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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风险时代的宗教治理之思考​
发布时间: 2021/1/29日    【字体:
作者:郑筱筠
关键词:  全球风险 宗教治理  
 
 
在全球化进程中,宗教风险是不可回避的。对此,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全面提升我国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要多途径参与全球宗教治理,积极探索化解全球风险时代宗教问题的多边治理经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时代不仅将人类的经济活动全球化,而且也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由区域性、局部性的风险扩展为可能发生的“全球风险”。如何应对“全球风险”中的宗教风险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挑战,而在全球风险时代积极探索宗教治理机制和实践逻辑则成为我国应对各种风险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全球化时代宗教治理的必要性
 
 就中国而言,对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是提升我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笔者从2015年开始提出“宗教风险”理论,认为我们应该前瞻性地看到,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非常完整的分布格局,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到宗教具有的文化区位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前瞻性地充分认识到宗教的变量作用是双刃剑,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发挥积极的文化区位作用的同时,宗教发挥的作用还具有不确定性,宗教风险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蝴蝶效应。在全球化进程中,宗教风险是不可回避的。而在全球风险时代,宗教治理的效果将会对宗教风险及其蝴蝶效应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国在宗教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系统性的宗教治理原则。“既有国家政策法规层面的不断完善,又有宗教内部系统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更有社会治理体系层面的不断探索经验。对于宗教治理原则而言,既需要从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治理,需要从法治化层面依法治理宗教,需要从宗教内部体系对宗教进行源头治理,更需要从社会层面对宗教进行综合治理。这四个原则是有机互动,相互联系,密切配合的,是进行宗教治理应该坚持的原则和行动指南,是宗教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之关系的体现。”与此同时,在全球风险时代,如何从思想和观念层次上深入认识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宗教风险问题,为真正化解冲突、维护世界持久的和平提供理念支持,需要我们从全球宗教治理的角度来考量。
 
二、加强社会层面的宗教治理是应对全球风险时代的一个重要治理机制
 
在全球化时代,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会因全球化而在较大范围传播。全球化引发资本、信息、技术、社会情绪和社会群体的高流动性,宗教风险的不确定性也由此大幅加剧。因此,着重加强社会层面的宗教治理是应对全球风险时代的一个重要治理机制。
 
西方学者乌利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首先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并进行详细论述。风险社会并非某一具体历史时段,也不特指某一具体国家或社会。全球风险时代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既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性民族宗教热点问题,也要关注区域性的民族宗教热点问题。要应对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宗教热点问题,各国之间既要彼此尊重各自的宗教政策和治理原则,又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联动治理。既形成预警机制,又探索有效的国际治理经验。当今世界是在全球化思潮影响下飞速变迁的社会,很多国家面临剧烈的社会转型。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的发达、信息交流的频繁,具有明显民族取向和宗教价值取向的诸多问题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将更为凸显。因此,要探讨宗教在不同社会的治理方案,就必须加强对宗教的社会参与度及其作用的研究。
 
三、全球风险时代宗教治理的一则实践逻辑
 
全球性问题只能从全球性的对话或合作中,通过多边方案来解决。特定社会中的诸宗教往往有具体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具有不同的指向和作用层面;这些社会功能的发挥及其产生的文化效应通常与宗教的社会参与路径、社会参与方式密切相关,而宗教的社会参与路径和方式又是在特定情境中形成的,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能通过有效的宗教治理加以引导。因此,加强对宗教社会参与的研究,对之进行差异化治理是全球宗教治理的一则重要的实践逻辑。
 
“近年来,对于世界宗教信仰人数的研究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探其深层次原因,应该与世界宗教信仰人口数量与‘宗教力’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宗教力’磁场的稳定与否较为关键,但世界宗教分布于世界各国且全球信教人数众多,其宗教信仰人数的变化会对‘宗教力’磁场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进而在未来影响宗教信仰版图” 。在不同社会文化场域中,宗教所发挥的作用表现在不同层面,例如宗教的文化执行层面、文化亲和层面和文化缓冲层面等。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宗教所具有的积极影响使得“宗教力”构成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正是宗教所具有的多维度的文化效应形成了“宗教力”内部特殊的文化磁场。
 
