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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
发布时间: 2020/10/30日    【字体:
作者:石衡潭
关键词:  福音使命 文化使命  
 
 
内容提要:
 
本文分四个部分:首先,大略介绍了中国基督教文化之现状及其与教会的关联;其次,探讨了基督教与文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第三,认为中国基督徒应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也应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纽带;最后,指出中国基督徒实现文化使命中所应有的态度与策略:要抓住机会,要警惕两种倾向,要避免制造人为文化冲突。
 
中国基督教文化之现状及其与教会的关联
 
基督宗教曾经四度入华,最后一次马礼逊将基督新教传入中国,也已经将近二百年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已经有了千万之众。应该说基督宗教已经进入了中国,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但也应该看到,基督徒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不大,基督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仍然不是很大,基督宗教也还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像德尔图良、奥古斯丁那样灵性丰沛、学养深厚的神学大师,还没有建立融汇中国文化的神学思想体系,还没有像《天路历程》那样深蕴基督教精神的宏篇巨著,还没有大批在各行各业卓有建树的基督徒。
 
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为是“中国基督教”还是“基督教在中国”这样的命题而争论不休;还有人在为“是龙的传人”还是“神的儿女”而吵得面红耳赤;还有人在为“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而扼腕叹息;还有人在为基督宗教进入后的中国文化命运而忧心忡忡。这说明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理解和接受基督宗教,也说明中国的基督徒还没有自身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文化方面建树还不多。
 
这种令人担忧的现状促使我们深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基督徒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所属的文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文化使命并且怎样才能承担?我们对这些问题思考认识的广度与深度,我们思考之中之后行动的力度与强度,都将对中国基督宗教未来的发展、未来的面貌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愿意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告诉大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并且以我们切实的行动形塑中国基督宗教的未来。
 
(一)关注不够
 
教会神职人员忙于信徒牧养等日常事务,无暇关注基督教文化事业。无暇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关注不够,参与很少,支持不力。神职人员只读《圣经》,几乎不读其他文化书籍,尤其不读中国文化著作、文学著作。据有关数据统计:基督徒每人每年用于购买基督教方面书籍的钱大约0.12元。许多基督教书店艰难维持,不少亏本经营,很少有赢利的,还有不少关门倒闭。一些基督教门户网站,由于教会没有多少经费支持,也没有多少道义支持,愿意点击浏览的也不是很多。
 
(二)成绩不多
 
已有的成果多是港台牧师和基督教学者做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大陆基督教研究学者所为,而真正大陆教会的成果屈指可数。而像田童心的《儒家神学新议》则存在很大问题和争议。从目前全国各教会所开展的基督教中国化活动来看,自2014年以来,每年各省市两会都在举办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但主要发言人是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基督教学者,而不是教会牧师和神学院老师。只有近两三年才略有改观。
 
(三)影响不大
 
教会缺乏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评论家,有也不敢或不愿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缺乏有影响力的著作。教会牧师和神学院老师的著作多在全国和省两会出版机构内部发行,数量有限,也只供给信徒,对社会大众影响甚微。
 
没有报道,没有宣传,也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不是一点也没有,但是缺乏足够力度的宣传,没有形成相应的环境与氛围,教会没有足够的宣传阵地。目前正式公开发行的基督教刊物只有《天风》、天主教刊物只有《中国天主教》,其他各省市两会的刊物只能是会讯性质,内容分量不够,也不能公开发行。也有一些基督教网站与微信,但其规模、容量、影响远远不能与教会外的相比。
 
这样,其宣传效果就及其有限。如对像汤清基督教文艺奖这样惟一面向全球的华人基督教文艺奖项,教会几乎无人知道,对获奖作品也几乎一无所知。北村的《我与上帝有个约》、余杰的《香草山》2006年获奖,成为首批获奖的大陆基督徒。教会不予关注与宣传,任其自生自灭。如果教会像对待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那样对待自己的奖项,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中国教会的状况,就像美国当代著名神学家寇尔森所描绘的:“我们正经历某种流离异邦的感觉,就像先知以西结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活在对于道德漠不关心的文化中。”2
 
中国基督徒要认识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寇尔森的相关论述:“转眼不看文化,其实是背离了我们从圣经领受的命令和外面自己的传承,因为这等于否定神在一切生命之上拥有主权。对教会来说,没有什么事会比转眼不看文化更致命、或更不合时宜了!现在放弃了这个战场,就像刚好看到了历史上基督教正处于大突破边缘的最初征兆,却弃绝了这个契机。”3
 
 “凯柏尔(Abraham Kuyper)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并曾担任荷兰总理。他说基督教真理的最首要原则并不是救恩论(soteriology),也就是‘因信称义’,而是宇宙论(cosmological),也就是在整个宇宙之上、在所有领域和国度中,不论是可见的或不可见的,三一神拥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只能在与神的关系中才能了解整个宇宙。”4
 
“福音运动和文化更新,二者都是属天的、神所命定的责任。神以两种方式运行他的主权:透过救赎恩典(saving grace)和普遍恩典(common grace)。普遍恩典其实就是神的大能维持大自然运作的方法,阻止罪和邪恶因为人类堕落所造成的恶果,要不然罪和邪恶可能就像大洪水一样淹没了他的创造。作为神的普遍恩典之媒介,我们被呼召协助、维持并更新他的创造,支持家庭和社会这个神所创造的机制,追求科学和学术成果,创造美丽的艺术作品,并医治和帮助那些因为始祖堕落而受苦的人们。”5
 
“我们的呼召不只是以神的原则来安排生活,并要投入世界,像柯理思所做的。我们要同时实践宣道的大使命和文化使命。我们的任务是传讲福音,并且在我们的世代,在它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情境中,透过辩护真理、活出真理,让万事万物服于神的秩序。”6
 
其实,《圣经》中也谈到了文化使命:“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128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创世记》219-20
 
治理与管理都是广义的文化工作,即人运用神所赐的才能所进行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给各种飞禽走兽命名也是需要极高极深极丰富的知识的。瑞典科学家林奈后来发明了植物分类学。
 
寇尔森说:“救赎,不只是简单地从罪中得自由而已;救赎同时意味了恢复我们在创造之初就被赋予的任务——创造文化的任务。”7
 
救赎不只是为了个人而已,也是为了神一切的创造。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歌罗西书》115-20
 
这里描述了基督主权的三种方式:
 
1)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2)万有都在基督里联接在一起。
3)万有借着基督和好了。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希伯来书》26-8
 
 
既然叫万物都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那么文化当然也是一样,不能例外。圣经中还有一段经文讲到运用文化来传扬基督、传扬福音的重要性:“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歌罗西书》128-29
 
