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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以皖南绩溪县伏岭村春节为例
发布时间: 2020/11/20日    【字体:
作者:季中扬
关键词:  节日文化;乡村发展;社会资本;社区研究  
 
 
摘要
 
节日文化传承对当代乡村发展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两者关系的研究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皖南绩溪县伏岭村春节习俗传承为个案,从乡村社会网络以及村民对乡村公共活动的参与程度、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程度、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村民之间的互助与合作程度、村民的道德水准、村落文化符号的影响力等多个维度透视,发现对于乡村发展来说,社会资本甚至比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更具有根本性意义,而节日文化传承对于乡村社会资本存量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乡村发展不仅需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还需要社会资本。更多情况下,社会资本甚至比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更具有根本性意义。
 
民俗学界的节日文化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颇为值得称道,但极少关注节日文化传承对于当代乡村发展的意义问题。在乡土中国,节日文化与乡村有着历史的、内在的关联,重视田野的民俗学者往往把节日文化研究放置在村落语境中,明显意识到了乡村是承载节日文化的重要“场域”,然而,节日文化传承对于当代乡村发展的意义却被忽略了。本文拟以皖南绩溪县伏岭村春节为个案,研究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同行关注节日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发展问题。
 
一、节日文化的研究视角概述
 
借用韦勒克和沃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说法,我们将节日文化的研究视角分为“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内部视角是指对节日文化本身的研究,包括节日文化的形态、内涵、历史、特点、传播等;外部视角则是把节日文化放置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研究其当代传承的功能与价值等问题。外部视角是极其多样的,其中有三种外部研究视角最为重要,即国家/民族视角、个体视角与乡村社区视角。
 
新世纪以来,国家/民族视角是颇受重视的。一方面,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观念得到了学界广泛响应,人们开始反思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与政策、制度摒弃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逻辑与民族心态,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强盛,重视传统节日是国家/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基于文化认同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传统节日文化对于建构国家/民族认同方面的现代价值得到阐发,如高丙中多次提出:“讨论节日问题,我们需要上升到共同体的层次,也就是在国家时间制度的层次思考问题”,“国家对节假日的制度安排应该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节假日作为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以便通过民族文化的生活传习来增强民族认同。”此外,传统节日仪式中所表征的国家/民族认同意识,也是节日文化研究中国家/民族视角的重要切入点。
 
从个体视角研究节日文化,直接相关的理论有身体叙事理论、记忆理论等,其实,个体经验与记忆的“深描”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解释”,叙述文本自身就是一种理论。在文学领域,有极其丰富的节日文化的个体经验与记忆的“深描”文本,如鲁迅的《社戏》、罗念生的《龙灯》、丰子恺的《端阳忆旧》、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等,这些文本同时也是民俗学者再阐释的材料。此外,民俗学者在田野调查中还可以让不同年龄、身份的人讲述他们的节日经验与记忆,他们的讲述不仅仅是民俗学者的研究材料,而且不同的叙述本身就构成了关于节日文化的多维阐释。
 
乡村社区视角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同时又勾连两者的中观研究。中国的乡村社区研究起步很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形成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区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国家与社会”成为分析乡村社区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本质上仍然是以“国家”为视角的乡村社会研究,乡村社区只是这一视角下的“样本”。以乡村社区作为研究视角则与此不同,它强调乡村社区是主体,是出发点,即从乡村发展本身来阐释、评价乡村社会与文化,来理解文化再生产与文化认同,在乡村社区的社会与文化关系网络中解读个体的文化经验与文化记忆。本文由此提出,以乡村社区作为视角的节日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对乡村社区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这方面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探索性研究,这些研究虽然讨论了传统节日文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形成一种分析的模式或基本框架,本文尝试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主轴,建构一个分析框架。
 
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引入
 
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布迪厄、科尔曼与普特南等人的推动下,社会资本概念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一个多学科共用的概念,但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各有侧重,如亚历山德罗·波茨说:“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不管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组织或共同体而言,社会资本都是一个积极的概念,社会资本丰厚,就意味着有更多利于发展的资源。普特南指出:“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科尔曼也认为:“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目标难以实现或必得付出极高的代价。”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良好的社会资本存量有利于其发展。
 
