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代是水上航行大发展的时代，水上航行中的神灵信仰体系进一步完善，并出现若干新变。宋代水上神灵形成了从四海四渎神到川泽风雨神的层次高低，正祀、淫祀、中间地带神灵的正式与非正式划分，以及本庙与行祠等构成的交错复杂的神灵体系。宋代原有水上神灵信仰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同时新创了若干航行所需的护航神灵信仰。宋代水上神灵信仰体系的完善及其新变化是宋代历史发展新特点的直接反映。
宋代内河和海上航行空前繁荣，航行于水上的各种群体数量剧增。而行走于水上世界的人们认知自然的角度和心理与陆上脚踏实地的人们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所信仰的神灵与陆上信仰既有交叉，又成相对独立的体系，有其独立的特点。本文所言水上信仰是指人们在水上活动中尊奉的神灵信仰。学界对海神信仰、圣妃(天妃)信仰、长江水府神等水上信仰已多有研究，对民间信仰和国家礼制的相关研究中也论及水上神灵信仰。①本文主要考察现有研究未系统关注的宋代水上信仰神灵体系的构成及其新变化。
一、宋代水上神灵体系的构成
在中国古代的神灵系统中，水上世界的江河湖海自有其神灵体系。宋代的山川祭祀，即“岳镇海渎之祀”中，水上的神灵有海、渎之祀。所谓海，即四海，包括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所谓渎，即四渎，包括江渎、淮渎、河渎、济渎。宋朝平定四方以后，逐步建立起岳镇海渎的常祀，废除了分裂政权时期的所谓伪号，重新赐封，建立宋朝皇帝与岳镇海渎神灵的统辖关系，以昭显“天子之命，非但行于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职也，百神亦受其职”。②海、渎之祀，立春日祀东海于莱州，淮渎于唐州；立夏日祀南海于广州，江渎于成都府；立秋日祀西海、河渎并于河中府，西海就河渎庙望祭；立冬祀祭北海、济渎并于孟州，北海就济渎庙望祭。“各祭于所隶之州，长吏以次为献官”，“各以本县令兼庙令，尉兼庙丞，专掌祀事”。③这是国家最高层次的水上神灵祭祀。
在四海中，东海和南海是有实指的海域，东海神和南海神有明确的管辖区域。宋人所言东海包括渤海、黄海和今东海，甚至南及福建。北宋时，东海神本庙设于莱州，“东海神庙在莱州府东门外十五里，下瞰海咫尺”。④莱州在渤海湾内。北宋初，东海神封爵为广德王，曾遣官于莱州本庙祭祀。政和《五礼新仪》规定的岳镇海渎祭祀中东海神祭于莱州。⑤登州和密州板桥皆有海神广德王庙，应是东海神行祠。⑥康定元年(1040)东海神加封为渊圣广德王。元丰元年(1078)安焘奉使高丽，顺利完成使命，在其建议下于明州定海、昌国两县之间建东海神行祠，并“往来商旅听助营葺”。大观四年(1110)及宣和五年(1123)又因高丽使回，奏请加封助顺和显灵四字。建炎四年(1130)，因宋高宗从海道成功脱险，下旨改封东海神为助顺佑圣渊德显灵王。⑦乾道五年(1169)因该封号内有二字犯钦宗皇帝讳，改封为助顺孚圣广德威济王。⑧
南宋初，仍以莱州东海庙为东海神本庙。但莱州已入金朝境，故绍兴十三年(1143)祭岳镇海渎时，莱州东海助顺渊圣广德王仍作为“道路未通去处”，在南宋控制疆域之外，实行望祭。而“路通去处”的海、渎神只有广州南海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和益州南渎大江广源王，由朝廷差使臣前去与所在州县排办祭告。⑨乾道五年(1169)宋孝宗采纳了太常少卿林栗的建议，参照广州祭南海礼例，在明州设东海神庙祭祀。⑩次年(乾道六年，1170)祭五岳四海四渎时，已将明州东海助顺孚圣广德威济王、广州南海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和益州南渎大江昭灵孚应威烈广源王一起作为道路可通去处。(11)此后南宋在明州定海县设东海神本庙，其庙在定海县城东北五里，所封八字王改为助顺孚圣广德威济王。“岁度道士，俾主香火”。宝庆三年(1225)以朝廷所降祠牒，郡增给缗钱及士夫民旅捐助重新修缮。(12)说明东海神在官民商旅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海神祭于广州，唐代已封广利王，庙在“广州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13)宋太祖平广南后，即“遣司农少卿李继芳祭南海。刘鋹先尊南海神为昭明帝，庙为聪正宫，其衣饰以龙凤。诏削其号及宫名，易以一品之服”。(14)降低了南海神的封爵，也是为了与东海神等同。康定元年(1040)加封南海神为洪圣广利王。皇祐五年(1053)以侬智高遁，加封南海神为洪圣广利招顺王。(15)绍兴七年(1137)加封南海神为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16)关于南海的范围，宋人洪迈解释四海：“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南至于交、广，则云南海。东渐吴、越，则云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17)宋人所言的南海就是广南和交趾以外的海域，包括今天整个南中国海，有时甚至将东南亚以西也泛称南海。即周去非所言“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18)
但洪迈所言四海，显然不符合上文宋人对东海的界定，也与北宋在孟州望祭北海之举不符。开宝五年(972)令地方官员负责祭祀海、渎神的诏书中也未言西海和北海：“自今岳、渎并东海、南海庙各以本县令兼庙令，尉兼庙丞，专掌祀事”，“本州长吏，每月一诣庙察举”。(19)西海和北海并无实指海域，如上文所引，宋人解释“其西、北海远在夷貊，独即方州行二时望祭之礼”。也就是宋朝封域之内并无西海和北海。政和三年(1115)《五礼新仪》所定诸岳镇海渎祭祀，祭“西海、西渎大河于河中府界”，“北海、北渎大济于孟州界”。(20)西海神和北海神分别在西渎庙和北渎庙望祭。南宋时，西海和北海更只能望祭。绍兴十三年(1143)及此后，祭岳镇海渎时，西海通圣广润王和北海冲圣广泽王都实行望祭。(21)
内河最高层次的水上神灵是四渎神。四渎分别为江、河、淮、济。宋太祖朝定祭祀之制：立春日祀淮渎(东渎)于唐州；立夏日祀江渎(南渎)于成都府；立秋日祀河渎(西渎)于河中府；立冬祀济渎(北渎)于孟州。(22)开宝五年(972)三月有诏令四渎神庙所在“本县令兼庙令，尉兼庙丞。祀事一以委之”。“逐处长吏每月亲自检视”。(23)康定元年(1040)诏封江渎为广源王，河渎为显圣灵源王，淮渎为长源王，济渎为清源王。(24)江渎神本庙在成都，隋开皇二年(582)建。清前期，庙在城内南门西。(25)李顺之乱时，知蜀州杨怀忠率军攻成都，与李顺军战于成都城外的江渎庙前。(26)可见宋代庙还在城外。五代时四川为前、后蜀割据，后周曾在扬州扬子江口祭祀江渎神。乾德六年(966)才令复祭于成都府。(27)开宝六年(973)宋太祖下令修葺，庆历七年(1047)、淳熙三年(1176)、庆元五年(1119)又几次修缮。
江渎本就称为“四渎之首”。(28)南宋江防成为边防要务，江渎地位显著提高。绍兴三十一年(1161)因采石之战胜利，江渎神从广源王特增六字，封昭灵孚应威烈广源王，赐庙额曰佑德。(29)按照宋朝规定，“诸神祠加封，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庙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从其本号。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30)正常每次加封二字，一次加六字实属特例。所以奏请加封的太常寺称这是本系二字，“特增加六字，作八字”。这次加封赐额的是建康的行祠(庙在建康城西清凉寺东)，而“广源王本庙系在成都府”，“令本庙一体称呼”。(31)江渎神行祠不仅建康有，三峡和沙市亦有。陆游过三峡，曾游新滩两岸的江渎北庙和南庙，过沙市时还特“祭江渎庙，用壶酒、特豕”。而范成大曾“宿江渎庙前”。(32)
淮渎、河渎和济渎南宋时都已在金朝版图。北宋时还遣官到淮渎求雨，并曾修葺庙宇，增补祭器，百姓祭祀者也多，(33)而南宋则只能望祭。济渎的祭祀在北宋也只是例行仪式，并无特别重视。三渎神中因黄河事关开封的安危和汴河供水，北宋朝廷除了河中府本庙的例行祭祀，每年还在汴口祭祀河渎神。宋真宗曾先后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和四年(1011)亲至澶州河渎庙和河中府河渎神本庙祭祀。(34)但南宋河中府已入金朝疆域，只有江渎神本庙及行祠在宋朝境内，因而江渎神获得了其他三渎都没有的八字王的封爵。
