出版的:《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17 为国人研究中世纪教会提供了极好的古典资料。穆尔的《基督教简史》18 包罗了从使徒时代直到宗教改革之后的相关内容,对基督教教义有较多探讨,可作为对基督教有兴趣之学者的入门书目。
 
麦克勒斯著《牛津基督教史》19 也很有特色。全书将“世界历史”视为一部“救赎历史”,以十九世纪作书写分界线。作者们将世界各地按照“时、空”细分进行差别研究,有助于了解一定时间和区域内的教会发展情况。
 
美国学者雪莱著《基督教会史》20 对中世纪时代教皇及教会法典、十字军东征等重大历史事件作出解读。该书对宗教改革及之后的教会分裂着墨颇多,有助于学者了解宗教改革的历史。冈萨雷斯的《基督教史》21 是一本优秀的入门读物,该书至今仍被美国各大神学院和高等院校定为学习基督教史的首要教参。此书对教会历史有十分完整的概括,上起教会初兴一直讲到二战之后。书中对初期教会发展、中世纪政教关系和现代教会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均有涉及。
 
在吸收国外资料的基础上,国内也涌现出许多通史作品。杨真所著《基督教史纲》22 为改革开放后最先出版的通史专著,常为90至00年代之一批出版物所引。80年代出版的马超群著《基督教二千年》23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基督教发展史作了阐述。上述两书虽填补了共和国时期国内宗教学者杜撰教会史的空白,却未能站在信仰者的角度出发去理解教会,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结论也颇为苛刻。
 
此后,国内编纂基督教通史的方家潮涨。如张绥的《基督教会史》、罗衡林著《基督教会制度史》、游斌著《基督教史纲》、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尹少华《基督教会史》24 等。这些优秀作品均能引用时国际学者之较新观点,对国内基督教史著作在此前着墨不多的上古教会史、东正教史等做出介绍。也逐渐由简单、部头较大的通史作品向断代、专门史转化。这表明我国基督教史学者之研究分析和评价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在专门史方面,王亚平撰写的《权力之争——中世纪皇权与教权的关系》、《修道院的变迁》、《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西欧中世纪社会中的基督教教会》25 “四部曲”是国内率先研究政教关系、修道院史的鼎力之作。四书成文各有先后,但侧重点各不相同。刘明翰的《罗马教皇列传》26 为教廷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在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料的前提下,为中世纪到二战的三十位“知名”教皇立传。龙秀清著《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27,着重考察了教廷向欧洲各教区课税权,以及教会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影响地方社会的。
 
此外,刘城著《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王晓朝著《神秘与理性的交融 : 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彭小瑜所著《教会法研究》、周施廷著《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28 亦为优秀的研究参考书目。其中,彭著《教会法研究》为国内第一部对罗马天主教法律制度系统论述的书目。不仅在教会史学界有较大影响,且弥补了我国法律史研究中教会史部分的空缺。
 
在统编资料方面,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参考资料》中涉及到宗教典籍和契约书信有关文献,可供研究者参考借用。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和北师大古代史教研室主编《世界古代史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同样收录了许多可供参考的经典文献。
 
从上述国内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成果及近年来的成长来看,我们能发现国内的教会史研究有比较明显的特点。相较改革开放前的教会史研究而言,新时期的教会史研究可谓是惊喜连连。比起之前仅仅在宏观上思考教会、基督教对欧洲文明发展的影响,现如今学者们更愿意在某一段具体的时期或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也得益于国内最新编译、引入的西文材料增多,更得益于研究者们的目光正在从单纯关注西方政治、经济向社会、宗教领域扩展。
 
在此期间,引入中国的教会史专著并非仅如我所列。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对于宗教改革史、东正教史、教会传教史及教士传记等著作未纳入本文。近些年来,对于传教士来华和中国教会史的关注也有热度频升之势。这不仅是对研究者的一种激励,更应被我们作为一种鞭策。
 
以上所罗列的几篇经常被引用的中世纪教会史相关论文,一共被我分成了12个部分。罗马、拜占庭9篇、法兰克4篇、中古英国7篇、中世纪(宏观)13篇、修道院与经济20篇、罗马教廷6篇、人文主义与教会5篇、俄教会6篇、德意志宗教改革6篇、英宗教改革12篇及其他19篇。
 
综合来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积淀,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已对教会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所撰文章涵盖领域极广,产出成果对于“中世纪教会问题”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覆盖。从时间上看,从中世纪的起点罗马末期开始,直到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为止。
 
影响较广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均已引起重视,学者在论述时多能将教会行为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使所得之结论更有客观性。从空间上看,从意大利一直到北欧、再从英国延伸到东欧。在一张铺排开来的欧洲地图上,我们能看出学者们选题的细致,及相互之间研究领域的互补性。
 
其中,将修道院与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是修道院研究领域中的热门选题。人们过去曾将修道院看作是苦闷、单调的生活场所。但一些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修道院及各地教会曾为欧洲商业的恢复、城市的复兴、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传承甚至是现代国家的诞生做出过巨大贡献。29
 
其次,有学者重新对政教关系做出阐释。这种研究思路为人们指向了一种全新的理解教会地位的方式。即,教会与政府经常性的二元互动。并非是谁一定在某一段时间内控制谁,教会与政府本就各司其职,在中世纪历史中扮演了不一样的角色。30
 