中文标准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我们传扬基督,用一切的智慧劝诫所有人,教导所有人,好让我们使所有的人在基督里成熟,能够献给神。我也为此劳苦,藉着他在我里面的大能而争战。”(《歌罗西书》128-29
 
寇尔森认为:“救赎涵盖了创造的所有层面,末日并不是以创造的结束作为记号,而是以一个新天新地开始为记:神将一切都更新了(《启示录》215)。”“基督徒不仅是被救赎脱离某种东西(罪),也是被救赎进入某种东西(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全面主权)。”
 
他还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进行神一切创造的修复工程,其中包括:私德和公德的领域;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教育和社群;工作、政治和法律;科学和医学;文学、艺术和音乐。救赎的目标遍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在圣与俗之间,并没有看不见的界线。我们要把“万有”带到基督的主权之下,不论是在家里或在学校,工作坊或会议室、电影荧幕或戏剧舞台上,或在市议会或国会殿堂中。”8
 
最后,寇尔森向全体基督徒呼吁:
 
“站在一起,身为神的子民,必须遵守两个大使命:首先要赢得失丧的灵魂,然后建造文化。基督徒必须抓紧这个时刻,正如许多世纪以前爱尔兰人所做的那样,让全世界都知道:基督教不仅是真的……更是人类的伟大盼望。”9
 
(一)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什么?如何来定义文化?这在学术界一直是没有明确定论的。有人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说成是文化,也有人把文化局限于人的精神方面。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七十年代,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孔(Clyde Kluckhohn)列举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160多种。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
 
这个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曾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10中国学者唐逸关于文化的界定与此相近,但他比较强调文化的精神方面。“文化是人的精神产物,是与自然相对待的人之语言行为所构成的精神及物质结构。”11
 
中国基督徒学者齐宏伟也提出了一个比较简洁而明晰的定义:“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照的概念,是人在面对和回应‘天人物我’各关系时所形成的、较广泛且可传递的精神、制度和物质成果。”12
 
学者们大致同意,文化一般有这样四个层次: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其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它们依次构成一个由低到高的序列,物质层次是基础,思想与价值层次为核心。
 
宗教又是什么?怎样来界定宗教?这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中国学术界一般是把宗教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的。吕大吉先生就是这样来定义的:“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13
 
如果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基督教也可以按照这样一个级次来分析。教堂、十字架、圣物、圣具等构成基督教文化的物质层次;而教廷与教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方式、礼拜、圣餐、洗礼等构成其制度层次;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团契、交通、分享、聚会等构成其风俗习惯层次;十诫、荣神益人、认罪悔改、因信称义、得救、永生等构成其思想与价值层次。
 
在最后一个层次中,一般伦理的教训如十诫、荣神益人等还比较容易在世俗文化中找到对应物,而认罪悔改、因信称义、得救、永生等属于基督教的意义范畴就不能或难以在世俗文化概念范围内找到合适的位置,而这恰恰是基督教最核心的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世俗的文化定义是以人为中心界说的,文化无非是人一切活动和创造的总和。这里没有为神的创造和作为留下空间。而基督教信仰所强调的恰恰不是人的活动与作为,而是神的创造与启示,神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介入和参与。这就是说,基督教已经越出了世俗文化定义的范围,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是世俗文化定义所不能完全涵盖的。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44-6
 
那么,从基督教信仰、从圣经出发又怎样来看待文化、看待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呢?我们知道,按照圣经启示和基督教信仰传统,世界和人类要经历创造、堕落和救赎三个阶段。创造最初的伊甸园时代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而一去不复返了,人类进入了堕落的时代。在这一阶段,人身上神的形象与样式已经全然堕落、全然败坏了,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每一个层面——理性、情感、意志都沾染了罪,人类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自拔,需要等待来自于神的救赎。
 
文化,作为人活动的结果和产物,也是完全堕落与败坏的,同样需要神的救赎。自从耶稣基督降生,在十字架上为堕落的人类受死,三天之后又复活升天,神的救赎工程已经展开。神对人类的救赎也包括对人类文化的救赎,也就是对文化的改造与更新。神在救赎过程中,也使用人类文化来向人类启示他自己,肯定文化有其正面意义,但神启示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文化形式。
 
就是圣经本身,人们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它与希伯来文化、 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融为一体的,但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尽管圣经从语言到素材,从体裁到风格都与某种特定的文化相关,但有并非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专利。圣经的语言就是使用希伯来语、亚兰语和希腊语等多种语言而写成的。圣经中所叙述的创世和洪水事件,在巴比伦人的文学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圣经的体裁,旧约的诗歌、箴言、律法与条约,新约的书信、行传等都是当时中东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中所常见的文学体裁。圣经所使用的修辞技巧与语言风格,也是与当时时代相应,而非孤立出现的。
 
圣经中所描述的内容,很多也并不限于特定的文化。如旧约时代,会幕、圣殿的建筑特征和装饰、圣约的概念,其实与邻近的文化相当接近;祭司和王权的体制,也是当时其他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神的启示超越于任何一种文化,又能够进入任何一种文化。正如何世明牧师所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信仰的基督教,乃超越于一切人与一切文化之上,但也可以贯注一切人与一切文化之中,更可以内蕴于一切人与一切文化之内。”14
 
如同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救赎一样,每一种文化也需要上帝的救赎、福音的更新。当然,神对人类的启示与救赎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如先是希伯来人,希腊人,在到其他民族;神对文化的改造与更新也会有早晚的不同,但没有一种文化能够抗拒神的恩典与救赎。华劳德(Lloyd Kwast)在其所著《严重问题》(Crucial Issues)中说:
 
“正因为人类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上帝才能藉着圣经向全人类表达他的意思。上帝要向全人类传达他的真理……人类基本的相同之处,使真理能越过文化界限与传递工作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困难。上帝最先向希伯来文化和希罗文化里的人所启示的圣经真理,今天任何文化中受圣灵引导的人,都可以清楚而正确的了解这些真理的原意。”15
 
文化进入救赎有先后之分,文化被更新的程度也有深浅之别,但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说自身是完全基督教化的,完全福音化的,就像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像基督一样完全一样。福音改造、更新文化是一个不断向前的永恒进程,没有终止。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基督教具有某种亲缘性。我们说基督教的核心——福音是超越于任何文化之上的,这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在等待福音的洗礼与更新上都是平等的,福音能够进入到任何一种文化中,使之改变与更新,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抵挡和抗拒福音。但是福音使用每种文化的程度是有不同的,福音进入每种文化的时间是不同的,福音改造每种文化的程度与范围是不同的,福音进入每一种文化的方式与进路也是不同的。
 
