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家经典体系经历了由四经、六经、七经而至九经、十三经的历史形成过程。就内涵来说，我们可以说六经皆史，六经皆文，六经皆道，六经皆治。儒家经典不仅记载了上古的历史，也启迪了后世的智慧，揭示了人类社会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有的命题具有超时代意义，因此对后世影响深远，始终是中华思想智慧的源头活水。“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文化基因和基本走向，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源头和魂魄所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从经典与经学开始。

同学们好！我们又见面了，很高兴！

去年9月，我们游学曲阜时，曾在“尼山大讲堂”讲过相关话题，当时由于是大会发言，没有展开。现在作为“面向世界的儒学”的第五讲，可以多讲一点。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优秀的民族和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都有自己的经典和圣人。圣人是具有德行高尚、知识丰富、预见能力强的人格，他们是先知先觉、精神导师；“经典”是指具有根源性、典范性、权威性和经久不衰价值的文献，经典是全智全能、智慧源泉。经典或者是经过历史淘汰优胜出来被证明是“最有价值的”文献，或者是某个民族、某个专业最精粹最精髓的作品;或者是一个时期最具代表性、最完美的成果。“经典”的历史选择尤其偏爱那些具有重大原创性、历史奠基性的著作。

经过历史的长期演绎、融化和创新，经典就成了后世历史的根、文化的源和民族的魂，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文明再造的精神食粮和心灵家园。认识经典的内容和价值，研习和传承好文化经典，是一个民族实现文化传承、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重要途径。熟读和阐释经典，是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研究其他一切学术传承创新、进入化境的方便门径。

宣传和阐释好本民族经典，还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流对话的重要实力和特有资源，更是这个民族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宝贵财富和靓丽名片。

本次讲座共分四个方面，第一是何谓“经典”，讲讲经典的本义以及世界各民族的主要经典；第二是儒家经典的体系（因为儒家经典范式在整个传承过程中是不断体系化，不断形成，不断演化的）；第三，经典的内涵，即哪些是经典最基本的内容；第四讲经典当代价值，即这些古老的经典对当下有什么作用，是否已经过时，能否需要转化，是否具有现代性。以上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作出回答。

一、何谓“经典”？

从汉字本身意义上讲，古时的“经典”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经典的意义是十分相关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通过字形解释，认为“经，织纵丝也”；那么“纬”呢？“纬，织衡丝也”。凡从“巠”的字都有主干、主轴的意思，“经”字从“丝”这个偏旁，形旁与声旁合起来的意义是织布时候从头拉到底的经线。刘熙的《释名》从语音角度解释文字，认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径即干道的意思。“常”是长久不变、永恒不衰的意思。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宣扬一种长久的、伟大的真理，具有两个特征：贯穿古今和具有永恒性、涵盖包容性。先秦时期有根本的经典，后又发展到各个行业的经典，《管子》有“四经”“经言”，《墨子》有“经说”，《国语》有“兵经”，医家有“医经”，术数家有“星经”。这些都是各个领域、各个专业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根源性的文献。

“典”，《说文解字》释曰：“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册是用竹简工整装帧，摆在几案上，尊藏起来。《说文解字》又引庄都说：“典，大册也。”汉代根据文本的不同内容和地位，典册的长短形制是不一样的。经典、法典等重要文献是二尺四寸，《论语》“谦半之”是一尺二寸，《孝经》八寸“又谦焉”。在古代，最珍贵的文献是用长简进行书写。在当今的考古发掘中是有印证的。现在保留历史上的“典”有《尚书》的《尧典》《舜典》。《周书》周公训告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后在甲骨文中发现“册”字，也证明当时有简册这样的书。《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汉人解释说：“三坟”是三皇时期的书，“五典”是五帝时期的书，“八索”是八卦之书，“九丘”是九州之书，这说明除了“经”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文献“典”，后来就将“经典”连言，用来指称儒家经过孔子整理的文献。

