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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城国的历史和现状
发布时间: 2020/11/27日    【字体:
作者:顾卫民
关键词:  梵蒂冈城国 历史 现状  
 
 
 梵蒂冈(Vatican),其正式的名称为“梵蒂冈城国”,英文作The State of the Vatican City,意大利文作Lo Stato della Citta del Vaticano。又因为它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中心,历代教宗均驻于此地,故也称“教廷”(CuriaRomana),又译作“圣座”(Holg See)或“宗座”(Apostolic See)。
 
一、历史的沿革
 
      梵蒂冈位于罗马的西北部,那里是一个隆起的小山岗。在古罗马帝国时代,这里是人们占卜凶吉的场所,伊特鲁里亚的占卜家们的出没之地。“梵蒂冈”源于Vaticinia一词,有占卜之意。在罗马帝国时代,从革拉古皇帝到暴君尼禄,在梵蒂冈的广场之上,一直举行驾驭马车的竞技。暴君尼禄还在此残酷地屠杀基督徒,将他们身上缚以树枝,浇油焚烧,以活生生的人当作祭品。
 
      相传耶稣的门徒伯多禄(彼得)来到了罗马,在帝国的心脏地建立了教会。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了大火,十四个街区中只有四个街区得以完全保存,满目疮痍,一片荒凉。民众中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尼禄皇帝为了兴建一个新罗马而故意派人纵火。为了转移这种猜测和推想,尼禄将罪名归到基督徒身上,宣布他们是纵火者,大加捕杀和迫害。宗徒伯多禄即于公元67年,在梵蒂冈竞技场被罗马兵倒钉在十字架上殉道的。公元119年至217年之间,罗马的一位名叫加尤斯(Caus或Gajus)的神父在其著述中,叙述了伯多禄在罗马传教的行迹,并记叙伯多禄之墓在梵蒂冈。
 
      在二十世纪以后,罗马教廷在梵蒂冈组织了两次考古发掘,一次在1939年至1949年;另一次在1953年至1958年。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梵蒂冈丘陵原始土层之下,有庞大的墓地,最上层者为罗马非天主教徒者墓穴,许多墓穴中有规则之墓碑。但其中亦杂有天主教徒的墓,其标志为墓壁上绘有象征性的如鸽子(圣灵)棕枝(和平)等图案。再往下发掘,除了发现位于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的老堂之前有一座教堂的废址以外,还挖掘到了一个简朴的墓穴,上面覆盖了一些瓦片,小油灯的残片和一些仿埃及式镀金的彩虹玻璃,下面则有一口棺木,其中有骸骨、红色石膏的碎片、零碎的织物和两块大理石残片。1963年6月,经科伦蒂教授鉴定,证明织物系朱红颜料所染,又是用金丝刺绣的,骨骸则属于一个年龄在60~70岁之间的男性,体质结实。考古学家伽尔杜西将棺木附近的一些壁画真迹,经复染鉴定以后,也作出了肯定的结论。根据这两方面的考据,1976年6月29日,教宗保禄六世宣布宗徒“伯多禄的坟墓就在此地”,“我们已经掌握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伯多禄确实到了罗马。”
 
      罗马皇帝尼禄曾在梵蒂冈山坡上广种树草,辟为园圃。公元68年,高卢兵反动叛乱,尼禄被元老院所废,走出后自尽,他所经营的御苑逐渐变为荒草蔓生的野地。公元90年,罗马主教,后被尊为教宗的圣雅那克莱(S.Anaclet)在伯多禄的墓上曾建立一所小圣堂,稍事表彰。在以后的岁月中,基督教仍受到时续时断的迫害。
 
      直到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274~337)在位时,情况才有了根本的转变。君士坦丁大帝曾与其对敌马克森提在距罗马不远的台伯河米尔维恩桥附近发生过一次决战。临战前夕,君士坦丁祈祷他所信仰的神,他看见了一个异象,在太阳之上出现了十字架的形象,并且有声音说:“用这个做标记,你一定会战胜”。当君士坦丁用十字旗号与马克森提会战时,果然胜利了。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他的亲戚李锡尼相会于米兰,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了信教自由,他本人后来亦皈信了基督教。同时,这位罗马皇帝宣布迁都拜占庭,改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大帝还颁布了法令,允许教会可以接收捐赠的遗产和遗物。他本人将罗马帝国在京都的许多行政大厅都捐赠给教会,其中最大的是拉特兰宫,这是罗马天主教会拥有合法教产之始。教宗圣西尔弗斯德一世(S.Silvester,I.314-335)请求皇帝,将梵蒂冈周围的竞技场拆去,在场基的北面兴建圣·伯多禄圣堂。324年(一说333年),君士坦丁大帝躬亲破土,拔巨额工程费用,历30年而竣工,这座老伯多禄堂高131英尺,宽79英尺,在当时已是十分宏壮。现在的圣·伯多禄大殿是教宗儒略二世于1506年在拆除老堂的基础了建成的。
 