每种文化应该认识清楚自身的特质,以便福音能够更容易、更深入地进入自身文化之中,而不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与障碍。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其固定深厚的特质,认识清楚其特质及其与福音和基督教信仰的关联性与亲缘性,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人伦文化体系。这点已经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可。在谈到中国传统人论中的人观时,杨适教授指出:“在中国传统的实际生活里,在思想文化里,‘人’指的几乎全是、或主要是由人伦(核心是亲属血缘人伦关系)来形成的家族、民族、国家这类整体,和在这种人伦之网中被分别规定下来的一切个人。”16
 
在评述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多种学说之后,杨适教授总结说: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维护和批判宗法人伦两条路线,有诸多具体主张和派别,总起来看,都没有离开人伦文化这个基础。宗法人伦和天道人伦之争,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矛盾的焦点或最高概括。中国文化是人伦性的文化。”17
 
可以说,在中国文化是人伦性文化这一点上人们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但怎样对待和评价这一文化特质方面,人们还众说纷纭,特别是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时,在人们探讨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时,人们的态度更显复杂、更趋不一。基督教入华以来围绕这一问题的种种争论先且不说,就是在当今的基督教学术界和信徒中,也有激烈的争论。
 
而占主流的声音似乎是这样一种:中国文化特质与基督教精神是完全相异的,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基督教要进入中国必须完全置换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思路被称为置换模式,目前它在中国很有市场。有许多信徒虽然不一定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采用这样一种思考与行为模式,但实际的情形却可能正好是这样。利玛窦式的文化适应的模式也还存在,但声音还比较弱小,特别是在信徒当中。
 
那么,实际情形是否如此呢?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得完全另起炉灶才能安放得下基督教呢?我认为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特质与因素与基督教精神是相近的或者说有亲和力的。
 
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最早是面向希伯来人的,神也是选择希伯来人为起点来传播他赐给万民的福音。而希伯来人的社会与文化形态与中华民族的是非常相近的。希伯来文化也是非常注重亲属血缘的,也是十分强调人伦的,而他们的这种生活也是神所喜悦的。神教导希伯来人要孝敬父母。神通过摩西给他们所颁布的《十诫》第一至第四条是关于怎样对待神的,第五至第十条是关于怎样对待人的。而后者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中关于孝敬父母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申命记》516)可见其重要性。
 
这条在新约中也受到了特别的强调:“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久。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12)耶稣基督著名的“十架七言”中也有两句是关于母子关系的。他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念着母亲日后的生活。这也为我们树立了孝敬父母的榜样。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孝道是完全一致的。
 
希伯来人也很重视血缘的延续和家族的繁荣。他们把妇女生孩子看作是神的恩赐:“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得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3)在《创世记》中,神对人类的任务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记》128)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我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创世记》2217)。
 
希伯来人的寡妇内嫁制也是为了保证血缘的延续和姓氏的留存,“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申命记》255-6)。这些规定与习俗与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等观念都是一致的。
 
在新约时代,也很重视维护家庭和保守家庭,新约中有许多关于家庭的教导,详细说明了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还强调要看顾自己的亲属:“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书》58)这与中国文化中重家庭、崇人伦的观念也是相同的。
 
有的人可能会说在新约中耶稣也说过一些似乎是与上述意思相反的话,最有名的是《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节至37节经文,“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实际上,这里,耶稣讲的不是家庭成员之间应该如何对待相处的问题,而是讲的人在接受福音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外在障碍和内心挣扎;这里,也不是单纯讲家庭内部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讲到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不是要父母与儿女、媳妇与婆婆生疏,而是说在人们接受福音过程中,最大的拦阻可能恰恰来自家庭,来自自己最亲近的人。告诉人们要做好心里准备:要准备承受最亲近人的不理解,要准备为了委身基督而承受与最爱之人的分隔。也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有时候是要付代价的。
 
所以,他接着说:“不背着他祂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8)拿人与人的关系(哪怕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与人与神的关系相比较,当然是人与神关系要重要过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神要我们爱他胜过爱我们的父母、儿女,而不是相反。这些话语与关于家庭关系的正面教导说的是不同的方面,是不矛盾的。关于这一点,谢扶雅先生的这样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
 
“基督教到中国不必要打倒拜祖先,拜天地,而是更要拜‘你的主上帝’,意思是说:你内在心灵的支配者和指导者,他和你有如父子的关系,你整个涵泳于祂的爱中。这一点是基督教的根子,但没有发见在中国思想及文化之内。不过,它跟中国思想绝无冲突之处,而且还可以使中国思想更加充实饱满而有力量。”18
 
还有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在医治病人时,他祂的母亲和弟兄来找祂,当时,耶稣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33435)不少人也以这段经文或其他类似的经文来讲旧约与新约的差异、不同与断裂,讲新约对旧约的超越,他们说旧约讲家族,新约讲博爱,新约的博爱原则超越了旧约的、血亲伦理、家族原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耶稣在这里是作为圣子的身份代替圣父来说这番话的,也就是要强调万民与天父之间的受造与创造、儿女与天父的关系,从而肯定遵行天父旨意的万民之间弟兄姐妹的关系。耶稣在这里也不是要否定与母亲和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也讲到耶稣对母亲的爱是何等殷切与妥贴),而是要将这种关系推广开去。让我们不要把这种亲密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靠血缘关系建立的小家,而且要扩大到以神为中心的大家,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这个大家庭成员,大家彼此都是弟兄姐妹。
 
教会正是按照这样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教会的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亲如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说,旧约与新约是统一的,是一脉相承的,不能分割的。同样,博爱原则与血亲伦理、家族原则也不是绝然对立,互不相容的。基督教讲博爱,但并不完全排斥爱的等差性。耶稣在概括十诫的精髓时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0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实际上不是要人们没有差别地去爱他人,而是要人们以推己及人的心肠去爱他人。爱人如己,就是说爱自己爱他人的前提。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的话,那么,去爱他人是不可能的,只是一句空话。由爱自己到爱他人,这中间必然有远近之别,有等差之分。当然,耶稣也教导人们心里应该还有一个更高追求、更深的情感,那就是爱神。由于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都同样被神看为宝贵,所以,爱他人也是爱神的一种方式、一种体现,所以,才有不计远近亲疏的博爱,更准确地说是圣爱(Agape)。
 
所以说,博爱(圣爱)与等差之爱只是人之爱的两种维度、两种表现形式,它们并不互相排斥,博爱可以容纳等差之爱于自身之中,等差之爱也可以以博爱为最后的支撑与来源。举例来说,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可以仅仅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来爱,这是一种很自然、很天然的感情。
 
