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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大学基督教研究的现状与意义
发布时间: 2020/9/11日    【字体:
作者:陈建明
关键词:  大学 基督教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主要围绕中国教案史和义和团运动进行。1979年以后,随著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外学者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的研究逐渐进入高潮,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这些成果中有许多是由大专院校的学者取得的。
 
一、大学研究机构
 
中国从事基督教研究的机构大体上属於四个系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社会科学院下属宗教研究所。二、政府职能部门的宗教研究机构。三、中国基督教会系统的神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四、高等院校相关院系和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实力雄厚,成果突出,无疑具有领军地位。但中国大陆各大学基督教研究机构则汇聚成一股人数众多、学科齐备、分布广泛的引人注目的力量。
 
初步统计,大学中与基督教研究有关的单位有: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武汉大学宗教学系、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宗教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山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此外,各大学的文科各专业,如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都有教师从事与基督教有关的研究工作。下面对部分研究机构作一简要介绍。
 
1.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基督教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有宗教学专业,19959月成立宗教学系,这是首个在大陆成立的宗教学系,与哲学系联体运作。宗教学系下设宗教学原理、佛教、道教、基督教四个教研室(研究中心)。基督教研究中心强调以“领先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各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教学”,开设了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程。成员有专职教师、博士后研究员和博士候选人。该中心希望把“中国化的基督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计划作三方面的研究工作:一、基督教哲学史,尤其注意基督教传统对西方现代思想的重要影响。探讨基督教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二者间的可比较性和可借鉴性。二、基督教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三、选择重大的专题进行比较研究,注重史料的考证和方法论的反省,如重新检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儒家、佛教徒之间的争论。该中心与国内外及港台地区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与加拿大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合作培养基督教博士研究生。[1]
 
2.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该所以中文系为依托,联合本校其他系、所研究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学者,成立於1995年底。其宗旨是“广泛吸收本校各相关专业以及国内外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才,联合中外学人、教俗两界,逐步形成一个一流的学术群体,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领域中,切入深层的中西思想的对话。”该所与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合作,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开设“西方文化理论与宗教”专业方向及系列课程;与国际科技教育服务机构及人民出版社合作,於1998年起创办《基督教文化学刊》(每年两期);与欧美及香港地区的一些大学合作组织“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系列讲座;与比利时卢汶大学合作进行“基督教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专题研究。承担的课题有:中世纪欧洲文学与基督教(国家教委社科基金九五规划课题);“西方文化与基督教书系”(含《基督教与西方文学译丛》、《汉语基督教研究资料汇编》);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基督教影响(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作计划)。[2]
 
3.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於199611月。该中心将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列为重点。张西平副主任解释道:“而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对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因为西方早期汉学的主角是来华耶稣会士,他们在华期间向欧洲写回了大量的信件,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并写了许多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著作。” 该中心的大量工作是编辑出版研究西方汉学和中国天主教的基本文献。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成为该中心登载中国天主教史论文的重要阵地。[3]
 
4. 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成立於1996年春,隶属於哲学系。中心的成立旨在加强整个复旦大学的基督教研究,使中心成为跨学科、跨系别的研究机构。中心成员曾分别从事基督教哲学、基督教教会史、基督教名人和经典的研究。该中心努力联合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等基督教研究力量,并广泛建立与全国各地区和海外学术机构的联系。该中心依托哲学系,以理论研究见长,对基督教神学、哲学及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多有涉及。正在从事的研究专案有:翻译基督教学术著作,如蒂利希著《基督教思想史》;儒学与基督教人性理论的比较研究;新经院哲学研究;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道与逻格斯;圣经翻译研究;马丁・布伯和莱维纳斯研究;现代上帝观研究;希望神学研究;《死海古卷》研究;现代天主教哲学研究;黑格尔宗教思想研究;现代新教神学研究。该中心具有很强的学术翻译能力,成员正在翻译的有关基督教的著作有十部之多。[4]
 
