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之人”背后，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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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新一代基督教右派的起与落
随着老一代的衰落，新一代基督教右翼也在成熟之中。以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为代表的新一代基督教右翼，多半不是神职人员半路从政，而是从大学起就在政治圈摸爬滚打而来的职业政治家。他们意识到，基督教右派如果要继续维持政治影响力，那首先要放弃种族隔离这种人人皆骂的过时诉求，也要摆脱老一代那种非黑即白、非我即敌的思维。他们转而在民主体质内，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可实现的短期目标，为福音派争取政治果实，并迅速取得了一系列成功。
1994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出人意料地一举拿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年前，国会通过了恢复宗教自由法案，并在1998年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使得宗教自由正式成为美国外交价值之一。闪亮出道的拉尔夫·里德凭着这一系列政治成就荣登1995年时代周刊封面，并因为他的右派政见获得了 “上帝的右手”的称号。
但新基督教右派的这种实用主义心态，也导致了政治上让步必然更多。比如老布什，虽然竞选时没有像里根一样多次向福音派表态示好，本人对福音派的诉求也并无太多兴趣，但在新一代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下，依然拿着81％的白人福音派选票入主白宫。
虽然老布什也和之前几位一样，再次让福音派失望，（他不仅无视了福音派要求拒绝资助奚落宗教的艺术的请求，还指派了几位自由派人士进入内阁。）但福音派对共和党的支持没有因此减弱，因为里德等人认识到，如果不依靠以老布什为代表的经济保守派的力量，实现文化保守派的诉求基本没有可能。也因为此，基督教右派内部也产生了不少内讧。比较激进的基督教右派，把新右派骂成牺牲了原则的政客，“共和党的小情妇”之类，也不少见。[1]
新基督教右派，在2000年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天选之人”——小布什。与他的父亲不同，小布什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信主见证，且更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信仰。从耶鲁大学常常酗酒轰趴的执绔子弟，到德州教会里受神呼召从政的总统候选人，小布什的信仰经历是一个典型的福音派得救重生的故事，且得到多位观察者的佐证。
小布什的核心理念——“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也是基于福音派宗教社会学过去数年抬头之后得出的一个新共识，即民间宗教组织应当在政府和基层之间充当公民社会的角色，而不应该把这一角色拱手让给世俗势力。小布什不愧为当时一位记者所称的“美国基督教右派的化身”。他也拿着74％的白人福音派选票入主白宫。
小布什在内阁成员中任命福音派人数之多，史无前例。多年支持传统家庭价值的果格莱恩（Timothy Goeglein）成为首席公共关系顾问。之前任国会发言人的传统右派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以及后来出任保守派要职的基督徒政治家如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麦克·彭斯（Mike Pence）都在小布什的团队中工作过。小布什更在9·11事件发生后，通过及时的应对和他的爱国心，赢得了基督教右派的好感。[2]
然而，同样的失望注定会再次发生。例如，布什本人对评论同性恋问题向来模棱两可。虽然他原则上反对同性婚姻，但不仅在法律上为“民事结合”大开绿灯，还任命了一些同性恋者进入政府要职。[3]在反堕胎上，布什也仅仅维持现状，并从未认真地尝试过推翻开放堕胎的罗韦案（Roe v. Wade）和禁止学校祷告等其他最高法院的裁决。面临一次次的失望，基督教右派领头人之一道布森多年前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白宫，而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保守派评论家维里克（Paul Weyrich）也很早就意识到，美国可能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道德大多数”。[4]
如果小布什使福音派失望是历史的重复，那历史的另一次重复则是新基督教右派也正如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内部自爆的丑闻中丧失公信力。新基督教右派最闪亮的领导者里德，在2005年曝光的一系列邮件中被证实利用职务之便，私下帮数名投资了赌场的政界好友谋求私利，并随之揭露了当地一些基督教组织与赌场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纠葛。
