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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会宣教士首次陕甘拓荒之旅
发布时间: 2020/11/20日    【字体:
作者:jiaohui
关键词:  内地会 宣教士 陕甘拓荒之旅  
 
 
译 / 《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 / 亦文
 
引言
 
1875年,戴德生在伦敦的病榻上向神求十八位宣教新兵两两结伴、并肩开拓九个“未得之省”。其中陕西和甘肃这两个西北大省一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到了1876年底,终于有四位宣教士结束了最基本的语言训练,结伴向西北叩门。“十八士”中,首对进入陕西和甘肃巡回布道的宣教士分别为:布德(Charles Budd)和金辅仁(George King),巴格道(George Parker)和义士敦(George Easton)。明清时期,陕甘原为一省,直到康熙五年(1666年),陕甘开始分治。内地会宣教士在1877年看到的是“同治陕甘回变”(1862—1873年)之后的西北。长达十年的战乱期间,汉民、回民和清军之间持续发生的大规模报复性互相屠杀,使得西北一带人口锐减,百废待兴。《教会》历史回顾专栏曾于2014年7月刊登过这些宣教士西北之行的初步报道,让读者得以略窥拓荒者的艰辛。本期专栏则汇编了1877年的《亿万华民》上刊登的与那段旅程相关的日记和书信,以飨读者。
 
布德和金辅仁笔下的陕西[1]
 
陕西省的面积相当于一又三分之二个苏格兰,人口达1450万[2],却连一位新教宣教士都没有。
 
1876年10月21日(周六)下午,布德、金辅仁和义士敦离开镇江(Chin-Kiang),10月30日抵达安庆(Gan-K’ing),巴格道在那里加入他们的行列。
 
从安庆出发,他们乘当地汽船到达汉口,停留数日落实租船事宜,并结识了伦敦会的宣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夫妇,他们敬虔的分享和忠告对这些内地会的新人极有助益。当布教士看到当地一个教会约三百多信徒一起敬拜赞美主时,他也满心赞美主,为主在此所做的工作深受鼓舞。他们在武昌祝先生家落脚休整期间,与好几位同工弟兄相遇。
 
11月23日,金、布、巴、义四位宣教士带着中国同工从汉口乘船来到樊城(Fan-cheng),旅程很顺利。又从樊城继续前进到达一个有城墙的小镇老河口(Lao-ho-k’eo),在那里停留一天。
 
连日遇到浅滩,又是逆流而上,行船非常艰难。终于在12月7日到达离陕西省边界只有几英里的一个名叫King-tsi-kwan的地方。他们在这下游的小地方度过主日,金教士从一大早就开始布道售书,直到晚上。
 
从King-tsi-kwan出发,花了约两周时间,靠骡子翻过了大概是最艰难的山路之一。因为喜欢徒步而行,几位宣教士自己反倒没怎么骑骡,山上的新鲜空气令人神清气爽,而且走在骡子前面还能有机会和大道两边的村民交谈,卖书给他们看。他们祷告,愿慈悲的天父打开村民们的心,接受主的话,明白永生福分之重要。[3]
 
12月19日(周二),一行人抵达陕西首府西安,一个繁忙且人口众多的城市。在进城的关卡耽搁了些时间,他们仔细检查了宣教士们的护照之后,予以通行。义士敦和巴格道继续前往甘肃,而金辅仁和布德在城里则逗留了近一周。虽然赶上下雪天,路面不是被白雪覆盖,便是融雪泥泞,街上行人也稀少,但是两位宣教士还是每天出去布道并售书。当地人见到这两个洋人并没有特别惊讶,总体而言,百姓们很有礼貌,也颇友善。像其他中国人一样,他们常拜偶像,对上帝的认识仅限于“天”,在布德看来,他们只是把上帝模糊等同于统管一切的“天道”(Providence)。
 
12月25日(周一),两人离开西安(Si-Gan)府,当晚即到达临潼县(Ling-tong Hien)。此地不大,人口也不稠密。像许多华北地区的城市一样,这里很多人吸鸦片。金辅仁白天都忙着布道和售书。
 
12月27日,两人离开临潼县,朝东南方向走了约80里后,来到渭南(Hwei-nan)县城,花了一天时间在此布道售书。布德遇到一个人,比其他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于是和他坐到一块木墩上,与另外两三人一起通读教义问答。布德尽他所能加以解释,这个人似乎也听明白了。周五一早,他们离开渭南县,前往距西安东南方向80里的同州府。
 
从西安府一路走来,经过不少在回乱中被叛军毁掉的城市,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建造精良的楼房和纪念碑的废墟处处可见,说明这些地方一度非常繁华、人口众多。那些被叛乱驱散的大批居民,究竟是被杀了,还是隐居到安全之处,无从知道。
 