      梵蒂冈并非一开始即为教宗的驻地。在迁都阿维农以前,历代教宗都住在拉特兰宫。因距梵蒂冈甚远,为了便于罗马主教及随员到梵蒂冈圣·伯多禄堂举行弥撒,于是就在梵蒂冈伯多禄堂一侧兴建了一些住宅。约在4~6世纪,梵蒂冈成为罗马教宗的官邸所在。5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已完全东移,对于西方已感鞭长莫及。因此,在意大利半岛上,抵御隆巴族人入侵以及在时疫流行时对人民的救济工作,胥由教宗一身任之。教宗实际了成为欧洲的政治领袖。6世纪中叶的教宗贝拉琪一世(Pclagius I,556-561)已经行使君主拥有的一切权力。6~7世纪之间,教宗格里高利一世(S.Gregory I,590~604)明确宣称他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国王。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教宗与法兰克王国建立了密切的政治联系。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Peipin)将意大利中部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献给教宗,史称“丕平献土”。所谓历史上的教宗国就是指756~1870年教宗在意大利中部拥有领土主权的政教合一的国家。774年,著名的查理大帝(Charlemagne)又将贝纳文托和威尼斯等城献给教宗,查理大帝曾屡次亲到梵蒂冈朝圣。800年圣诞节,教宗为大帝在圣伯多禄殿举行了加冕典礼。11~13世纪时,教宗国的权威显赫,直到1309~1377年受制于法国王室的“阿维尼翁教宗”出现时期,教宗国因教廷迁往法国阿维尼翁而一度中衰。1377年,教宗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XI,1370-1378)将教廷迁回了罗马,以后的历代教宗陆续在梵蒂冈营建了一些著名的建筑物,如教宗尼各劳五世(NichalasV,1447-1455)创建的梵蒂冈图书馆、教宗西斯笃四世(Sixte IV,1471-1484)兴建的西斯廷圣堂、1505年教宗儒略二世开始营建的圣·伯多禄大教堂,1579年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XⅢ,1572-1585)兴建的天文台以及1622年著名艺术家贝尼尼续建的圣·伯多禄大广场等等。
 
      教宗国在意大利拥有不少领土,法国大革命以前,法国南部亦有教宗国领地。1798年,拿破仑率军进入罗马,迫使教宗庇护九世放弃教宗国领土,成立罗马共和国。1800年,庇护九世重建教宗国,九年以后又被拿破仑并入法国版图。1815年,在拿破仑帝国覆灭以后,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教宗国,并委托奥地利保护。教宗国与撒丁王国(Sardinia)、莫得纳(Modena)和那不勒斯(Naples)等并列为意大利九个邦。1840年代以后,意大利统一运动兴起,撒丁王朝成为统一运动的中心,而其首相加富尔(Count C.B.Carvour 1810-1861)将巴马、托斯卡里等邦并为撒丁王国之中。同时,1860年,另一位意大利志士加里波的(Caribaldi)率红衫军在西西里起事,渡海攻占那不勒斯,加富尔趁机向教宗国军队进攻,与加里波的两军会师于那不勒斯。次年,意大利王国成立,以爱麦虞二世(Vietor Emmanuel Ⅱ)为国王。时教宗国三分之二领土及四分之三臣民并入意大利王国之手,仅余罗马一城,只是依靠法国军队的保护才维持这片地区。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军撤出罗马,加利波的率意军于9月20日进入罗马庇阿门(Porta pia),10月2日,人民投票决定将罗马城并入意大利王国,并定为首都。
 