不过最夺人眼球的丑闻，当属时任全国福音派联盟（NAE, National Alliance of Evangelicals）主席，科罗拉多州千人大型教会牧师，且与布什的竞选团队合作密切的泰德·哈加德（Ted Haggard）。作为保守派牧师，他不仅多次呼吁反同性恋、反堕胎，还在2004年的竞选中为小布什拉票。结果在2006年，他被曝光在科罗拉多花钱招了一名男妓提供性服务，还从男妓手里购买了冰毒吸食。哈加德虽然一开始矢口否认，但丑闻最终坐实，他也被教会和福音派联盟革职。类似的丑闻使得保守派基督教的公众形象急转直下。
02福音派在学术界的峰回路转
当高调参政的基督教右翼在丑闻中挣扎时，一些影响更深远的基督教社会思潮，却渐渐在政界和学术界主流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小布什所倡导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相当程度上是这一新思潮的政治衍生。
而这种思潮的现代起源，一般被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宗教学家。如之前所说，美国60年代以来的反文化运动，虽没有某些保守派说的那么不堪，但一定程度上的确代表了美国的世俗化进程。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几位颇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用自己的研究表达了对美国不断世俗化的担忧。以彼得·博格（Peter Berger），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和诺伊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为首的宗教社会学家，开始批判反思之前流行数十年之久的所谓世俗化命题，即现代国家随着科技和福利的发展必然会将传统宗教推出公共空间。今天美国的宗教学界已很少有人还支持世俗化命题；更多的人转向研究宗教如何与现代社会共存互助。而博格的研究则是在美国批判世俗化命题的先驱。
诺伊豪斯更是用他1983年的代表作——《赤裸的公共空间》（The Naked Public Square: Relig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指责世俗化政治精英分子正在系统性从美国的公共空间中驱逐信仰的影响。诺伊豪斯指出，某些世俗化精英分子，并没有从象牙塔中走出，切身体会美国民众的疾苦和诉求，却利用自己的理论，骄傲地认为推进世俗化是在帮助社会。贝拉也通过1985年的著作——《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提出了自己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构想。社群主义强调，在除了政治顶层和普通人民之间，应当有坚实的，自发形成的公民社会作为政治的缓冲，而宗教对于这种自主性公民空间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这些学者的批判性反思，美国宗教社会学界开始严肃考虑社会世俗化的问题，并渐渐就宗教对于公民社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共识。福音派的社会诉求，通过这一批并非福音派的学者，开始在学术界扎根。
在史学界，福音派更是起了新兴的势头。80年代开始，一批思考成熟、研究谨慎的福音派史学家，通过一系列剖析美国宗教史的著作，开启了福音派历史研究进入主流学术界的篇章。其中以马克·诺尔（Mark Noll），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和内森·哈奇（Nathan Hatch）为核心的福音派历史学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为学术界贡献了美国宗教史中不少里程碑式的著作。其中以1983年，诺尔、马斯登和哈奇合著的《寻找基督教的美国》（The Search for Christian America）影响最为深远。
此书一方面批评了某些基督教右派盲目宣称“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并用充分的佐证指出了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一元式的、彻底的基督教国家，但另一方面也回应了世俗史学家不看重宗教信仰的缺陷，并指出基督教文化作为美国多种文化中的一种，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期加入的一批如Randall Balmer，Grant Wacker，Harry Stout等学者，不仅成为了福音派史学家中的中流砥柱，还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欣赏。其中不少人得以在杜克、耶鲁、哥伦比亚、圣母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福音派的圈子。
同时代对于传统上自由派神学、自由派解经学的批判，也正在一些高等学府开展起来。耶鲁神学院的乔治·林贝克（George Lindbeck）和布里瓦德·查尔兹（Brevard Childs）率先开始批判传统自由主义中把神降解为自然力量，把《圣经》完全当成人的创作而非神的启示这种世俗化的观念。一批哲学家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艾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也通过对世俗哲学的剖析，在哲学界为传统基督教信仰正名。[5]这些前辈们，有些是福音派基督徒，有些是主流教派基督徒，有些是天主教徒，也有些并无宗教信仰，但他们却使常常被保守派基督徒视作“敌方阵营”的美国学术界开始正视福音派、世俗化等重要课题。