5. 福建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
 
福建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筹备於1983年,成立於1994年。该所的基督教研究室是由已故著名中国基督教史专家陈增辉教授开创的。现在有明清耶稣会士、福建基督教、清末教案、教会大学等几个研究方向。承担的课题有:《基督教在华传播》、《艾儒略在福建》、《台湾基督教研究》等。九十年代以来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专案《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已通过鉴定。该研究室的资料工作富有特色:一、搜集了最为完整的传教士在华资料,形成了在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人名录,准备将其建成完整的资料库。二、搜集了大量有关福建基督教的文献资料,藏有几百种国内外不多见的教会期刊、大量的教会契约、手稿、会议记录、财产登记,还有大量珍贵的照片。[5]
 
6. 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前身是杭州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筹建於1988年,正式成立於19913月。19984月,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校名仍为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亦随之改名。该中心的宗旨是:严肃、认真、公允、客观地研究基督教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发展同国内外学者和相关领域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同仁的友好往来,共同繁荣本领域事业的发展。中心办有不定期刊物《宗教与文化》论丛。目前主要研究:晚期希腊与早期基督教;当代基督教神学和宗教哲学、宗教伦理学;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现状和趋势。1996年完成了“亚联董”资助的课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佛教、道教、基督教和民间宗教的走向》。19981999年基本完成《农民型基督徒向市民型基督徒转换》课题。出版的专著有:《破邪集点校述评》(香港,1996)、《解释与拯救:宗教多元哲学论》(1996)、《希腊宗教概论》(1997)、《基督教与帝国文化》(1997)、《神秘与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1998)。[6]
 
7.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成立於19927月,挂靠於历史研究所。成员分别来自於本校历史研究所、教育科学研究所、英语系、图书馆和档案馆。该中心以中国教会大学史为研究重点,兼及中国近代基督教文化史和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该中心对於中国基督教研究,特别是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已开展的研究课题有:贝德士文献研究、华中地区教会学校研究、教会大学与近代国学研究、教会大学建筑研究、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知识女性研究、教会大学与西学东渐研究等。19943月,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宗教系联合编印《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半年刊),使得国内外学者可以交流研究资讯;出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已出三辑);陆续编辑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译丛》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与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合作编辑出版《韦卓民基督教神学论著选》(马敏编选)、《吴雷川基督教神学论著选》(何建明编选)。与美国旧金山中西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建设基督教历史文献资料库。[7]
 
8. 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该所是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宗教研究所。“文革”结束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向南京大学建议,以金陵协和神学院全体教师为基础,成立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该所於1979年正式成立,由丁光训主教担任所长。现任副所长为徐如雷。由於神学院教师要集中力量从事教学和文字工作,投入研究所的力量很小,但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8]该所以基督教、佛教、宗教学概论为主要研究方向。20余年来,该所部分研究人员一直参与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专业的教学工作。2000年南京大学宗教学系成立后,其基督教专业与宗教研究所关系密切。该所创办了全方面研讨宗教理论、政策和各种宗教的学术刊物《宗教》。已出版《宗教学概论》、《基督教常识问答》、《基督教史》(译著)、《西方宗教典故》及其他佛学论著多部。研究人员在《世界宗教研究》一、《宗教》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应当说南京大学宗教所是中国大陆大学基督教研究机构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9. 山东大学宗教研究所
 
山东大学宗教研究所成立於1998年夏,由原有的犹太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所和巴哈伊研究中心联合组成。该所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和基督教会史做了大量研究。该所的基督教会历史研究是在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山东基督教会史研究;二、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研究;三、中国基督教大学历史研究。获国家教委重点研究专案两个:《西方基督教会与中国近代文化的演变》(已经完成),《中国基督教会自立运动》正在进行之中。正在进行的课题还有《抗日战争中的基督教大学》、《新教传教士的中国文化研究》。 [9]
 