但这并不妨碍他也把父母当作与自己一样是具有神的形象与样式的人来爱,而且这种爱还是对前一种爱的有力支持与保证。因为,现实中的父母可能有不那么让人爱的地方,而他们身上神的形象与样式则总是让人爱不够的。这样一来,儒家所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完全可以融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而且也可以作为博爱能够推行的一种有效方式。
 
这样看来,儒家所推崇的孝道也好,有等差的人伦之爱也好,并不必然与基督教精神相排斥,而完全可以契入基督教精神之中,为基督教精神所转化、成全与提升。正如何世明牧师所说:“耶稣基督之对于犹太的‘律法和先知’,并没有加以废掉而反加以成全,则其对于中国的‘律法和先知’,自亦当然如此。是以我们中国的古人曾吩咐我们要孝在地上之父,但基督却教我们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且又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以爱他,是则不独要我们孝在地上的父,而更要我们孝在天之父了。
 
我们的古人又曾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基督则更说:‘你们既作在我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耶稣视最卑微的一个小子,其身份之高贵,有如祂自己一般,是则不独‘四海之内’的人皆兄弟,而四海之外的人,亦无不是兄弟,那是十分明显的了。”19
 
当然,中国文化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如赵紫宸所说的自然主义倾向,李泽厚所说的乐感文化、实用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与重视人伦的生活相联系的,都是从这种生活形态中所生长出来的。中国文化也有许多的缺陷与缺失,也有一些观念与基督教信仰相冲突。如中国文化中没有独一超越的人格神观念,对宇宙来源、生死归宿等终极问题不感兴趣等等。
 
孔子教导人“敬鬼神而远之”,又给他的弟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以至于他的得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结论。儒家对这些问题不求甚解,不置可否,佛道两家是姑妄言之,所以,中国人至今还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从。这些倒并不构成基督教传播之大碍,反而是基督教可以发挥作用之有利条件与广阔空间。
 
文化不是福音的障碍。从每个个体的皈依过程来看,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是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接受福音的,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背景并没有成为福音不可攻克的堡垒、不可跨越的鸿沟。也许可以说,在经过福音渗透与洗礼的文化中,人们接受福音要相对容易一些,但不能说,一个处于未经福音渗透与洗礼文化中的人,就绝对不可能接受福音。福音渗透力与感染力是文化所无法阻拦的。要不然,福音就只能是某部分人的福音,某个民族的福音,某种持有特殊文化的民族和国家的福音。
 
福音与文化之间,也绝不是一种征服和替代的关系。好像一个人接受福音了,就是把他自己的文化抛弃了;好像一个中国人成了基督徒,就不再是中国人了。情况恰恰相反,一个人接受了福音,是使他所拥有的文化得到了提升与成全;一个中国人成为了基督徒,他更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看明末的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人,他们都是饱读四书五经的博学鸿儒,但他们又是完完全全的基督徒。
 
由此可见,福音不但不会压制和吞灭中国文化,而且能够保守和成全中国文化。文化与福音之间的障碍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人只要封闭自己的心灵,外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进来。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和不同只是人们封闭自己的一个工具,或者说一个借口。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因素而更新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国文化每次都能够抓住发展的机遇,所以它能够维持发展到今天。现在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头,它不能只是回头看过去,而应该勇敢向未来。接受福音净化与洗礼,这是它更新和发展自己的必由之路。
 
应该指出,基督教不仅要面对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更要直视纷繁复杂、五光十色的当代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内部外部的不断冲击,已经不能独步天下,主宰潮流了。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
 
总的来看,除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外,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还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以民主、自由和科学为核心的西方当代文化。基督教也应该与这两种文化展开对话与交流,也能够使之发生变化与更新。
 
中国基督徒应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桥梁
 
01中国基督徒应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之儒学的传统发展道路似乎已经到了尽头,这给了中国基督徒以历史性的机遇。中国文化何处去?中国文化怎样发展?儒学和中国文化必须注入新鲜力量,才能重新获得勃勃生机,而基督教的核心—基督的救赎恰恰可以给中国文化提供生命力和创造力。
 
何世明指出,“要使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而又以基督之道一以贯之,原有两大途径可行。其一是使中国文化进入基督教之信仰中,作为阐释基督教信仰之工具,我们乃称之为国学化的神学。其二是使基督教信仰进入中国文化中,予以修正,加以改造,我们便又称之为神学化的国学。而不论国学化之神学或神学化之国学,都必须以基督之道一以贯之,这便是我们所提倡的融贯之学。”20这与利玛窦所开创的文化适应之路是一脉相承的。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基督教的观念来理解与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并赋予其以崭新的意义,使其中的的许多因素成为见证普遍启示的有效例证与资源,使其中的许多方法也成为我们认识真神的可能途径。中国古代先哲一直在探索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能够与真神直接相遇,或者说没有能够与神面对面,但他们也依稀见到神恍惚的身影,或者朦胧体验过神的同在。请看《中庸》开篇的声称与描述: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这里对“天命”的解释及对君子与“天命”关系的描述与基督徒对神的理解及对神人关系的体验是极其相似的,特别是后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完全可以与“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对读,或者成为它的一个中国化的解读与注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这段话语的领会来加深对神人关系的理解,也就是说儒家君子面对“天命”之“慎读”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对天父的默想。又如《论语》首句即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时”主要有两种含义,一为“随时”或者“时时”,也就是经常的意思;一为“时机”或者“时刻”,就是指“合适的时机与时刻”。
 
后一种含义与圣经中的一些思想是一致的或者很相近的。如《传道书》中就有很多地方讲到这种意义的“时”,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传道书》311)此处的“习”也有两种意思:一为“温习”,一为“实习”。对于所学习的,要经常或者在恰当的时间温习、复习,即所谓“温故而知新”;同时,又要把所学习到的放到生活中去实习、实践,这样,才能发挥其实际作用,也能够对其体会更深,也就是所谓“知行合一”。
 
这一思想也是圣经中所强调的。
 
耶稣基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22
 
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122)“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书》226
 
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为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一书》234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孟子讲仁义礼智,“凡有四端于我这,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我们就可以将之与耶稣的话语来对观。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愿意的吗?”(《路加福音》1249)“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738)《周易》中对“研几”的精妙的解释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所谓“圣灵的微声”。
 
总之,我们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理解可以帮助我们体会圣经的话语,反过来,有了对圣经真理的把握,也能够使我们对儒家经典有更深的认识,发现其中的新意义,而且这也是我们所强调的重点。起初,这样的相互观照与阐释可能会使基督教对中国人更具亲和力,更容易接受。从而,可以再进一步把中国人引入基督教真理的堂奥之中。
 