      1871年5月,意政府宣布“保障法”(Law of Guarantees),愿偿付教宗三百二十二万五千里拉,以赔偿教宗国的土地。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 1846-1878)因其为片面条约,拒绝接受,并否认一切既成事实。教宗自动幽居梵蒂冈,以后继任教宗亦均发誓任内不出梵蒂冈一步,号称“梵蒂冈之囚”(Prisoner of the Vatican),以表示自己为一被迫害者。当时教廷规定,意大利王室中成员一概不许领受教会圣事,外国元首到罗马访问者,凡谒见意大利君主,教宗即拒绝接待。所有意大利教友,教会一概不许他们参加政府工作,是为欧洲政治史和外交史上有名的“罗马问题”。
 
      1929年2月11日,教廷国务卿嘉斯巴里枢机(Card.Gasparri)与意大利政府首相墨索里尼(Mussolini),分别代表教宗庇护十一世和意王爱麦虞三世,正式签订了《拉特兰条约》(Lateran Treaties),因订约地点在拉特兰宫,故名。该约于5月25日被意大利国会通过。《拉特兰条约》共分为三项:(一)意大利承认梵蒂冈有完全的独立权和领土权,教宗放弃其在意大利境内的领土,宣告“梵蒂冈城国”成立;(二)意大利承认天主教的崇高地位。(三)意大利政府拔给教廷七亿五千万里拉现金和价值十亿里拉的证券,其利率为5%,作为补偿。事后,教宗宣称:“我们的地盘虽然被压缩到了不能再小的地步,但也因此高兴地看到精神方面的影响定能广被宇宙,超越一切。”
 
二、梵蒂冈城国概况
 
      如果站在圣·伯多禄大教堂的顶上往下眺望,整个梵蒂冈城国均在视线之下,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面积仅0.44平方公里。(合108.7英亩)整个梵蒂冈由城墙围绕,那是因为846年,教宗宫曾遭撒拉逊人的入侵和劫掠,848年,教宗良四世(Leo IV847-855)在梵蒂冈四周建筑城堡,一过台伯河地带,人们便可看到黄棕色的城墙,史称“良城”。如果绕城一周,只需时五十五分钟。
 
      梵蒂冈的国旗为正列黄白二色,靠旗杆一侧为黄色。白色部分正中绘钥匙一对,作交叉形。按耶稣曾对第一任教宗伯多禄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您。”钥匙之上绘有教宗三级冕,图作黄色。
 
      梵蒂冈的标志性建筑物是圣·伯多禄大教堂。现在的圣伯多禄堂是教宗儒略二世于1506年发愿重修的,直到1588年始告峻工。教宗延请了一些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如勃拉芒德(Donato Bramante)、拉斐尔(Raffaello)、米开朗基罗(Buonarroti Michelangelo)、贝尼尼(Bernini)、波尔达(Giacomo della Vignalo Porta)来参与设计和建筑。这座全世界最大的天主堂是典型的罗马式建筑,其高达403英尺的圆顶由艺术泰斗米开朗基罗设计,至今仍是罗马的最高建筑。圣堂的内部参照古罗马卡拉卡拉浴场式样,许多高耸的圆形拱门稳稳地支撑着那座圆形穹顶。抬眼望去,绚丽的光线透过穹顶上的窗户,映照在无数精美的壁画和雕刻之上,格外壮丽。圣堂长696英尺,宽450英尺,可容五万人同时望弥撒。圣堂的宏大为全世界之冠,但初看并不觉大,因为“天使象巨人,鸽子象老鹰”,圣堂的真正大小,反而不容易看出了。只有乘电梯到顶上的阳台,从内下望堂里的人如蚂蚁一般蠕动,方知离地已一百公尺了。再往上爬三百十级石梯,便到了大殿的最高处。极目望去,鳞次栉比的屋宇在浮云和阳光之下熠熠生辉,台伯河蜿蜓其间,教堂的钟声此伏彼起,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全景尽收眼底。
 
      对伯多禄大殿的两旁,有两列高高的回廊柱如同两只大胳膊拥抱着伯多禄广场,中间留一个口子,象一个玦。玦中央是一个埃及方尖碑,高二十五米,乃罗马皇帝尼禄自埃及运来,1585年教宗西斯笃五世下令自尼禄竞技场运至此地。两道廊柱由建筑家贝尼尼设计,两列四排多立克式石柱共二百八十四根,廊顶置石人像一百六二十座,高为真人三倍,气势雄伟。
 
