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世俗浪潮下美国新教与天主教的自我调适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福音派的出现，基要主义者日渐边缘。相对基要主义封闭的神学体系，福音派的神学立场相对较宽，对不同的信仰也逐渐开始了解、理解，并寻求共存。尤其是1960年代之后，美国的世俗化加剧，基督教日渐边缘，为寻找生存之道，新教和天主教开始出现报团取暖的情况，这直接改善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著名福音派学者，法兰西斯·薛华（Francis August Schaeffer）对天主教立场的变化，可以视为福音派内部对天主教认知演变的好例子。
薛华早年追随基要主义神学家梅钦（Gresham Machen），先后就读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和信心神学院（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毕业后在基要主义教会中担任牧师多年。1950年代初，薛华离开美国，前往瑞士，成立了基督教文化宣教机构——庇护所团契（ L'Abri Fellowship），帮助年轻人拨开文化和时代的迷雾，寻找基督教真理。薛华早年受训于基要主义，一直以走分离路线著称，坚持只与极少数信仰保守的新教徒来往，天主教徒更在他要打入的另册。在他1940-1950年代的书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对天主教的不信任和批判。[1]
但是在1970年代后期，面对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世俗化浪潮，薛华一改之前的分离路线，他不仅倡导新教不同宗派要联合起来，而且要与天主教，甚至与摩门教共同作战，以反对堕胎合法化带给社会的危机。[2]
与此同时，天主教在1960年代以后，其神学立场也发生了变化，这也促进了天主教和美国的逐渐融合。
其一，1962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召开。这次大会前后耗时三年多，数千位天主教神职人员参加，其会议精神基本上是要让天主教与现代世界相调试。这种革新精神之下，天主教与新教、犹太教开始对话，并尝试互相了解。这种举动，让长期对美国天主教持警惕态度的新教群体改变了传统认知；
第二，天主教逐渐放弃了要求信徒首先忠于梵蒂冈，然后才是其祖国的观念。在19世纪，面对民族主义的兴起，天主教试图以其普遍主义精神对抗强调民族国家至上的理念。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期，当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性现象，梵蒂冈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比如，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后，一直与德国路德宗互相裁定对方为异端，后来德国路德宗与德国民族认同高度结合，这更强化了梵蒂冈的反感。但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之后，天主教与路德宗开始对话，并寻求在神学和政治态度上的和解。天主教的这一调试态度也波及到美国，使得美国天主教逐渐被新教群体接受，并迅速成为一股被认可的道德力量。
与此同时，一些天主教背景的美国政治人物，在处理政治问题时，试图在世俗主义和天主教伦理之间妥协，这也赢得很多美国自由派人士的支持。美国1960年代之后的自由派思潮虽然强大，但是由于长期的基督教思想的浸润，这些自由派人士虽不认可基督教超自然的一面，但是很多人却欣赏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及其世俗化之后的人道理念。[3]
天主教政治人物的代表就是遇刺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oore Kennedy）。1962年，刚满30岁的他担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一直到他2009年去世，前后任职将近50年，堪称美国政坛的传奇。他从小在浓厚的天主教氛围中成长，但是当他步入政坛之后，他身上的悖论日益凸显。
一方面，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他积极介入人权、教育、种族、环境问题，极力推动社会正义。他尤为关注美国底层劳工，极力推动最低工资立法，以保障底层劳工生活。[4]他这些主张与天主教社会训导在理念上高度一致。他基本延续了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天主教伦理学家约翰· A ·瑞安（John. A Ryan）在劳工与最低工资的基本立场，即一个工人努力工作就应该能养活家庭，否则就是社会的罪恶。[5]
但另一方面，他不顾天主教的教导，坚决支持堕胎和同性恋平权运动，甚至支持与原配妻子离婚。肯尼迪参议员身上这种天主教和世俗主义的奇特混合，虽然遭受保守天主教群体的批判，但是却赢得自由派的掌声。他于2009年去世后，一些自由派媒体盛赞他同情弱者的立场体现天主教的伦理精神，而一些天主教人士却批评他支持堕胎的立场极其罪恶。[6]
02天主教伦理与现代美国
美国新教徒群体在1970年代之后对天主教认知的急剧变化，除了新教希望联合天主教以获得话语权的考量之外，也与天主教有比新教有着更深厚的伦理架构有关。
天主教的伦理和神学资源的优势性，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天主教的多元性更强。与四分五裂的美国新教教派相比，天主教的教区制度之下，教区内部有不同种族、社会阶层的信徒。美国新教教派的形成，基本上是社会经济收入、教育和种族塑造的产物。换言之，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和种族一致的人群，会逐渐演化并形成自己的教会和宗派。比如，在南北战争前夕，因为奴隶制问题，一些宗派发生了分裂。支持和反对者各自成立新宗派。一般来说，新教的这种内在分裂往往会导致新神学院成立，各自成立独立的神职人员培养体系。因此，在每个体系中受训的神职人员和在其中成长的信徒，神学观念基本都局限于本宗派内部。
虽然在天主教的体系中，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和种族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7]但是由于天主教的统一性，这种矛盾和分歧往往成为教会内部丰富性的来源。换言之，在天主教内部，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并了解到与自己不一样的观点，并与不同观点的人在教区和神学院系统中长期相处。但是新教内部，这种差异性，往往促使新宗派的成立。
笔者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美国福音派神学院的教授中，在天主教大学的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的教授日渐增加。而一些在福音派大学任教的学者成名之后，也有不少跳槽天主教大学教书的。这一现象可以视为福音派与天主教关系缓和、彼此接纳的表现，但也可视为福音派对天主教大学学术水平和神学思想的认可。