10. 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於20002月成立。隶属於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其宗旨为:一、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二、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加强与基督教界的联系,合作开展研究工作。三、以四川及西南地区的基督教研究为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四、培养基督教研究专门人才。拟定的研究方向有:基督教哲学及神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基督教的历史、现状、思想、制度、教会、教堂、文学艺术,基督教与儒、释、道的比较与对话,四川及西南地区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国外基督教研究成果译介。该中心成立不久,成果还不多。中心成员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和基督教文献的翻译上。计划编辑出版《基督宗教研究丛书》,拟首先推出《基督教与伦理道德》。此外,宗教学研究所办的《宗教学研究》刊物每期都有关於基督教研究的论文发表。
 
11. 陕西师范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於199812月,挂靠在中文系。当前以研究基督教思想、哲学、神学为主,还将集体研究真耶稣教会、中国礼仪之争问题。
 
12.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成立於20018月。该中心的基本宗旨是:面向全球、面向社会、面向社会各界,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与转型,深化伦理学与宗教学研究,为解决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道德问题和信仰问题提供思想资源。
 
13. 中山大学文学院宗教文化研究所
 
中山大学文学院宗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於199012月,设在历史系。该所从事宗教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综合研究,著重研究外来宗教在华传播史,并将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已经发表了一些有关论文。
 
14. 上海教育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教育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於19957月,由历史系、哲学系和中文系的部分教师组成。
 
在以上大学研究机构和院系中从事基督教研究的人员尚难以作出精确统计,但可以肯定将大大超过社会科学院、政府和教会系统的人员,历年来他们的著述成果是令人瞩目的。
 
二、文献资料工作
 
为了做好基督教研究,首先应进行基本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工作。近年来,大学的基督教研究机构和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出了一大批成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中国天主教史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该中心在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研究西方汉学和中国天主教的基本文献《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20011月出版了该译丛之一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共6卷,先期推出前3卷)。还将陆续推出基旭尔的《中国图志》、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以及李明、曾德昭、卫匡国、柏应理等人的著作。该中心还准备推出《明清间来华传教士研究文库》,其第一件大事是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合作编辑出版《利玛窦全集》,收录已收集到的所有利玛窦著作,正在进行。以后还将推出《南怀仁全集》、《汤若望全集》、《艾儒略全集》 。[10]
 
福建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末教案》。《清末教案》前三册为中文档案,由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选编,后三册为英国、美国、法国议会文件,由研究室负责组织文件资料翻译。目前已经出版15册。第4册(中华书局,2000.10)为法文资料选译,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选自法国外交部的外交文书中有关中法教案交涉的文件(18941899);第二部分选译自法国里昂年鉴出版社出版的《传信年鉴》,这套年鉴是18世纪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继续。第5册(2000.3)系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选译有关教案的部分资料(18701899)。这两部书为大陆学者提供了不易查找和阅读的宝贵外文资料。
 
2000年,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内部印发了《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共计57册,多半是以前没有重印过的,供一些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使用。该汇编由本所博士生、客座研究员、加拿大籍韩国人郑安德搜集并编辑。收入的原始资料主要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选取的主要是明清之际天主教与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及民俗信仰之间护教辩论色彩较浓的、较有代表性的中文资料。原作者既有西方传教士,也有中国信徒。编者对选定的每部著作加上标点,附一题解,并尽量按照原作者的思路分段,加上小标题,为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部小书:一部是由复旦大学外语系朱静编译的《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6),这是一部简明的具有可读性的史料书。选译了法国耶稣会士的书信36件。译者给每件书信加上了一个标题和题解,并附有传教士人名中西文对照表。另一部是沈保义、顾卫民、朱静合译的《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该书英文版是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前所长马爱德博士在1992年组织人力,从已出版的罗马教廷传信部和其他有关机构的原始文献中选录、编辑、翻译而成的。其时间跨度从1645年到1941年。该书对明清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会有所补充和促进。
 
大学教师还参加了两套外国论著丛书的翻译工作:刘小枫主编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继续由三联书店出版,已经有10余种问世,如:《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1996.11),《论隐秘的上帝》(1996.11),《神秘神学》(1998.5)。1988年起,由何光沪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与世界丛书》已经超过30种,其中大多数与基督教有关:《当代美洲神学》(1990)、《论“神圣”》(1995)、《神学与形而上学》(1997.6)、《谈论上帝》(1997)、《晚明基督论》(1999)、《现代基督教思想》(1999)、《基督教与文化》(1989)、《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1997)等。
 
