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夏天，在西喜马拉雅冰雪刚开始消融的季节，沿着盘亘在喜马拉雅山腰的羊肠小道，成千上万的旅行者背着沉重的行囊，徒步穿越一系列山口。这是当代世界最受仰慕的探险旅行。这些旅行者会偶遇驱赶着羊群和牦牛的喜马拉雅牧民，正去往更高处的牧场。他们将在高山阳坡搭起黑牦牛帐篷，独自停留几个月，等到深秋时节，再返回位于河谷深处的村庄。
接下来，一年中最为触动人心的生活开始了，村庄中的精壮男人，准备好牲口和货物，留下老人和妻儿，自西藏，或者自尼泊尔、印度出发，穿越层层叠叠的山口，走向并不遥远的城镇和边境线，换回一家老小紧缺的粮食、盐巴，顺带捎回遥远世界里生产的现代化的日用品，比如塑料玩具，或者一双耐克牌球鞋。
外部世界的熙熙攘攘的旅行者和高原上世世代代生活的居民，都没有留意到自己脚下一些形状特殊的石头，山边台地上残存的石墙，村寨里老阿妈手里纺线的纺锤，垭口矗立的巨型石头，崖壁上犹如蜂巢的洞穴，石崖上刻画图案，他们更不知道草场边上的石堆下有什么。
他们关注景观和人情、牲口和天气，经书和寺庙，但并不热心追问这片土地的无文字的过往。犹如火星一样的荒凉地表，比植被还稀疏的高原人类，使人们很容易理所当然地相信，西藏西部的本土历史相当晚近，不过是随着释迦牟尼和赞普的烛光渐次普照。即便是名噪20世纪的几位伟大探险家、藏学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even Hedin)、意大利的杜齐(G.Tucci)、苏联的罗列赫(G.N.Roerich)、德国的弗兰克（A.H.Francke），在西藏西部辗转多年，也都没能搜寻到特别有价值的线索，所以杜齐不无失望地说：“西藏考古学仍然是被忽略的一个领域” 。
在汉藏早期史书有限记载中，西藏西部这一片荒芜之地常被冠以“象雄”与“羊同”之名。敦煌古藏文文书记载，象雄是青藏高原的十二邦国之一，曾遣使至唐。公元644年，象雄为吐蕃所灭，作为一个小邦的“象雄”并入吐蕃版图，成为中亚强国吐蕃王国的西陲。
吐蕃王通过广阔的象雄旧地，北上葱岭入西域而进取中亚，南下喜马拉雅而进入南亚，构成吐蕃称雄欧亚的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环节。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分崩离析，王室后裔尼玛衮退居阿里，其三子分封为“阿里三围”之王。这三围分别为以原拉达克的首府列城为中心的玛域，以今普兰、穆斯塘为中心的芒域、以阿里札布让为中心的古格一带，囊括了西喜马拉雅的大部分地域。在苦心经营下，旧时象雄遂成为西藏佛教复兴圣地。
托林寺、古格、皮央东嘎、聂拉康等近年来诸多考古发现一再表明，西藏西部后弘期佛教艺术与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穆斯塘等地存在密切的风格交融。崖壁上的洞窟、山顶的寺院中精美的曼陀罗和优雅的青铜佛像，都说明恶劣的环境对于国家的形成、艺术的交流都并非牢不可破的障碍。处于“世界边缘之边缘”的西藏西部，也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在西藏历史进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历史地位的形成，并非可由吐蕃王国的扩张这一单一背景可以涵盖，而是具有深远的史前背景。
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
初上高原的人们在体会了缺氧、寒冷、资源缺乏后，
都不仅要问，人类何时开始拓殖这一片广袤的高原？
在许多学者看来，更新世的喜马拉雅气候寒冷，甚至有大冰盖，对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人类来说，简直不可逾越，一万年前的青藏高原绝无人居住，直到全新世以后才有外来移民进入。四川大学的考古学家李永宪、霍巍等则以一项考古发现改变了这种主流认识。
1990年，霍巍、李永宪在位于日土县城以西约50公里处的夏达错东北岸湖滨采发现了近百件石器。让两位考古学家为之振奋的是，这批石器中居然有典型的“手斧”和“薄刃斧”。这两类器物，普遍见于旧大陆西侧的欧亚大陆西部和南亚次大陆，在整个东亚地区都属稀见之物，年代基本都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之前。他们由此相信，自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已经拓殖西喜马拉雅山地。
这一看法并非“破天荒”。在夏达错东北岸向西南的克什米尔、拉达克以及更遥远的尼泊尔，考古学家已经确认了一些具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旧石器。目前看来，至少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喜马拉雅南北坡的石器工业已有着技术的交会，跨西喜马拉雅文化联系已经有迹可循。
