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支反映清同治年间山东“白莲教”起义的“姐妹调”的分析
内容提要：通过以正史材料对照一支长期传唱在山东枣庄地区的反映晚清同治年间山东“白莲教”起义的“姐妹调”的内容进行的分析，文章揭示了与帝国时间观相异的民间时间的存在，也揭示了帝国（意识形态）对民间世界进行渗透和塑造的过程。文章认为，民间时间是弹性的，不同于一贯的帝国时间；通过指称概念对民间世界的灌输和使用，帝国达到了自己对民间世界的渗透与形塑目的。
过去，山东民间有一种常见的被称作“姐妹调”的韵文曲艺形式。它是下层民众用来讨饭谋生用的，一般两人合作，一弹一唱，用柳琴、吧嗒简（两块响板，短绳相接，单手抖动，撞击发声）或响鞭（一种缀满铜板的鞭状乐器）等易得的简单乐器伴奏，节奏单一，其形式是从农历正月唱至腊月结束，每月一小节，共十二小节，往往是把现实的事件按月编入每小节唱出，颇具瞽史之风，其间蕴含了民众世界对帝国政治的解读，帝国意识形态对民间世界的侵蚀和形塑历历可见。
下面即以正史材料对照笔者所采集到的一首传唱在笔者家乡山东枣庄地区的反映晚清当地“白莲教”叛乱的“姐妹调”分析其异同，尤其是相同的一面，来揭示帝国意识形态与民间世界的互动过程。
笔者所采集到的“姐妹调”内容如下：
打“白莲教”
正月里，是新年，王爷领旨去征南（注：下文有考证，此王爷即僧格林沁。《清史稿·僧格林沁传》：“（咸丰）十年九月，（与英法等联军）和议成……会畿南土匪蜂起，山东捻匪猖肆……命……往剿。”），江南湖广没平定， 山东又起叫白莲（注：下文有考证，其时在咸丰十年年末。）。选上将，差成团，那个山东走一番。百战不怯的陈国（注：当地口语读作“gui”。）瑞，满口应允俺当先。
二月里，二月天，王爷打仗掌兵权，副帅（注：当是民间俗称。）选的陈国瑞，副将（注：当是民间俗称。）又是康西南（注：《清史稿·陈国瑞传》里，同治二年五月会攻兖州凤凰山的有参将名康锦文，或即此人。），点红孩儿（注：清，士兵身穿红色号衣，民间俗称红孩儿。）整三千，急忙赶程奔阳关（注：今安徽境内。），一步行程来好快，马过太湖（注：今安徽境内。）到淮安（注：今安徽境内。）。
三月里，是清明，忽听蓝旗报事凶，毛子困了清江府（注：今江苏淮安。），里无粮草外无兵。王传令，速登城，人欢马叫快如风，黄家营（注：当地地名。）安上寨，困城长毛影无踪。
四月里，天起火，大兵困了毛儿窝，立下长城（注：当地地名。）英名显，四下（注：当地土语，“周围，各地”的意思。）镇寨（注：泛指周围各地方。清时北地多依兵制命名，地名多以镇、寨、营、驿等字眼结尾。）一起挪。鬼领路，神泼血，一起领马白莲窝，起这（注：当地土语，“从这时候起”的意思。）降下天罗网，该死贼儿无处挪。
五月里，是端阳，白莲教把麦（注：当地口语读作“mēi”。）抢，城头（注：当地地名。）皇营出了队，好似羊群遇虎狼，只叫（注：当地土语，“结果是……”的意思。）匪贼窝里藏，安定这营到那乡，皇营安的冯卯（注：当地地名。）寨，康营又安岩马（注：当地地名。）庄。
六月里，天瑞成，雨里虹（注：当地口语读作“jiàng”。）里去出征，东门活擒刘双印，在内吓死宋继鹏。定巧计，将人蒙，恐被崩了手下的兵，土鬼水鬼咱能借，何况皇营百万兵。
七月里，七月七，打开贼营到厂里（注：当地地名。），李八李九山上跑，宋继鹏架着他的妻，掉了鞋，裹脚飞，湿脚光腚跑得急，蒺藜扎了胸前肉，砂石又硌丫蛋皮，这才知道有天理。
八月十五月正圆，大炮轰开猴子山（注：当即凤凰山，邹县境内最高峰，与滕县交界。附近有红山，音似，或即该山。总之，泛指凤凰山无疑。），西北跑了千千万，王爷借旨杀个干，陈大帅把令传，不杀女只杀男，大兵追杀四十里，死尸成山血成泉。
九月里，是重阳，山东出了个郭凤冈，眼前东西人跑远，领着儿女返家乡，想当先咱打粮（注：叛乱者出外找寻给养和补给人丁，号曰“打粮”。《清史稿·僧格林沁传》毂僧格林沁疏曰：“每年数次出巢打粮，辄向无兵处所。迨官兵往剿，业经饱掠而归。所至抢掳赀财粮米，村舍烧为赤地，杀害老弱，裹胁少壮。不从逆，亦无家可归。故出巢一次，即增添人数无算。”），把人家追（注：当地口语读作“duàn”。）得无处藏，今日大兵破山寨，好像尿幹（注：当地土语，读作“Cī”“冲走”的意思。）屎壳郎。