12月30日中午,他们到达同州(T’ong – chau)[4],当天下午颇有所得。这里的人非常友善,比他们去过的大部分地方的人更乐意听道和购书。两人在此逗留三天,卖出约6000钱书册。
 
1月3日(周三),金辅仁带着中文老师出发前往同州辖区南部诸城:朝邑(Chau-yih)、潼关(T’ong-kwan)、华阴(Hwa-ying)、华州(Hwa-chau)和一个叫孝义镇(Hiao-yi-chen)的大镇,前后一月有余。朝邑是个人口稠密、非常繁忙的地方。黄河流经潼关附近,河道对面即是山西省。潼关因是该省门户,所以守护严密,三个重要官员(chief mandarins)检查了他的护照。所经之处,他们都被以礼相待,人们听道也很认真。总体而言,当地百姓非常安静守序,也乐于买书看。
 
1月4日,布德在传道人张楚秋(Chang Ch’uh-kiu之音译)的陪同下走访同州辖区北部诸城。这天一大早,他们到达离府城30里远的澄城(Ch’eng-ch’eng),在此停留一整天。这个城市看起来不怎么样,当地居民不多,也不如同州人那样礼貌;不过布德认为他们虽然没有文化、难管束,本性还是友善的。
 
1月5日,他们到达合阳(Hoh-yang)。地方官对他们很和善。第一天傍晚布德虽然没有进城,但人们风闻来了洋人,便蜂拥到城外来见他,布德向他们售出了很多书。周六和周日,他在街头布道,聚集了很多人,因为合阳虽小,人口却很稠密,百姓也很友善,爱买书。
 
1月9日,从合阳出发,必须经过几座黄土高坡才于当天到达韩城(Han-cheng)。中途,布德他们不得不从马车上下来,改骑骡子,由车夫们拖着马车翻过山坡的另一面。韩城比合阳大,人口也非常稠密。因为街上熙来攘往,根本无法让人听道,所以布教士只好把人领进客栈,邀请他们按秩序坐在排好的椅子上,然后请其中很多人朗读经文,尤其是罗马书一章和约翰福音三章,以及其他段落,再为他们解经并宣讲主耶稣的救恩。布教士觉得这种方式比街头布道更有效,因为在客栈不受打扰,他可以终日向尽可能多的人谈道。合阳和韩城的地方官,送给布教士很多食物、家禽作礼物,但照顾这些活物让他们所费不菲,得不偿失。
 
1月10日,布教士离开韩城,于12日再次来到同州与前一天便已到达的金教士会合。他们在同州待到1月15日(周一),然后向西安方向返回。周二到达蒲城(P’u-ch’eng)后,两人再度分手,金教士继续前往白水(Peh-shui),而布教士则多停留了几天,尝试一条不同的返程路线。
 
白水与同州无论是城郭大小、还是人口密度都蛮接近,布教士在此的服事非常愉快。1月16日白天他都在街头布道售书,直到天黑才回到客栈。1月17日,他走访数百个店铺发放小册子,人们都极有礼貌,只有一家拒绝接受。下午在街头布道时,他发现人们听得很专注。地方官的态度也很好。
 
从蒲城走了约90里地的路,布教士于19日晚间到达富平(Fu-p’ing)。富平城不如蒲城大,城里住的人也稀少,城外倒是住了不少人。布教士用半天时间在城里的街道布道,另外半天在郊外布道,人们非常友善,对福音也饶有兴趣。
 
布德在路上和从白水返回的金辅仁意外相遇。翌晨,布教士向耀州(Yao-chau)和泾阳(King-yang)出发,金教士则启程去三原(San-yuen)和高陵(Kao-ling),约好到西安府会合。两位宣教士对诸城的印象是,蒲城和三原最大,其次是耀州和泾阳。金辅仁到三原的时候,正赶上每年一次的马市,做买卖的、赶集的、闲逛的、看戏的,挤得人山人海,街道水泄不通,几乎寸步难行。金辅仁在街上的时候,还有护卫跟随左右,让他感到很不自在。他到了高陵,又听到传闻说,当地已有几千名天主教信徒,和两名天主教的主教,其中一人在当地已经住了40年。
 
经过辛苦跋涉,布德于20日(周六)下午3点左右到达耀州。一开始,他们进城住进一家客栈,并不惹人注意,以为可以在这里安静服事。但是洋人到此的消息传出后,人们蜂拥而至,把客栈挤得水泻不通。布德拿了一些书上街去卖,但是人越聚越多,变成人山人海。当他说有书可卖时,人们如此迫切,有的急着翻看,有的急着掏钱,或抢或拿,推推搡搡,布德被挤得顾此失彼,好在他与百姓相处甚欢。周日早上,布德走访了些店铺,每家都留了一些小册子;整个下午他都出门布道。
 