宋朝沿袭了隋唐三祀制度。隋朝始立三祀制度，规定“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庙等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及诸星、诸山川等为小祀”。(35)唐承隋制，而祭祀对象略有变化，但四海四渎始终为中祀，而风师、雨师、山林、川泽、五龙祠、州县社稷及诸神祀等为小祀。(36)宋代水上神灵祭祀中地位最高的海、渎在北宋前期(宋太祖至宋英宗朝)列入中祀，川泽诸神列入小祀。宋神宗熙宁年间海、渎、川、泽、风、雨等由州县主持的神灵都退出太常寺主持的中祀和小祀，只是参照太常寺中祀和小祀的标准，到元丰年间才重新恢复海、渎的中祀地位。政和新礼规定海、渎为中祀，川、泽诸神为小祀。风、雨神则有太常寺祭祀(为中祀)和州县祭祀(为小祀)之别。(37)马端临列举了若干“杂祠、淫祠”。其中杂祠基本上属于小祀。他所举杂祠中水上神灵有长江三水府神、杭州吴山庙涛神、广济王李冰、南康军䢼亭庙神、顺济龙王等，以及虽是山神却在江中护佑航船的镇江焦山神等。这一类水上神灵难以枚举。如《咸淳临安志》记载，地方祭祀中“若土域、山、海、湖、江之神，若先贤往哲、有道有德之祭，若御灾捍患以死勤事之族，率皆锡之爵命，被之宠光，或岁时荐飨，间遣有司行事”。(38)沿海及内河沿线有大量上述各类神灵。
而且神灵的构成是不断变动的。皮庆生指出，宋代祠神信仰中正祀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待消灭的淫祀，以及介于正祀和淫祀之间的中间地带的民众祠神信仰。不少起自民间自发的信仰，最初未入正祀，甚至为“淫祀”，逐步得到官方承认，被纳入国家祀典，成为正祀。(39)宋朝规定“神祠不在祀典者毁之”，“禁军民擅立神祠”。但不在祀典的淫祠数量还是很大。政和元年(1111)仅开封一地“凡毁一千三十八区”。直到南宋，臣僚仍说国家“禁止淫祠，不为不至，而愚民无知，至于杀人以祭巫鬼，笃信不疑，湖、广、夔、峡自昔为甚。近岁此风又寖行于他路”，“浙东又有杀人而祭海神者”。绍兴二十三年(1153)又一次“毁撤巫鬼淫祠”。(40)陆游在沙市江渎庙看到“两庑淫祠尤多，盖荆楚旧俗也”。(41)南宋末，陈淳仍说“南人好尚淫祀”，“自城邑至村墟，淫鬼之名号者至不一，而所以为庙宇者亦何啻数百所”。(42)可见淫祠不仅未能消除，而且大量存在。这些淫祀一小部分会被毁灭，而大部分以中间状态存在或升入正祀。
除了上述所示宋代水上神灵体系从层次最高的列入中祀的四海、四渎，到属于小祀的各种江神、涛神、潮神、水府神，以及各种杂祀，再到未入祀典的淫祀及中间地带的民间信仰等三个垂直层次构成以外，该体系内的神灵与诸行祠间又构成空间上的子系统，如下文所述圣妃信仰。而一些本非川泽神灵的神灵因航行者的崇拜而被新赋予护佑航行的职能，从而成为水上神灵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如下文所述曹娥信仰。宋代水上神灵信仰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神灵体系。
二、原有水上信仰神灵在宋代的新变化
四海神信仰除了上述在宋神宗朝出现的中祀地位变化外，南宋时在背海立国的环境下又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一是东海神本庙移驻明州，二是海神祭祀升格为大祀。古林森广对宋代东海神和南海神信仰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神庙的赐封和修葺，东海神和南海神的功能，没有注意东海神和南海神信仰在南宋的变化。王元林对南海神的研究也是如此。(43)乾道五年(1169)太常少卿林栗奏请：“国家驻跸东南，东海、南海实在封域之内。检照国朝祀仪，立春祭东海于莱州，立夏祭南海于广州，其西、北海远在夷貊，独即方州行二时望祭之礼。自渡江以后，惟南海广利王庙岁时降御书祝文，令广州行礼，并绍兴七年(1137)，加封至八字王爵。如东海之祠。但以莱州隔绝，不曾令沿海官司致其时祭，殊不知通、泰、明、越、温、台、泉、福，皆东海分界也”。绍兴三十一年(1161)，胶西海战“神灵助顺，则东海之神于国为有功矣”。且元丰时已建东海神庙于明州定海县，所以“东海之祠，本朝累加崇奉，皆在明州，不必泥于莱州矣”。宋孝宗根据他的建议在明州设东海神本庙祭祀。(44)这是东海神信仰在南宋的一大新变。
这一方面是海防对于南宋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显著提高，如林栗所言胶西之战的胜利被理解为东海神相助。南宋定都临安，在江阴、许浦、金山、定海一线及长江口北的通州料角等建立水军据点，构建海防体系，这是宋人理解的东海界内，需用东海神的护佑。另一方面东海神的祭祀涉及与金朝的正统之争。在林栗上奏的前五年，即金大定四年(1164)，金朝制定了祭祀岳镇海渎仪制。其仪制包括岳镇海渎“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庙致祭，其在他界者遥祀”。立春祭东海于莱州，东渎大淮于唐州；立夏望祭南海、南渎大江于莱州；立秋望祭西海、西渎于河中府；立冬望祭北海、北渎大济于孟州。“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而且金朝使用的就是宋朝的《五礼新仪》。(45)对四海神的祭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如宋朝在祭祀西海和北海神的乐章里所言，祭祀的目的是显示宋朝“布润施泽，功均迩遐。我秩祀典，四海一家”，“一视同仁，我心则怡”。(46)南宋朝廷将东海神本庙移驻明州，不言望祭，而实行与南海神一样的祭祀礼，还具有与金朝争夺正统地位的重要意义。在南宋建国四十余年后，时间又在金朝颁行岳镇海渎祭祀仪制五年后，这一变化显然是应对金朝的重要举措。
北宋建国以来本沿袭唐代，将岳镇海渎置于中祀，低于天、地、宗庙、五帝等大祀，而高于山、川、风、雨等小祀。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南宋中期。淳祐十二年(1252)宋理宗下旨，称“中兴以来依海建都，宜以海神为大祀”，并“诏海神为大祀”，在临安建海神坛，令太常议礼，马光祖建殿望祭，自宝祐元年(1253)施行。(47)并在杭州东青门外太平桥东设海神坛，“祭江海神，为太祀，以春秋二仲遣从官行望祭礼”。(48)宋代的大、中、小祀继承了唐制。唐朝礼制规定“凡国有大祀、中祀、小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庙皆为大祀”。(49)《政和五礼新仪》即承袭了这一制度，做了更具体的说明。(50)升为大祀之列的海神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超过了内河的四渎之神，与天地宗庙神灵同列，居于水上神灵体系中的最高位。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南海神在宋代，相对于前代地位大幅增重。唐封南海神为广利王，宋朝经开宝四年(971)、康定元年(1040)、皇祐五年(1053)和绍兴七年(1137)四次加封，进封为八字王。宋徽宗朝还封南海神妻为显仁妃，长子封辅灵侯，次子封赞宁侯，女封惠佑夫人。(51)
不论东海神还是南海神地位的增重，都与宋代，特别是南宋官民与海洋关系更加密切有关。一方面海神与渎神，以及其他诸多神灵信仰一样，有护佑一方百姓，免灾祈福的功能，人们也希望海神保佑一方百姓的风调雨顺，无灾无疾。(52)这是诸多神灵都可以寄托的功能，但东海神和南海神地位凸显，不仅超过其他地方神灵，也超过西海神和北海神，即因东海和南海是宋人日益频繁的海洋活动场所。宋人祭祀南海的歌词有“南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民商永赖，坐消寇奸”。(53)南海神是保护商人百姓航行安全的神灵。宋人还祈望海神帮助讨灭海盗，“鲸波浩渺，实为危道，非神力助顺，岂能必济”。(54)洪适在《谢舶船风便文》中表达的完全是海神对商船的护佑之恩：“大贾乘巨舸，往来蛟龙沧溟之中，一瞬千里，风稍失便，则沦溺破碎，不可救，非神相之，安能布帆无恙。今也归樯泊步，人免鱼腹之患，而珍宝杂袭，所以富国甚腆，则报可忘乎。”(55)即如叶适所说，是希望“江海之间，风波不耸”。(56)
长江水路原有神灵信仰的空前繁荣，也是宋代社会经济新发展在水上信仰方面折射的一大变化。宋代南方经济繁荣，经济重心南移，以及经济最繁荣的四川与东南地区间联系的日益密切，使长江水上活动空前频繁。江渎地位的增重即为一例。另一个代表性变化就是水府神信仰的上升，即古代构想的一个水下神灵世界，其主宰者是龙王，即“水府龙王”、(57)“金焦之间，龙君水府所宫”。(58)且有一套神灵官僚，“下盘鱼龙之宫，神灵之府”，(59)有“群真下集水仙府”。(60)“温太真然犀照牛渚，见朱衣车马一一如人间”，就是世间所称水府官。(61)饶州人齐琚死前“梦人持文书至。曰：某王请秀才为水府判官”，(62)就是水府中的官职。这些官员被置籍管理。唐代象山县童翁浦孔氏死后托梦与人，称“上帝录吾生平之善，命为此境神，姓名已籍于水府”。(63)可知人们想象中的水府是一个水下的神灵体系。古林森广对水府信仰的起源、赐封、功能做了较系统的讨论，王元林除讨论了唐宋水府信仰外，对宋代以后水府信仰的演变略做了讨论。(64)本文主要考察宋代水府信仰相对于唐代和五代的新发展。