宗教通常具有庞大而丰富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资本,其宗教信徒分布社会各个阶层,因此,宗教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到达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出特定的文化执行效应。如果将之列入坐标系的话,宗教的文化执行效应可以说是从上而下贯通,在宗教软实力文化空间中属于纵坐标。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们看到在许多国家虽然有很好的社会规划,也有很好的项目,但落实起来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跨文化合作中,缺乏与宗教治理思维和实践路径的对接,限制了宗教的文化执行效应的发挥,出现了政府层面与民间层面的“错位”、外来项目层面与地方社会层面的“错位”或者宗教群体的上层与下层的“错位”。
 
宗教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亲和效应,这一效应往往为文化执行主体搭建精神平台,在特定情境下加以积极引导,能够成为社会的镇静剂和粘合剂,因此,在宗教软实力文化空间中,如果宗教的文化执行效应是纵坐标的话,那么宗教的文化亲和效应可以被列为横坐标。宗教以其独特的终极理论体系和实践系统为宗教信徒提供着个体以及社会存在的价值意义。正是在宗教理论的实践过程中,信徒们以共同的精神信仰为纽带走到了一起,形成了宗教组织和团体。从横切面上将散落于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体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亲和力。
 
宗教的文化缓冲效应是宗教软实力文化空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斜切面的角度贯穿了社会的分层模式,有机地整合了宗教文化的执行效应和亲和效应。它既是催化剂,又是激发活力的兴奋剂,使宗教得以成为化解各方面矛盾的“文化挡板”和缓冲力,解决社会分化带来的断裂问题。因此,宗教治理体系的建设应该包括建立化解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的缓冲力和“文化挡板”。
 
由于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恐怖组织活动的国际性等因素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多边性、国际性等特征,对此,各国应积极参与建立国际反恐联盟,同时,国际社会精诚合作,倡导全球安全共识,建立全球预警机制。另一方面,有时宗教成为化解各方面矛盾的“文化挡板”和缓冲力。例如缅甸、泰国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度,却并未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就缅甸而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佛教国家,约有85%的人口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另外还有6.2%的人信奉基督教,约4.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
 
可以说,宗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南传佛教与缅甸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普遍信仰南传佛教的地区,缅甸人民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是否信佛、是否遵守佛教戒律是人们区分善恶的首要标准,然后才会考虑各类世俗道德标准。对个体佛教徒而言,人们认为只有遵守佛教的教义教规,在生前多行善事,广积功德,诚心诚意地拜佛以修来世,才会解脱烦恼。除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对信徒们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缅甸如此,其他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也如此。在东南亚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内,道德宗教化和宗教道德化成为这些国家的外显化标志和文化象征。因此,应该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的现代转型,发挥其文化缓冲效应,使之成为真正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分化带来的中的断裂问题的“文化挡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效应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由于作用力度各有侧重,在动态发展的社会中,可以逐步演化为一种合力并进而体系化。同时,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宗教力的作用表现也相对稳定。因此,如果从宗教的社会参与的层面切入来进行宗教治理,我们就应该关注宗教治理体系的差异化特点。当然,宗教始终是动态发展的,传统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和新兴宗教不断涌现,使得宗教体系自身也处于不断的“聚合”“裂变”的过程 中,这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宗教力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在全球化进程中,宗教风险是不可回避的。而在全球风险时代,全球宗教治理的效果将会对宗教风险及其蝴蝶效应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对此,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提升我国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应多途径参与全球宗教治理,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积极引导和发挥宗教的文化区位作用。同时,还要看到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可能存在的风险,积极引导各种宗教作用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力,努力消除与此对冲的各种显在的或隐性的趋向,从而降低或化解宗教风险。努力建立区域-跨区域的国际合作平台,让世界各国相互了解,文明互鉴,努力使因世界宗教人口数量增长比例变化带来的宗教力保持平衡,探索化解全球风险时代宗教问题的多边治理经验,逐渐形成全球宗教风险防控治理机制,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原载于《中国宗教》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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