周一早晨,布德再次出发,傍晚到达三原,遇到金辅仁,一起歇宿过夜。周二一早,金教士前往高陵,而布教士前往泾阳,很快就走到这个古城,可惜被叛乱分子破坏不少,损毁严重。布德利用周二余下的时光和翌日部分时间售书并宣扬基督之爱。可惜时间太短,无法在城内各处做工。天主教教会在当地很强盛。
 
1月25日,布德返回西安府城,当晚抵达。金辅仁昨晚到达,会合之后,他们找到一处干净宽敞的住处,位于楼上,服务也周到,每天食宿费是150钱(约合7便士)。只是湖南武官出身的房东,不停地打扰他们。这次西安没有下雪,街道干爽洁净,人来人往。金辅仁街头布道之处,往往有一大群人簇拥跟随他,可惜当时他手上已无书可卖。
 
停留几日后,他们再次出发走访西安以西诸城。但是,当两人进入第一座城后,发现一些文人已经在此张贴了很多揭帖,其中的内容足以煽动人们对宣教士和福音事工的抵触情绪,于是他们认为最好返回首府,在那里度过即将来临的中国新年。希望新年过后,冰消雪化。因此他们这次在西安逗留超过三周之久。他们清楚的布道信息加上四处分发的福音书册,使福音的知识得以广传。他们离开该城时,深信即便福音使者不得不离开,神也绝不会使他们所做的白费,而将大大赐福并看顾刚刚开始的善工。
 
2月14日(周三),他们再次出发前往西边诸城。经过两个小城后,赶到Kien-chau,城郭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他们在城里停留了两天,布道并分发小册子,当地人极其友善,听道也很用心。
 
2月19日,两人再度分开,金辅仁向北去了邠州(Pin-chau)[5]和其辖区的一些县城,再回到凤翔(Feng-tsiang);布德的目标则是西南方向的武功(U-kong),并希望一路走访几个地方后与金在凤翔会合。午昼刚过不久,布德便到达武功县,拿了一捆书册走到街头,分发了几本后,人群开始安静下来,布教士向他们讲道直到黄昏时分。
 
2月20日,布德又是几乎一整天都在街头布道,有些人一听就懂,有些人则不容易明白。小孩子们满街嚷嚷着喊:“耶稣赎罪!”(Ye-su shuh-tsui!)这里的地方官员是他所经之地中最友善的。
 
21日午时,布德一行到达扶风(Fu-feng)。这里虽然是座小城,但是赶上集日,满城都是人。下午的时间,布德都用来布道和分发书册,相信这些书册会被带到很多村庄。翌日早起出门他则发现,街上空荡无人如同弃城。此地很穷,除了一座大庙外,就没什么像样的建筑了。但是同行的中文老师说,这已经比他在陕南见过的所有庙宇都宏大了。在庙里的两间房内就数到有四十座偶像,估计总共约有一百多座,此外还有代表佛教地狱的群雕,展现恶人死后受到的惩罚。整个氛围伤心惨目,明显地证明这个世界徒有智慧却不认识真神。当布德见到一位即将入土的贫穷老妇人拄着拐杖在这些没有生命的偶像前烧纸时,他更加痛心了。离开时,布德留了一些书和小册子给和尚们,他们都很有礼貌。
 
2月23日,布德一早到达眉县(Mei-hien),然后就上街布道并分发小册子。
 
2月24日,布德离开眉县,午后不久便来到齐镇(Ki-hien)。布道并分发小册子不多时,他竟与从邠州过来的金辅仁不期而遇。于是他们第二天一同布道并分发小册子。齐镇县城不大,其实北边诸县的城郭都不大。和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的人民友善,地方官也很讲礼节。他们不打算在此地耽搁太久,因此早早雇好骡子。即将离开陕西之际,金、布两位宣教士求主大大赐福这地,使用他们过去数月所做的微末之工加添祝福,并求主在返程的路上赐下他自己的同在,让他们得以休养生息。
 
2月29日,一行人离开西安,顺风顺水地于3月5日(周四)晚间到达King-tsi-kuan,接着乘船来到老河口,然后换船于3月24日到达汉口。他们在汉口停留了两三天,和弟兄姐妹共享团契之乐。之后,他们乘坐开往镇江的汽轮,于4月4日(周三)抵达镇江,又和戴德生先生以及其他宣教同工欢聚一堂。金辅仁深感长途旅行之不便,甚愿能在樊城和西安各设一处类似于驿站的落脚之处,这样同工们就不必不停地返回镇江,而能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巡回布道的事工。
 