杜克神学院的神学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也在这一时期影响力达到顶峰。他从耶鲁神学院继承而来的后自由主义神学传统，坚决反对教会向现代性和世俗势力低头，并强调教会要在泥潭般的现代社会中分别为圣。
侯活士因为坚定的反自由派神学立场和对《圣经》的重视，使他在一些福音派人士中颇有人气，然而他的反自由派，远非基督教右翼的反自由派。相反，基督教右派却是侯活士最经常批评的对象。在他看来，美国80年代以来和共和党沆瀣一气的基督教右派，往往把基督教和美国爱国主义及白人民族主义杂糅一团，视移民为文明的玷污者，这恰恰是向世俗主义低头的表现。毕竟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世俗主义在世界上最为明显的一种体现便是民族国家主义。而正如本尼迪克·安德森所说，这种现代民族主义，历史上是在传统宗教提供的普世性的社群观的衰败之下诞生的。[6]而把普世性、超越性的基督福音，降级而为某一世俗国家或某一政党背书，无外乎是在向世俗化的逻辑缴械投降。20世纪早期为左派政府背书的一些进步自由派基督徒，和如今为右翼政党背书的一些基督教右派，都犯了这个错误。[7]
03回顾与反思
回顾这一段四十多年的美国福音派参政史，有一些历史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从1980年福音派第一次有组织地高调参与总统大选，到2020年特朗普卸任，这四十年间，有二十四年的时间，福音派在白宫里都有“自己人”（里根八年，老布什四年，小布什八年，特朗普四年）。里根，布什父子，特朗普，这四位拿着绝对多数福音派选票胜选的总统，竞选时无一例外地打出了“天选之人”、“神的祝福”等旗号，并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向福音派示好。但进入白宫以后，却也无一例外地把福音派的诉求置于一边。
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奋斗，福音派右翼的四大诉求——反堕胎、反同婚、反禁祷、反世俗化——究竟达成了多少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法律层面，一个都没有达成。罗韦案，同婚案，禁祷案成立依旧，而美国的世俗化过程也依然在加剧。
但正当高举基督教爱国主义旗帜的右派信徒，高调地向白宫送进了一个又一个“天选之人”，却一次又一次地收获失望的同时，一些思想成熟、学术严谨的福音派学者，却凭借自己过硬的研究和谦卑的态度，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为福音派撑起了一片天地。通过他们的努力，很多福音派试图在社会上推广的一些诉求，比如批判反思美国不断世俗化的社会，反而先在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并在一些领域甚至根本撼动了20世纪中期世俗化的学术界对宗教的轻视和误解。
遗憾的是，大多数高调参政的福音派右翼和在学术界奋斗的同道之间，却常常不彼此待见。参政派觉得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往往过于复杂，并不能直接用于政治动员；而福音派学者也觉得参政派在把信仰政治化的过程中牺牲了应有的理性和思辨。马克·诺尔在1994年著的《理性福音派的丑闻》（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代表了福音派学者对福音派普遍缺乏理性教育的一次反思。现在来看，参政派福音派和理性福音派之间的互相聆听，比起二十年前有些提高，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皮尤调查中心2012年数据，美国无宗教信仰者逐年上升，其中以里根任期末期及老布什任期为上升趋势加剧的开始。http://r6d.cn/b252p
那作为身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面对如今的美国政治形势，又应该如何做，才能最好地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证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几句难以说清。但笔者斗胆在此分享一些初步的反思，希望能抛砖引玉。
首先，我们要承认，美国的世俗化的确在加剧，基督信仰在美国的确在过去的五十年来逐渐式微。这些趋势值得引起基督徒警觉，并应当为此积极参与包括传道与参政在内的多种公开的信仰见证。参政本身也并不是问题所在。在一个多元民zhu的国家，参与政治，在公共场所发声，本是正常的公民权利，也可以为神所用。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传统美国基督教右翼的参政方式暴露出的很多问题，我们不应当重蹈覆辙。说己方候选人为“天选之人”，说对方候选人为黑暗之子，这种舆论届届都有，屡见不鲜，基督徒不应再被此言论带节奏了。
克林顿、奥巴马、拜登，皆“获此殊荣”，但结果却远不算黑白分明。美国年均堕胎数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期间逐年下降，[8]而基督徒总数也并没有比共和党执政时下降得更快。而且，一个总统，亦是罪人，动辄扣上“天选之人”等名号，不仅会让支持者丧失常人应有的批判反思能力，甚至会接近拜偶像之罪。世上只有一个“天选之人”，就是主耶稣，也只有祂配得我们毫无保留地追随和敬拜。对任何其他人、其他政党或组织，基督徒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适度的距离。