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出版的译著有香港Cupstone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新约希腊文精华》(王晓朝译);Clement著,王来法译:《劝勉希腊人》;Dionysos著,包利民译《神秘宗教》;孔汉思(Hans Küng)著,包利民译《基督教伟大思想家》。
 
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合作翻译了100多万字的《哈珀圣经词典》。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珠海出版社,1999),第一批共10本,其中有7本为翻译著作,译自从1954年开始由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主持编写出版的系列丛书,包括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华中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11]这套丛书为学者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提供了基本的参考指南。
 
1988年,杭州大学曾巨生翻译了Jessie G. Lutz撰写的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一书,汉译名为《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成员翻译出版了《论神圣》、《存在的勇气》、《道德与宗教的二个来源》等书。
 
以上工作为中国基督教研究增添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特别是翻译著作为中国学者了解国外基督教研究状况提供了窗口。
 
三、 研究成果
 
20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大陆学者在探讨义和团运动和教案问题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基督教比较全面的研究。中国基督教研究的热点包括:基督教历史、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国基督教历史、教案研究,以及中国教会教育、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现状等问题。大学的基督教研究机构和个人在这些问题上均有大量成果发表。略举部分如下:
 
1. 基督教哲学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
 
复旦大学尹大贻教授在六十年代即开设有关基督教的课程,1987年,出版《基督教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该书上编讲述19世纪中叶以前基督教哲学的发展,下编讲述现代西方基督教哲学。这是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部基督教哲学论著,可谓开风气之先。之后,北京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赵敦华教授于1994年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现计划出版其续篇“近现代基督教哲学”,此书将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史料翔实、视野全面的基督教哲学史。张志刚教授出版了《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要》,对英美学者的争论作出评价。目前张教授正研究基督教哲学中认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有关理性与信仰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杨慧林教授的代表性著作有:《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追问“上帝”:信仰与理性的辩难》等。
 
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出版的著作有陈村富、夏瑰奇:《破邪集点校述评》(香港宣道出版社,1996);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东方出版社,1996);王志成:《解释与拯救:宗教多元哲学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7);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王晓朝:《万流归宗――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完成待发表)。
 
明末清初因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而加强的中西文化交流和冲突现象是大陆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北京大学孙尚扬曾於1992年初完成博士论文《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12)。该书上篇为利玛窦研究,下篇为明末士大夫对“天学”的理解与反映。全书对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的关键做了重点阐发。
 
前述王晓朝教授著《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原为英文写成,在国外发表,后又译成中文在大陆发表。该书第一部分论述拉丁教士与希腊罗马文化,涉及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冲突,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和解等问题;第二部分为全书重点,论述中国基督教护教士与中国文化,涉及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及其成果、徐光启的宗教著作、中国护教士的论著;第三部分为比较与结论,涉及基督教与民族文化,基督教的本土化等问题。其结论指出了基督教本土化的必然性和实现的途径,及本土化完成的标准――基督教与民族文化的调和。[12]
 
20018月,张西平教授出版了《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该书参考了大量中文和西文资料,内容丰富,有论有述。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欧洲宗教和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下编论述中国宗教和哲学在欧洲早期的传播。力图将1618世纪“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放在同一平台上,对当时中、欧之间的文化互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其他类似专著还有林仁川、徐晓望著《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
 
中国学者不但关注因基督教来华引起的“西学东渐”现象,同时也开始研究传教士如何向西方介绍东方文明。1998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季羡林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包含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中国文化对美国的影响、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军事对西方的影响、中国法律制度对西方的影响多个专题,其中不乏传教士的活动。南开大学张国刚等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是一部新发表的力作,介绍了明清时期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赞美,对中文的学习和汉学研究成果。
 
