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民主转型标志着该国的威权统治在形式上走到了尽头，尽管其遗留影响还会残存一段时间。有人认为缅甸处在一种后威权主义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出现了多重悖论，并引发了当前仍在延续的一些危机。有人在谈论缅甸或其他国家改革的时候，常用改革步调的快慢来作为评价的标准。然而，且不论其他国家，至少在缅甸，决定改革成功与否的因素并非其步调快慢，而是将改革落到实处的能力，以及应对改革后续影响的能力。缅甸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没有做好准备。
带有争议的核心悖论可能是，在这样一个民族、文化、宗教以及语言都十分多样的国家，政府、军队、行政以及司法部门仍然被主体民族和主体宗教团体所掌控。而在整个缅甸近现代史上，主体族群和历届政府并没有吸取这个主要的教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种错位的、被误用的民族主义融入到了国家各项事务中。在长达49年的时间里，军队以及军队支持的独裁统治下被压抑了许久的问题，如今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中开始集中爆发(又一个悖论)，这与前南斯拉夫的历史有相似之处。
在当今的缅甸，多元主义和对国家公共机构的信任是最短缺的两种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是缅甸如今面临的困境。不承认、甚至忽略这一点，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极端。进一步说，现在的新政体既没有充分展示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和意愿，也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来处理这些问题。如今的罗兴伽人危机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例子。大缅族主义呈现出不可侵犯之势，成了无人敢触碰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有些“领导人”更倾向于利用大缅族主义为自身服务。更有甚者，无人关注持有这样一个未经修饰的、陈腐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后果。缅甸还在继续承受着过去利用民族问题来煽风点火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这一做法愚蠢而自大，但这一事实似乎被忽略了。那么，除了诉诸民族主义，缅甸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可选吗?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点。
在《奇怪的平行线：在全球语境下的东南亚(800-1830)》一书中，历史学家维克特·李伯曼描述了民族主义在历史中的表现：
尽管在缅甸和越南没有法国人那种对人民主权的坚持，但这两国人民政治认同的发展变化与1789年前后的欧洲有着不可否认的相似性。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是从一个文化异质的王朝集团开始形成共同政治认同的，这些王朝的大行政区域以城市文化的外围作为边界，而后者与城市中心的文化融合是带有争议的、并不完美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某些地区从13世纪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
与近期的某些理论相反的是，近代早期欧洲的普世性宗教恰恰与各类族群分化相结合。在某些地区，相互竞争的社区团体支持不同的宗教/教派传统，宗教与族群性在这里结合得最为紧密。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信仰成了维护族群的同义词。
在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引导下，国家领土和国家文化的概念被世俗化，也变得更加系统化、更具排他性。但与欧洲情况不同的是，20世纪对所谓暹罗人、缅甸人、越南人归属感的再度定义却是建立在1850年之前的历史基础上的，较少依赖于知识界的干预。与马来或印尼的民族主义建构不同的是，在缅甸和越南，政治认同少了很多人为建构的成分。
曼迪·萨丹在她的《作为和成为克钦人：国家之外的缅甸边境历史》一书中，追溯了上述情况的历史根源：
印度和中国都意识到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十分重要，并且应该将其与国内多样的民族团体联系起来。在缅甸，塑造、调和复杂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时间和余地都很有限。主导话语权的是不断强化的、军事化的大缅族主义，显然与支撑联邦国家的政治结构格格不入……历史上的缅甸民族主义被非缅族精英认为是一种大缅族沙文主义，正是由于这种民族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缅甸精英们到现在也还没能成功建构一种被非缅族精英认可的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缅甸没有一个团结人心的中央意识形态，能帮助定义非缅族人和地区如何能从观念上和政治上积极地融入国家认同这个框架里来。
可以说，缅甸是一片有着多种民族主义但却没有国家认同的土地。国家独立67年后，国家认同建设不但停滞，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后殖民时期有众多国家独立，他们的国家认同建设的表现各不相同，如今已经有不少文献解释了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缅甸属于国家认同建设方面得分很低的类别，原因何在?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一般归结为缅甸是世界上内战最持久的国家，1948年独立后的3个月即开始，此后一直持续至今。最初几十年里，内战一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冲突所致，一部分是因为族群冲突。1989年缅甸共产党瓦解后，内战变为了一个纯粹由族群冲突引发的战争，同时带有宗教色彩。虽然有一些学者强调这些冲突背后的经济因素，但实际上，相对而言，经济方面的动机没有族群和宗教方面的因素那样重要。