《汉书·孙宝传》：“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召公在外听闻流言，说周公执政将“不利于成王”，故周、召“犹有不相悦”，这件事按历史直笔实录的方式记录在经典中，但是并不影响周公、召公的形象。《后汉书·邓皇后纪》：“六岁能史书（周太史籀所作文字），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邓皇后幼年时读儒家经典，此时“经典”连言。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是对经典著作的文字、读音、异义、异体字做出系统的梳理。被陆德明解释的经典有五经与《孝经》《论语》，以及《老子》《庄子》《尔雅》等。在陆德明心中，“经典”包括了老庄之作，是受魏晋六朝的玄学影响。此后，各家对经典的说辞不一，儒家讲经典是孔子删定、围绕六经形成的文献，道家、佛教同样有自己的经典。

我们总结经典在文化史、学术史上的作用。从人类发展史上来看，经典是文明的门槛，它包括生产、生活、技术、制度、习惯、风俗。经过经典打造，人类进入了系统的文明状态。经典是学术文化的源头，它记录了哲学、宗教、教育、价值观、管理方法等；经典是道德的教条，它包括伦理、道德、理想、追求、人己关系、物我关系；经典是价值的尺度，它包括是非、美丑、对错、得失、利弊等权衡和判断；经典是行为的准绳，它包括规范、礼仪、举止、修养、言谈等教诲；经典是精神的家园，它是一种高雅的产品，包括艺术、博雅、情趣、境界和梦想等，把人引向向善、向上、向好的追求，可以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和规划目标；经典是信仰的鸿宝，它包括了终极关怀、临终关怀、现实关怀；经典是民族的灵魂，所谓民族，是文化的符号，要保持民族的存在感，一定要注重经典里的智慧结晶、历史沉淀、美好象征、最后裁判；经典是历史传承的根脉，是学术文化的源头，是民族精神的魂魄，总之，经典是民族的根、源、魂。

在人类世界范围内，经典不仅存在于中国，还存在其他民族和地区，如古希腊、古印度、阿拉伯世界、基督教世界。西方世界的经典《圣经》，又称《新旧约全书》。“旧约”是犹太教主要经籍《塔纳赫》，从传说中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时开始撰写，直到耶稣降生前大约500年完成，前后经历约1000年左右。古代犹太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之所以经历了磨难还没有消失，就是因为经典的存在，教给他们信仰与价值，合力与团结，坚强的生存。《圣经》文献包括史书、传奇、律法、诗歌、论述、书函等，内容包括历史、哲学、文学、信仰、道德、礼仪等，记录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起源及早期的发展，也为以色列民族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被认为具有神的启示和旨意，被奉为教义和神学的根本依据。

在古印度，《薄伽梵歌》《奥义书》和《吠陀经》合称为“印度三大圣典”。《吠陀经》是婆罗门和现代印度教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经典。“吠陀”是知识和启示的意思。《吠陀经》为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它们是几个世纪里所涌现的众多印度教哲学流派的灵感源泉，是被印度教徒尊奉为表达了恒定不变的自我，依其业行可以在肉体之间转移思想的第一批文献典籍。《奥义书》，原指“坐近来”，义含师、徒对坐秘密传授之意，也被称为秘密书、哲学书，内容丰富，思想幽玄，有108部，中译有《五十奥义书》。《奥义书》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汇集了韦檀多时代（前7—前6世纪）的许多派别的思想，记述了古代印度的祭祀活动和修行生活，反映着当时的种姓阶级制度以及教育文化、民间风俗等种种社会生活，同时，还着重探讨了人生与宇宙的根源和关系。《薄伽梵歌》是印度教圣经之一，为古今印度社会中家喻户晓的梵文宗教诗。此诗原为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第六篇中的一部分，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400年之间，对印度思想界有莫大影响，而且是近世印度思想家的精神支柱。佛教经典是受古经典的影响产生的一套体系。以上经典就是古印度灭而不亡的原因。

在古希腊，《荷马史诗》，作于公元前8世纪，由两部长篇《伊利亚特》《奥德赛》组成，主题是特洛伊战争，也是古代希腊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制时的社会史、风俗史，具有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的价值。《荷马史诗》虽是人类童年的艺术创作，在思想上、艺术上不免带有局限，但却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有超时代的价值，肯定了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与中世纪以神为本，形成鲜明的对照。欧洲文艺复兴便是受古希腊经典的影响。

