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逾九十的费孝通教授从个人的研究经历出发，谈了自己经历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三级跳跃”，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从社区研究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研究、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研究到“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并进而提出了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怎样在这个经济和文化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学应当探讨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并存及“天下大同”的途径，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展望21世纪，20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中更新自身的使命。
我很高兴应邀来参加中国人类学会与厦门社会科学联合会合办的2000年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很高兴能在这次大会及同场举办的第五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做一次讲话。据会议的组织人说，两个会议商定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刚刚进入21世纪，我己经年过九十，早已到了“交班”的时候了，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同我这个耄耋之年的人关系已经不是很大。我确实随着人们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但这个新世纪的课题，还是要依靠后来的几代人来研究，对于“未来几十年里人类的生存发展究竟会往哪个方向走”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只能讲一讲从个人历史经验中体会到的一点感受。我的问题很简单，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什么经历和研究过哪些社会和文化的过程，在新的世纪中会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什么样的新挑战？在世界范围内，对于21世纪会给人类提出什么经济、环境、文化等等问题，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由此国内外年轻一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也开始给予应有的重视。像我这样年逾九十的人，大部分的人生都已经归属于20世纪。在那个刚刚过去的世纪里和刚刚开始的新世纪里，我个人经历过三种社会形态，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里头包括这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大家知道，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探讨中。我喜欢称这一系列跳跃为“我一生的三级跳”。年轻一代的学者可能很难体会，一个人的一生中经历这么多的重大社会变动会有什么感想，他们或许只需关注目前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的生活的影响也就够了。而对我来说，这三级跳里隐含的“故事”，却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意义。
在我的青年时期，中国正在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中走出来。19世纪末，中国的几代精英把我们的国家首先从排斥洋人的“奇技淫巧”推进到一个“学习洋务”的年代，希冀从西方的工业技术中获得民族自我振兴的源泉。此后，又一代中国的精英开始从文化的观念体系探讨“科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挑战，这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等对于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仰慕。到了我就学的时代，已经有一大批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单纯从“物质上”改变中国的旧面貌已不够，还要从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体系上着手推动中国的近代化。在很多地方，传统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是乡土性的。在近代化的时刻来思考我们的历史，我看到这样一种乡土性的社会与文化体系正在面临着自外而内的冲击和挑战。“工业化”是当时已出现的新状况，乡土社会怎样能够面对席卷整个世界的“工业化”潮流呢？那个时代，很多人认为，既然“工业化”的外部因素导致的发展，就应当强调它的外部因素，在文化的论述方面，甚至有人据此提出“全盘西化”的说法。但作为一个来自乡土中国的青年人，我在思考我们的发展道路的时候，自然会带着自己的“乡土本色”。我的人类学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我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写序时说，我的研究标志着东方人研究东方社会的“本土人类学”的转变，我后来反省自身，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马老师的那个期待，我只敢承认，在这部著作中，我表达了一种来自于乡土社会对于“工业化”的某种理解和适应。有的海外学者把我的那套看法总结成“发展的内发论”，就是说我认为“工业化”的发展有一部分是从乡土社会的内部产生和推动的，说这是“内发的”，有一定的理由，但我认为“内发”并不排斥外来的影响。对于工业社会来临的学术论述，诚然有着它的历史限度和历史色彩。我对乡土的中国社会变迁提出的看法，到了50年代以后的三十年里有了进一步的论述，那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代。在那个年代里，新中国逐步实现了对工业的国有化政策，在产权方面对于农村的土地和城市的企业进行了新的界定和安排。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推行，乡土社会的工业化问题才重新提了出来，而在这个新的时代，无论是城乡关系，还是工业化、都市化，都有着它们的新的历史特征，已不等同于我在《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云南三村》等书里所面对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那个时代也不能完全以“旧中国”来定义，因为传统的乡土社会已逐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开始瓦解了。但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呈现出来的苗头比较简单和明显。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国家已经经历的相当长的社会变化，我们面对的社会，也不再能简单用“乡土中国”来概括了。