由于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无形的,不可量化的,甚至不易辨识,我们如何来衡量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呢?进而言之,我们可以从哪几个维度评估节日文化对乡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呢?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一般包括联系、惯例和信任”,具体而言,包括客观的社会网络、组织与一系列相对主观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因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社会资本,一是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二是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程度与道德规范水准。在这两个基本维度上,本文设计了六个维度来衡量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
 
一是乡村社会网络以及村民对乡村公共活动的参与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家族文化衰落,集体经济解体,以及外出打工热潮的涌现,传统的社会网络遭到了破坏。对此,社会学家忧心忡忡。然而,民俗学研究者却发现,村民对传统节日活动的组织与参与仍然是充满热情的,这为修复、重构乡村社会网络带来了希望。二是村民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程度。对于外出打工的村民来说,“老乡”关系可能是其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对于乡村发展而言,乡贤的“乡愁”也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老乡”关系的建构以及“乡愁”的生成,固然依赖于地缘关系,但其亲密性则主要来自日常交往或节日、婚丧嫁娶、庙会等非日常的交往,交往建构、巩固了村落认同。三是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在乡村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相互信任,是乡村生活吸引人的重要方面,也是村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毫无疑问,相互信任离不开密切的社会交往,社会网络可以说是相互信任的基础。四是村民之间的互助与合作程度。村民是有互助合作传统的,比如农具、耕牛共用,农忙时互助等。如今这些互助合作形式在大多数乡村都逐渐消失了,但在传统节日活动中的互助合作关系还有所保留,甚至衍生出了一些新的形态。五是村民的道德水准。在乡土社会中,基于“礼”“俗”的力量,村民的道德水准总体来看一直比较高。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村民成了“无公德的个人”,这已经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六是村落文化符号的影响力。在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的社会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在村落文化符号的塑造与增值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述六个维度虽然都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但并非无差别的并列关系。与大多数社会资本研究者的观点一致,本文也认为社会网络是中心,“老乡”关系、“乡愁”、信任、互助合作、道德等,都是在紧密的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与前五种社区内的“黏合性社会资本”形式不同,村落文化符号属于对外的“桥联性社会资本”,村民从其传播与对外影响力中获益。
 
三、个案:伏岭村的春节
 
伏岭村是安徽省绩溪县的一个行政村,2003年由原伏岭上、伏岭下、卓溪、半坑、新桥等5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本文主要调研了其中的伏岭上与伏岭下村。2003年之前,伏岭上与伏岭下村既是行政村,同时也是边界较为清晰的自然村,村民基本上都姓邵。之所以选择这个村,主要因为该村的春节习俗保留了较为丰富的传统村落公共活动。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舞。所谓舞,当地人也叫舞狮。表演者一般是正好年满30周岁的人,当地人称之为“值年的人”。表演时,一人舞狮头,一人舞狮尾,还有一人挑着扁担,扁担前面挂一面锣,后面挂一个大鼓,挑担人负责敲锣,后面跟一人负责打鼓,另有一人打钹,一人打小镲,还有两人负责收取“狮金”。大年初一这天,在一位老年人带领下,按照一定路线,挨家挨户表演。在伏岭村,进门意味着祛邪除害,主人家多多少少会拿出一些钱给收取狮金的人,少则几块,多则上百,收取狮金的人会记下主人家的名字和金额。最后,“三十值年”的人把每家每户的狮金数额写在大红纸上,张贴在村里公告栏中。这天,年满30周岁的人都要跟着去舞,若有特殊情况,则要请亲人代替。由于村子比较大,一般要表演一整天,甚至两天,演员和乐队的人都要不断更换,整个队伍多达几十人。据村里老人所言,其实并非狮子,而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比狮子老虎都要凶猛。北宋末年邵姓先祖迁居此地时人丁不旺,风水先生认为对面山上有石狮火虎作祟,就生造了一个“”字,并画了一个“”的图像,让邵氏贴在家中进行供奉。明朝中叶之后,邵氏人丁兴旺,伏岭村已成绩溪县第一大村,邵氏后人遂于每年正月十五敲锣打鼓祭祀神。是日,用布做成一只,身涂上五颜六色,显示其勇猛,“村民们准备松明火把,齐集村头,同时敲锣打鼓,放三门铳、爆竹,并由两个年轻人套入身,表演跳跃、猛扑等动作,群众齐声呐喊,向石狮火虎示威、斗猛,并绕村游行一圈驱赶一切邪气”。由此可见,伏岭村的舞可能是古老的傩舞遗留。
 