十月里，立了冬，陈大帅去歇兵，歇兵不上旁处去，周老爷（注：此人不明。）借道滕县城，摆酒席来庆功，一县人民贺太平。
十一个月，下大雨，王爷歇兵两个月，牵羊抬酒深东户，切草喂马百姓多，个个都念“弥陀佛”。
十二个月，一整年，王爷领兵回江南（注：这里，本“姐妹调”当是泛泛而谓僧王的兵南下。《清史稿·僧格林沁传》：同治二年六月平定宋继鹏后“即日令陈国瑞赴皖剿苗沛霖。”），官员送到十里铺，一县人民焚香烟，“万民衣”，“万民伞”，金色马褂滚龙盘，血染战袍的忠良将，令（注：当地土语所保留的古义，“美好”的意思。）言姜名万古传。
从形式上看，其说唱内容应该是一年之内的事情，然而以《清史稿》——清朝遗老遗少以旧清国史馆留存的已成文本为基础，采用正统的正史编撰方法所修，可以目为有清一代的正史——内的内容来比勘则发现并非如此。而且，内容也不准确，考虑到作者的身份地位，这些不精确是可以忽视的，更可况我们研究该“调”也不是为了考证史实，而是为了分析民间世界的帝国意识形态痕迹。
前三个月的内容，意在交待人物和背景。
根据所叙事件，其所说的王爷应是清朝大名鼎鼎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无疑。僧格林沁，《清史稿》有传，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道光五年，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咸丰五年在山东境内消灭北进的太平天国林凤祥、李开芳军，加封为亲王。七年四月至十年九月，抗击英法等侵略者。战后遂即奉命进剿山东捻军，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效省。同治四年，败绩，死于山东曹州吴家店。谥号忠，配享太庙。麾下勇将陈国瑞在平定山东“白莲教”的战事中战功最高。
陈国瑞，民间素有威名，“姐妹调”内一句“百战不法的陈国瑞，满口应允俺当先”，就使其勇猛栩栩如生于人们眼前。《清史稿》亦有其传云：字庆云，湖北应城人，为总兵黄开榜收为义子，冒姓黄氏。平定山东宋继鹏后呈请归宗，复陈姓。早年即以勇闻名。后跟随僧格林沁征战山东、安徽、湖北、河南等地，“素恃功桀骜，自僧格林沁外，罕听节制”，僧格林沁亡后，被黜。后又被起用平捻，复职，终被坐戍黑龙江。光绪八年，殁於戍所。后复官，并于立功诸省建专祠。
“姐妹调”内所谓僧王“领旨去征南”，所指不明，比勘《清史稿》传，不可能指其咸丰三年至五年奉旨出京南向山东平定太平天国北伐军事，此事未涉及江南和湖广地，应是指僧格林沁于咸丰十年始为平以捻军为代表的咸同年间叛乱者而转战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数省的军事活动。清王朝的官方文献和《清史稿》记载有白莲教叛乱，其时在嘉庆元年至九年间，地涉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仁宗（嘉庆帝）本纪未言及山东境内有白莲教活动事。然而经考察，咸同年间捻军兴起之时，山东境内确有俗称“白莲教”的叛乱者，正是所谓“江南湖广没平定，山东又起叫白莲”。
《清史稿》内本“调”所歌颂的两位主角，即僧格林沁和陈国瑞的本传里所提到的山东境内的叛乱群体计有：
“邹县凤凰山教匪宋绍明／教匪宋继明／白莲池匪首宋继明（注：当是“宋继鹏”三字。这里，人名互异。查对中华书局1987年版王钟翰先生点校的《清史列传》，方知《清史稿》僧传和陈传裁自清国史馆已成稿本，一仍其旧。）、曹州长枪会匪董智信焦桂昌等、淄川捻匪刘德培、郯城棍幅匪”等。
被称为教匪的只有邹县境内的这支，但是其首领既不叫宋绍明也不叫宋继明，而是叫宋继鹏。经查，宋继鹏，邹县白龙池村人（注：《邹城市志·人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801页。），咸丰十年起义，同治三年（注：当是同治二年之误。同书，即《邹城市志》后面的有关章节俱记作二年。）九月清军破白龙池，宋继鹏战死。（注：《邹城市志·大事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7页。）