唐代已有颇多水府的记载。如王勃在马当遇中元水府君相助，一夕船至洪州，作《滕王阁序》。(65)雷满凿深池于府中，称“蛟龙水怪皆窟于此，盖水府也”。(66)《太平广记》记载的唐代下第秀才白幽求入海底见水府真君。郑德璘江上遇水府君。周邯昆仑奴探汴州八角井，“此井乃龙神所处，水府灵司”。而最著名的水府故事莫过于柳毅往水府龙宫为龙王之女传送书信。(67)唐朝还曾“以瞿塘为水府，春秋祭之”。(68)唐代随着道教的盛行，水府与天、地并称三官，成为与天、地并列的三元世界，举行投龙仪式，祈雨求福。(69)但唐代尚未给水府神颁赐封爵。
最早封赐水府的是五代杨吴政权的杨溥于乾贞二年(928)封马当上水府为宁江王，采石中水府为定江王，金山下水府为镇江王。(70)南唐保大年间加封马当上水府为广佑宁江王，采石中水府为济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为灵肃镇江王。(71)水府赐封王爵是一大提升，但杨吴和南唐只是割据政权，所封长江三水府反映了其政权的地域特点。
宋代仍以道家观念将天、地、水府称为三官，如杭州承天灵应观“旧为天、地、水府三官堂”。(72)宋朝廷也每岁投龙简。天圣年间将岁投龙简减少为二十处洞府，包括江州马当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润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钱塘江水府、河阳济渎北海水府、凤翔府圣湫仙游潭、河中府百丈泓龙潭、杭州天目山龙潭、华州车箱潭等水府。(73)宋代长江航行的政权疆界限制消除，且由于商品贸易和官方漕运的需求，长江航运重要性更甚五代，长江三元水府神信仰达于高峰。不仅较前代有大的发展，明清时期水府信仰相较于宋代还出现了衰退。(74)
史载三水府庙的位置，“上、中、下三水府，上居江州马当，中居太平州采石，下居润州金山”。下元水府庙最初附于金山龙游寺。元丰初，佛印禅师了元见“民间祈祷，病涉又多，割牲享祭，深叹其非”，经州请于朝廷，迁之江南岸处水陆要津之西津。(75)水府庙就在西津渡口。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从扬州南逃，渡江，“至西津口，坐于水府庙中”。(76)魏良臣、王绘出使金国，从西津渡江，至江口，遇“风色暴猛，渡江不得。绘只得在水府庙以俟”。(77)中水府庙在太平州之采石矶。(78)“过采石矶望夫山，其下即中水府也”，(79)有中元水府庙。(80)上元水府庙在江州彭泽县境之马当山，山上“上元水府庙，楼阁华焕”。(81)位于池州东流县与江州彭泽县交界处。过东流县，“至马当，所谓下元水府”。(82)
大中祥符二年(1009)废去南唐的封号，重新赐封三元水府。江州马当上水府广佑宁江王改封福善安江王；太平州采石中水府济远定江王改封顺圣平江王；润州金山下水府虚肃镇江王改封昭信泰江王。即“旧封江南保大中伪号，至是始易之”。(83)按宋朝对诸神加封“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的制度，宋朝改封时沿用了原有爵位，直接封王，给予很高的礼遇。同时，宋代也明确了三元水府神地位在江渎神之下。绍兴末，宋军在采石水战中击败金军，在镇江对峙中使金军不战而退，认为是水府神阴佑，有人奏请给水府神加封帝号。礼部、太常寺讨论后认为“四渎止封王，水府不应在四渎上”，未予封帝。(84)当时的江渎神封号是昭灵孚应威烈广源王。虽然地位被认为低于江渎神，但因为三水府地处南宋江防最重要的江段，也是拱卫临安的正面防线，所以与江渎神一样获封八字王，于绍兴十四年(1144)加封为八字王，即顺济英惠昭信泰江王。(85)
人们希望水府神“有难即除，无厄不解”。(86)水府神被赋予的具体职责一是保护舟楫航行，二是祈降雨雪。建炎四年(1130)宋军在长江击败金军，“战无不克，赖神阴相”。绍兴十四年(1144)宋徽宗梓宫过江“无巨浪风帆之警”，也被认为是下元水府神庇佑。(87)因为水府神掌管江上风浪，所以在三元水府地界航行的船只都拜谒水府庙。如李流谦诗所言“大小孤山专绝险，上中水府柄幽权。行人股栗船头拜，小艇横江来觅钱”。(88)陆游和周必大经镇江都曾祭祀下元水府。“以一豨壶酒，谒英灵助顺王祠，所谓下元水府也”。“祠属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无他祝史。然牓云‘赛祭猪头，例归本庙’，观者无不笑”。(89)中元水府和上元水府也是舟人必须祭祀之所。(90)
治平四年(1067)诏“差朝臣五岳四渎诸水府祈雨”。(91)水府的职责有“相上帝而泽下民”。“若冬又无雪，则无麦，春又无雨，则无禾”。地方官遇无雪雨有至采石祈求水府神者。(92)祈雨最灵验的是中元水府神，“神之能以云雨出灵者，惟中元最闻”。(93)而且中元水府神“每感必应，无隐不周”。(94)郑刚中曾被旨“祷雨中元水府”，“奉祝出阊阖，祷雨祠中元”。(95)李曾伯也曾因江浙大旱，田稼稿枯，行舟莫通，受命向采石中元水府祈雨。(96)下元水府也有此功能。江淮一带大旱，真德秀曾受命向下元水府祈雨。(97)
综上可见，三元水府信仰在宋代得到很大发展，发生若干变化。不仅被封以前所未有的八字王爵，升至很高的地位，而且赋予保佑航行和祈降雨雪的使命，官民的祭祀活动更是大为频繁。这是长江航运和江防重要性空前增加的结果。
宋代长江水上信仰的另一显著变化是小龙信仰的发展。“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为神见”，(98)都会被视为神灵现身。宋人将航行中见到的蜥蜴或小蛇视为龙的具象，称为小龙，加以崇拜。崇宁中，淮河汴口一艘船上有“小龙者出连纲之舟尾”，“缘柁而上”，“有柁工之妇不识也，谓是蜥蜴”。该小龙被宋徽宗迎入宫中，“为具酒核以祝之。龙辄跃出奁，两爪据金杯，饮几釂”，有爪，显然非蛇，而是蜥蜴。也有以蛇为小龙的具象的。“此龙常游舟楫间，与常蛇无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99)熙宁中宋朝征交趾，运输军杖的数十艘船泛江而南，“自离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师识之，曰此彭蠡小龙也”。(100)小龙祭祀的本庙设于鄱阳湖边的洪州，故称彭蠡小龙。彭蠡小龙一再获得赐封。大中祥符六年(1013)封顺济侯，即彭蠡小龙：“顺济侯俗曰小龙。”(101)熙宁九年(1076)封顺济王，徽宗崇宁三年(1104)封英灵顺济王，四年诏加灵顺昭应安济王，宣和二年封为灵顺昭应安济惠泽王，(102)进封为八字王。因而小龙又称顺济龙王。
“彭蠡小龙”的辖区被认为西起淮泗与运河交界的汴口，东到洞庭湖。苏轼称“顺济王之威灵，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103)熙宁时宋军运输船队在真州见有一小蛇登船，即彭蠡小龙现异。小龙即小蛇随船队至洞庭，“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传其封域止于洞庭，未尝逾洞庭而南也”。(104)小龙的活动区域即“小龙所隶南北当江湖间，素不至二浙”，即只在江东、江西及湖南、湖北一带，而不到两浙路。但特殊情况下，其活动范围可到杭州和江陵。汴口小龙因受过蔡京之恩，大观末蔡京赴东南，舟行至汴口，见小龙出迎。政和间，蔡京在杭州，小龙出现于其家中。靖康初，蔡京被贬岭外，行至江陵，小龙复出见。(105)非特殊情况下，小龙的辖域东起淮河汴口，沿扬楚运河和长江，西到江陵，而向南，东段不入两浙，西段不入洞庭，实即管理长江中下游航行的神灵。
“彭蠡小龙”的主要职能就是保护长江上行船的安全。熙宁中宋军船队从真州到洞庭湖“船乘便风，日棹数百里，未尝有波涛之恐”，就是因为彭蠡小龙“来护军杖”，“主典者以洁器荐之，蛇伏其中”，一路护佑。林希受宋神宗之命，前往敕封彭蠡小龙，小龙即“一蛇坠祝肩上，祝曰龙君至矣”。使者船还时，“蛇在船后送之，逾彭蠡而回”。护送使者船。而且“彭蠡小龙，显异至多，人人能道之”，(106)即如此之类的显异事颇多。
人们相信行船者恭敬侍奉，小龙即给护佑和回报。苏轼从海南岛北归，舣舟于顺济龙王祠下，“进谒而还，逍遥江上”。(107)大观三年(1109)陆端藻过舣舟南康之顺济祠，顺济龙王托其作祠记，并许顺风相送。后又任南康丞，有“蜿蜒之物见于桥者三日”，即小龙也。(108)范成大船行于江州境泊波斯夹，“船人相云小龙见于岸侧，竞往观”。(109)小龙信仰在船人中十分盛行，对小龙也十分尊崇。周必大航行于鄱阳湖，“至邬子寨，谒庙毕，令寨兵前导入湖”，“有小蛇昂首引舟，抵岸乃回”。周必大作诗称“却是江神不世情”。(110)若对其不恭，则会招祸。真州的小龙行祠“有小龙盘旋几案上”，“稍怒则摇撼坤关，翻海摧岳而后已。所以舣舟而祷者，袂相属焉”。(111)上述崇宁间在汴口，柁工之妇不识小龙，误以为蜥蜴，“举火柴击其首。随击，霹雳大震一声，而汴口所积舟不问官私舟柁与士大夫家所座船七百只，举自相撞击俱碎，死数十百人”。(112)一姓朱之教授航行于长江，“舟人忽报小龙见，请祷之。朱出视之，小蛇也”。朱“以箸夹入沸汤中，蛇跃出，自投于江”，片刻雷声大作，烟雾蔽舟，朱毙于舟中。(113)