义士敦和巴格道眼中的甘肃[6]
 
甘肃省得名于甘州和肃州的合称,面积约为三个苏格兰;人口约1600万。[7]戴德生最初将这个中国省份介绍给西方教会时,曾用“甘愿”(willing)和“肃敬”(reverence)两词来诠释省名的含义。这一次,《亿万华民》的编辑又将甘肃解读为一个“甘愿悔改之省”,可见期待之殷切。
 
金、布、巴、义四位宣教士于1876年12月19日进入陕西首府西安府城,又于21日兵分两路,巴格道和义士敦继续西行,向甘肃平凉府(P’ing-Liang Fu)进发。出发约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来到西门外几英里处的景教碑遗址,下马车入寺搜寻,终于在一片废墟中,许多外表相似的碑丛中找到了它。据说这里原来是座寺庙,从废墟的遗址也可以看出原有建筑的恢宏规模。[8]景教碑是一块巨大的扁平石板,立在一只石龟背上,约六英尺高,碑顶刻有一些装饰性的雕塑,底部和两侧都撰有一些古叙利亚文,两侧的碑文有些已经很难辨认。
 
12月28日,他们在距离长武县(Ch’ang-u-hien)约12英里处进入甘肃境内。虽然甘肃省的饥荒远不如邻省严重,但是灾后的惨状也是随处可见。[9]当天正午时分,他们到达一个叫高家庙(Ko-cha-miao音译)的村庄打尖喂马。村子虽小但人们仍来往繁忙。义士敦和中国传道人利用这段时间,向众人讲道,售出许多福音册子。当地人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也不知道任何与上帝相关的称呼。经过长达110里的长途跋涉,飞扬的尘土令人难以忍受,他们终于在天黑时分到达泾州(Kin-chau)[10]。
 
12月29日,两位宣教士在泾州布道。泾州是个小城,城外住家和买卖人的数目与城里不相上下。两位宣教士先送了一些书给地方官作礼物,随后带了一些书进城,毫不费力地聚集了一大群人。当地人都极讲礼数。义士敦花了不少时间,尝试向他们阐明基督。福音对他们而言是件新鲜事,大家都听得很认真。尤其让义教士高兴的是,当地人能听懂他讲的道,布道的效果远比在陕西或湖北要好。布道告一段落,开始售书,稍作鼓励后,有人买了第一本书,随后很快被一抢而光。过了一会儿,中国传道人留在城里继续讲道;义士敦则返回客栈,向那些跟进来听道或买书的人谈道。有人想知道宣教士是否能治病,希望他们能去看看他那一条腿瘫痪的孩子。另有一人买了一本有关浪子回头的配插图的小册子,不久后派人送回来,说自己是回民,不想有图中画猪的书。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售出了价值超过3000钱的书册。他们受到很好的接待,地方官也没来找麻烦。晚上,义教士与当地人一同祷告,求主能因着这一天的事工使许多黑暗的灵魂蒙光照、尝天恩。他也更真切地认识到,宣讲主的道,实在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通过人的软弱、惧怕和战兢。他们在饭馆用餐时,看到一支骆驼队经过,约有三四十头骆驼,驮的主要是产自兰州的烟草。
 
12月31日,他们来到一个叫白水驿(Peh-shui-i)的小镇[11],早上出去与几个当地人谈道。
 
1月2日,他们来到平凉(P’ing-liang)。此地虽大,却非常荒凉,如同废城。城内外人口约在二三万之间。城里鲜有像样的街道,只有宽阔却尘土飞扬的马路,两边是用泥巴或木头搭建的不规则房子,多半大门紧闭。这里有很多湖南人(据说占一半人口)[12],也有不少回民。四个人带上书分成两组出门布道:巴格道和中国传道人一组,义士敦与随从一组。义士敦主仆二人来到城外最繁忙的几处布道,当地人都彬彬有礼,听得也很认真,像是能听明白,买起书来也很热切。有人说义教士的中文发音比有些湖南人还清楚。如此布道售书直到太阳落山,大家返回客栈,准备吃饭休息。
 
1月3日,义教士和随从带着书一起进城布道,聚集了很多人,书也逐渐售完。他们遇到了一位曾在北京听过福音的人。之后义士敦返回客栈稍作休憩,并取更多的书出门,他高兴地看到随从也开始向众人宣讲福音。义教士返回后,随从暂停片刻,又开始布道并售书。巴格道和中国传道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外。第二天,他们回到城中,于城中热闹所在继续布道售书。
 