随着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结束，以农业、陶器、定居和磨制石器出现为表征，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目前整个西藏高原已经确认有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西藏中部的曲贡文化。但遗憾的是，对于西藏西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我们尚知不多。但若结合印度西北部的考古发现，这并非没有可能。
在毗邻西藏西部的南亚西北部地区，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一种分布广泛且内涵大致相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多位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传统似乎和西藏的东部的卡若文化存在确凿的联系，如斯瓦特河谷史前墓葬中曾发现东亚地区的玉珠、克什米尔河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篮纹陶器、穿孔石刀、半地穴房屋、石斧等，都是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常见之物。甚至在克什米尔新石器墓葬中发现了一具蒙古人种的遗骸，这都表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中国西藏地区的接触是不容否认的，两个地区之间不一定存在人口迁移，但可能存在文化特征的渗透。
西藏西南部的一些适宜农业种植的甘干热河谷地带，
可能处于跨西喜马拉雅新石器文化接触的链条上。
由狮泉河南下可以到达克什米尔，自古以来
就是一条沟通南亚次大陆西部与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
在高原面上，进入了象泉河谷及其支流下切形成的沟谷地带。人们常常惊讶于山前台地上长出来的村庄，四周长满青稞，遗址所在地如今还是阿里高原上的主要定居点。在皮央·东嘎以及格布赛路，考古调查研究已经表明，墓地往往与早期居址隔沟相望，这表明当时墓葬的选址主要依附于定居地点。
皮央·东嘎的遗址发现的三处墓地更构成了一较大的墓葬区域，每一墓地的规模都很大，单个墓地的数量都在百座以上，石丘封土的“可见性”保证了墓葬排列的有序。
上述几处墓地无疑属于“出于一种永久性的要素”的“固定墓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1～13世纪，皮央·东嘎成为了后弘期的佛教中心之一，墓地与居址所处的台地后的岩壁上是如蜂巢一般密集的佛教石窟。可见，这些墓葬地点显然选择了西藏西部地区不可多得的适宜生产的地域，而这一套有关地域空间的观念，延续恒久。
1999年，霍巍、李永宪率队在皮央·东嘎遗址发掘。让两位考古学家颇感意外的是，在这个以大量佛教后弘期石窟艺术著名的遗址，他们居然发现了上百处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文物。更人让匪夷所思的是，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青铜短剑居然和云南、四川青铜时代墓葬出土的形同孪生。
通过碳十四测年和器物比较，考古学家将这批墓葬的年代断代在公元1世纪前后。随后的两年里，这支考古队又发现了一处与墓地年代同时的聚落。此后，他们相继调查确认了约10处墓地和居址，多集中分布在日土、札达、噶尔县，即习惯所称的“阿里西三县”，都被初步确定为早期金属时代的遗留。
大致在川大考古队在阿里一带发掘的同时，
在喜马拉雅山的另外一侧，另外一支考古队也在发掘。
这支由德国考古研究院、科隆大学、尼泊尔考古部组成的考古队，在尼泊尔穆斯塘北部的卡里干达基（Kaligandaki）河谷展开长达9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发掘了近十处遗址，采集分析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尤其是在测年方面，碳十四测年和树轮测年结合，已经累积了近200多个数据，年代自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15～16世纪。特别是依靠攀岩设备在卡里干达基（Kaligandaki）河谷两侧发现了很多岩洞葬。
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引人注意的是，至今并未发现类似西藏西部的石丘墓葬，而基本全属于崖洞葬。这类习俗虽不见于西藏西部地区，但一项民族志考古调查的成果，表明在与穆斯塘北部毗邻的西藏境内至今仍有此类葬俗。