又，《重修泰安县志·兵事》（注：徐宗幹修、蒋大庆纂《重修泰安县志》，同治六年修补，道光八年刻本。）提及同治元年“七月，文贤教首宋继鹏在邹县白莲池起事（时称白莲教军）后，由泗水进军泰安”。这里所引用的两段文字，一说白龙池，一说白莲池，《清史稿》亦作白莲池，张曜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九（注：《山东军兴纪略》收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里说“白莲池……亦曰白龙池”，如此则白龙池白莲池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地方。在官方文献里，宋继鹏的起事被称作“教匪”，并没有呼之为“白莲教匪”。或许因为地名的缘故，也或许再加上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叛乱给帝国留下太深刻的记忆，宋继鹏的文贤教也就被民间世界叫做“白莲教”了，正如《重修泰安县志》所言“时称白莲教”，仅是民间俗称罢了。
如此，再有本“姐妹调”下文为依据，则可以判定该“调”所叙述的即是平定宋继鹏事。根据上面所引用的文字，宋继鹏起事应在咸丰十年年末，与前面脚注所引僧格林沁于咸丰十年年末或十一年年初奉旨往剿山东捻匪的时间正相应。据此并根据“姐妹调”以正月开始说唱事件的习惯，则本“调”第一节所说唱的事件的时间应是咸丰十一年正月。
第二节，交待行程，军马一路南向经安徽境到达江苏淮安。
三月，说唱的是捻军淮安之战。此役《清史稿·陈国瑞传》，里有记载，但时间不是咸丰十一年三月，而是同治元年春。咸丰十一年七月穆宗即位，以明年为同治元年，该“调”在时间上错后了一年。传载：“同治元年春，捻匪犯淮安，国瑞率五百人绕出贼后，与总兵龚耀伦夹击，贼惊溃，马贼悉遁，步贼万馀回拒，国瑞偕总兵王万清合战破之。再破贼党李城於版傍。贼由众兴集扑清江浦，击走之。以砲船三十遏运河，夜袭桃源北岸，破贼圩四，直取众兴，拔十馀垒，擢副将。三月，率步卒八百败贼於泾河，转战至新河，贼逼堤而阵。国瑞麾队猛进，手燃砲殪执旗贼目，斩级千馀，以总兵记名。”可见当时捻军围犯淮安，与官军一触即溃，与本节所描述的情形相符。
四月，大军回战山东西南境内。清时，今天的枣庄地区，即当时的峄县和滕县，与其时的滋阳县、曲阜县、宁阳县、邹县、泗水县和汶上县俱隶属兖州府，无论叛军官军的行军作战都不具有今天看来的跨地域性的性质，因而本“姐妹调”所叙述的平定邹县宋继鹏叛乱事件是当时同一行政辖区内的事件，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中的那样规模庞大，只是仅仅局限于一地的叛乱事件而已。这一节里提到了一个具体的地名——长城，经调查（注：向讲述人和当地人调查以及笔者本人的实地考察。下文将要言及的城头、冯卯寨和岩马庄三处地方距离长城村皆不远。讲述人是我的祖父，生于光绪三十二年，我记录该“姐妹调”的时间在1996-1998年间，其时爷爷已经近90高龄。笔者本人土生土长的小村庄就离长城村不到5华里的地方，因而对附近的地名、地貌与掌故耳熟能详。），即是今天的枣庄市山亭区水泉乡长城村，地处当时的滕县与峄县的交界处。实地考察，这里地势高，村子坐落于山阳，其前又一高山，号云谷山（今名云峰山，山南坡有村庄与之同名），周围群山环绕连绵不绝，进退自如，在冷兵器时代，这里及其附近的村寨确实易守难攻。根据该节所叙，则附近即是“白莲教”的重要据点。所谓“鬼领路，神泼血”和“天罗网”当是描述当时战事之激烈。
下一节，继续描述战事，讲的是官军从营地城头村出击。从当地实际地形地势考察，当是一路向北出击，攻下并扎营于冯卯寨，一路东向出击岩马庄并扎营于此。前引《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九记载有：“（同治二年四月）黄国瑞（即陈国瑞）……率所部步骑四千余由峄至滕，分驻冯卯、城头、九老庄。”这一节提及的城头、冯卯和岩马三个地方当时都是当地的经济的和（或）政治的核心村镇。除了岩马庄外，其他两处至今仍是乡镇政府驻地。需特别指出的是，岩马庄在文革时期由于修建了闻名全国的至今也仍然非常重要的岩马水库而声名远播，其地位在当时要远远高于其他两处，只是到了改革放活经济时期其地位才衰落，但仍是当地交通的一个中心点。