1月5日,他们从平凉出发去兰州,走了40里地后,来到一个叫安国镇(Gan-kweh-cheng)的村子。
 
1月6日,他们很早起身,5点出发,月色很美,西北风也很猛烈,冷得刺骨。天亮之前便已行了8里地,在那里找人家敲门吃早饭。一路翻山越岭,实在不适合马车,马匹都累得够呛,有一段路宣教士们下来帮着推车,但很快就力不从心,毕竟他们自己也在爬山。天刚黑时,到达隆德县(Long-teh Hien)[13]。这一天他们走了漫长而艰辛的100里地,崎岖山路加上一路令人窒息且呛鼻的尘土,实觉精疲力竭。隆德县以前大概还算蛮重要的县城,现在却几近废墟,几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食物。回民叛军已经先后破坏过两次。当地居民约有1000人。
 
1月7日,两位宣教士带着同工来到城外的一个山顶敬拜,为了防止万一有狼群袭击,当地武官派了一支护送队,他们只好缩短敬拜的时间。回到城里后,他们开始布道,客栈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义教士讲了一个多小时。
 
1月9日,到达静宁州(Ts’ai-ning-chau)[14]。这是个颇有规模的城市,人口也多。除了散居城内的人以外,也有很多回民,还有一条专门的回民街。像平凉一样,这里也有一座清真寺。这一天他们主要用来街头布道。
 
1月12日,到达会宁县(Hwei-ning Hien)[15],一个看起来非常荒凉的地方。这里明显曾是个大城,广阔的城郊皆围有城墙,可现在都成了废墟。城里约有三四千居民。这一天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布道,有些人似乎很愿意听,但很多人则显得冷漠。
 
1月14日,度过一个安静的主日之后,他们于1月16日到达安定县(Gan-ting)[16]。这个城市很大,人口众多,应该仅次于静宁州。因为感到很疲倦,义教士稍作休息。快到傍晚时,巴格道陪他一起出去布道。站在离北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义教士面对一群人讲道,有的听得很认真,有的却是一副嘲讽之色。讲道告一段落,开始售书,人们蜂拥而上,以至于宣教士们措手不及。义教士靠着墙站,递书的速度怎么都够不上热情购书人的速度。他暗暗求主使这些人追求真理的心,和购书一样热切。
 
1月17日,早饭之后,两人出去布道,毫不费力便吸引了听道的人群。因为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很多人能听明白义教士讲的,另一些人则觉得很难懂。书卖得很快,直到城里大部分人人手一册后,销量才慢慢下降。
 
 
1月20日,快到兰州时,他们穿过黄河的河床,水位很低;还看到一段长城,是一段已经断裂的泥墙。他们快马加鞭,终于在兰州外城门关闭之前赶到,但还是错过了内城(或老城)的关闭时间。
 
1月21日,一行人搬进老城区里的一家客栈,这里的客栈规模都不小,他们住的两个小房间在地上一楼。中国传道人和巴格道出门布道售书,街上人头济济,人们买书的热情也很高涨。他们两度回客栈取书继续售卖,最后不得已收摊停售。人们成群结队跑到客栈来看洋人。这里有很多北京人,有做生意的,也有开店的,不一而足。
 
1月22日,他们带了一篮子书出门布道,沿着西大街走了约1英里,找不到合宜之处,身后却已跟了一大群人。他们带着众人来到城外,找到一片空地,在那里,义教士和随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讲道,然后开始售书。但是大家争先恐后,乱作一团,他们不得不暂停售书,直到人群安静下来,再尽其所能快速发售,直到一本不剩。他们前脚踏进客栈,人群后脚也跟着进来,几乎一整天都把客栈围个水泄不通。这回巴格道先生和中国传道人也从东门返回,他们遇到的情形相差不多。城里有一位外貌像是犹太人的人,买了一本马可福音,用一个晚上全部读完。第二天他在一个满座的茶馆,把书里主耶稣所行的所有神迹丝毫不差地讲述出来。靠近西门处有一个很大的回民崇拜所。城里城外各有一个天主教聚会处,一名法国神父长驻此地。
 
1月23日,他们出门布道,站在一个衙门外讲,人们听得很认真。
 
1月24日,再度出门布道,服事顺利。卖了一些儿童书册(带插图的小杂志)和一些鹧鸪牌(Partridge)的配图墙纸(中国风系列)。
 
1月27日,他们到达狄道州(T’ih-tao-chau),一个广阔却落后的地方,大部分区域很荒凉,却住着数千人。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个府,可能在当时是个重要所在。[17]卫三畏(Samuel Williams)[18]说“狄道”这个地名表明这里曾经住过无法无天、放荡不羁的部落民族。他们两次出门布道,发现当地人态度冷漠,悟性迟缓。
 