崖葬
1990年，霍巍等在西藏文物普查期间曾于中尼边境的藏南吉隆县一带调查记录了一种奇特的葬俗“崖葬”。据调查，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沿吉隆藏布河两岸崖壁，距离附近地面多在50～200米，一般利用天然山崖洞穴和缝罅，未经人工修整，葬入死者之后以石头或泥块封垒洞口。葬具多采用为方形木棺，同时流行不用葬具仅用织物覆盖尸体的习俗。尸体入殓时有一定的防腐处理，死者多以绳索捆绑，这一点和穆斯塘崖洞葬中的处理方法相似。
随葬品不丰，仅有碗、杯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器。既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当地村民已经不清楚这一传统源于何时，但从穆斯塘的考古发现来看，其源头相当久远。吉隆地处中尼边境，位于穆斯塘以东的中段喜马拉雅北坡，境内的吉隆藏布南流注入卡里干达基河，吉隆县一带的崖葬与穆斯塘的古老葬俗之间应该有一定联系。
让考古学家措手不及的发现接踵而来。
2006年，在藏西著名的本教寺院古如甲木寺的门前，当地修路过程中偶然发现一座墓葬。由于2004年四川大学的考古队曾在附近的穹隆银城工作，古如甲木寺的僧人对考古略知一二，对这个意外发现的墓葬做了清理，出土方形箱式彩绘木棺，随葬遗物包括“王侯羊王”字样的铭文禽兽纹丝绸及马木器和青铜器、陶器等，霍巍等认为这批文物与塔里木盆地汉晋时期墓葬出土物相似。
2009年在札达县托林镇托林村西修路过程中，施工人员无意发现了两处墓葬，并将之命名为曲踏墓地。墓葬均深埋于晚期沙石下，为洞室墓，墓室平面为长方形、正方形，内置长方形箱式木棺及随葬器物。
穆斯塘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背风山坡，早期墓地多集中于纵贯穆斯塘南北的卡里干达基河谷以及支流区域。这一高山河谷地带，如今也是主要的居住区。沿河分布着一些小村落，海拔在3300～3800米之间。
当地居民在可灌溉的台地上主要种植青稞、小麦以及荞麦，同时在村庄周围饲养山羊、绵羊、马，在高山草场放牧牦牛、及Tso。目前，几乎所有发现的史前墓葬都位于岩壁洞穴，此类洞穴墓葬的分布一直从穆斯塘南部到西藏边界，集中分布在位于卡里干达基河谷的Chokpani和Dzong河谷的Mebrak附近。
岩壁极其陡峭，其上洞穴非常密集，类若蜂巢；有的岩壁上排列的洞穴近七层，都为人工开凿，有些穴壁上还留有锛凿的痕迹。据初步统计，仅在Chokpani和Mebrak两地历年发现的洞穴墓葬总数在53处以上。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自公元前第一千纪，这些洞穴主要是墓葬场所，并且延续到了中古时期。直到15世纪以晚，还断断续续被作为储藏、避难场所，17世纪才被完全废弃。
印度加瓦大学的考古研究学家对印度北阿肯德邦的高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球物理研究与在Chamoli 地区的马拉日的发现有相似之处，而后者可以追溯到100年前。马拉日位于海拔3300米的地方，距离印度和中国边境70千米。
这一地区的陶器多种多样，包括红褐抛光陶器，带流和印有白色几何图案的陶罐。陪葬品包括金面具等，这些都只在喜马拉雅的北阿肯德邦有发现，因此考古学界的这一项重要发现促使我们给予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的物质文化更多关注，也让我们对早期有着相同文化的青藏高原部落的跨文化交流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除过这些为岁月风尘掩埋的地下遗迹，考古学家也辨认出了另外两类地表遗物：岩画和大石遗迹，通过风格的类比，考古学家认为，其和墓葬、居址一样都属于早期金属时代。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久远的特殊“文献”，岩画是广布于世界各地，传递着丰富的精神文化信息。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西藏西部也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岩画，这些位于喜马拉雅山间宽谷的谷口及谷缘地带的岩画，被考古学家认为不少属于吐蕃王朝之前。
从图像主题风格判断，西藏西部岩画在风格上存在较多共同因素，而且与欧亚草原古代岩画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含有不少公元前第一千纪甚至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作品。如权仗头、盾牌饰、面具、动物纹等，都令人惊讶地联想起欧亚大陆的游牧人艺术母题。由此确认了西喜马拉雅地区是世界岩画分布区上一个相当重要而集中的“岩画丛”。其西北越过帕米尔与“中亚岩画丛”、“阿尔泰岩画丛”衔接，可视为欧亚草原岩画圈中的“高地亚洲类型”。