其实,运用其他文化资源来阐释圣经真理也是古已有之。奥古斯丁就曾经运用新柏拉图主义来驳斥摩尼教,阐释基督教真理。“正如希伯来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把他们主人的珍宝带走,所以基督教神学家也可以自由地使用异教徒的观念,只要这些观念可以与福音相融,并且对于福音的传扬有用处,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21整个西方基督教神学也可以说是以古希腊哲学智慧来诠释基督教信仰的结果。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贯还有许多的路径与切入点,许多教内外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扎实而细致的工作。明清时期,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所做的开创工作暂且不论,就20世纪来说,也出现了一批致力于这一伟大事业的学者与信徒:20世纪上半期涌现出的有吴雷川、王治心、赵紫宸、谢扶雅等;活跃于20世纪下半期的老一辈的有章力生、罗光、何世明、杨森富、周联华、徐松石等,新一代的则有杨庆球、余达心、林治平、许志伟、王敬之、梁燕城、谢文郁、李锦纶等。
 
当下,不少大陆学者也参与这一事业之中,如何光沪、卓新平、杨慧林、刘小枫、万俊人、邓福村等。大陆学者以教外人士为主,他们多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加入。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一代传人也开始正视基督教了。
 
除学术层面外,在实践层面,更有许多的事情可做。中国基督徒应该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成为学习四书五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几十年前,谢扶雅先生曾经提出要重编圣经,要把中国文化典籍编入圣经之中,这种提法未免太过,但其初衷是叫人们毋忘中华文化,还是可嘉的。教会完全可以发起新一轮的阅读四书五经运动,鼓励神职人员和信徒阅读,也带动全社会来走近儒家经典。
 
具体来说,教会不仅应该有圣经的查经班,也需要有四书五经的查经班;或者可以将圣经和四书五经放在一起对读,相互阐释。历代注释四书五经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能够出新意的不多。中国基督徒如果从基督教立场和精神来重新注释四书五经,相信会发前人所未发而令人耳目一新,使其恢复生机与活力。
 
从传教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基督徒若能够在维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走在前面,必能够改变人们视基督教为“洋教”的习惯印象,也能够使基督教更能够为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从而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如发起儿童读经运动,大规模祭祀炎黄始祖,大规模祭祀孔子,纪念废除科举制度100年,还有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大学开办“乾元国学教室”,网络上出现国学频道,汤恩佳作尊孔环球演讲,中国政府在国外创办10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等。应该说,这是中国基督徒融入传统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的一个绝好机遇,不能等闲视之。22
 
中国基督徒还可以在建立和发展基督教节日和庆典方面作些工作。余达心牧师说:“中国人崇尚节期和庆典。虽然现今在大都会里,这种情操已经趋于淡泊,但许多时候,我们仍然有一种向往的情怀。在中国农业社会中,人们很能具体地感受到时序的变易;而且把感受溶入生活中。华人教会却很少把人生的感受溶入庆典中。我们很少庆祝,很少节期;整天只注重讲道。可是,有时讲道的功效很弱。相信今天华人教会需要重新建立庆典和节期。”23
 
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可以把基督教的庆典与中国的民间节日结合起来。一条路径是将基督教节日适当的中国化,可以在庆祝这些节日时适当采用一些中国的、民族的形式,可以将这些节日向更多的中国人推广。在民间,常常有将佛教的节日转化为自己的节日,基督教将来也可以走这样的路,使基督徒的节日能够逐步成为全民族的庆典。现在,这种情况也正在发生,如圣诞节,在一些大中城市中,就几乎成了一个大众节日,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
 
另一条路径是将中国节日赋予基督教的含义,或者运用中国的节日来表现基督教的内容,这也是一种移风易俗。如中国人在过春节时所采用春联、灯谜等形式,就完全可以用来表现基督教信仰的内容,这样也更容易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中国人将来也可以将一些传统节日转化为基督教节日,注意,切不要排斥和抵制中国传统节日,这无异于自绝生路,当初太平天国的错误做法就是前车之鉴。
 
此外,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些新的中国基督教节日。感恩节就是在美国形成的一个基督教节日,它既表达了向上帝感恩的基督教信仰的内涵,也纪念了印第安人对美国早期移民的帮助以及民族之间的和睦同居。中国基督徒也可以纪念神在中国所做的特殊工作和恩典。
 
实际上,已经有不少的中国基督徒在默默身体力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牵线搭桥。如有不少牧师在运用中国的文字学、训诂学的知识在讲道中向信徒解释福音的含义,揭开天国的奥秘;还有一些教会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列入神职人员和义工培训的课程之中;一些国学功底深厚的基督徒创作了许多以福音为内容的春联;一些教会举行春节大礼弥撒,一些教会举办中秋节圣乐崇拜,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团契把孝敬父母、重视家庭等传统美德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应该说,时至今日,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沟通融汇的主要障碍和藩篱已经撤除和废去了,基督教入华文化环境已经大大改善。如基督教入华最重要的关于尊孔祭祖等问题的所谓“礼仪之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些礼仪习俗在广大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在偏僻的乡村还为一些人所遵守。就是说儒家已经不再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作为宗教的功能已经逐渐地淡化和退隐(如果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儒家曾经在中国发挥着宗教的社会功能的话),而其作为道德价值核心的教化功能仍然存在,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生活与观念。
 
而这些不是基督教所要反对的,而是基督教所要补足和成全的。所以,现在正是基督教改造、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好时机。杨庆球牧师说得好:“文化是一个生命体,当基督教在西方文化生根成长,它与文化载体不能硬性分割。我们可以做的,是让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载体中继续生长,它的核心部分在新的土壤重新滋长,某些非核心的西方元素在新的文化载体中自然消灭。”24
 
中国基督徒应该好好把握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为这一宏伟事业各尽所能。当然,中国基督徒的最终任务并非复兴儒学,复兴中国文化。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或者说是达到最终目标时需要经过的道路。中国基督徒的最终目标是使父的国降临,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02中国基督徒应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纽带
 
中国基督徒不仅应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桥梁,而且应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纽带。
 
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目前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国基督徒也应该与之展开对话与交流。在今天的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已经使马克思主义突破了原有的教条主义的框框,而成为一种灵活的,可以容忍和兼容其他文化的体系,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的提出更使这一理论具体化,也给宗教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广阔的空间。
 
中国基督徒应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来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因为耶稣说:“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马可福音》940)具体来说,基督教可以在伦理道德领域与社会主义文化展开对话,给一些共通的原则与规范提供神圣的解释和支持,使之成为进入神圣的初阶。如果暂时放下“有神”与“无神”的争论,淡化一下“信的”与“不信的”之间的分别,基督教精神与社会主义道德是可以互相阐发的。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讲:“不劳动者不得食”;圣经中同样教导:“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
 
社会主义道德提倡奉献,耶稣则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们的门徒”(《路加福音》1433)。
 