1月30日,一行人到达渭源县(Wei-yuen Hien),一个很小的地方,只住着几百人。他们遇到一个以乱贼身份来到此地的镇江人,他在此一住就是14年。他说他当年来时,这里还是城郊都被城墙围起的大城,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断壁残垣。两人稍作休憩,马上出门布道,也确实抓住了良机。
 
1月31日,天黑前到达巩昌府(Kong-ch’ang Fu)。第二天,他们带了几本书出门布道,聚拢过来的人来自好几个省。之后来了好几位不错的访客。傍晚,一名四川人过来拜访,信奉天主教,只是尚未被教会接纳。他给义教士看了一本圣人历(又作瞻礼单)[19],一本教义问答和一本连祷册,坚持认为彼此的教义是一样的。义教士花了点时间向他展示重要区别,最终得出结论,此人乃是术士和骗子,以此为走江湖的手段。傍晚,义教士邀请了两位当地乡绅喝茶谈道,他们如约而至。
 
2月3日,早饭后再度启程,提前到达宁远县(Ling-yuen Hien)[20],街上很拥挤。第二天,他们一早起床为漫长一天的服事作准备,令人吃惊的是,街上只有十几个人。看来昨天是个赶集的日子,所以有很多人从周边村镇进到城内。
 
2月5日,离开宁远约30里地,一行人经过一个叫洛门(Lao-men)的镇子,正赶上集日,约有八千到一万人带着各色货物来赶集,他们费尽全力、左推右攮才挤过集市。遗憾的是预先不知道今天是集日,否则他们或会安排在此停留一天。在当地,每月逢三或逢八为集日,一个月共6次。又走出20里地,经过另一个小村子,当地人说第二天是赶集的日子。
 
2月6日,到达伏羌县(Fu-chien Hien)[21]后,巴、义两位宣教士来到北门外布道。围上来听道的人不少,也都听得很明白,所剩无几的书和福音册子很快售完。今天约有3万人在此。
 
2月9日,他们来到秦州(Ts’in-chau)[22],秦州是个繁忙的大城,由六个小城组成。城里的主大街贯穿城市,有9里(约3英里)之长。他们在此地住了几日,2月14日晚上,一位士绅从邻近的客栈过来,与他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很熟悉世界地图,说话方式也颇与众不同。他问宣教士们是否知道马嘉理事件的结案,[23]还提到李文斯顿在非洲的新发现,以及德法之间最近一次战争。然后,他们谈到福音。他以中国人中极少见的方式,很坦率地说出他的不信,并把自己置于反对者的地位。他很善于辩论,并能非常自如地引用孔子的话。他指责中国传道人忘本,并说他自己不敢说传道人所讲的有关耶稣的事。中国传道人被此人的指责所激怒,用他自己的话有力地反驳他。那人还谈到商人等人有罪,但否认自己有罪。
 
2月22日,他们穿过边界进入陕西,途中所见山脉宏伟,景致壮美。
 
3月4日,一行人启程去老河口,于25日到达。3月28日那天,他们继续前进,经樊城后于4月6日到达汉口,在那里他们找到一条1小时之后出发的船,于是匆忙上船,返抵镇江已是4月9日半夜。
 
译后记
 
巡回布道向来是内地会早期的重要宣教方式[24]。在通讯和交通都不便的年代,从沿海地区西行到陕甘两省,实在是一段难于登天的旅程。我们也无法想象,在没有手机和微信的年代,布德和金辅仁这两支宣教小分队,是如何不断地“分兵”又不断“会师”的?在没有取款机和支付宝的年代,他们又是如何在往返数千里、长达数月之久的旅程中,维持开销,安排后勤的。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1876年的圣诞节和1877年的元旦,四位宣教士都是在赶路、布道和售书中度过,相当于中国人在大年初一阖家团圆的日子里加班工作。宣教士的笔下没有流露出任何思乡之情,我们也无法想象他们究竟是喜是忧,更无法探知他们的父母亲友读到这些报道时的感受。但是他们传福音的劲头和喜乐,却透过泛黄的古卷,清晰地向140年后的我们说话。
 