阿拉伯的《古兰经》。据载，公元610年伊斯兰历9月（斋月）夜，安拉命天使向穆罕默德开始传达古兰启示，直至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中止。《古兰经》是阿拉伯有史以来第一部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文化典籍，是安拉神圣的预言，是真主传达给人类的永久性法典，是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最高准则，是伊斯兰教法的渊源和立法的首要依据，是穆斯林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和道德行为的准绳，也是伊斯兰教各学科和各派别学说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阿拉伯世界是邦国林立、互不统摄的，自从有了《古兰经》，就把广大领域中不同部落、不同民族用统一语言、统一信仰、统一的文学形式进行整合，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遍布亚、非、欧。

中国佛教的经典。有禅宗七经、净土五经、密宗经以及多种版本的《大藏经》。汉语系统的《大藏经》，在北宋开宝年间，成都刻印了13万片。藏传佛教、蒙古文、满文中也有《大藏经》。道家则有《道藏》《续道藏》。

以上事例说明，是经典记录了特定民族的历史，启迪了各自民族的智慧，规范了各个地区的文化，影响了各自信众的思维，凝聚了教民的族群，再造了信众世界的文明。经典就是所属民族的文明范式和行动指南。在近代社会，也是这些经典，伴随着资本的流动、主人的脚步，甚至坚船与利炮、胡萝卜与大棒，走遍世界每个角落，最终征服了欧洲、美洲、澳洲、中亚、南亚和非洲。可以说，正是这些经典，不仅拯救了经典创造者自己，也征服了经典接受者的世界。相反，假如一个民族没有经典，即使在历史上强盛一时，地跨欧亚非，如日中天，也会逐渐衰微，例如早先的奥斯曼帝国和蒙古帝国。只有将经济、武力和经典结合起来，才会构筑永久的共同体。

二、儒家经典体系

随着文化的复兴，中华经典中出现了“泛经典”现象。童蒙经典有《孝经》《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等。中级经典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高级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以及汇集在《儒藏》中三藏二十四目中的其他典籍。文学经典有《文选》《文萃》《古文观止》《三百首》等。史学经典有前四史、两鉴、十通等。子学经典有《老子》《庄子》《墨子》《列子》《管子》《晏子》《商君书》《韩非子》等。这些书目作为整个的大文化，可以统称为经典。

经典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开始只有儒家孔子修订的六经称为经典，后来六经有关的传与记称为经，子书《孟子》也称为经。文学、史学著作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被称为经典，但是从历史的先后顺序、影响力、对中华文化的传递来说，无法与儒家经典相比。值得注意的是，“经典”有核心、一围、二围、三围等。

儒家经典体系本身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最早的是四经：《诗》《书》《礼》《乐》，甚至当时还不带“经”字，只是一个泛称。在《管子·内言·戒》中：“泽其四经而诵学。”唐人注：“四经，谓《诗》《书》《礼》《乐》。”《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乐正要负责四种技艺、专业的教导，来培养人才，这种教学是分阶层地位的。从周代以来形成了这四种教化和四种书。孔子在四经的基础上扩展成“六经”。《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其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又《天下》：“古之道术”“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前者四经是官学中传授，后来的六经是孔子私学时所授。《史记》说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作《春秋》”。即孔子因《诗》《书》散乱，重新编订《诗》《书》；礼坏乐崩，又修起《礼》《乐》；又作《易传》以解释《周易》；根据鲁国史书作《春秋》，表达其价值观，形成“六经”，又称“六艺”。这些是儒家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孔子对六经进行整理、解释，形成了系统的思想理论，又运用这些书籍教育学生，拥有传授群体。之前只有“儒”这一官职，但是没有成“家”，有了经典、理论、群体才能形成“家”与“派”。