也有学者从文化复兴的角度来看待修道院,认为修道院并非是“黑暗时代”的始作俑者。相反,修道院还是古典文化的收纳者与保护人。31 也有学者关注妇女修士与女修道院生活,试图从全新的角度去勾勒一副女性基督徒眼中的中世纪。32 还有人将现代银行与商业模式的诞生,以及意大利等城市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归因于教廷对财富的累积及分配模式。33
 
还有学者将中世纪教会的济贫手段及福利行为视作现代济贫法的早期蓝图。34 也有学者从修士独享的饮酒权来佐证教会如何“刺激”了中世纪社会的整体需求。35 还有学者将教会的“信心疗法”当作医疗技术并不成熟时的有效治疗手段。更有学者表明修道院医学的组织模式,对西医体制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6
 
研究成果的丰硕并非表明相关领域学者毫无进步空间可言。其中,针对原始文献和一手资料的引用是学者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身处东方,我们并没有西方学者对教廷或教会文献唾手可得的天然便利,但互联网的兴起似乎越来越弥补了这样的缺憾。透过电子邮件或网上博物馆搜寻历史文献或文物,在激发学者研究兴趣的同时更能增强其文章的可信度。
 
此外,语言劣势同样是阻遏现代学者研究教会史的一大障碍。相当多人在调查教会档案时,会刻意避开一手资料弃之不用。这是因为人们对于拉丁语、希腊语学习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总而言之,中世纪教会史研究方兴未艾。对于西方文明及基督教作用的探讨虽已结出不少成果,但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可走。我国自建国以来对中世纪教会史研究“自忽视到重视”,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过程。其中耽误掉了很多优秀学者的青春,也压抑了部分教会史研究学者的热情。
 
彭小瑜在《<世界历史评论>创刊寄语》中说过,民国留给我们的不良文化遗产之一,就是轻视世界历史研究。这一态度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自卑地认为我们做不好,做不好不如不做,不如永久停留在引进外国师资和介绍外国著述的状态,不如满足于只做或者主要做本国史的研究。这是一种文化上半殖民地化、主动放弃话语权的心态。37
 
我们要避免这种“知难而退”的紧张感和不自信感,就只有坚持克服在研究领域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希望历史学人们能够在中世纪教会史上多尽一份力。多克服些困难,便能少遇到些麻烦。愿与诸位学人们共勉。
 
 信仰和学术
 
 
1.侯建新:《欧洲文明不是古典文明的简单延伸》,《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4月刊
2.赵林:《西方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p124
3.刘景华:《人类六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P262
4.赵博阳:《教会法研究三十年——当代国内教会法研究现状综述》,《外国法制史研究》,2011年8月刊
5.该部分内容参见王伟光:《中国宗教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p255-256
6.雷海宗:《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历史教学,1957年1月刊
7.王季敏:《西欧中世纪早期哲学、艺术、文学等发展迟缓原因的初探》,1957年3月刊;许宏烋:《十字軍東征的主要原因及其在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4月刊
8.朱光潜:《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3月刊
9.刘家和:《基督教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的演变》,历史教学,1959年12月刊
10.施子愉:《略论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的社会背景》武汉大学学报,1960年6月刊
11.杨威理:《中世纪的基督教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1982年1月刊
12.刘民,史朝:《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教育》,教育评论,1988年4月刊
13.陈兆璋:《西欧封建社会的产生与生产力》,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8月刊;《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商业与商人》,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5月刊
14.朱锡强:《西欧中世纪教权与俗权的斗争及消长》,《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8月刊
15.王小平译《爱尔兰早期艺术的黄金时代》,《世界美术》,1985年7月刊
16.李天祜:《基督教的教阶制度及其主要派别》,《兰州学刊》,1984年8月刊
17.参见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8.穆尔:《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9.麦克勒斯:《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雪莱:《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1.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22.杨真:《基督教史纲》 ,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版
23.马超群:《基督教二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24.张绥:《基督教会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罗衡林:《基督教会制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游斌:《基督教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尹25.少华:《基督教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5.王亚平:《权力之争——中世纪皇权与教权的关系》,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修道院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西欧中世纪社会中的基督教教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26.刘明翰:《罗马教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27.龙秀清:《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
28.刘城:《英国中世纪叫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 : 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周施廷:《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9.见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徐浩:《浅析西欧中世纪工业组织的变化》;陈文滨:《基督教会与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复兴》等
30.见刘景华:《重新认识中世纪天主教的历史地位——<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读后》;王亚平:《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对世俗政治的影响》等
31.见赵林:《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文化复兴的重要影响》;张广翔:《俄国修道院的文化功能》等
32.见李建军:《从修道生活试析中世纪英国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接纳与排斥——试析西欧中世纪教会和修会对妇女修道的矛盾态度及其思想根源》等
33.见龙秀清:《教皇国在教廷财政中的地位》、《教廷财政的近代转型》、《罗马教廷与商人关系的历史考察》等
34.见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老人及其赡养》、郭少琼:《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救济》等
35.见左志军:《中世纪英格兰的啤酒和人们的生活》等
36.见王宝瑞:《中世纪初期教会的信心疗法与修道院医学》;刘远明:《中世纪的修道院医学对近代西医体制化的影响》等
37.彭小瑜:《<世界历史评论>创刊寄语》,《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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