2. 教案与非基督教运动
 
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首先是从“反洋教斗争”开始的。1982年,“反洋教运动史和余栋臣起义学术会”在四川大足县举行;1985年“近代中国教案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在成都举行。两次会议开辟了教案问题研究的新局面。此后,第二届(1987年安徽黄山)、第三届(198911月贵阳)、第四届(199211月湖南怀化)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相继举行。许多来自大专院校的学者参加了历次会议,并提交了论文。第一届会议论文收入《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8);第三届会议论文收入冯祖贻等主编《教案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2)。
 
九十年代起,大陆教案研究逐渐转向对基督教在华传播活动的全面研究,而反洋教斗争的研究也向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发展,其代表性著作当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天宏教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8)。此书是大陆第一部详尽研究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力作。全书组成部分为:晚清反教运动的历史回顾、新文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的酝酿、非基运动的爆发及其社会反响、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民族主义全面高涨与基督教面临的新挑战。作者在第六章“余论”中将非基运动与教案作了区分,并指出非基运动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是“在民族精神激励下掀起的一场思想政治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将中华民族从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与信仰危机中拯救出来。”“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首先表现於它给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次重要转机,促进了教会改革,为基督教真正走上‘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非基督教运动还促进了中国国家教育政策的发展完善,强化了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教会学校的管理监督,为公立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观点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3. 传教史和传教士
 
八十年代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教授先后出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91)和《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二书,为国内最先研究新教传教士的学术专著,因引用了大量当时国内罕用的外文资料,并跳出了集中讨论教案的套路,令人耳目一新。前书共15章,论述了自17世纪初利玛窦来华传教到1949年基督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全过程;后书论述了29名新教传教士的生平、在华活动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诚如李金强博士所指出:“顾氏两书强调传教士及其活动具有帝国主义侵华之特质,然对於传教士来华创建之宣教事业,则给予肯定之评价,盖因其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而有功焉,顾氏无疑为在华传教士重新评价起了‘带头’作用” 。[13]
 
上海教育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顾卫民教授撰写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5)以大量事实为基础,坚持论从史出,既指出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之下做过错事,又评价了他们在近代西学东渐及维新或改革中起的积极作用,不再将西方与中国、中国人与基督徒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和良好的体系建构而见长,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一部力作,20009月,顾卫民教授又出版了《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专案,是大陆第一部论述此问题的学术专著。论述了罗马教廷与蒙古帝国、明清朝廷的关系,中国“礼仪之争”,20世纪初期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抗战与内战时期中国与教廷的关系。
 
南开大学历史系王立新博士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大量利用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做了较详细的研究。本书结论指出:“美国传教士对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对近代中国工业生产方式的建立基本没有贡献,对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他们既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又是西方殖民势力的一员,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无论做出绝对肯定还是绝对否定的评价无疑都是片面的、极端的。”
 
在传教士个人传记方面,林金水著《利玛窦和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以其“旁徵博引”、“考订细密”被国内历史学家誉为“历来研究利玛窦历史不可多得的著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该书获1998年福建省政府第三届社科优秀二等奖,是研究利玛窦的权威之作。
 
4. 区域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术界重视区域研究。20世纪七十年代后,部分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内容之一是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史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关於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正从沿江沿海转向内地,从经济发达地区转向落后地区,从全国性转向区域性。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对中国整体状况的把握。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也顺应了这一趋势。
 
厦门大学陈友平教授与李少明合著《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论述唐代至现代基督教进入福建民间社会的发展及影响,偏重於近现代;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林金水教授承担了国家中华社科基金专案“八五”规划“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并已通过鉴定,被认为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填补了空白”。
 
山东大学的地方史研究较突出。宗教所研究人员完成了《山东宗教志》中的基督教志部分,出版的学术专著有:陶飞亚、刘天路著:《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5),这是国内第一部对近代教会进行区域性研究的著作,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该书从区域分析角度出发,把研究范围界定在基督教新教在山东的活动,考察教会在这一特定地区中从事的活动、产生的复杂社会影响,以及教会自身在社会环境作用下所经历的变化,尤重当地华人教会的发生与成长历程。山东大学宋家珩、李巍合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1),由18篇论文结集而成,主要探讨传教士在河南传教活动及其评价,并於书后附有豫北长老会教士的名单。
 