社会主义道德鼓励“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圣经教导人:“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哥林多前书》135)“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为身上。’”(《罗马书》1513)。
 
社会主义称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原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4445
 
社会主义道德提倡“尊老爱幼”;耶稣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马可福音》937
 
圣经的原则完全可以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道德的理解,而且给其贯彻落实提供坚实的保证。胡锦涛曾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之后又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是与基督教信仰一致的。中国基督徒应该响应党和政府的这一倡导,从基督教信仰角度来加以理解、梳理和支持,也要在实际行动上予以遵行和履践。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应该抓住。
 
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说不要太固执于“有神”与“无神”之争、“信的”与“不信”之别。并非说这些是不重要的,而是说在我们共同做事的时候,我们不要以此为前提,一开始就拒人千里之外;是说我们要求同存异,从同处入手,在异处引导。在一般的谋事做事的层次上,基督教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心协力。
 
如在2003年春夏之际“非典”肆虐期间,就有多普普通通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他们任劳任怨、救死扶伤,恪尽职守,他们中有的人因劳累过度而病倒,有的人因被感染上病毒而殉职,表现出了崇高的奉献与牺牲精神。他们中间,也有不少是基督徒,但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们的行为也体现出了庄严与神圣。基督徒也应该向他们致敬与学习。
 
应该大力进入文化出版等事业,创造出一大批具有基督教信仰内涵的文化精品。今天,中国的文化领域十分繁荣与活跃,基督教方面的出版物也越来越多。在翻译著作方面,有刘小枫主持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基督教文化译丛”、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北美宗教文化”翻译系列等。
 
在中国学者研究著述方面,有卓新平主编的《基督宗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目前已出7辑)、《宗教比较与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目前已出5辑),杨慧林主编的《基督教文化学刊》、刘小枫、何光沪主编的《基督教文化评论》、许志伟主编的《基督教思想评论》等辑刊,有卓新平主编的“宗教与思想丛书”、许志伟主编的“维真基督教文化丛书”、“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丛书”等丛书。
 
但应该看到,中国基督徒真正需要的在神学思想上能够提供正确引导的,在灵性生活上提供实际帮助的书籍仍然不多。现在中文的神学书籍主要是翻译作品,中国基督徒自己的著作很少。还有就是既有信仰深度,又活泼生动的普及性基督教读物不多,这方面的儿童读物尤其少。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基督徒应该努力的。
 
在基督教文学方面,我们的差距更大。真正具有基督教信仰质素的作品不多,真正的基督徒作家也很少。在80年代,曾经出现过像礼平的《晚霞消逝的时候》这样涉及到基督教信仰的小说,但此后并没有更多的基督徒作家跟进,似乎只有北村等少数人在这个领域默默耕耘,25而更多的信仰上的思考、追问留给了史铁生、安妮宝贝等这样一些在真正信仰门口徘徊的作家,真正的表现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划时代力作还没有批量出现。
 
北村的《我与上帝有个约》(2007年)获得第二十九届香港汤清基督教文艺奖,这个奖是惟一覆盖全球华人基督教届的文艺奖,可惜国内对之关注很不够。可喜的是,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基督徒散文随笔作家、基督徒评论家,他们以不拘一格的形式、各具特色的文风表达他们对信仰的思考、对社会的关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他们中的佼佼者有范学德、江登兴、任不寐等。
 
20166月,旅美作家、诗人施玮出版了长篇小说《叛教者》(美国南方出版社)此书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中国著名传道人倪柝声及其周围人。小说呈现了中国基督徒的历史真实,勇敢面对了一直具有争议的问题:教会内的偶像崇拜和把教会事工当做事业,想越做越大。而问题的实质是为了保持教会能不能选择妥协?这些问题不仅是历史人物所曾经面对的,今天的信徒也会同样面对,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完全一样罢了。估计这部小说会引起教会内部大争论,也会在社会上产生反响。
 
在戏剧领域,每年圣诞节与复活节,不少教会都推出自己的戏剧,其中也出现了一些精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打动了不少观众。不过,这种形式的戏剧也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有自身的缺点。在题材上,一般以圣经故事为主,直接表现现实生活的不多,能够切中时代神经要点的更少;在内容上,大多比较单一,没有容纳更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更敏感的问题;在形式上,一般篇幅短小,情节简单。
 
所以,在当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出现像音乐剧《巴黎圣母院》那样气势宏大、动人心魄、雅俗共赏、风靡天下的巨制,而且直到此剧的日语版已经出现的今天,还迟迟未见其汉语版搬上中国的舞台。让人感到欣喜的是:自2001年以来,上海基督徒作家姜原来写出了《贝多芬在中国》、《莎士比亚在嘉兴》、《雁荡平安夜》、《兰林复活节》等戏剧作品并在各地演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演出的场次、规模、观众的人数还有待进一步增加。
 
在基督教音乐方面,出现了《受膏者》(马格顺)、《道成肉身》(史奇珪)这样织体繁富、演绎精妙的鸿篇巨制,也出现了《迦南诗歌》(小敏)这样真切地表达了中国人信仰感受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出现了马革顺、林声本、史奇珪等圣乐名家,也出现了晓敏、游智婷、万美兰、洪启元、邵家菁等词曲新秀,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更美妙的音乐作品来赞美神,来表现中国基督徒的心声。
 
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这一时代的整体特征就是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的空间扩大,接受的信息繁多,做出的反应随意。在这一时代,大众传媒成为最大、最受关注的文化空间;大众文化成为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处身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基督徒不能消极躲避大众文化,而应该积极应对,努力去影响与改造大众文化。
 
应该利用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扩大基督教影响的范围与幅度。电视电影是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目前,中国基督徒在这一领域的还没有很出色的表现。在市场上,红火与走俏的多是一些调侃戏谑之作,如《不见不散》、《甲方乙方》、《手机》、《天下无贼》之类,真正反映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重大问题的作品并不多。
 
中国基督徒并不一定要直接地去拍摄基督教题材或者基督徒生活的影视剧,但应该努力创造深蕴基督教精神的影视作品。这种作品应该贴近生活,善于发现平凡生活中令人感动的点点滴滴;这种作品应该具有悲悯情怀,关注普通百姓的心思意念、悲欢离合;这种作品也应该引人思考生命的意义,把人领到耶稣基督面前,在中国影视界,还是出现了一些具有这种潜质的作品,如:
 
贾樟柯的《世界》、《山河故人》、《天注定》,李杨的《盲井》、《盲山》、《盲道》,李芳芳的《无问西东》、王小帅的《地久天长》、董润年的《被光抓走的人》、柯汶利的《误杀》等。
 