其实陕甘两省对基督教元素并不陌生。早在贞观年间,景教僧阿罗本(Olopen)便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抵达长安,很快在全国达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25]元朝“外商”马可·波罗的日记告诉后世,西北是“也里可温教”的重镇,陕甘诸城都可以看到十字寺。[26]到了明朝,因着陕西王徵和韩霖两大家族的归信,天主教开始从中原流向西北,内地会在甘肃建立首个宣教站的同一年(1878年),当地天主教信众的人数足以使陕西代牧区在兰州分设甘肃代牧区。[27]相比之下,伊斯兰教的传播更为深远兴盛。到了内地会入甘的年代,该省已有三百万回民、八百间清真寺,超过了波斯、埃及以及伊斯兰教发源地整个阿拉伯半岛。然而,真正的福音使者却姗姗来迟。《亿万华民》的编辑为此痛心,也激励英国读者向神祷告:“哦,主啊,你的子民还要昏睡多久呀!在这黑暗之地,救主苦等分娩之痛所结之果还需要多久?!”[28]
 
在布德眼中,几乎每个陕西城镇的百姓都是彬彬有礼、用心听道、热心买书的。我们无法判断究竟是陕西人特别渴慕福音,还是布教士这位旁观者(beholder)特别爱中国人?或许是十年内战让幸存者的心肠更柔软、更想了解永生的奥秘?亦或是每个驻足听道的人都在互相残杀中失去过亲友,因此更渴慕和平的福音?参比同一时期,义士敦笔下对甘肃百姓的描述更中立些:有的愿听,有的冷漠,有的嘲讽。整体而言,这次陕甘之行没有遭到人为的抵制,他们没有遭遇到祝名扬等人在三湘一带遇到的驱逐、围攻、欺诈和暗算。
 
这些描述,难免让人联想起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作见证。”(可6:10-11)福音进入神州各地的时间有先有后,有长有短,有时是因为交通不便,有时是因为宣教资源不足,有时则是因为当地人抵制排外,错失了蒙福的机会。愿意接待福音使者的城市,通常较早能有宣教站建立其间。
 
就晚清较低的识字率推测[29],围着洋教士听道的路人,大部分都是文盲,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踊跃买书。这也是早期赴华宣教士观察到了一个福音契机:中国人即便不识字,仍然尊重文字、印刷和纸张。普通百姓通常觉得印在纸上的道理,多少有点道理;装订成册的文章一定很有学问;即便自己看不懂,也要买一本回家,向识字的乡邻亲友请教。就这样,福音借着文字事工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
 
拓荒先驱者的脚踪令人钦佩,内地会团队后来在陕甘两省的事工,也是可歌可泣、可圈可点。譬如,内地会于1918年在兰州建成的博德恩医院,是当时甘肃全省唯一一家现代医院,西北“拓荒四人组”中金辅仁的儿子金品三(George King Jr.)此时已长大成才,以医疗宣教士的身份继承父志,出任首任院长。1920年代初,戴德生的儿媳戴存义师母在海原大地震[30]期间走访了西北诸省,并发现“四人组”初探陕甘之后近半个世纪,还是有很多乡镇没有福音站,需要城市里的宣教士们按传统方法不定期地下乡布道,因而著成《大西北的呼唤》(The Call of China’s Great North-West or Kansu and Beyond)一书,呼吁新一代的西方青年人献身中国西北。1941年,布德和金辅仁当年“会师”的小县城凤翔,由戴德生的孙子戴永冕(JamesTaylor II)在那里成立了“西北圣经学院”(Northwest Bible Institute)。这个学院的副院长马可牧师[31],不久后便成立了“遍传福音团”,向内地会投身“回宣”的宣教士学阿拉伯语,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之异象作预备。
 
经过数代宣教士半个多世纪的耕耘,本文所提到的很多陕甘州府都建立了礼拜堂、布道所和福音站。宣教士离开中国之后数十年来,基于圣灵的工作和老一辈传道人的忠心事奉,今天的西北聚集着更多的汉人信徒。面对身边的天主教教友和回民邻舍,我们是否有同样的福音心志为主兴起,作盐发光?当年内地会宣教士在陕甘两省看到的不仅是战乱和饥荒对当地的破坏,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盛行,还有人心的饥渴,当我们举目望田的时候,是否有同样的看见?甚愿这一篇重见天日的史料,成为西北众教会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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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西部分的内容,主要根据:“TheProvince of Shen-si—From the diary of Mr. Charles Budd,”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 1877, 150-151; “Province ofShen-Si—Letter fromMr. Ki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Edition, Aug. 1877, 92-93。也请参看:〈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三)〉,《教会》48,2014年7月,77-84。
 
[2]不同史料的数字有所出入,据《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的统计(第635页),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到光绪五年(1879年)因回民叛乱锐减至772万。
 