这两节讲述的是官军征剿峄县和滕县交界处云谷山叛乱的军事活动。据《峄县志》，咸丰八年，捻军进入峄县境内，此后“峄之大乱于是成矣……十年庚申夏，土匪刘双印、牛闺女、膝四率贼数千，据云谷山，官军攻之不克……如是者年余，势汹汹且激变。而僧忠亲王统大兵至峄，时咸丰十年秋九月也……同治纪元，江宁贼败，而僧邸骑军剿捻山东频破之，声威震群贼。前军将陈国瑞尤以善战名……贼大困，众饥。越数月，遂弃山奔白莲池。”（注：周凤鸣修、王宝田纂《峄县志·大事记》，光绪三十年峄县义塾刻本。）据新修《滕县志》载：“1863年（同治二年）初，刘双印率领起义军从长城（今山亭区水泉乡）村突围，投奔邹、滕交界处猴子山白莲教起义军，继续与官府斗争。”（注：《滕县志》（第五编第四章战事第一节农民战争四幅军起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6页。）如此看来，此时刘双印等属于台儿庄运河“幅匪”系统，而不隶属于邹县宋继鹏的“白莲教”系统，那么本“姐妹调”以白莲教呼之只是泛称。
六、七、八月这三节讲述的是山东白莲教最后的战斗，即猴子山战斗。先讲刘双印被擒，次讽叛乱者的退却，最后则描绘战斗的结果。《清史稿·陈国瑞传》记载了这次战斗：“（同治二年）五月，会攻兖州凤凰山，约副将郭宝昌、参将康锦文分路设伏，躬率小队抵白莲池，诱贼出，伏发，截贼队为二，擒悍匪刘双印。缘崖先登，诸军继之，克凤凰山，戮逆首宋继鹏等，赐黄马褂、头品顶戴。”《清史稿·僧格林沁传》也记载了这次战斗：“六月……进攻邹县。白莲池匪首宋继明屡降屡叛，拥众二万馀，恃险抗拒。令总兵陈国瑞、郭宝昌猛攻，破其山寨，败窜红山，死守经月，粮尽欲遁。令舒通额等设伏岭下，陈国瑞於山北攻上焚其寨，杀贼过半。其窜山下者，伏起并歼。擒匪首李九，获宋继明尸及其家属。留国瑞暂驻，搜缉馀匪。”《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九里的记载更详细，“（同治二年四月）十七日，匪出屯孤山，次日黎明国瑞……进击……匪败走双峰回巢……黄军……扼匪南门。五月初三日，攻其东门……匪出队近千，官军佯走，匪遂入伏中，迅起击之，禽刘双印等二十余”。（六月）十七雨夜，参将康锦文掩护陈国瑞自凤凰山寨北进入，匪西奔“厂里”和“新庄”。在屯水寨，匪败，“国瑞遣骑将孙玉殿继至，燔斫竟数十里”。“（七月）初五日，王至，径入白莲池山中督攻……诸军由云蒙山而上，守匪溃，大军乘之，匪向西北山峪夺路奔。僧营……分军截击，禽匪首凤冈、八……遂克小红山，败匪南奔灵山，分踞冈山八顶。二十三四等日，轰斩累万，山谷为赤，继鹏死乱军中，戮其尸……教匪告平。（王）仍檄……自峄山至界河沿山部索，檄沂州令文彬引兵团周巡辖地，斩获累夥，讯释难民数千，欢声四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时间上有差错，但“姐妹调”对这次战斗的描述在地点和叛乱者的逃跑方向上却惊人地精确。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官军的赞美语气。而在充满想象力地绘声绘色地描绘宋继鹏出逃情景时则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快感，并使用了最粗俗的语言来描述之。在交待战果时，则不单单夸耀官军，而是替官军隐恶了，实际上“清军攻占各山头后肆意杀戮教军及无辜山民数万人之多，山岗被血染红”，平定后“捕杀游散教军，致使一二年内周围数十个村庄渺无人烟”。（注：《邹城市志·军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46页。）在这里，“姐妹调”的作者显然是和帝国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而一句“这才知道有天理”更把民间世界里的帝国意识形态的痕迹暴露无疑。显然，帝国意识形态就是“天理”。
九月这一节的内容不可解。似乎是说郭凤冈战前即已出逃，战后回到了家乡，并有悔意。但是实际上，前引资料已经交待说明郭凤冈与宋继鹏一道是文贤教军的重要首领，在猴子山战斗中被擒。