作为一种纪念性建筑，大石遗迹自西欧到东南亚的广大区域都有分布。尤其是西欧的巨石阵吸引了诸多解释，在世界史前考古学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此类纪念性遗迹在西喜马拉雅地区也颇为常见，仅西藏一地，据有关学者估计，数量可能达200余处。
从大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格局而言，
西喜马拉雅无疑是两个大陆的相交点上异乎寻常的高地，
它不可避免让人联想到“屏障”一词。
它不仅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季风，
使得中亚内陆成为一片干旱荒漠，
也形成了中亚、南亚、东亚的自然和文化分界。
但这只在宏观地理格局视域下成立，如果把研究地域设定在小区域内，尤其是喜马拉雅的边界地带，那么则需另当别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今，虽然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但上述西喜马拉雅区域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发源于西喜马拉雅的四条大河（象泉河、马泉河、狮泉河、孔雀河），向西或向南横切喜马拉雅而注入印度次大陆，河流流经的一系列山口自远古时期就成为了西藏与印度次大陆、中亚的交通要道，朝圣与贸易队伍一直沟通着南北，将西藏高原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
文献记载、民族志、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都表明，贸易在西喜马拉雅山地的生活中自古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随着吐蕃考古的进展（尤其是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的发掘），发现了一大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如中亚粟特系统的金银器、波斯织锦等，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吐蕃帝国和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系统中亦存在东西穿越青藏高原的贸易路线。
喜马拉雅地区民族志中不乏此类贸易者的记载，如人类学家曾经指出，尼泊尔中部地区与西藏高原的跨喜马拉雅贸易持续了数个世纪，经由生活在喜马拉雅高地的尼泊尔北部人群，西藏来的盐、毛和尼泊尔中部低海拔区域的农产品相互交换。
这些盐粮交易通常为来自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特定集团控制并从交换中得到相应的利润，且产生出一批专职的商人，这种在不安的生存条件下发展出的一种制度性交换，横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些山口，三个月中奔波700千米，这种生活模式，在西喜马拉雅山地颇为常见。上述将农业、畜牧人群与游牧人群联系起来的长距离贸易，交换的不仅是马匹、粮食、食盐，还有物质技术、宗教与艺术观念。西藏日土塔康巴岩画中伏腰列队前行的人物，便是这一西喜马拉雅地区史前贸易者的生动写照。
当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尼泊尔、不丹的考古学家以各种方式展示各自在西藏西部、印度西北部、尼泊尔北部的考古发现时，那些几乎雷同的圜底陶器、金面具、雕刻者花纹的木棺，让与会者比任何时候都更自信，这些惊人发现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在这一刻，人们意识到：穿越漫长的国境线，穿越喜马拉雅深处的激流深谷和崇山峻岭，穿越种族、语言与宗教的隔阂，一个全新的喜马拉雅考古时代已经到来。
从此，在雪山洁白无瑕的映照下，在荒芜寂静的高原深处，一群现代人慢慢地已经跟上了喜马拉雅先民的蹒跚坚韧的步伐，开始触摸到“世界第三极文明”发生、延续的史前脉络。我也相信，更为瑰丽的文明图景还深藏于喜马拉雅未知的荒原中，更为密切的跨喜马拉雅的互动，也将照亮喜马拉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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