将水上蛇或蜥蜴视为小龙并非仅长江中游有之。宋仁宗朝皇宫中“一宫婢汲井，有小龙缠其汲绠而出”。(114)仙居县有曹潭，淳熙十四年(1186)令苏光庭祷，出一黑一黄二小龙。(115)海中也有小龙显异。宣和五年(1124)徐兢使团出使高丽，在定海县祭东海神，见“神物出现，状如蜥蜴，实东海龙君也”。(116)但彭蠡小龙最为重要，信仰者最多，显异最频，且如此之盛为前代所未曾见。
在宋代，一些原本与航行无关的神灵被新增护佑航行的职能，也是水上信仰的一个新变化。田相公信仰被长江航行者信奉就是一例。文天祥从镇江逃往真州，沿途皆元军战船和巡船，急需顺风。“舟子拜且祷云‘江南田相公’。即得顺风，各稽首以更生贺”。(117)江南田相公应是指兴起于江南西路的田相公信仰，所奉者为唐大中间任吉州刺史的田阳，在任“留心抚恤，物阜民和，卒于官”。临终曰“吾死不忘护吉州之民”。死后立祠祀之，有田相公庙。(118)原本是地方护佑神，宋代为其新增护佑航行的功能。另如福建连江昭利庙所祀唐代福建观察使陈岩之长子，本为连江县区域神灵，未见与航海有关。到宣和二年(1120)“始降于州，民遂置祠”。即北宋末才从连江县扩及福州。此举应与福建商人信仰有关。宣和五年(1124)路允迪使高丽，在海上遇风祷而获平安。“归以闻，诏赐庙额昭利”。这个信仰由此传播到明州。因路允迪的奏请，宣和五年(1124)在明州也建了昭利庙。(119)
会稽县有昭顺灵孝夫人庙，所祀曹娥在宋代从此前的孝女到航行之神的转变也很有代表性。曹娥本汉代蹈水救父视死如归的孝女，立庙于曹娥镇江岸。按照明代人的说法，其“父以溺死，则水府乃其深仇”。(120)直到北宋中期，曹娥仍然只是一个孝女形象，治平二年(1065)还以孝女朱娥立像配食于曹娥庙。因曹娥镇位于曹娥江和浙东运河的交汇处，是明州与杭州间官私航运的要冲。宋徽宗朝曹娥神被赋予了保护运河航行的职责。政和五年(1115)十一月“高丽遣使入贡经从，适值小汛，严祭借潮，即获感应”。因高丽使节之请，加封灵孝昭顺夫人。此后经运河过曹娥镇者多祭祀之。淳熙中皇子魏王判明州经过曹娥镇，“亦值小汛，祈祷借潮，感应”。(121)家在明州的史浩多次往返于明州和杭州，也拜谒曹娥庙。他称“某自罢相东归，几十五年，每过祠下，非拥旌麾，即趋召节，圣恩深厚，皆神力有以佽助”。(122)实际上，自宋徽宗以后曹娥已经成为浙东运河和曹娥江江神。明人将蒲田林氏和会稽曹娥并称为“江、海二神”。(123)
三、宋代新创护航神灵
宋代因航行所需而新创了诸多护佑航行的神灵信仰，本文略举其要。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妈祖信仰，宋代所封最高爵为妃，尊称圣妃，可用圣妃信仰指称宋代的妈祖信仰。贾二强指出，天妃(圣妃)信仰代表着宋代海神信仰出现向人格神的大转折。(124)圣妃信仰最早是兴起于福建莆田的民间信仰。圣妃神是有具体原型的，本“莆阳湄州林氏女”。湄洲为莆田海上岛屿。圣妃“少能言人祸福”，“室居三十岁而卒”，“殁，庙祀之，号通贤神女，或曰龙女也”。“数著灵异”，即多次显灵救难。圣妃信仰始于莆田民间信仰，即所谓淫祀，而后纳入祀典。所以陈淳说“所谓圣妃者，莆鬼也”，(125)“莆人户祠之，若乡若里，悉有祠。所谓湄州、圣堆、白湖、江口特其大者耳”。圣堆为莆田之一岛，圣堆祠最早，元祐间为民间所建。应即《方舆胜览》所言“圣妃庙，在海岛上，舟人皆敬事之”。(126)
宣和间官方赐庙额曰顺济，列入国家祀典。宣和五年(1124)路允迪出使高丽，船队遇风浪，路允迪船因“神降于樯，获安济”。次年奏于朝，赐庙额曰顺济。这与福建航海人的信仰密切相关。因该使团雇用了六艘闽浙“客舟”即商船，使团“挟闽商以往，中流适有风涛之变，因商之言，赖神以免难”。(127)福建航海人有遇海难时祈祷林氏的信仰，使团幸免于海难因而被认为得到林氏的庇佑。此后圣妃信仰不断兴盛。绍兴间又于莆田之江口立祠，不久丞相陈俊卿立祠于莆田之白湖。且“神之祠不独盛于莆，闽、广、江、浙、淮甸皆祠也”。杭州建有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开禧、宝庆一再创建。又有别祠在候潮门外萧公桥。(128)镇江之丹徒县有圣妃庙，“在竖士山东。旧在潮闸之西，宋淳祐间贡士翁戴翼迁创于此”。(129)建康之卢龙山与马鞍山之间也有圣妃庙。(130)广州有圣妃庙。刘克庄在广东看到“广人事妃无异于莆。盖妃之威灵远矣”。刘克庄作为福建人，在广州多次拜谒圣妃庙。(131)宋代在莆田、明州、临安、泉州、南雄州、梧州、镇江丹徒县、兴化军仙溪县、漳州等地共有十处圣妃行祠。(132)封号也不断增加。绍兴二十六年(1156)以郊典，封灵惠夫人。后多次有去疫、平盗、救旱等功，加赐庙额。绍熙三年(1192)改封灵惠妃，庆元四年(1195)加助顺，嘉熙间加封为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封护国明著天妃。(133)按照宋朝制度，“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134)封八字妃已到最高荣宠。
圣妃信仰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海上航行商人的信奉。(135)圣妃的职能之一就是护佑航海。吴自牧说“妃之灵者，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舶，其功甚大”。(136)所以“凡航海之人仰恃以为司命”，(137)“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138)也即《方舆胜览》所称“舟人皆敬事之”。其首次被朝廷赐封的原因就是宣和五年(1124)护佑宋朝出使高丽的使船，即“护鸡林之使”。(139)在莆田，圣妃也有护航的功绩，当广南粮船北来时却遇“朔风弥旬，南舟不至，神为反风，人免艰食”。(140)正是商人将圣妃信仰传播到浙、淮、广南等地。除了保护航行，圣妃还是承担多方面职能的乡土之神。(141)“灵惠妃宅于白湖，福此闽粤，雨暘稍愆，靡所不应”，管理水旱。惠安县发生旱灾，曾祈雨于圣妃宫。圣妃还帮助福建沿海平定海盗。莆田海寇入境，“神(圣妃)为胶舟，悉就擒获”。(142)真德秀在福州任官，屡有海盗“方舟南下，所至剽夺，重为民旅之害”。官兵多次平寇，都寄功于圣妃护佑。(143)圣妃还为国抵御外敌。开禧年间，金军犯淮南，宋朝“遣戍兵，载神(即圣妃)香火以行。一战花黡镇，再战紫金山，三战解合肥之围，神以身现云中”，护佑宋军得胜。人们对圣妃的期望随着圣妃信仰的兴盛而增多：“神虽莆神，所福遍宇内。故凡潮迎汐送，以神为心；回南簸北，以神为信；边防里捍，以神为命。商贩者不问食货之低昂，惟神之听。”(144)国家乡里安危、水旱灾害，从陆到海，圣妃无所不管。
明人邱浚评价圣妃信仰产生的意义道：“宋以前四海之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专神。”(145)圣妃是宋代大航海的背景下新产生的海洋专神，因为福建商人的传播而扩及沿海各地，被纳入国家祀典，不断加封。尽管四海神在国家祭祀中地位高于圣妃，但对于航海人而言，宋代以后圣妃信仰已逐步成为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水上信仰。元代封天妃，清代加天后，并播及海外。
除圣妃信仰以外，宋代还新创了诸多航行护佑神。嵊县嶀浦有显应庙，就是宋代完全新创的信仰，所祀神名陈廓，宋代睦州青溪县人，尝为台州永安(仙居)县令，经此，“忽舟覆，遂溺死。自尔灵显。民遂祠之”，称陈长官庙，庆元元年(1192)赐额。(146)澉浦有显应侯庙，始于建炎二年(1128)，宝庆三年(1225)赐庙额，敕封显应侯，“初无姓名来历，今里人俗呼为黄道大王”，“庙中有神曰杨太尉，尤为灵异。凡客舟渡海祈祷，感应如响”，(147)是宋代新出现的区域性航海保护神。台州有黄山庙，乾道八年(1172)建，“庙有石，穿如牛鼻，父老云昔海船系缆处”。(148)后获封护国感应显庆王。该庙并非异地神灵的行祠，而是因航海人泊船而新生的信仰。
金山顺济庙所祀英烈钱侯也是宋代新创的航海护佑神。神本为福建商人，即“家阀氏钱，行位居七，航海而商，舶帆轻从”，“起身七闽，浮舶而商”。死后获祭于金山，祠祀尤严。每年“季夏之月廿一日，维侯生辰，沿海祭祠，在在加谨”，“常岁是日，盐商海估(贾)、寨伍亭丁，社鼓喧迎，香花罗供”。最初只是民间祭祀，即“前无位号，未应国经，仗队弓刀，遥称太尉，殆几野庙，殊阙声猷”。因“青齐向化之年，金人犹竞，东鄙兴师，侯能助顺”，而得朝廷封赐。(149)