十月至十二月三节则交待了平叛后，官军修整，当地官民对僧王及其主将陈国瑞感恩戴德，欢天喜地，犒劳官军，以及官军挥戈南下的情形。这一部分给我们展现了帝国与民众世界水乳交融的场面。
在对照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姐妹调”的编写很自由，对所要说唱的事件的时间顺序的要求并不严格，只要大体上前后相依即可，竟可以把前后几年的事情都以一年的时间来编排。这说明在民间世界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帝国时间观的历史序列。正是这种相异的时间观为帝国意识形态对民间的渗透提供了场所与可能。
时间对西方世界而言是客观的，不可更易的。古希腊，人们把时间当作神。这样，时间就是外在于人的，因而人无法对时间施加影响，反而要受制于时间。在哲学中，时间失去了神的外衣，成了抽象的观念。（注：［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0页。）它代表着永恒，存在(being)在其中得以实现(becoming)。基督教的兴起又把不可逆转的线性性质注入了时间。对基督教世界而言，时间就是从创世纪走向末日审判的过程，人在其中无所作为。（注：［德］莫尔特曼著、隗仁莲等译《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45-194页。）在我国则不然，时间是可以中断的。这就意味着时间是人为的。西汉王朝宣称自己是西周王朝的直接继承者，抹去了中间从春秋至秦王朝的几百年的时间。（注：《汉书·郊祀志》。）明成祖取得皇位后，建文帝的四年就成了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注：《（明）太祖实录》。）时间被更换了。同样是大明朝，代宗景泰帝的七年被附于复辟后的英宗的正统朝之后，（注：《（明）英宗实录》。）时间被挪移了。这几个例子表明时间是控制在人的手里的。最近兴起的以民间个（群）体为工作对象的“口述史学”的实践也向我们揭示了时间的多元性，即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时间。当向当事人询问并作笔记时，口述史学家们往往会遇到“采访”过程中的典型障碍，即当事人宣称除了采访者已经知道的事情外，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注：［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值得”二字。这两个字表明存在着一种判断，即当他们记忆那些值得记忆的事件时，有些事件不是事件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是不可能记忆全部事情的，而是有选择地记忆某些事情。为了记住，记忆必须忘却和过滤。群体的集体记忆也是这样。这意味着时间是由事件，确切地说是由经过作为主体的人选择了的事件组成的。也就是说，时间源于事件。或者也可以说，时间就是事件。这为我国的家谱研究所证明。（注：王东《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徐建华《中国的家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3页。）在家谱中，家族的历史往往会溯源到某个“大事件”。比如，本家族第一个居住于此地的人是始祖。在这里，家族的时间源于定居事件。比如，始祖也往往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个“大人物”（其标志多是政治性的，往往是获得帝国的功名）。在这里，时间源于值得炫耀的事件。由于民间时间是由事件组成的，那么时间就具有了随意性和循环性。随意性源于事件的不定性。能够被人们选择用来标记时间的事件必然是人们可以认识的事件，对农业社会的先民来说选择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或与此紧密相关的天文现象的发生）作为时间的标志事件是再自然不过了。由于这些标志事件是循环的，时间因而具有了循环性也就不奇怪了。这些事件太平常太固定了，时间因而渐渐虚无化，先民也就没有了时间观念，只是机械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已。