中山大学历史系吴义雄博士著《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3)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本书45万言,深入探讨了新教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他们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他们从事的医疗和教育活动,传教士与西学传播,传教士与近代西方的中国学等问题。运用了大量国内学术界未曾知见的资料。本书的结语部分,对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传教活动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认为主要应从传教事业和传教动机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世俗活动。本书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5. 教育事业研究
 
基督教教育事业研究以中国教会大学研究最为突出,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扮演了重要角色。1986年,复旦大学徐以骅发表《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比较全面地提出了重新研究和评价教会大学史的问题。[14]19883月,21名中国学者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林蔚博士在四川大学召开关於合作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工作会议。与会者分别来自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大学等。19896月,华中师大举办第一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6月,南京师范大学举办“教会大学和中国教育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5月,四川大学举办“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15]
 
至今大陆大学学者主持出版了四本论文集,即章开沅、林蔚合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收入25篇论文;顾学稼、林蔚、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收入23篇论文;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收入16篇论文;章开沅、马敏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收入18篇论文。
 
前文曾提到,19998月,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和马敏教授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首批10本出版,其中有三本是国内大学学者的专著,即广州华南建筑学院董黎博士著《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著《从狄考文到司徒雷登》、复旦大学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16]
 
此外,关於教会大学的论著还有:湖南师范大学谭双泉著《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福建师范大学高时良著《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陶飞亚、吴梓明著《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香港中文大学与大陆大学学者合作进行了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编刊。
 
在教育史方面,可以见到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教授著《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17]本书上篇以狄考文为例,重点研究19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第一代传教士教育家的活动和思想;下篇重点研究20世纪以后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活动及其思想,肯定传教士创办近代教育的积极意义。福建师范大学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於1994年出版。[18]本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论述教会学校历史的专著,作者提出:“对待教会学校,既要将它本身的运行过程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行径联系起来考察,又要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教育自身的客观规律来考察。”2000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胡卫清著《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出版。该书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定性研究上取得突破,指出传统的“文化侵略论自然是站不住脚,“现代化论”也未必正确,於是从普遍主义――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深层次上进行考察研究。本书作者以基督教教育哲学为立论起点,广泛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徵引丰富的中英文历史文献资料,构建新颖的立论模式和写作框架,对晚清到民国年间的基督教教育作了实证性的考察和论辩性的评析。[19]
 
以上所述中国大陆大学学者关於基督教研究的论著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沧海之一粟。如果有精力和时间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们在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发表在各类期刊、学报和论文集的文章作一个统计,其数量将是惊人的。
 
四、大学基督教研究的意义
 
对教会而言,中国大陆大学中的基督教研究者绝大多数不具有信徒身份(他们有时被称为“文化基督徒”,但并非都愿意接受这个称呼);就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而言,他们是在学术领域内相对自由的专家教授,因而这一群体进行的基督教研究活动除具有一般学术上的价值外,还蕴含著其他特殊的意义。
 
1、大学基督教研究机构是一支极其重要的研究力量。教育部高校“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曾指出:“高教系统广大从事人文学科的教师,是一支学科齐全、人数众多、地域广阔,有科研能力的重要科研力量”,这其中当然包括从事宗教学和基督教研究的人员。“九五”期间全国许多高校纷纷增设宗教学研究的系、所,宗教学的硕士点继续增多,博士点亦有所增加。特别是教育部建立了宗教学学科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如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等,为21世纪我国宗教学研究腾飞创造了良好软环境。[20]众所周知,在19491976年间,中国大陆在闭关锁国和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宗教活动不能正常进行,宗教学术研究和讨论亦无法开展。
 