杭州也有顺济庙，所祀之神“姓冯讳俊，字德明，世钱塘人，生于熙宁甲寅六月十四日”，“幼孤，事母孝，年十有八梦帝遣神，易其肺腑，云将有徽命……有扣以祸福莫不前知”。生前即受尊奉。自称“上帝命司江涛事”，“足未尝履阈，人或遇之江海上。元祐年中，一日有舟渡江，值大风涛，分必死，公即现形其间，自言名氏，叱咤之顷，骇浪恬息”。大观三年(1109)，年三十六而卒。除元祐年中护佑航行的功绩外，浙江中有沙碛为舟害，“有司致祷，其沙即平”。其神力又不止于管理江海航行，“不惟商贾舟舶之所依怙，而环王畿千里之内水旱有扣，亟蒙丕答”。绍兴三十年(1160)赐顺济庙额，绍定间封英烈王。(150)
唐代宰相李德裕在宋代首次被赋予了海神的身份。宋代温州人陆维则撰有《海神灵应录》一书，记载一个故事：“元祐中，太守直龙图阁范峋，梦海神曰‘吾唐李德裕也’。郡城东北隅海仙坛之上有庙，初不知其为何代人。峋明日往谒其像，即梦中所见。自是多响应。然封爵训词惟曰海神而已。”(151)南宋温州人薛季宣写有《拟祭海神英烈忠亮李公(德裕)文》，说李德裕对百姓的祈祷“无言不酬，无求不获”，称其“混漭沧溟，允宜配食”。(152)可知宋代温州一带确把李德裕奉为海神。
从国家政策来看，宋代水上神灵形成了高与低、正式与非正式的体系。四海四渎处于水上神灵体系的最高层，北宋基本上列入中祀，而南宋升入大祀。川泽神则入小祀，风雨神则有太常寺主持祭祀(中祀)和州县主持祭祀(小祀)之别。正祀之外还存在大量未纳入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或为淫祀，或出于淫祀与正祀的中间地带。除了上述的垂直体系外，水上神灵与其行祠也构成若干子系统，还有诸多本非川泽神灵而被赋予护佑航行的神灵也被纳入水上神灵信仰体系，共同构成了交错复杂的体系。
宋代水上神灵信仰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信仰的新变化。首先表现在神灵原有功能的增强和地位的提高若干，其次是给原本与航行无关的旧有神灵新增护佑航行的职能若干。二是宋代因航行所需而新创的神灵信仰。宋代水上神灵信仰的新变化是宋代历史发展新特点的直接反映。宋代是水上航行大发展的时代。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海上贸易繁荣，以及官方漕运规模巨大等因素，水上航行空前频繁，水上航行人数也极大增长，水上信仰也有了巨大发展。水上航行与国家财政供给、社会经济运行，以及百姓生活的联系也空前密切，民间和国家对水上信仰也十分重视，是促生水上信仰出现若干新变的深层原因。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
叙拉古之惑
注释：
①古林森广研究了宋代东海神和南海神信仰，以及宋代长江水神信仰(主要是水府信仰)；王元林考察了南海神信仰和水府信仰的发展源流；李伯重等学者考察了妈祖信仰的功能和演变。这些学者的研究内容直接与本文论题相关。朱溢对宋代吉礼的研究、贾二强对唐宋民间信仰的研究、皮庆生对宋代祠神信仰的研究等也涉及本论题的内容。以上学者的研究我们将随文讨论，此不罗列。
②(宋)郑刚中：《北山集》卷一四《枢密行府祭江神文》、《宣谕祭江神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38册第154页。
③《宋史》卷一○二《礼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85页。
④(宋)朱彧著，李国强点校：《萍洲可谈》卷二，《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六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⑤(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551页。
⑥(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二六《登州海市并叙》、卷三六《顷年杨康功使高丽还，奏乞立海神庙于板桥……》，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5、4113页。
⑦(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一九《定海县志第二·神庙》，《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38页。
⑧(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5页。
⑨(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第525页。
⑩(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第2560页。
(11)(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一七《郊祀大礼礼毕祭谢五岳四海四渎祝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48册第298页。
(12)(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一九《定海县志第二·神庙》，第5239页。
(13)《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六《海神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924册第77页。
(14)(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第2556页。
(15)《宋史》卷一○二《礼志五》，第2488页。
(1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戊子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41页。
(17)(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卷三《四海一也》，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页。
(18)(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二《三佛齐国》，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6页。
(19)(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第2556页。
(20)(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第2559页。
(21)(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第525页；(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一七《郊祀大礼礼毕祭谢五岳四海四渎祝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第298页。
(22)《宋史》卷一○二《礼志五》，第2486页。
(23)《宋大诏令集》卷一三七《五岳四渎庙长吏每月点检令兼庙令尉兼庙丞诏(开宝五年三月壬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3页。
(24)《宋史》卷一○二《礼志五》，第2488页。
(25)(清)黄廷桂等修纂：雍正重修《四川通志》卷二八上《祠庙·成都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560册第527页。
(2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乙未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89-990页。
(27)(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第2556页。
(28)(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六《成都府江渎庙碑(淳熙四年五月一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63册第427页。
(2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四，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午条，第3810页。