经过80年代开始二十年的改革，到这个新的世纪的最初时刻，我们已看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迁，预感到21世纪即将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全新的面貌。十年前，在“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上”，我做了“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我谈到20世纪是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意思是说，在那个漫长的年代里，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区域实体依靠着这些界限来维持内部的秩序、创造它们之间的关系。展望21世纪，我依稀看到，20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中更新自身的使命。
我做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根据的。近两三年来，我特别关注到区域发展过程中全球化的力量。我看到，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十分严峻的挑战。美国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微软”(Microsoft)公司的实力有几千亿美元，它是当代信息技术的密集型产业，是最新现代化技术的世界级“龙头”，它的作用已使城市中的许多产业的传统操作技术面临深刻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我有一次访问广东顺德，当地的领导同志对我说，乡镇企业的概念他们认为已经过时了。为什么说过时了呢？因为经济社会生活的现实告诉我们，小城镇的规模看来并不具备接受信息技术产业的能力，应当使一批紧密相联的城镇和城镇服务的中心城市赶快兴起，以便接受快速的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另外，产业组织的跨国化，同样也对小城镇发展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广大的沿海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已走到了全国的前面，其企业已经纳入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系。例如，广东一些地区原来接受“三来一补”的方式，通过消化、吸收和嫁接，造就一些自主经营的企业。从1992年起，诸如顺德这样的城镇，就进行了机构改革，政府把三大产业分别交给新成立的“工业发展公司”“农业发展公司”和“贸易发展公司”经营。1993年，实行了股份合作制，并改革企业医疗保险和养老制度，使政府的职能转变为“政府搭台，经济唱戏”。企业解决了体制问题以后，接着就解决市场问题，而市场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问题，它牵涉到香港以至世界的其他地区，牵涉到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新型关系，牵涉到大型中心城市的发展问题。生活在像厦门这样的“经济特区”的人都能体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经济关系，除了表现在市场的超地方特征之外，还表现在近些年来跨国公司的发展上。跨国公司在产权上与具有民族国家疆界的国有、私有企业不同，它们没有明显的地理界限，如果说有什么主要特征的话，那么这就是它们的“无国界性”。现在不仅外国人来中国设立他们的跨国公司的产地，而且中国人到海外拓展公司的也不少。这样的经济交融，不是简单的“西方到东方”“外国到中国”的老问题，而是一种新型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交流和互动的问题。
在21世纪，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新状况，最为直接的表现首先是上面的经济社会类型的转变，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密切合作的社会转变。因为在后面的那一种转变中，信息产业的发达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因此很多人将我们面对的这个新的时代称为“信息社会”的时代。现在“玩电脑”的那些年轻的“网虫们”对于这个新的社会类型的体会，一定比我要深刻得多。听说，我的伦敦老师之一Raymond Firth还健在，但他还在用他那台破旧的手动打字机写作，而我也还用我的笔杆子写文章，因不会运用电脑，我的一些文字处理工作，只好交给晚辈们代劳。我最近还了解到，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是计算机科技的最低程度的一种，现在数据的处理得到飞跃的发展，能够直接控制商业、军事等等，在英国和美国已经开始创办“电子政府”，意思是要利用电脑科技使政府能够更有效、更直接地为公民办事。除此之外，我们最熟悉的电脑运用，就是网络的四通八达及通讯的速度数百、数千、数万倍的加快，让我们能够在几秒钟内联系到世界其他角落的任何友人。
信息产业、信息社会、信息网络急剧扩张的具体事项，不是我这里能够充分展示的，我只能够简单地说，这样的产业、社会和网络的延伸，已经给予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了至为深刻、至为广泛的影响，从而也给社会学、人类学以至其他所有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生存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情景中，以研究社会和文化为己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们，怎样能够使自身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得到更新？我们以往使用的那些分析框架，是否已经必须得到反思？就本次会议关注的人类学学科而言，我们长期以来运用的“文化”概念及其密切关联的研究方法，怎样才能够适用于这个初见端倪的“信息时代”？在世界范围内，这一系列的、有关学科与社会现实变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已经被很多人提出。激进一些的学者认为，因为“后现代”“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已经来临，所以，一切旧有的、依据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研究提出的理论，都必须遭到抛弃。保守的一派则认为，新出现的那些诸多的社会文化新现象，无非只是现象而已，不能推翻原有的理论观点。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无论以什么方式，对历史的走向做出武断的判定，向来不易符合历史本身。就上面谈到的三种经济社会形态来说，我认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这个三级跳的历史发展的粗线条是可以看明白的。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我作为一个个人在我的生活里几乎十分完整地经历了这三种经济社会形态。而且，我们也不应忘记，在当今中国社会以至当今世界，虽然信息社会已经出现，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也延续着自身的生命。因此，我这里必须指出，经济社会形态演化不是单线的进化，而远比我们想象的直线历史上升的过程复杂得多。
回顾我个人跟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的经历，我能认识到，马老师个人的文化观的演变，本身能够说明人类学研究必须适应文化之间关系变化过程的道理。在第三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曾经提交一篇称为“读马林诺夫斯基老师《文化动态论》书后”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谈了我在阅读马老师的一部后期著作的体会。马老师开始人类学研究时，是这门学科的基础民族志方法的奠基人，他主张在“隔离的社区”(Isolates)里边深究文化的原有面貌，解释文化内部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后来，马老师在非洲访问，看到了当地文化与外来的殖民文化互动的生动情景，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提出“隔离的社区”的研究方法必须改变，以适应于一个新的文化动态中的世界，通过研究不同文化的差异、交往和结合，来研究人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生存状况。马老师写《文化动态论》是在他的逝世前几年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离现在已经有60年。几十年过去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马老师没能见到的。然而，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的广泛的文化接触的变化线路，是马老师生前已经预见的，我们看到的无非是这一股潮流的进一步扩大。