[3]到了1877年6月,金辅仁和义士敦再度经陕入甘。同样一段路,到了仲夏,更为艰辛,光抵达西安就花了39天时间。6月19日,金辅仁在信中写道:“我们明天将到达陕西首府西安。大家都疲惫不堪。除了最后5里地是骑马之外,从King-tsi-kwan 过来的240里路每一步都是走的。关键是日头太晒了。我们尝试过在星光下起行,坐在树荫下,以及其他各种方法,但依然酷暑难当。同行人中有一人眼睛发炎已经好几天,我怕的是义士敦先生会染上这种炎症。在这些步行的日子里,炙热的风常常吹打我们的脸颊,那感觉就像是在蒸汽船的机房里一样。从这里到甘肃的这段路,我们将改坐马车,因为大家的体力已经透支殆尽。过去的每一天,我们平均步行25到30英里,日常饮食只有干面包、印度玉米和肉汤。到达甘肃之后,我们决定尽可能少出门,直到暑热退去——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尽量待在室内学习,凉爽的时候再出去布道。我们可能需要时不时地短途旅行一下,让人们看到我们并非要定居一处。”义士敦于6月21日在西安府写信说:“城外的客栈都住满了,只能住进城内。最近银价很低(一盎司只能换1250钱,之前能换1600钱),相比之下每样开销都显得很贵。百姓们都在抱怨庄稼歉收。一路上看到小麦和豆子长得不好,不过大麻倒是长势喜人,鸦片如同洪水泛滥,到处都是。我们两人都还算好,尽管时不时有点发热的症状。”他们计划6月21日这天启程去甘肃,打算在经过平凉府时,停留几周,再慢慢走访周边的城市。(“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ition, Jan. 1878, 14.)
 
[4] 今陕西省大荔县。
 
[5] 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彬县、长武、旬邑、永寿四县地。
 
[6] “Kan-suh – From the Dairy of Mr. G. F. East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1877, 141-143.也请参看:〈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三)〉,《教会》48,2014年7月,77-84。
 
[7]不同史料的数字有所出入,据《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的统计(第635页),战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全省人口总数约为1900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不到500万,锐减了1400万人。
 
[8]当时的景教碑应该是在一个叫金胜寺(又称崇仁寺)的地方,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直到1907年才移至西安碑林安置。
 
[9] “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 1878,42.
 
[10] 今甘肃省泾川县。
 
[11] 今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白水镇。
 
[12] 因清廷派湘军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平定回乱,收复新疆,以此推测,可能有很多湖南人迁居甘肃。
 
[13] 今属宁夏省固原市。
 
[14] 疑为 T’sing-ning-chau的误拼,静宁州是清代的行政划区。
 
[15] 今属甘肃白银市。
 
[16] 今属甘肃省定西市。
 
[17] 义士敦的理解略有出入:乾隆三年(1738年)临洮府移治,改为兰州府;同时,升狄道县为狄道州,属兰州府。今为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
 
[18] 全名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年9月22日-1884年2月16日),美国首位汉学家,义士敦文中所引用的卫三畏对狄道的认识很有可能记录在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中。
 
[19] 这是天主教教会年历,把与每一天相关的圣人放在一起,叫做“圣人的瞻礼日”(feast day),每逢这日,便鼓励教友学习这些圣人的品行。
 
[20] 宁远县为清代行政划区,今为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
 
[21] 今甘肃省甘谷县。
 
[22] 今甘肃省天水市。
 
[23] 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英国驻华公使书记官翻译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滇缅边境被当地军民击毙,引起中英外交纠纷,最终以1876年9月签订《烟台条约》为结案。
 
[24] 详参:〈中国内地会的巡回布道策略——戴德生牧师在1877年赴华宣教士大会中的发言〉,《教会》68,2017年11月,62-71。
 
[25] 景教,乃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是公元4世纪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中文以景教命名,取“景”字“光明辉煌”之意,一度在长安和全国都建有教堂,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以少数民族信众为主。
 
[26]“也里可温”(arkagun)是元朝人对基督徒和教士的通称,包括景教徒和天主教徒;基督教教堂因为有十字架的记号,俗称“十字寺”。
 
[27]详 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天主教兰州总教区。2018年11月8日存取。
 
[28] “Kan-suh – From the Dairy of Mr. G. F. Easton,” China’s Millions, 142, footnote.
 
[29] 不同方法推测的识字率出入很大,美国学者 Evelyn S.Rawski(罗友枝)对 19 世纪清代人口识字率的推测结果为,男性识字比例约在 30%—45%之间,女性只有 2%—10%。见:Evelyn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China(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23。若以清代男女比例为 120:100 计算的话,清代整体的识字率约在20%左右。另参:<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96-110。
 
[30] 1920年12月16日晚发生的西北大地震,为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一次地震,强度达8.6级,十万人丧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在山走动的地方》(Where the Mountains Walked)为题专文报导,可见影响之大。
 
[31] 原名马培萱,系河南省杞县人。
 
《教会》2018年11月号(总第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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