(30)(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一，第1081页。
(31)(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四《祠祀志一》，《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50页。
(32)(宋)陆游撰，李昌宪整理：《入蜀记》卷五、卷六，《全宋笔记》第五编，第207、214页；(宋)范成大撰，方健整理：《吴船录》卷下，《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七册，第81页。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庚戌条；卷四一九，元祐五年冬十月己亥条，第1904、10791页。
(34)(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二《宋朝山川祠》，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879页。
(35)《隋书》卷六《礼仪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7页。
(36)朱溢：《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37)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8、67-84页。
(38)(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一《祠祀一》，《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994页。
(39)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294页。
(40)(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郊社考二十三》，第2772-2773页。
(41)(宋)陆游撰、李昌宪整理：《入蜀记》卷五，《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八册，第207页。
(42)(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三《上赵寺丞论淫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68册第851页。
(43)[日]古林森广：《中国宋代的社会与经济》第一部第六章“宋代海神庙的考察”，国书刊行会1995年版，第112-136页；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8-216页。
(44)(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第2560-2561页。
(45)《金史》卷三四《礼志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10页；《大金集礼》卷三四《岳镇海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648册第259页。
(46)《宋史》卷一三六《乐志十一》，第3202页。
(47)(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海神坛》，第3379页；《宋史》卷四三《理宗三》，第847页。
(48)(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四《祠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49)(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一《序例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646册第39页。
(50)(宋)郑居中等撰：《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序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647册第134页。
(51)(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一，第1085页；王元林对宋代赐封南海神亦有探讨，参见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第183-196页。
(52)(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五四《海神祝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74册第858页。
(53)《宋史》卷一三六《乐志十一》，第3202页。
(54)(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五四《海神祝文》，第858页。
(55)(宋)洪适：《盘洲文集》卷七一《谢舶船风便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58册第723页。
(56)(宋)叶适著，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六《修海神庙疏文》，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34页。
(57)(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一《祠祀一》，第3998页。
(58)(元)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30页。
(59)(宋)祝穆撰，施金和点校：《方舆胜览》卷三《镇江府》，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7页。
(60)(宋)张镃：《南湖集》卷二《马当山水府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64册第551页。
(61)(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六《玉皇殿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708册第895页。
(62)(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甲志》卷四《水府判官》，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页。
(63)(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一九《定海县志第二神庙》，第5239页。
(64)[日]古林森广：《中国宋代的社会与经济》第一部第五章“宋代长江流域的水神信仰”，第86-108页；王元林、钱逢顺：《长江三水府信仰源流考》，《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
(65)(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一一《作滕王阁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925册第177页。
(66)《新五代史》卷四一《雷满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5页。
(6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一《神仙四十一》、卷四六《神仙四十六》、卷一五二《郑德王》、卷二三二《周邯》、卷四一九《柳毅》，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57、285、1089、1780、3410页。
(68)(宋)孙光宪撰，俞钢整理：《北梦琐言》卷七《李学士赋谶刘昌美勾伟附》，《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69)张泽洪：《唐代道教的投龙仪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70)《新五代史》卷六一《吴世家一》，第758页。