1978年后,随著对外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推行,中国大陆的宗教活动日趋活跃,基督教徒也呈迅猛增长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对基督教进行研究的热情高涨,许多大学基督教研究机构应运而生,并从多种渠道获得政府有关机构的经费支援,得以开展课题研究。教育部制定的“十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提出,大学在基督教研究方面的主要任务是:(1)注重学术性研究,在一些领域填补空白,并在重大基础研究上有所突破。(2)抓好适应中国国情、具有迫切性需求的现实前沿课题和热点问题的研究。继续立项的有: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现状研究、基督教与现代西方哲学、基督教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新提出的研究方向则有:中国基督教神学研究、中国各区域基督教(含天主教)研究,以及基督教重要文献整理与研究 。[21]在“规划”的指导下,大陆大学的基督教研究工作正方兴未艾。
 
2、大学基督教研究起到了向学生和社会民众普及基督教知识,培养人文精神的作用。中国是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不允许在学校中进行传教活动,在大陆也没有教会背景的大学。但基督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伟大结晶,西方文化的根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值得人们认识和研究的。人们想知道基督教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中国教会的特点等等。中国学生常常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古今西方许多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为什么大多数西方强国宗教气氛非常浓厚?这就要从宗教与科学、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上加以解释。此外,中国基督教是与当前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可以说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去“洋教”的身份。为了让一般民众消除对“洋教”的误会,也有必要对今日的基督教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这方面,大学里从事基督教研究的教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学里的基督教学者除了学术研讨外,还编写了许多通俗的基督教和圣经知识读物。南京大学宗教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曾先后为本校及本系学生开设了许多基督教方面的课程,如“基督教教会史”、“圣经导读”、“基督教伦理学”、“基督教思想史”、“基督教近现代思想史讲座”等,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复旦大学基督教基督教研究中心还编写了一本供本科生使用的有关基督教思想方面的教材。中山大学开设了“基督宗教伦理学”、“基督宗教思想”、“基督宗教哲学导论”、“圣经导论”等课程。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邀请海外学者举办基督教知识讲座,亦颇受欢迎。随著大学学分制的全面推行,还会有许多学生选修与基督教有关的课程。
 
3、充当了中国和外国、教会与大学之间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桥梁。由於基督教主要是西方国家信仰的宗教,国外研究基督教的历史悠久,功力深厚,因而大陆的基督教研究机构皆与国外学术机构保持著密切的来往。而大学的基督教研究机构依托学校的地位和影响,在对外交流方面有著无可比拟的优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交流频繁,成效显著,堪称典范。至於大学基督教研究机构和教会之间的联系亦比较密切,除了共同出席学术研讨会以外,还进行一些专案合作。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为首主编的《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基督教文化的大型工具书。本书由丁光训主教任名誉主编,由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燕京神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联、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数十位作者共同编写而成 。[22]复旦大学基督教基督教研究中心集体参与了由丁光训与金鲁贤主教联合主编的《基督教大词典》,承担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该词典为国内第一部基督教方面的大型词典,将由出版社出版。
 
1949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教会和神学院不能正常活动,八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很大的改善,但从事神学研究的人员仍很缺乏,神职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大学基督教研究机构为改变这种情况作出了贡献。例如,自1986年起,复旦大学哲学系曾受国务院宗教局委托,举办了许多宗教干部进修班,为宗教界培养了许多干部,在全国宗教界很有影响。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大学基督教研究人员无论是否信仰基督教,一般都能成为教会的好朋友。
 
 
4、为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提供谘询意见。大学基督教研究机构作为学术部门,通过对基督教哲学、思想、文化、历史进行研究,对中国基督教的现状进行田野调查,提供科学的分析报告,客观评价基督教的社会作用,为政府决策提供谘询意见,作为制定政策法规的参考。如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成员对当地情况熟悉,而且通过分布各地的毕业学生,每年假期组织同地方教会神职人员、教徒及政府主管人员的交流或座谈,结合所承担的专案进行取样调查。[23]大学基督教研究机构或宗教系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在政府宗教管理机构或其他部门工作,这对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教会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些工作都有利於基督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有利於促进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有利於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可以相信,随著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宗教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大陆大学的基督教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将在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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