      圣伯多禄大殿一侧是教宗宫殿,每逢大典或者每礼拜天中午十二点正,教宗亲自站在窗边向广场上的朝圣者和听众讲话,那时必是人山人海,一片欢呼。教宗宫殿后面的大片屋宇,便是闻名于世的梵蒂冈博物馆。与鲁孚宫的丰富多彩不同,该博物馆的作品以宗教题材为多。同时,历代教宗很注意牛集古典时代希腊罗马的雕刻作品,约有数千件之多,著名的“拉奥孔”便在这里。梵蒂冈博物馆以西斯廷(Sistina Capella)小圣堂的壁画最为著名。该堂长仅133英尺,宽45尺,虽然不大但很重要,它专为教宗私人行礼之用,现在教宗之选举以及每年圣诞节教宗为外交使团主持的弥撒,均在该堂举行。西斯廷圣堂两旁墙的上面,都是佛罗伦萨画家所绘的装饰。天花板上的《创世纪》,则是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大手笔。多年以后,米开朗基罗又在正壁上画下了“最后的审判”,画上有着密密麻麻的尘世人群,围绕着基督,令人敬畏和至高无上的基督在向人类发出最后的审判,天使吹响了号角,浑身颤抖的人群走向了最后的因果报因之地。
 
      梵蒂冈城国的另一个特别地点是梵蒂冈秘密档案馆,这里须有教廷颁发的特别许可证方能入内。档案馆座落在教宗宫殿后面。乘电梯上楼以后,在通往贮藏室的走廊上,有三幅灯箱画,其中两幅与中国有关:一是元朝来华的方济各会士罗布鲁克写给教宗的信,二是南朝皇太后王烈纳与太监庞天寿派遣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呈送教廷的上书,可见教廷对中国问题的重视。教廷国务院和各圣部的文件均可由汽车送往档案馆大厅,然后归档。每年新增的文书架长达一公里左右。教宗保禄六世建造了一座地下室,在地下深二十米处,分上下两层,采用三道框架制,可以存放的文件长达五十四公里。从13世纪开始,教廷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开始有系统地收集文献。15世纪时,梵蒂冈附近的天神堡曾被辟为档案室。1817年迁到宫中。从上世纪末起,该档案馆汇集了教廷国务院秘书处的近代档案、教廷最高法院枢案、梵蒂冈第一、二次大公会议档案和教廷各大使馆档案。该馆的第一至七四书柜中,则收藏有教廷最古老而珍贵的文献。目前,该档案馆的开放期限为1922年以前。
 
      目前梵蒂冈拥有公民约千人,其余的只是居民而非公民。所谓公民也是法律上的而非实际的,而且许多人因城区狭小而居住罗马城区。梵蒂冈的居民身份不是从一般国家或民族意义上讲的,而是在教廷执行某一任务的特殊身份。如果他们离任或离境时,即恢复其原国籍。官方语言为拉丁语和意大利语。
 
      教宗(Pope)为国家元首。教廷最高谘询机构为“枢机团”(Sacred College)。枢机团的成员有选举和被选举为教宗的权利。教廷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称为国务院(Secretariate of State),设国务卿一人,副国务卿二人。教宗向各国派驻有宗座大使(Apostolic Nuncio)、宗座公使(Apostolic Internuncio)和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教廷处理教务的总机构称为“罗马院”(Roman Curia),共设有十一个部,其中重要的有圣职部(Congregation of the Holy Office)、御仪部(Consistorial Congregastion)、圣事部(Congregation of the Sacraments)、监察部(Congregation of the Council)、修会部(Congregation of Religious)、传信部(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典礼部(Congregation of the Rites)和东方教会部(Congregation for the Oriental Church)等等。这些圣部以外,另设三个法院以处理教友良心上的秘密案件,计为圣赦院(Apostolic Penitentiary)、圣轮法院(Roman Rota)及最高法院(Supreme Tribunal of the Apostolic Signature)。
 
      城国的内部安全和治安由两种人维持。1970年,教宗保禄六世撤销了御前卫士和宫廷卫士,并把警卫队和骑警队改为维持秩序的治安人员。他们身穿浅蓝服装、头戴高帽,胸佩铜扣,值勤站岗。城国内的部队为瑞士卫队,入卫者均为瑞士虔诚的青年教徒,这支队伍由教宗儒略二世于1506创建,他们至今仍身穿色彩鲜艳的服装,这是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他们手持古戟、气宇轩昂,成为人们摄影的对象。
 