基督徒导演甘小二拍出过《山清水秀》、《举自尘土》等反映基督徒生活和用基督徒视角看世界的电影,但还停留于纪录片式的外在记录,而没有深入到人物内心的深层,在商业化运作方面做的也不太好,至今无法与广大观众见面。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从19977月到20011月,中国大陆境内的上网户数从62万剧增到2250万,网站域名数从4千一下上升到12万,这种趋势至今仍然有增无已。这个中国教会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中国基督徒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跟进,积极开展网络事工。目前比较有影响的网页、网站、网刊和论坛有:
 
中国基督教网站
(chineseprotestantchurch.org.cn)
信德网络版(www.chinacatholic.org)
大陆基督徒论坛(www.jesuschina.com
圣保罗教堂(www.xici.netboad)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爱筵(www.aiyan.com
神州情(www.21sz.org)等。
 
一些教堂也都推出了自己的网页和网站:
北京崇文门教堂
www.chwmc.vip.sina.com
海淀教堂(www.hdchurch.org)
 
博客是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的网络发表形式,中国基督徒也可以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目前,基督徒网站、博客虽然有一些,但真正点击量多、影响力巨大的还没有。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喜欢自说自话,而不是用别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与说去讲,手法比较单调。还有就是喜欢用律法式的态度与人争辩,一定要在表面上争个胜负,而不愿做循循善诱的引导,让人见而生厌,避之惟恐不及。在这方面佛教人士都走到我们前面了。被成为史上最牛的和尚、中国的一休的戒嗔就是如此。身居深山老林的戒嗔和尚居然在最现代化的网络上开了一个红遍中国的博客——戒嗔的白粥馆 -- 腾讯博客 (http://shijiechen.qzone.qq.com)。介绍语:做和尚最重要的是戒嗔,做人也一样。这是他2009619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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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的一首短诗:
 
“这一夜,不知何故,很冷。
 
早晨醒来的时候,推开寺门,外面已经一片白色。
 
冬雪就这样来了。
 
这首短诗点击超过10万,评论逾千条。他的成功值得我们思考。
 
还有手机短信也是一个不应该放弃的重要领域,现在手机短信以搞笑的内容居多,如果基督徒创作出一些具有信仰内涵而又活泼生动的手机短信,相信会有很多人乐于发送。就是电子游戏也是可以服务于基督教文化使命的,现在中国有四成的电子游戏软件采用了中国文化的素材和资源,那么中国基督徒何不也大胆开发呢?比如说,像《天路历程》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很适合于改编成电子游戏的。
 
如何适应时代、跟上时代,完成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教会实在有许多许多的工作需要做。目前,中国教会在神学思想、教会制度、真理教导、信徒牧养等诸多方面,还有许多不尽如意的地方,有的甚至远远地落在时代后面:如在不少的讲道中,几乎听不到社会的情况,嗅不到时代的气息,更谈不上对热点问题的评论,对实际问题的指点了。
 
如有的地方两会组织,多少年都不换届,新生力量上不来;有的没有基本的规章制度,或者有章不依;有的没有合理的议事规则和程序,缺乏民主管理意识,什么事情都一人说了算。如有的对信徒缺乏关心与了解,不能提供实际指导;有的对信徒的生活介入过深,使信徒心理上产生压迫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改进的。
 
英国福音派神学家斯托德在论到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关系时说:“今日教会两大神学阵营的对比,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一方面,保守派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另一方面,自由派与激进派跟上时代却不合圣经……我们应该祷告,求神兴起新一代的基督教传播者,有决心要跨越这道鸿沟:使神不变的信息与这变化万千的世界建立关系;拒绝为建立关系而牺牲真理,或为真理而放弃关系;定意要兼顾圣经的真理与时代的需要。”26
 
教会也应该鼓励中国基督徒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做盐做光,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唐崇荣牧师说:“在今日中国基督教思想界,有几个不同的派别。福音派的人,非常忽略文化的责任;没有看到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有看到神在文化中的地位。保罗说:‘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样,基督在文化上也应当居首位。基督徒政治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们,应该以他们的身份去影响世界。”27
 
教会还应该努力建立适合中国人特征的教会与团契。我们说西方文化经过了基督教的形塑,但西方文化并非就等同于基督教文化。实际上,西方文化除了基督教外,还有一个源头就是希腊罗马文化。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就是在希伯来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不断碰撞、冲突、融汇中产生的,直到今天,两者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
 
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罪恶现象与社会问题,并不是基督教的,而是与基督教精神相违背的。西方的一些教会也多多少少受到这些思想与思潮的影响,而逐渐偏离神的真道。西方所谓的世俗化概念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负面因素,中国教会也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地避免西方教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世俗化的问题;中国教会也能够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建立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团契。中国文化重亲情,重人伦,中国教会就可能更有人情味、更具亲和力,更加紧密团结。这种长处在中国教会的实际生活中也表现出来。
 
中国教会具有各种各样的团契,他们或按年龄、或按性别、或按职业,或按地域划分:如青年团契、老年团契、妇女团契、学生团契、民工团契、画家团契、音乐人团契等等。各种团契之间也有灵活的开合关系,小的活动各自展开,大的活动又能够集中起来。在小团契中,彼此之间的扶持、帮助、关心、爱护,更能够细致入微,更能够落到实处;生命的成长,也比较明显。
 
比如,在一些教会中,信徒的婚礼一般都由小团契来操持。这省去了新人许多的负担烦恼,为他们进入婚姻生活作了良好的准备,同时,也给社会树立了一个移风易俗的榜样。中国教会应该进一步发展小团契,使其更臻完善。
 
四中国基督徒实现文化使命中所应有的态度与策略
 
01要抓住机遇
 
回顾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在正统观念、主流思想的控制与影响相对松弛与减弱的时期,正是基督教传播的黄金时代。如清末民初,儒家思想失去正统地位,其影响力减弱,多元文化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潮。所以,这时候基督教的发展特别快,不仅人数成倍增长,而且其思想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现在我们也处于一个政治上改革开放,文化上多元发展的时代,也正是基督教健康发展的良好时机,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
 
但注意不要依靠任何外在的势力和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通过政治干预、行政命令等手段来宣传某种神学思想的做法,最终肯定是不能成功的。而完全依靠资金投入、经济支持所搞出来的东西,虽然能够应一时之需,奏一时之效,但也终难长久。中国基督徒应该与整体社会相适应,但又要保持一定距离,尤其不要盲目地随波逐流。
 
02警惕两种倾向
 
1、文化义和团
 
中华民族有悠悠五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有对世界文明进程带来巨大改变的四大发明,有许多灿若星辰的文化巨人,有无数博大精深的文化成果。这一切都是中国人的自豪,中国人的骄傲,但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偶像。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中华民族,都不能当作我们的偶像。唐崇荣牧师说:
 