(71)(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一，第1081页。
(72)(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一》，第4030页。
(73)(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九《洞府投简》，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6页。
(74)王元林、钱逢顺：《长江三水府信仰源流考》，《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
(75)(元)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第2731页。
(76)(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建炎三年二月三日壬子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0页。
(77)(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二，绍兴四年九月十九日，第1169页。
(78)(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三《记太平州牛渚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9册第64页。
(79)(宋)张舜民：《画墁集》卷七《郴行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17册第45页。
(80)(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五《太平州》，第264页。
(81)(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六七《泛舟游山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第801页。
(82)(宋)陆游：《入蜀记》卷三，第184-185页。
(83)(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一，第1107页。
(84)(宋)陆游：《入蜀记》卷一，第165页。
(85)(元)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第2731页。
(86)(宋)阳枋：《字溪集》卷九《祭水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83册第389页。
(87)(元)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第2731页。
(88)(宋)李流谦：《澹斋集》卷八《舟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33册第658页。
(89)(宋)陆游：《入蜀记》卷一，第165页。
(90)(宋)杨杰撰，曹小云校笺：《无为集校笺》卷四《牛渚矶修水府祠并序》，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25页；(宋)张镃：《南湖集》卷二《马当山水府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64册第551页。
(91)(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一八，第955页。
(92)(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五二《中元水府庙祝文》，第825页。
(93)(宋)郑刚中：《北山集》卷一四《祭中元水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38册第153页。
(94)(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四《路西政和圩共修青山中元水府行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20册第599页。
(95)(宋)郑刚中：《北山集》卷一二《丁巳年七月二十一日祷雨中元水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8册第130页。
(96)(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二四《采石水府庙祈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79册第428页。
(97)(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八《下元水府祈雨青词》，第767页。
(98)(宋)曾敏行撰，朱杰人整理：《独醒杂志》卷五，《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五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99)(宋)蔡絛撰，李国强整理：《铁围山丛谈》卷六，《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九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100)(宋)沈括撰，胡静宜整理：《梦溪笔谈》卷二○《神奇》，《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三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10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七，熙宁九年七月丙寅条，第6770页。
(102)(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一，第1082页。
(103)(宋)苏轼：《苏轼全集·文集》卷一二《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第1280页。
(104)(宋)沈括撰，胡静宜整理：《梦溪笔谈》卷二○《神奇》，第151页。
(105)(宋)蔡絛撰，李国强整理：《铁围山丛谈》卷六，第254页。
(106)(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神奇》，第150-151页。
(107)(宋)苏轼：《苏轼全集·文集》卷一二《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第1279页。
(108)(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支丁》卷一《南康神惠庙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8页。
(109)(宋)范成大撰，方健整理：《吴船录》卷下，《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七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110)(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一《乾道壬辰南归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第879页。
(111)《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记录》，第509页。
(112)(宋)蔡絛撰，李国强整理：《铁围山丛谈》卷六，第254页。
(113)(宋)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一一《朱芮杀龙》，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8页。
(114)(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九《又三事》，中华书局2001年版，1841页。