二是游灯。游灯、演戏过去都在正月十四日,现在为了方便在外工作的人回去上班,改在正月初四举行。过去邵氏分为上中下“三门”,三门队伍各自出发,会合后一起游灯,现在是伏岭上、伏岭下两村同时开始游灯。2018年正月初四下午,我们跟随村民来到伏岭下村邵氏祠堂。祠堂的橱窗里摆放着许多清朝流传至今的戏服和盔头。祠堂里许多老旧的纸灯都被摆放出来。傍晚5点,“值年的人”来齐之后,便开始点起松明火篮,由一个人挑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敲锣打鼓的跟在其后。放完礼炮,队伍便在锣鼓声中开始行进了。游灯的队伍由专人带队,以保证村中每一条街道都要被走过。每走一段距离,“值年的人”就会在路边放起烟花、礼炮,每一户人家门口都站着观灯的人,还有许多小孩手里拿着自家做的纸灯,在家长的带领下,跑进队伍中间,和队伍一起前进。就这样,天色越来越暗,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亮,就像一条游走在街巷里的长龙。村民邵茂深的记述更为动情:“游灯队伍按照规定路线,绕着村中的主要街道游行一圈。这时锣鼓声惊天动地,爆竹声震耳欲聋。看游灯者拥挤在街道两旁,形成一条人流夹道……看着这种热闹的场面,真可说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三是演戏。晚上六七点钟,伏岭上、伏岭下两村游灯的队伍在戏台前汇合。戏台背后的操场上摆满了烟花,点燃后半边天空都是明亮的。台下的人个个抬头看烟花,人头攒动。烟花足足燃放了十多分钟。据了解,当年的烟花花费大约6000元。燃放烟花之后,主持人就把“值年的人”依次请上台。“值年的人”上台后先向台下乡亲鞠躬,再回头上香,做自我介绍,然后“值年的人”在台上站成一排,再向台下鞠躬。当年“值年的人”有28人,其中伏岭上村13人,伏岭下村15人,有男有女。仪式之后,演出正式开始。先是表演一通舞,然后是伏岭中心小学徽剧班和锣鼓班表演“美女引凤”和“战鼓雷鸣”两出戏,最后两位老艺人表演“张飞祭马”与“龙虎斗”。演出算不上精彩,但村民热情很高,由于下着小雨,村民们都打着伞观看演出。据邵茂深在《伏岭舞》一书中所记,伏岭村自1830年就开始组班演戏,演员都是本村15岁以下男童,一般从七八岁开始学戏,几年下来,演出水平有的甚至不亚于专业演员。能演的剧目也很多,邵茂深统计有200多出。伏岭村的演戏过去一般从正月十四开始连演三晚,由于节目丰富,演出精彩,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戏,很多人根本挤不进场子。“这几天,伏岭村成了集市,街上行人往来不绝,小贩摊子很多”。
 