中国经常被人们看成是“现代化后发”的文明古国之一，相比那些15世纪就在国家内部和外部拓展现代产业和贸易的欧洲国家而言，我们的“现代化”与我们的国家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样的冲击时间无非也只是从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发生作用的。在与外来现代化的接触过程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频率之高、速度之快，是最举世瞩目的事，而且因为这些变化只发生在一百余年当中，所以像我这样生于20世纪初的人，就有机会目睹其中大部分的情景，感受生活在其中的人的问题。我刚才说过，我个人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与乡土中国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同步的。我的研究既然是在这样一个初级的转变中展开的，就必然要带有当时历史进程的若干痕迹。30年代，我相继从事了瑶人和汉人的社区民族志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功能派人类学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办法。这并不排斥对社会变迁的研究，而无非是主张以小型的社区为出发点，在具体的时空坐落里头去进行实地社会考察，从中体会不同的社区的基本社会生活形式和文化面貌，进而思考社会变迁的问题。
这些年来，站在今天的地位来反思当时从事社区研究的过程，我能够看到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过去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是不充分的。不过，这里指出社区研究的这一缺陷，目的并不是要否认包括我在内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工作者的贡献。我现在认为，以村落为中心的研究固然有许多优点，但是不能充分体现中国文明的宏大体系和历史的流变。回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参加的民族研究工作，我也能感到，这样的研究方法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元一体格局。50年代初期，为了建设新中国，中央采用了鼓励民族大家庭共同发展的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积极推行新的民族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参加了大量少数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在调查工作当中，我们运用了比较严格的民族识别标准，这些标准当然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不过在具体的实施和认识过程中，我却感到中国的新国家形成必然受到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关系的影响。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的小公国，而是腹地广阔、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多元的文明国家，这样的国家一般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empire”(帝国)，她的新形态必然也与从欧洲小公国转变而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着很大不同。在这样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下来建设一种新型的民族关系，既要考虑到国家现代化对于民族凝聚力和公民意识的要求，又要考虑到传统帝国文明形态的特殊性。因而，虽然当时我们开展民族研究时带有某种理论框架，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和认识过程中也不得不关注中华民族关系过程的传统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民族研究和民族政策的实施过程本身已经说明，新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往的那些偏远的、隔离社区和少数民族族群正在被纳入到一个新的民族和国家建设的进程当中，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Tanner)讲座上，我把自己从事民族研究的体会写了出来，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民族研究当中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我的用心其实十分简单，这就是试图指出，在新的国家建设当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那种“和而不同”的关系。“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体系的主要特征，这样的文明体系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很不同，也有着它自身的优点。
在20世纪末期，世界格局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政治上从“冷战”时期的两极化转变为现在的国际政治力量多极化。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实体与经济实体、文化实体与文化实体之间的交流变得极为频繁，这也在其他的层次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格局。很多人把新经济体系、新文化交流方式及新国际政治形势的形成，形容为“全球化”，这就是说人文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交融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之时，在西方内部，来自东方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们与具有反思意识的学者们一道，对过去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反省，这给予我们认识世界文化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不过，对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到底应当有怎样的自我认识、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应当怎样构成这些问题，批评派的学者们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论证。对我个人来说，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是，我们从过去的社会现实当中得出的经验和看法，是不是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失去它们的价值？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想到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于世界文化关系构成的参考价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现的文化关系，诚然是在悠久的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有着特定的历史限定和地理空间限定。但我同时也能体会到，这样一种中国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关系的格局，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走过的特殊道路，有着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这样一种认识，对于变化中的世界没有关系。