民间时间由事件组成，那么时间也就是分裂的，即时间与某个群体有关。这样，时间也就是地域性的时间，时间成了某地的时间。地方愈平静，即没有值得记忆的事件发生，时间的虚无性就愈厉害。时间也就静止了，静止为一种机械循环，无声无息，不为人察。此时，本地突然的大事件必然会给这个地区和这个地区的人们刻下深深的记忆。这种记忆可以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至一个新的（但不必更大的）事件发生。本“姐妹调”所反映的山东“白莲教”叛乱事件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那些年龄稍大的人们，比如笔者的父辈这代人仍然能够津津乐道之。（注：今天，电力的应用和电视媒介的普及，已经使得人们没有机会和兴趣茶余饭后聚于街头巷尾闲聊了。随着人们交流的减少，民间记忆也在慢慢消失，从而渐渐地被国家记忆所取代。这表现为人们的话题日渐“宏大化”，人们谈论最多的内容不再是东家的长或西家的短，而是“伊拉克战争”和“非典传播”等等这些“遥远”的事情。）有时，大事件之间也并不必然是相互排斥的，一个事件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事件被取代从而从人们的记忆中消亡，它们更有可能的是相互融合。本“姐妹调”所反映的这次叛乱事件就和后来民国时期为祸当地至烈的山东大土匪“刘黑七” （刘桂棠（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里有其传记，列举了他的斑斑恶迹。））的恶劣行径相提并论。这说明民间记忆里的事件是具有模糊性的。如此一来，时间也就具有了模糊性。这与帝国的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述口述史学家所遇到的典型障碍，证明了这两种时间之间的相异性的存在。当口述史学家试图引导被采访者按照一种编年史的形式进行叙述时，被采访者的“空心化”会更明显。这是因为当口述史学家试图引导被采访者按照先后顺序排列自己的经历时，口述史学家实际上把源于统治群体的线性时间观强加给了被采访者，从而对被采访者的生活经历进行了调整（虽然是无意地）。（注：［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统治群体是有权势(power)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将来，因为他们能够预见自己决定的后果。将来可以掌握，也就意味着过去也是被掌握了的，所以他们的时间是一贯的（这种一贯性偶尔会也出现缺失，比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但是时间并没有断裂）。伴随着强大的帝国权势，帝国的时间观也就必然是强势的。这样，民间世界选择用以建构自己时间的地方事件也就往往是那些能够纳入帝国时间视域的事件。结果，民间时间与帝国时间合流了。本文“姐妹调”所反映的这次“白莲教”叛乱就惊动了朝廷。朝廷动用了帝国晚期最强悍的僧王军队。民间对这次叛乱的经历也就上升为帝国的经历。
民间与帝国的合二为一导致帝国意识形态对民间的渗透，民间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姐妹调”在不知不觉间也成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传播到各地，从而避免了大量文盲的存在对国家意识形态接受的限制。作为一种在民间广为传唱的小曲儿，讨饭者走到哪里，曲子也就传播到哪里，其所内涵的帝国的东西也就会渗透到哪里。毕竟承载了对朝廷的致意，创作者创作了它也就意味着自己是帝国意识形态的同谋，传唱者既然愿意传唱也就意味着他们认同其中的献媚，而听者也会在不经意中被帝国的意志抓住。在用词上“姐妹调”和官方是一致的。