更何况，过去四十年被福音派选进了白宫的一系列“天选之人”，为福音派实际带来的法律果实几乎为零。这其中的根本原因，不是总统的懈怠或共和党的无能，而是福音派的诉求，在如今无比强调个人至上主义和消费享乐主义的文化背景中，已渐渐失去人心。
因此，基督徒现在最重要的“战场”，并非白宫或国会，而是文化和人心。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基督徒赢了白宫而失了人心，赢来的白宫也会失去。但基督徒若是赢得了人心而失了白宫，那失去的白宫也会赢回来。但赢得人心的过程，往往跟赢得白宫的过程是相反的。
赢得白宫需要的是口才出众、自信强势的政治家，但赢得人心却需要温和谦卑、真心有爱的传道人。皮尤调查中心显示，美国年轻人中无宗教归属者正逐年上升，而这一趋势的开始，正好也就是基督教右翼开始高调参政的1980年[9]——这并非是一个巧合。而这一批无宗教归属者，谈到自己不再信教的原因时，排第一的原因就是不认同自己的教会同胞在政界的表现。[10]所以我们的政治见证，如果导致我们放弃了基督徒应有的美德，如聆听、谦卑、博爱等，那反而会适得其反。
对于国内信主后初来美国的基督徒，或在国内服事但参与评论美国政治的基督徒，则更要看到，两国历史与国情不同，政治形势也不同。中国的福音派与美国的福音派切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福音派，尤其是不参加三zi教会的基要派，是在艰难的环境中经过了烈火般的洗礼，才凝练出了特有的灵命深度。他们所代表的福音派，真真切切是历史曲折的少数派。
但美国的福音派绝非如此。一个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多达二十四年能让美国最高领导人向自己示好，拥有数个高调的政治机构，还是美国两大政党之一的主要票仓的美国福音派，在20世纪绝不是一个少数派（虽然他们总自称为此）。他们逐渐失势的主要原因，也并非所谓左派的po害，而是自己首先放弃了在思想界和文化界的见证，又在一次次的丑闻中失尽了公共美德。
在看到两者区别的前提下，华人基督徒应该能通过自己独特的政治背景和信仰的深度，对美国教会作出可观的贡献。这条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带着成熟的历史观和神学装备，为主走下去。
今日佳音
注释及参考来源
[1] 关于老布什执政期间与右派福音派的关系，参见Daniel K. Williams, God’s Own Party，第九、十章。
[2] 对新一代基督教右翼的兴起，及小布什期间与福音派右派的讨论，参照Steven P. Miller, The Age of Evangelicalism，第三，五章。
[3] 比如，他任命的艾滋病政策总监Scott Evertz是同性恋。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也有一个同性恋女儿。
[4] 此处参见道布森Focus on the Family 1998年月讯“The President, ‘That Woman Miss Lewinsky,’ and the American People”，以及魏里克1999年于Sacramento Bee上刊登的杂文“The Cultural War is Lost. Now What?”。
[5] George Lindbeck一般被认为是后自由主义神学的先驱之一。他的一些著作包括The Nature of Doctrine: Religion and Theology in a Postliberal Age。Charles Taylor是天主教哲学家，学术生涯后期专注于思考世俗主义的起源和渗透力，代表作为A Secular Age。Alvin Plantinga早期以论证有神论信仰的理性基础而出名，代表作包括God and Other Minds: A Study of the Rational Justification of Belief in God。
[6] 这个广为人知的结论主要参照本尼迪克·安德森的著作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尤其见二、三两章。
[7] 侯活士在多处提出这一论点。此处主要参照他的入门级作品，After Christendom? How the Church Is to Behave If Freedom, Justice, and a Christian Nation Are Bad Ideas。
[8] 美国堕胎率在1973年罗韦案通过后骤然飙升，这应当引起基督徒的警觉和批判，但随后美国堕胎数量/堕胎率在两党轮流执政时期均逐年下降，参照Guttmacher Institute和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数据：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9490/us-abortion-rate-guttmacher-institute/，以及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ss/ss6907a1.htm。虽然Guttmacher的立场是支持堕胎权，但他们的研究常被保守组织引用为权威。
[9] 参见皮尤调查中心报告，Nones on the Rise，https://www.pewforum.org/2012/10/09/nones-on-the-rise/。
[10] 这是2010年社会学家Richard Putnam和David Campbell合著的知名宗教社会学著作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的结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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