多种民族主义在缅甸内战冲突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的作用。这个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减弱民族主义的致命性副作用，同时又不过度批判它。从2010年民主制度的复苏，缅甸已经开始再次出现某些形式的佛教民族主义。在即将出现的联邦体制中，多种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既脱胎于此又将继续为其提供养料。
螺旋式内转
被称为“缅甸”的这艘大船如今正在驶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有关“民族-国家”和“国家-民族”以及二者前景和潜力的讨论，历时长久且引人注意。值得补充的是，这个争论并不只是在缅甸这一个国家内进行着。用最精简的方式来表述，该争论的核心在于：如果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遇到难题，我们何不尝试走“国家-民族”的建构路径?缅甸的诸多问题都源于这个国家占多数的群体(包括国家机构)的思考方式都是基于这个国家是缅族主导、少数民族作为附属物的“民族-国家”。当然，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渴望建立一个泛族群的民族国家，但缺乏这样的意志和动力。那么建立一个“国家-民族”又如何呢?如今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倾向于采取这个概念。印度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其他后殖民国家一样，缅甸的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增强的计划仍在进行中。但讽刺的是，半个世纪的军队统治偏离了方向，削弱而非加强了国家的力量。
缅甸的社会分层
如今的缅甸，国家(通常被归到脆弱类)并没有带着诚意去与其他少数民族沟通。老生常谈的停火进程只是军队的一项技术性事务，无怪乎少数民族都拒绝称它为和平进程。近期，大缅族主义抬头，甚至可能出现向内转的倾向，建立一个多元社会和国家的希望更加渺茫。
多党民主制回归缅甸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为了它的回归我们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仰光市政厅前每年举办的“8888”周年纪念活动就是在提醒缅甸人不要遗忘过去的伤痛。如今，政党和政治利益相关者在数量上都比过去多，要保障多党制度公平、公正、顺利地运作，缅甸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缅甸复杂多样的环境下，尤其要注意在政治上保证广泛、包容、平等的代表性。同等重要的还有为联邦制做好准备以及推进长期被延误的国家认同建设过程。
民族主义既是话语又是实践，它把世界看成是被自然而然分割形成的、建立在语言、族群、宗教或其他文化形式上的不同“民族”(nations)。因此，民族主义是一个多面体，可以与某个国家的形成相联系，但又并不必然如此；可能带有暴力，但这种情况只在特定条件下发生。如果宗教被当作一个民族形成的基石，我们则会称其为“宗教民族主义”。斯里兰卡就是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族群-民族主义的典型例子。
有学者认为有两种主要的极端宗教主义形式：原教旨主义——特征是强宗教、弱民族主义；族群-宗教民族主义——特征是弱宗教、强民族主义。
于是，多数群体的偏执以及选举政治得以乘虚而入。商界有种说法叫“负责任的投资”，在缅甸，我们可以变通一下，呼吁一种“负责任的领导”。民主制度在2011年刚开始部分复苏，克钦邦又开始出现复仇式的内战，反穆斯林的暴力冲突也相继爆发。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佛教团体也并不好受。原本就有的社群间紧张关系在慢慢积累和酝酿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一个捏造的谣言往往就能点燃导火索，迸发突发性事件。缅甸当局在暴力事件的前后都表现出拖沓、虚与委蛇的姿态，甚至有证据和指控表明政府是“幕后黑手”。
目前，另一个重新抬头的现象是佛教极端主义。一个叫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Ma Ba Tha)的组织，贴着“保护信仰”的民族主义标签发起大规模运动，反抗其他宗教的入侵。他们努力尝试从佛教道义上激发佛教青年。这其中有不同形式的极端主义的影子，往前进一步就到了疯狂的边缘。从这个小团体流出的煽动性言论可能在关键时刻点燃大范围的社会运动。与此相关，外界有一个对缅甸民主的悲观评价——这部分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宗教极端分子，被形形色色的政治领袖看成是“选票银行”(vote banks，得名于印度)。
一个真正的领袖应当领导他/她的人民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更加富强的国家。这其中自然包括引导民众远离种族主义的狭窄心态。遗憾的是，我们在当下的缅甸还没有看到这样的领袖。现实中的缅甸政治领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争取选票、赢得选举和总统职位上。