“毛儿”、“毛子”和“贼儿”这样的用语与官方文献里的“贼”和“匪”充满着同样的蔑视和对立。作为指称性的这些词本身是判断词，包含着使用者对被指称事物的情感、态度和立场，因而民间使用这些来自上层世界的蔑视性的称呼来称呼叛乱者就意味着自己已经接受并认同了上层世界对叛乱者的立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由概念组成的，接受这些概念就意味着接受了它们所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概念所具有的判断性意味着对意义的认定。意义的认定是通过“贴标签”实现的。在正史（注：广义上的“正史”，即一切官方的历史性质的文献记录，包括不计其数的具有官方背景的各种地方志。）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的名词性的指称词（在意义上，它们具有相互确认的相对性），例如“忠烈传”、“烈士传”、“死难传”、“列女传”、“奸佞传”、“贰臣传”、“叛逆传”、“循吏传”和“酷吏传”等等。这些“标签”把人与事进行了划分和归类。“忠烈”、“烈士”和“死难”认定的是效忠帝国者。“列女”肯定表彰的是有利于帝国思想意识形态的行为。“贰臣”与“奸佞”则表露了帝国统治者对奴才的主子心态。至于“叛逆”更是一种最“高级”的宣判，列入此者的是绝对不可赦免的“十恶”中的首恶，即叛乱，直接威胁帝国统治的人事。通过“贴标签”，帝国下的一切都具有了身份，而且身份只有两种——（对帝国的）“忠”和（有损于帝国的）“奸”。这是绝对的二元对立，没有中间项。（正史里的“书”“志”等反映典制经籍的部分似乎是中性的。但实际上它们仍然隐含了“好”与“坏”，即是否有利于帝国的统治的判定。）你要么加入效忠于帝国的行列，成为“好人”，要么就是“乱臣贼子”，非匪即盗，非叛即逆，“杀无赦”。历史就这样被过滤了，只剩下了“好”和“坏”。而且“坏”，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强调“好”的存在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坏的”也成了“好的”，因为它的存在有利于帝国。通过排除一切不利于帝国的意义的存在，历史的意义域得以确定并自我封闭。在这个意义域里，它内部的一切是自我证明的，或者说根本就毋需证明，帝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天理”，此外无他。就这样，帝国牢牢地罩住了帝国境内的一切。
帝国的空间竟然如此狭小，它留给民间世界的只有两种选择。显然，绝大多数的人们选择的是效忠于帝国，做一个“好人”。无庸讳言，这种选择有帝国强力(force)的一面，但更大程度上是帝国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使人们自觉选择的结果。帝国对民间进行渗透与改换的起点与终点恰恰就是帝国对世间人事物进行指称的名词概念向民间的灌输和民间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正是这样，随着民众使用“贼”一类的字眼来称呼叛乱者，自己就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了帝国的一边来与叛乱者作战了，如此一来，民众实际上就在实践着王朝所要求于他们的“忠”、“仁”、“义”等帝国的意识形态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帝国与民间又相遇了，并结为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叛乱者是渣滓，必须加以排除。在这个共同体里，叛乱者是病态，是偶尔的意外，而上下一体共荣才是正常，才是永恒。
清史研究2004年04期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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