(115)(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五《山水门七》，《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66页。
(116)(宋)徐兢撰，虞云国、孙旭整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海道一》，《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八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117)(宋)文天祥撰，焦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卷一七《纪年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8页。
(118)(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六一《名宦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515册第141页。
(119)(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八《祠庙》，《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64页；罗浚：《宝庆四明志》卷一九《定海县志·神庙》，《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39页。
(12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女神名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7页。
(121)(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三《祠庙》，《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30页；(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六《祠庙》，《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05页。
(122)(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四二《谒曹娥庙祝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41册第858页。
(12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女神名号》，第358页。
(124)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另，该书讨论宋代妈祖信仰时以元代以后称呼，用“天妃”一词，未妥。
(125)(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三《上赵寺丞论淫祀》，第851页。
(126)(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三《兴化军》，第220页。
(127)(明)邱濬：《重编琼台稿》卷一七《天妃宫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248册第342页。
(128)(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三《祠祀三》，第4014、4015页。
(129)(元)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第2730页。
(130)(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七《山川志一》，第1562页。
(131)(宋)刘克庄：《后村集》卷三六《圣妃庙(广东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80册第391页。
(132)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52-353页。
(133)(元)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第2730页；(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三《祠祀三》，第4014页。
(134)(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一，第1081页。
(135)[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136)(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四《外郡行祠》，第130页。
(137)(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五四《圣妃宫祝文》，第858页。
(138)(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支景》卷九《林夫人庙》，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50-951页。
(139)(宋)楼钥：《攻媿集》卷三四《兴化军莆田县顺济庙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封灵惠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52册第615页。
(140)(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三《祠祀三》，第4015页。
(141)李伯重：《“乡土之神”、“公务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42)(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三《祠祀三》，第4015页。
(143)(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五四《圣妃宫祝文》、《圣妃祝文》，第858、864页。
(144)(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三《祠祀三》，第4015页。
(145)(明)邱濬：《重编琼台稿》卷一七《天妃宫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8册第342页。
(146)(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三《祠庙》，第7130页。
(147)(宋)常棠：《澉水志》卷上《寺庙门》，《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65页。
(148)(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一《祠庙门》，第7523页。
(149)(宋)赵孟坚：《彝斋文编》卷四《金山顺济庙英烈钱侯碑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81册第362、363页。
(150)(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一《祠祀一》，第3998页。
(151)(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九《经籍考二十六》，第5727页。
(152)(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一五《拟祭海神英烈忠亮李公(德裕)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0年版，第1159册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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