缅甸的民族主义确实是一片需要精耕细作的田地，尤其需要从受压迫的少数群体这一单一“责任田”开始。似乎民主和人权问题在缅甸总有双重或三重标准。光是引入这些标准到缅甸就经历了艰苦的斗争，但现在这些标准并没有运用于所有人。关于这个话题，笔者将自己的观点总结如下：让我们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并给予生活在缅甸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少数族群以公民身份和权利。在这个基础之上，未来进一步控制或减少移民。除了这种做法的自由化成分，还有其他非常实际的原因需要考虑。各方面的诸多难题和潜在危机正在浮现，所以让我们要先清除障碍，做好准备。
我们需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缅甸的民族、社会、宗教结构有着深深的裂痕，需要被抚平。一个正常思考的人会认为，从缅甸排除某个特定的少数族群会使得与其他少数族群的问题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吗?把某一部分群体排除在外并不会对国家统一有任何助益。
如今的佛教社会，969运动以及治安维护委员会几乎成了当今缅甸的“三K党”。另一个与“三K党”的相似之处是大多数人的缄默与对缅族佛教徒的隐性支持。毫无疑问，混乱正在上演。这些“艺术家”们展示他们“艺术技巧”的媒介，则是一群易被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被蒙蔽的公众。似乎在少数民族邦以外的省区都有相当一部分的民族主义泡沫在被吹起来。
面对被点燃的宗派暴力，在曼德勒乃至整个缅甸，在不同信仰团体间搭建对话桥梁的组织，未来恐怕需要加倍的努力了。一些政治领袖叫嚣着现行宪法不民主，需要被修改。即使我们接受这一点，一个更加民主的宪法就意味着对应的社会将会具备更强的民主意识吗?例如，就会对少数族群更加容忍吗?并不一定。修宪只不过是建立民主缅甸的一个方面，可惜的是，其他更重要的方面被忽视了。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上层建筑关注过多，而对民主制度的实质关注不足。
非佛教民族主义
依托社会是实现民主实质的关键，由此，我们不能单纯只依赖国家。实际上，国家是否有能力或意愿来做这件事都令人怀疑。而缅族佛教徒社会正在面临一个内部危机，佛教领袖——教派或世俗的——并没有找到一条出路。把内部危机推向其他民族问题和内战，于问题本身的解决无益，相反带来了一种令人丧气的场景。
罗兴伽人问题对一个努力建设民主社会、佛教社会、人性社会的缅甸提出了一个考验。在独裁统治下，与外界隔绝了半个世纪的缅甸，现在再度出现了佛教民族主义以及对少数民族缺乏容忍的多数主义。“民主”政治完全被修宪和赢取大选两个主题所占据。公开讨论若开邦的佛教徒和穆斯林冲突极度困难，且有相当大的风险。我们亟需一个“中立”的缅族元素(宗教/公民社会/国家或其他任何一种结合)来作为缓冲和协调剂。
关于佛教民族主义的最后一点——准确地说是缅甸的小乘佛教——缅甸人需要反思其强硬、褊狭、不宽容的倾向。从几个世纪以来佛教不同教派的发展来看，这不是一个新现象。对佛教内部的不同宗派和传统进行严肃的比较研究势在必行。佛教社会需要抛弃“受害者心态”这样的错误认知。
缅甸现在比以往有更多的宗教和教派。激进的传教和改宗这样的做法高度敏感。佛教，可以说只是名义上的国教。
缅甸(可能)正在向着联邦制靠近，对于此，曼迪·萨丹在她的书中警示说：
在为缅甸的民族冲突寻求解决方案的漫漫长路中，对缅甸政治结构的操纵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必须对这些暴力运动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有强烈的认知。同样重要的还有，在规划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图景时，来自“边缘”的群体代表需要被平等地对待。这些群体的独特历史、社会模式、政治文化将会丰富当代缅甸的国家生命力，而非相反。因而，他们更加需要被尊重，现代缅甸是他们互动和努力的历史产物。
她的书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克钦人历史，在书中她追溯了克钦的族群-民族主义根源。她对相关民族政党的评价毫不吝惜笔墨：
然而，这样的洞见需要对非民族政治文化有着更加强烈的敏感性，而现在任何一个民族政党中都看不到这点。似乎“中心”对于“边缘”仍然知之甚少，相反，“边缘”感到他们对于“中心”的了解远远多于必要。
她总结道：
要想终结现在的暴力冲突，缅甸的“中心”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倾听和参与(与边缘少数民族对话)，而这些都是他们以往从没做过的。缅甸的民族政治家们需要有智识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能力和意愿，在缅甸政治生活中开辟出一片从未有过的新天地。
彬龙协议精神描绘了一幅没有历史依据的美好图景，这种和谐景象从未存在过、也无人相信……它反映了缅甸独立后新成立的国家以及中央政府没有能力与多样的边缘群体进行有效地沟通。彬龙协议没有回答缅甸联邦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融合、吸纳还是激进同化?除了某种程度上要求人们“向前进”，它也没有为缅甸的政治发展指明方向，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也没有建立问责制。
要求实现未能兑现的《彬龙协议》仍是克钦人的民族主张。
缅甸政府无力处理这一困境，他们能否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长久之计也很值得怀疑。当然，也不能完全责怪政府无能。这些问题深深嵌入缅甸社会之中，至今都没有被认真对待。很多民主领导人都尽量避免激怒作为缅甸大多数的佛教徒，因为这可能导致他们在今年年末的大选中丧失选票。
如果要与欧洲过去和现在的民族主义作比较，缅甸与欧洲一个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混乱、失业、紧缩政策等在缅甸并非是主导力量。一位专栏作家在写到欧洲的民族主义时如是说：