伏岭村传统的村落公共活动之所以能够很好地传承下来,主要得益于这个村有一个重要的习俗——“三十值年”。所谓“三十值年”就是当年年满30周岁者的人自发组织起来,成为志愿者团队,负责组织当年村里过年时的公共活动,包括舞、游灯、演戏、接茶等。其中演戏、接茶任务最为繁重。演戏要从29岁那年正月十八(现在是正月初五)开始接手,这天,要从值年者手中接下戏服和道具等。到了农历十月十五,来年值年者聚到一起会餐,商议曲目,安排教习人员。演出期间,值年者还要负责维持秩序、后台服务和安排演出人员饮食等。所谓接茶,就是请本门中所有男子吃一顿鸡蛋茶面。如果当年值年的人比较多,往往从正月初三一直吃到十三。当然,接茶难免有攀比现象,起初,有的人家会在鸡蛋茶面之外增加一些自制的糖果,后来,有的值年者开始大摆宴席。据说,1950年,村民邵之通“三十值年”时宴席标准是“六拼盘、两干果、两水果、六热炒、两点心、六大菜吃饭,八十四桌一起开,帮忙的就有一百多人”。现在,这种大摆宴席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值年的人至少还是要请参加演出人员和部分村里人吃面的,做面、洗碗等杂活都由值年者家属来做。我们访问了几位值年者家属,都说很忙,很累,但看到这么多人聚到一起,觉得很高兴。
 
四、春节文化的传承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毫无疑问,对于伏岭村来说,“三十值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网络。它维系、活化了诸多村里原初的社会网络,包括家族、邻里、亲戚、同学、朋友等。它通过挨家逐户地舞,仪式化地建构了村落共同体形象;通过组织集体游灯、放烟花、看戏,在一种狂欢化的气氛中消解了村民之间的陌生感,恢复了血缘、地缘的亲密联系;通过接茶,重建了诸多亲密关系。很显然,舞、游灯、放烟花、演戏、接茶等,都是一个个社会网络。此外,村中还有负责桥梁维修的“桥会”、文艺爱好者自发组织的“鸡鸣寻声社”等。丰富的社会网络促进了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热情,伏岭村的水井、河道、村中的石板小路、戏台都是村民自发商议、集资修建的。我们在调研时听闻,2004年到2007年的30岁值年者,主动提出承担村内全年的路灯费用。
 
社会学家维克多·佩雷斯-迪亚兹就认为,节日庆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网络形式,他称之为社会交往的软形式。村民借此增加了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培育了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比如,挨家逐户舞时,每家都会交付一定的“狮金”来赞助演出活动,这种无契约的出资体现了村民对活动组织者的充分信任,同时,这也表现了村民对村里集体活动的支持和间接参与。再如,2018年春节,值年者有28人,相互之间并不完全熟悉,其中出生月日最早者为总负责人,其他人把所有分摊的钱物,约4万余元,都交给他支配,此间的信任感显然是陌生人社会中所无法想象的。福山认为,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是人们长期社会互动的产物,一个社会的相互信任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伏岭村的春节习俗巩固了社区内相互信任这种原生的村落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让村民觉得生活顺心,而且有利于村落获取更多外部资源。
 
“三十值年”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社会组织,而是一种组织原则。基于这种组织原则,全村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村落最重要的公共活动的组织者,这一方面培育了村民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使得伏岭村不仅没有出现“无公德的个人”现象,相反,伏岭村的公共物品能够得到村民自发的、有组织的维护。另一方面,这也增强了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度。我们访问了十多个村民,问是否有人不愿参与“三十值年”活动。回答是一致的:每个人都会参与的,否则,村里人就议论他,认为他不算这个村里人了。据说,以前只要不参加“三十值年”者,就不能进邵氏祠堂。其实,“三十值年”也是每个村民在村里难得的露脸机会,可以到村里每户人家去舞,在演戏前可以在所有村民面前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他们都很珍视这种展示自我的机会。所以,不管他现在生活在哪里,都会回来参加“三十值年”的。甚至有的不在这里出生、成长,只要他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是这里人,还有外地来这里经商、工作的人,也会参与“三十值年”。只有参加了“三十值年”,才能成为村里人。例如,今年村里就来了一个女孩,从小在武汉生话,很少到伏岭来,但她请求明年参加“三十值年”,因为他爸爸说,尽管是女孩,也要参加,这样她才算伏岭村人。这种强烈的村落认同感对于村落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众所周知,皖南山多地少,明清时期,就有大量村民外出经商、打工,但是,并没有出现“空心村”“荒村”现象,所有外出村民都会在腊月二十四回来过小年,当地人称为“烧年”,在外发迹的人一般都会想着回报村里。伏岭中心小学校长邵宗惠说:“以前我们伏岭人在上海开徽菜馆,成功的很多,上海几大最著名的徽菜馆,如大中华、大富贵、鸿运楼,都是我们伏岭人开的。这些人成功了,就回报家乡,最直接的就是捐赠戏服啊,做戏台啊,还有做好事,如修桥铺路啊之类的,做祠堂啊。”我们在村里公告栏中就看到了一个布告,内容是工作于北京的村民邵宗有博士委托6位村民成立了一个“远方助老金”理事会,本村每位贫困老人都可以自愿申请生活补助。据其中一位理事说,每位老人可以申请1000元,特别困难的可以申请2000元。
 