其二，天主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更强，其伦理视角往往比新教更大。以生命伦理为例，今年大选中，很多福音派基督徒投票给川普，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反对堕胎，符合圣经伦理。堕胎固然违背圣经伦理，但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反对堕胎始于1980年代，而在这之前，很多美国福音派教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是默许（甚至支持）堕胎的，乃至1973年堕胎合法化之后，一些福音派教会甚至还为此欢呼。[8]当时，很多福音派信徒都认为胎儿从母体脱离的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生命。因为《圣经·创世记》上记载，上帝造人，最后向人吹了一口气，人就有了生命。因此，胎儿脱离母体，第一口呼吸，就成为了真正的人，因此堕胎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比如，著名牧师、美南浸信会主席克斯维尔（W. A. Criswell）就持此看法。[9]
相反，当时最关注堕胎问题是美国的天主教，1973年罗伊案判决之后，坚决反对的声音基本来自天主教。1970年代后期，美国新教基督徒开始认为胎儿也是生命，基本上是受到天主教伦理影响。1970年代中期，法兰西斯·薛华率先在新教内部高呼反对堕胎，当时几乎没有人相应。包括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等人都认为堕胎是天主教的话题，新教牧师不应该去参与。[10]
天主教为什么远比新教更早意识到堕胎的危害呢？这与天主教上千年没有断裂的伦理体系有关。今天天主教反对堕胎的伦理立场，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乃至初代教会时期。天主教历史上一直反对堕胎，这一伦理传统持续塑造其对生命的理解。而新教神学由于新教宗派林立，其神学被碎片化，每一次碎片化都是神学资源的再洗牌过程，由此导致新教宗派的伦理观时常与现代社会高度同构。这如同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谈到，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的神学，极大帮助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这种发展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新教亦可能对自己镶嵌其中的体制和时代精神缺乏深入的反思，其伦理深度，往往就是时代的精神高度。[11]因此，美国福音派在20世纪中期，很多教会一度失去教会在长期演进所沉淀下来的伦理立场，转而支持、默许堕胎就是逻辑之中的事情。
03失去了特权，才能收获友谊
反观美国天主教和新教在过去两百多年间的关系史，只是二者在世界其他地区（如欧洲）关系的一个缩影。类似的从矛盾、冲突到交流认可的过程还发生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地。
19世纪的英国，在国教会体制之下，天主教也一度被认为是不忠于英国的群体。在德国，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以北部新教为主，南部天主教为主的局面直到今天依旧如此，历史上二者的隔阂也十分深厚。不过，深究历史可以发现，二者的矛盾中，权力的因素，是双方隔阂乃至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
在欧洲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即，双方都坚持一种基督教国（Christendom）的理念，认为其信仰和教会体制，不仅要成为影响道德和灵魂的力量，也要介入政治、经济和文化，尤其是介入政治领域，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新教认为，美国属于新教，尤其是白人基督教，因此历史上的保守白人基督教一度极力排斥其他族群、信仰团体。而梵蒂冈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中，拒绝承认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根深蒂固，并坚持用中世纪式的罗马教权主义至上的模式来处理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除了要求信徒在属灵上尊重罗马教廷之外，也要求信徒在政治态度等方面忠于梵蒂冈。[12]
1979年教皇保罗二世访问美国，纽约的欢迎人群。这与之前一百多年里，美国新教反天主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近代以来的世俗化，使得美国新教和罗马教廷都在政治上失去了权力，无法对世俗国家产生太大的影响力，其影响力更多集中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17、18世纪清教徒的神权政治模式，由于美国建国之后的政教分离模式的确立进而失去了土壤。19世纪以来美国基督教通过强势话语建立的社会文化主导权在1960年代日益松动、解体。美国新教在这一被边缘化的过程中，才认识到原来美国天主教也是他们的弟兄。而在梵蒂冈，罗马天主教从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形成了集信仰、政治、外交，乃至军事大权在内的基督教国模式今天已经烟消云散。19世纪，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兴起，教皇国从以往占据意大利中部、北部广大土地的版图（还拥有军队和税收大全），萎缩到今天不足0.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天主教失去了最后的政治力量，而仅仅成为信仰权威。天主教政治权杖的失落，才促使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召开和与新教的对话成为可能。
04结语
当今急剧世俗化的美国，对新教和天主教都提出巨大挑战。传统信仰的萎缩，伦理和道德根基的松动，社会根基不断被侵蚀。而近年来教会的丑闻，不论是新教牧师的性丑闻，还是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的事件，抑或新教福音派与共和党党派政治的高度捆绑，都进一步让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信徒疏远教会。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世俗、多元和教会的被边缘化也许并非完全是坏事。失去了政治权力（有时候是特权）的教会，可以更多地反思自己，带着平等心去接纳他者，从而更多效法福音书中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且卑微无比的耶稣基督。因为真正的信仰不是基于权力，而是来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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