      梵蒂冈拥有自己的货币、银行和邮政系统。它也有自己的电台,用33种语言播音。第一座发射塔建立在梵蒂冈花园里,1931年2月,教宗庇护十一世,在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的亲临下,举行了电台揭幕式。后来,教廷在罗马城外十八公里处获得一块四百公顷的土地。于1955年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电台发射中心,那里矗立有一座高大的通讯主保圣嘉卑尼厄尔天神立像和一座高九十米的十字架,从此声被遐迩,响彻全球。神像《罗马观察家报》是梵蒂冈的官报,创刊于1861年,1930年起在梵蒂冈城区印刷,小标题是“政治性、宗教性日报”,除日报以外,另有意、法、德、英、葡、西六国文字的周刊及波兰文月刊一份。罗马教廷在梵蒂冈城国以外的罗马城市中还有一些机构和学校,它们受梵蒂冈治外法权的保护。其中有拉特兰大殿、圣玛利亚大殿、圣保禄大殿、教廷掌玺处、秘书处和天使堡;另外还有宗座格里高利(额我略)大学、宗座乌尔班大学、宗座圣经学院、宗座拉丁文高等学院、宗座圣乐学院等等。还有教宗良十三世于1879年创立的罗马圣多玛科学院和1801年成立的天主教科学院。
 
三、梵蒂冈的国际地位
 
      在国际法方面,很少有学者否认教廷的国际地位及接使与派使的权利。但在政治方面,教廷在国际间的地位和权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兼而有之。
 
      中世纪的时候,教宗国享有很高的权威。但到了15~16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越来越高涨,国王的权威增高,有些政治家便主张王权高于一切,在国王的权威之下,不能允许国外的另一个权威在其国内行使权威。他们将罗马教宗视为国外的主权人,国王不能让他管理国内的教民,更不能与他交换使节。于1509年即位的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ⅤⅢ 1491-1547)即是一个典型。他与西班牙公主凯瑟琳结婚。当时英国正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1527年他以无嗣为由提出要与凯瑟琳离异,罗马教廷不予批准。亨利于1533年宣布与教廷决裂,宣布英格兰国王取代教宗成为英国教会的领袖,教宗无权任命神职人员和决定教义教规。近代以来,王权衰落了,自由主义的学说兴起。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家认为,天主教乃是一个社会团体,受国家宪法的保障,天主教不能享有国际法人的地位,本国教土或教民必须服从宪法而非享有特权的公民。在法国大革命中,正是根据这个原则,国民制宪会议所属宗教事务委员会于1790年7月通过了《教土的公民组织法》,将神职人员纳入国家的轨道之中。它规定主教由省级选民选举,由总主教祝圣,无须请求教宗批准。本堂神父则由地区选民选出。当时教宗庇护六世在次年公开指责《教土的公民组织法》,认为它否认了教宗的首席权并触犯了天主教法典,国民议会则将法国境内的教宗领土并入法国版图。在1904年,法国政府曾以政教分离的名义,宣布中止与教廷的外交关系,并于次年没收教产,停止每年度给教会的津贴。
 
      对于教廷在国际事务中地位,天主教会持有自己的观点。天主教会认为,基督规定了教会超世的宗向,并赋予教会以指导和统治权,教会的权利,来自于天主的赋予,正如国家的主权也为其自有的主权,不是由另一个团体或个人所赋予的。因此,天主教会在主权上是自立的社团,与国家平等,是一个国际法人。天主教会独立的元首教宗,可以派遣使节,也可以接受使节,教宗行使这种权利,已成为国际的惯例。早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时代,由于皇帝本人迁都东方,建都君士坦丁堡,让教宗建都罗马,教宗为了和罗马皇帝商洽教务乃派使节驻君士坦丁堡,这就是教宗派使的开端。5—8世纪期间,也出现过教宗使节,但那只是出席某一特定宗教仪式或王室庆典而派遣,使命完成以后即终止。教廷派遣的常驻外国的使节始于十六世纪,1500年,教廷派驻威尼斯侯国大使肋奥尼尼(A.Lenini)为最早,随后奥地利、德意志、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相继设立了宗座大使馆。
 