这片土地80年前曾孕育过法西斯主义。经济大萧条使尚未从一战中恢复元气的百万欧洲人陷入赤贫和失业中。与2008年几乎吞没世界的经济震荡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始于1929年美国股市暴跌，在不可持续的消费债务、在监管不力的市场下疯狂借债、缺乏长期投资这三者助长下的经济繁荣走到了尽头。最终，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衰退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一直以来被边缘化的政治人物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使他们有机会登台主导政治运动。
除了苏格兰，整个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政党活动都成功将他们的种族主义观念、对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反移民情绪合法化。最极端的形式体现在向被他们视为“劣等”的人群施行有组织的暴力侵害。
二战前的一段时期内，缅族民族主义运动模仿了欧洲的形式(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尤其是在他们的战斗形式上。在那些年，相对于经济方面的因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多的是被反殖民、反移民情绪激化。欧洲和殖民时期缅甸的共同之处在于，政客们都把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当作一个简单有效的工具来利用。
大图景——出路
一位学者将“民族”一词描绘成一个幽灵。就算我们不用那么极端的眼光来看待“民族”，我们也需要注意不受约束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效应，尤其是在缅甸这样的国家。我们不需要彻底抛弃民族主义(尽管有可能做到)，我们可以做的是把民族主义“无害化”。谁能来完成这个使命?答案是历史学家、学者以及开明的媒体。政治领袖无疑需要三思而后行。很多政治领袖，特别是在竞选过程中想要顺应潮流，这正是大多数缅甸政客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这是选举政治的时代，选民从几十年的独裁中被解放出来。在民粹主义主导政治的情况下，政党和政客一心想赢得选票，对于选票以外的公众舆论很少考虑。几乎没有人思考这个国家将会走向何方，应该走向何方。公民社会尚不够强大、不够团结，而且大部分关注的是空洞的议题。有裙带关系的私营部门蓬勃发展，保持着他们食利、榨取、排他的运作方式。整体看来，上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彼此孤立，只关注自己的小团体。资助这些团体的机构应该思考，如果这些组织相互之间不对话，如何能实现民主?缅甸似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跋涉，缅甸已经走在了民主的半路上，但在此之后，既没有现成的道路，也没有指路的地图可以凭借。
我们暂且把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时髦词汇都放一边来评价当下的缅甸政治。过去，缅甸政治就是军队对人民的独裁。民主制度的回归意味着权力不再以枪杆子为基础，而是以数字为基础。权力机构都懂得聪明地讨好作为“选票大头”的团体。这也包括贬低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的地位，甚至导致被视为威胁的少数团体遭到迫害。如此看来，对罗兴伽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团体、少数民族团体的处理思路就变得十分清晰了。但换言之，“建立民主=要求少数族群付出代价的多数统治”，这样的代价也未免过高。
从决定性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种与激进佛教的危险联盟一直以来都是政客手中的一张牌。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统治集团正在继续重蹈1960年吴努的覆辙。政治与极端佛教的联盟并不仅仅是一种在大选中竞争的策略性安排，还意味着要容许二者长期共存。
这样去多元化的趋势将会影响原本就已经反复无常的和平进程、族群间关系以及与邻国的外交关系。在所有这些**影响中，少数族群都将首当其冲。联邦制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兑现，但它是一个空壳还是会有实质，也取决于对少数族群问题的处理。
让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如果缅甸要走出民族主义的泥淖，就需要对此进行讨论，并进行认真评估，但目前并没有人这样做。在一个带有偏见的国家和社会里，各家都自说自话、各行其是，对核心关键事务不加以关注。尽管，当下的领导集团靠不住，但仍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扩大政治参与者。
撇开对于缅甸民族主义问题的诊断咨询，标题的言下之意是试图为民族主义找到出路。全球化被看作是解药之一，不管人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它。殖民帝国被看作是第一波全球化浪潮，遭到了强烈反对。第二波浪潮开始于冷战结束，时间尚短。缅甸没有及时顺应潮流，但现在已经开始迎潮而上。如果全球化看上去太广泛、模糊、不确定，我们还有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地区化作为第二选择。缅甸如今步履蹒跚地加入了东盟，东盟经济共同体正紧锣密鼓往前走。另一个地区化的催化剂是一个复兴势头正劲的中国。东亚的其他强国也将加入地区化中来。世界主义将会是这些过程的一个副产品。
缅甸正在经受它过去从未经历过的各种势力和影响。无论它乐意与否，变化都将成为每日常态。缅甸的国家能力不足、领导人缺乏远见且追逐蝇头小利，这些都使得缅甸很难抵挡住这股变化之风。过时的民族主义现在似乎很有利用价值，但可能未来会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只有多样化、有韧性的泛民族主义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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