游灯、演戏、接茶都是全村人参与的大型公共活动,其组织协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伏岭村人仅仅通过“三十值年”这样一个临时的、松散的组织就可以运转起来,可见村民内部是有长期协作习惯的。在现代社会,这种协作精神无疑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对于个体力量较弱的村民来说,协作这种社会资本存量丰富,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资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伏岭人在上海等地开餐馆大获成功,而不是各干各的营生。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伏岭村人这种协作精神已经借助“三十值年”这种组织形式产生了一种新的互助协作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村民家的孩子一般都是一个或两个,一旦外出打工,父母就成了“空巢老人”,“三十值年”的人就约定,他们是同年出生的兄弟姐妹,有责任、有义务照顾对方的父母,他们由此结成了“养老互助联盟”,不仅解决了父母养老问题,还构建了一种极其亲密的拟亲属关系圈。这一点为今年伏岭上村值年的负责人所证实,他说:“值年的人基本上都是小学、中学同学,初中毕业后,相互联系就不多了,但到了30岁后,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密切起来,比如谁家结婚了,有红白喜事,都有相互来往,平常也会互相帮忙照顾老人。”
 
在一个有着深度集体认同的村落里,人们热衷于村落公共事务,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能够互助协作,其公共道德水准一般都相对较高。当然,我们很难对伏岭村人公共道德水准进行量化评估,但是,我们访谈中了解到一个细节,很能定性地说明问题。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他来伏岭村十多年了,很少遇到打架斗殴和其他民事纠纷,只处理过一起自行车失窃案件,更没有刑事案件。如果承认乡村社区发展并非仅仅指经济发展,还有文化、文明的维度,那么,伏岭村有如此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显然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宜居的村落。
 
社区内部社会网络丰富,人际联系密切,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这只是意味着社区内部“黏合性社会资本”存量较高,乡村发展还需要与外部建立复杂关系的“桥联性社会资本”。基于“全域旅游”观念,绩溪县已经把伏岭村的春节习俗列入“最火绩溪年·最浓徽州味”活动之中。在乡村旅游背景下,伏岭村如何基于现有社会资本,创造出更多“桥联性社会资本”,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事实上,伏岭村的春节习俗,尤其是演戏、舞,早已成为伏岭村的一张名片。在1962年台湾版的《重印绩溪县志》中,就有对伏岭村演戏、舞的生动描述,据说是出自胡适手笔。2000年之后,伏岭中心小学徽剧童子班还多次应邀去北京等地演出。文化遗产既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本,又是一种潜在的“桥联性社会资本”,社会成员如何利用这种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现代变革,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结语
 
乡村振兴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固然离不开乡村经济发展,但“战略”的着眼点显然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笔者以为,只有乡村生活成为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乡村文化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才具有战略意义。伏岭村基于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传承,拥有了较为罕见的社会资本存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宜居的、令人留恋不舍的乡村。这个村并不富裕,但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一种文明的力量。由此可见,乡村发展不仅需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还需要社会资本。更多情况下,社会资本甚至比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更具有根本性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存量很难做定量研究。就定性研究而言,其存在形式与类型又比较复杂,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方面,本文所列的六个维度并不能穷尽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于六个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也未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伏岭村社会资本存量与其春节习俗传承之间并没有严谨的因果联系,只能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因而,本文从春节习俗传承角度论证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以及乡村发展问题,这个研究思路是否合理,也有待于进一步考量。
 
本文刊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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