      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罗马教宗之所以有权派使接使,就是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不是因为他是一教之主。故而,当1870年罗马被意军占领以后,教宗失去了国土,美国就撤去了驻教廷的使节,直到如今,一些美国人仍不主张与教廷通使,尽管《拉特兰条约》以后,教宗又成了梵蒂冈的君主。但是,从根本上说,教廷不仅仅是梵蒂冈城国的政府,教宗派使也不仅仅是以梵蒂冈国君的资格,而是以天主教会之主的身份。在教宗失去了罗马以后,直到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成立,其间有半个世纪之久,那时教宗没有寸土,但教廷与欧洲及南美诸国继续通使订约。教宗不必有国土才成为国际法所承认的独立主权的元首。世界上宗教甚多,惟独天主教会有独立的主权,为法学上所称完全的社团。这一种特殊的事实,从《拉特兰条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德国、西班牙等十三个国家与教廷交换大使。与教廷互换公使的有英国、南斯拉夫等二十四国,中国也在其列。
 
      各国政府在主权上,虽然和天主教会一样同为自主的社团,但是在主权的目的上,两者各不相同。国家政府主权之目的,在谋求国民现世的福祉;天主教会宣称其主权的目的在谋求教民永生的福利。现世的福利为社会中的事物,永生的幸福则属于超性的事物。因此国家和天主教会两者的主权所行使的对象,可以有同一个对象,可是两者主权所行使的范围,在同一个对象的身上又是各不相同的。照理论而言,国民的身份并不妨碍教民的身份,一个人可兼好公民和好教民而有之。历史上也确实有过许多良好的教民和教士,同时又是忠贞的爱国者:如英法百年战争中领导法国人民英勇抗敌的圣女贞德;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比利时的曼西埃枢机,他在国土沦陷以后,痛斥德国的暴虐,号召人民不承主德国在比利时成立的伪政府;又如中国著名的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和陆征祥在抗战期间的爱国史迹,都是彪炳史册的壮举。然而不幸的是,历史上往往也有政教不协和,甚至引发冲突的时期。如十九世纪在中国发生的普遍的反洋教运动,其部分的原因即为一部分西方传教士沾污了教会主权的纯宗教性,他们借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力量来规定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权利,混淆了宗教与政治两者的关系,使教会主权中渗入了政治的因素其结果是破坏了政教关系,既给国家,也给教会自身带来了损害。
 
      有鉴于此,在许多情况下,教会同国家之间便通过法律来调节两者的关系,即签定政教协定。从中世纪起,教廷就同欧洲各王国签定政教协定,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主教任命和向教宗缴纳贡赋。如11世纪,教宗与神圣罗马帝国为“主教叙任权之争”而签定的政教协定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教宗同拿破仑签订的政教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教廷基本上摆脱了自1870年意大利统一以来的低势,逐渐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教宗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在位期间采取了同世俗政权签定政教协定的政策,以各种形式协调天主教会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借以保护天主教会的权益,这一时期被称为“政教协定政策”时代。1922年5月,教廷同非天主教国家拉脱维亚签定政教协定,其中包括天主教的主教在就职前宣誓效忠国家的法律,这一条款在以后各国的政教协定中反复出现。根据协定,拉脱维亚首府里加设一总主教区。波兰于1925年2月同教廷签订政教协定,其中第二部分第十分条规定,所有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神职人员不得担任教士职务,波兰政府对教士的任命持有否决权。根据协定,波兰天主教会分为五个拉丁教省、一个拜占庭教省和一个亚美尼亚总主教区。在法国,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在实践中行不通,1920年法国又同教廷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根据协定,教宗在任命法国主教前要通知法国政府。1925年2月法国议会宣布法国与教廷双方同意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维持1801年的政教协定。在1929年意大利和梵蒂冈签订的《拉特兰条约》中规定罗马天主教主教的任命要有意大利政府和教廷双方共同决定,罗马教宗有权任命各级主教及教士,但意大利政府有从政治上对候选人提出异议的权力,主教要宣誓效忠国家,任何教士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国家保护天主教会的特殊地位和精神权力,以及对公开礼拜和教会事务的管辖权。
 
      教廷通过外交活动和政教协定的方式维持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教会和国家双方都有各自的法律基础。《天主教会的法典》规定了教会在世俗社会的地位以及教廷对各国教会的训导权和管辖权。国家则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及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依照宪法的精神规定其自身对于教廷的外交关系。这种双方关系的法律确认只是双方调和的产物,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双方关系在某些方面的具体体现。随着情况的变化,罗马教廷与各国的关系及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也是不断变化的。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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