我上面提到，十年前我应教育部之邀在“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的讲话，在讲话中，我开始探讨21世纪将是什么样的世界，提出了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在这个经济和文化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我还指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体系，我称这个体系为“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流”牵涉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基本关系，而与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相互尊重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此后，在一系列的论述中，我提出了一个“文化自觉”的看法，以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10年前我在80年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我曾展望人类学的前景，提出人类学要为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做出贡献，这里特别意味着人类学应当探讨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并存及“天下大同”的途径，这正是我提出“文化自觉”看法的背景的追求。简单地说，我认为民族关系的处理要尊重“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民族关系现实和理想，这对于处理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重要的。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指的就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指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
对于“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交流模式的探讨，各国的人类学家尽可以见仁见智，提出不同的研究办法，我个人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相信文化的发展，人类历史上并没有采用过单一的模式，在现在也同样随文化的不同而会有所区分。长期以来，我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变化进行了思考，得出的看法不是单线进化论。单线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文世界的变化有一个单一的直线上升、台阶式的阶段性。这一点恐怕我们不能完全排斥，但我们同时应当关注到在工业文明进程中，不同文化走过的不同道路，这个道理对于信息社会也是同样有意义。“信息社会”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而只能模糊感到一种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形态，正在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20周年的纪念会上，我提到信息社会是取代体力劳动和机械劳动的新型劳动方式，表面上这样的劳动方式很简单、方便，但其背后潜在的力量却十分巨大。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来临之际，各文化的自我价值认识必然会遭到很大挑战，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发展将是单线进化的。信息技术能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这是肯定的，但运用信息技术的还是人，而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或价值观念体系中，这样的生活必然给人的创造带来深刻的影响，所以，“和而不同”的道理在这里头还是存在的。
世界刚刚进入21世纪，让我来这里谈这个新的世纪里头人类生存的问题，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研究的都是具体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事件、表现出的规律的历史和现状，所以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涂尔干曾说“未来没有主题”，认为社会科学家不以未来为研究宗旨。因而，我从个人的研究经历出发，说了说自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社区研究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到“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这样的变化过程，这些过程在同一个世纪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成为我这个年逾九十的人的生活史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社会变迁跑得太快，现代化还没有实现，“后现代”的提法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来了，未来一个世纪的发展，也必然不是我在这里能够预测的。我在上一届高研班上说，我们的学者需要“补课”，我们的学科底子薄弱，在这样一个瞬间即变的世界里，我们所掌握的研究办法能否适应研究对象？适应了研究对象又能否提出有深度、有历史感的看法？这些都是有必要考虑的问题。我提出全球化过程中“和而不同”的主张，不是要“文化保守”，而无非是要指出，历史的发展可能比我们以往的观察要复杂得多，因而未来人文和社会研究工作者务必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世纪门槛之内，新世纪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在上面提出一些个人“从实求知”的过程中获得的看法，这是个人从实际里面得到的知识，现在把它总结出来，希望与在座的学者共勉，共同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付出努力。
【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5):8-12+16-139.丨本文为费先生在“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标题为刊物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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