“文化与宗教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堕落限制之下,以求全之心把自己全化了;在相对界中,以绝对的精神把自己绝对化。结果,就产生了夺取神的荣耀,不承认自己的有限,排斥福音;所以,文化愈高的地方,排斥福音的力量也就愈大。”28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具有强烈的道德形而上学倾向。在先秦儒学那里这点还不太明显,在宋明理学那里则被推崇到了极至。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这种倾向并没有得到适当的清理与破除,而且在种种的压迫与激励之下,又有抬头的趋势,只是其表现形式可能与以往不同。有的可能表现为推崇儒家传统道德精神,有的可能表现为鼓吹某种当代思想理论,但其精神实质都是一直的,都是在把相对的绝对化,都是在制造一个又一个偶像。
 
即使在今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对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拥有巨大的吸引力,仍然是他们的理想追求。他们以启蒙者自居,以为自己的工作和责任就是唤起民众,启迪新知,传播思想,他们希望收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由于种种原因,可能达不到这种境界了,但虽不能至,亦心向往之。
 
很多人内心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情结,并且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表现出来。他们恰恰没有想到是个人罪恶的问题、救赎的问题,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他们自己还需要救赎。实际上,他们的这种高迈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德性的骄傲,是一种极其隐蔽的自私,他们自己也许还茫然不觉,也许就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不存在完全超脱于个人的利益,不存在完全与个人无关的理想。不顾自己,只为他人的理想主义只是遮掩利益追求的借口而已。尼布尔曾经感慨道:“人是一种奇特的被造者,对于同伴有强烈的义务感,以致在追求自我利益时,不能不装作在服务别人。”29
 
当人们被利益吸引时,“为了众人利益的理想”往往成为遮掩“追求自我利益的现实”之最佳工具。“人无限地在爱着自己。然而他有限的生存既然不值得这样忠忱,所以,为要使他的过分的忠忱站立得住,他就必须欺骗自己。”30尼布尔的这番分析真的是鞭辟入里,正中要害。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仍然还沉浸在这种虚假的责任感和崇高感当中,甚至它们都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而这就不仅可悲,而且可怕了。
 
因为“集体的或社团的各种妄见与要求,往往比个人的妄见与要求还大,团体于追求它本身的目的时,较个人更为专横,虚伪,自私与残酷。”31 所以,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并不能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给民众带来思想的启蒙与现实的福利,而只能成为他们自己直面罪恶、接受福音的一个巨大障碍;进而会妨碍整个民族的自省、自觉、自励、自新。不破除这种道德形而上学的偶像,这种道德人格上的骄傲,中国知识分子的皈依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的更新更是不可能的。
 
近年来,抵制圣诞节活动与曲阜盖教堂风波就是将传统文化推崇到极致的后果。
 
2、属灵红卫兵
 
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内部,有一些人极端排斥中国文化,反对中国文化,否定文化,将之当作撒旦的学说,抵制福音的工具。他们不允许对中国文化的任何肯定,也不允许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这样,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20171025-26日,在某基督徒群里,还有说“圣经论语对读是敌基督用来消灭纯正信仰”、“把圣经和论语放在一起对读就是严重拜偶像亵渎神”的。这是中国目前很大的一个困境与难题。
 
03要避免制造人为文化冲突
        ——“龙的传人”与“神的儿女”之争
 
在中国教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简单粗暴处理的情况,如将中国传统中的龙的形象解释为圣经中的古龙——蛇——撒旦。如在某些教会中,如果慕道友提到“龙”和“龙的传人”,常常会受到信徒的反对和抨击。一些传道人也强化了对这一形象的负面认识:有的称“龙”为“恶龙”;有的把“神的儿女”与“龙的传人”直接对立起来。其实,圣经中的“古龙——蛇——撒旦”与中国文化中的“龙”毫无联系,完全是两码事。
 
圣经中所说的古龙,是指蛇,或者称“蛇怪”,是撒旦的化身,它在圣经的描述中是实在的;而中国文化中的龙,完全是一个想象中的东西,它是狮头、蛇身、鹰爪、雉尾在人们想象中的综合,而非一个实际存在的动物。圣经中的“古龙——蛇——撒旦”在神创造世界时就存在了,中国文化中的“龙”远没有那么长的历史。再说,圣经成书数百年以后,基督教才首次传入中国,中国的“龙”又怎么去与中国人从不知道的圣经中的“古龙——蛇——撒旦”接上关系呢?要有关系,也只能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唐朝之后了,而这又是与中国历史不符合的。
 
可见,这两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说,“龙”的出现在古代是一种图腾崇拜的话,那么,“龙”和“龙的传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只是表示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而完全没有了图腾崇拜或偶像崇拜的意味。如果说,在当今之世,意大利人仍然可以以他们是狼哺育的后代而自豪,阿尔巴尼亚人也以山鹰之子而骄傲,就是在美国加州人可以也以狗熊形象来自我标榜,那么我们又有何必要对“龙”和“龙的传人”这一称谓而大加诛伐呢?相信这样做,只能损害中国人的传统感情,造成信者与不信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当然,作为基督徒,也同样没有必要对此大加宣扬。
 
 信仰和学术
 
 
20 何世明:《融贯神学与儒家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21 奥尔森(Roger Olson):《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22 目前,已经出现了远志明的《老子与圣经》、王敬之的《圣经与中国古代经典》、唐尧的《先贤之信》等试图融汇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作。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23 奥尔森(Roger Olson):《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24杨庆球:《中国文化新视域:从基督教观点看中国文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6月第1版,第1617页。
 
25 北村,1965年生于福建长汀,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其反映信仰生活的作品有《施洗的河》、《玛卓的爱情》、《公路上的灵魂》(2005年)、《我与上帝有个约》(2007年)等。
 
26转引自c-highway.net/BOOK/shijian4/sj4-1/4.htm
 
27《华人文化与福音研讨会汇报》,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1986年,第6970页。
 
28 同上,第166167页。
 
29 R. Niebuhr, Augustines Political Realism, Christian Realism and Political ProblemsN. 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p. 120.
 
30 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香港:文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96页。
 
31 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香港:文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06页。
 
32 吉成名在《中国崇龙习俗》一书中指出:“严格地说,西方国家的Dragon是一种蛇。西方人把Dragon想象为一种面目狰狞、本领非凡的蛇怪,一般把它当作一种残暴的、恶毒的蛇怪来对待。因此,从西方人所描述的Dragon的形貌、特征来说,将Dragon译为‘蛇怪’是最准确的”。转引自耿卫忠《此“龙”非彼龙》一文,载《天风》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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