在六经的基础上整合出现“七经”“九经”“十三经”。汉景帝时期，蜀地郡守文翁推崇儒学。《三国志》秦宓曰：“文翁遣相如（张叔）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七经是《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在中央教学的是专经加上《论语》《孝经》。这个体系对蜀学的形成影响很大。史书记载蜀中学人学习七经，中原的大儒只是兼通五经，如贾逵、许慎。东汉以后，七经概念也为中原接受。《后汉书》引七家后汉书：“赵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又傅咸有《七经诗》，隋樊深有《七经义纲》《七经论》。成都新出土东汉《裴君碑》：“孔修畔学，恢兴七艺。”皆其证也。

在唐代，儒家经典的总体印象是九部经典，时人于是呼群经为“九经”，并以“九经”一名概指群经。《旧唐书·柳仲郢传》说郢曾手钞“《九经》《三史》”；又《儒学传上》载谷那律“淹识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儒学传下》说韦表微“著《九经师授谱》”；《王友贞传》称友贞“读《九经》，皆百遍”等。所谓“九经”皆群经。《唐会要》：“贞元二年七月，秘书监刘太真上言：‘请择儒者详校《九经》于秘书省’。”也是如此。又太和七年，其年十二月，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159卷，《字样》49卷。九经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

五代时期，成都有前蜀、后蜀两个政权，相对安定，重视文教。唐中后期开始，蜀地就发明推广雕版印刷术，出版业发达。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石经，后来形成的《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春秋穀梁》《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十三经体系，即肇始于此。赵希弁《读书附志》：“以上石室十三经，该孟昶时所镌。”儒家十三经从此开始。宋儒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选出形成《四书》，以为士子读经初阶；行有余力则学习《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五经。

经典的规模：《周易》字数24  207字；《尚书》25  800字（去古文为17  925）字；《毛诗》39  224字；《周礼》45  806字；《仪礼》56  115字；《礼记》99  020字；《左传》196  845字（春秋经18  000）字；《公羊》44  075字；《穀梁》41  512字；《论语》13  700字；《孝经》1  800字；《尔雅》13  113字；《孟子》34  685字。专经“十三经”共635  902字；普经“四书”53  706字（其中《大学》1  753字、《中庸》3  568字）。王艮学派主张，将“常典”《大学》《孝经》《论语》读懂，就能理解儒家的主要意义。《大学》将古代读书人的目标与阶梯划定。《孝经》相传是孔子所作，是统领六经的纲领性文献，包含“五孝”各个阶层。《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汇编，反映了六经的精神和儒家重要的概念。故马一浮先生提出“六艺之道，散在《论语》，总在《孝经》”。

三、儒家经典的“内涵”

首先“六经皆史”。经典记录了民族的历史。《庄子·天运》载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此以六经为先王时期的历史。又《庄子·天下》说，“古之道术”，“其明而在历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见经典具有研究历史的价值。

我们要了解我国固有的文化，明了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渊源，便不得不知道所谓“经”的大要，便不能不知道历史上“经学”的概貌。我们想了解从尧舜以来的中国上古历史各个方面，除了依据这几部经书而外，在考古学尚未发达的过去几乎没有任何途径可走。即或是考古学已经有相当成就的今天，这几部经书也是考古学家认识考古资料、解决古史迷团的弥足珍贵的史料。司马迁的《史记》就算不全部是六经的翻版，至少其中的五帝、夏、商、周本纪之本于《尚书》，东周以下《世家》《列传》之本于《春秋左传》，也是毫无问题的。即使我们不去改写中国上古史，要读懂《史记》也得对六经有所了解。况且六经中的《春秋左传》在历史编纂学上，也是中国史学的开山经典呢！

自隋朝王通始，至于晚清以来，学人畅谈“六经皆史”，而以章学诚集其大成。不过我觉得王阳明也讲得不错！《王文成公全书》卷一：“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金景芳先生《经学与史学》一文论证更全面，认为经学可以帮助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解决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分期问题。例如《礼记·礼运》中阐述大同和小康的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近代民俗学研究资料显示，实际上是中国上古历史原始共产主义和奴隶社会及其分界的真实写照。

第二，解决中国奴隶社会内部的阶段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实际上是在周平王东迁之际划了一个分界线。东迁以前，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期；东迁以后，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期。礼乐征伐代表最高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是由天子来掌握还是由诸侯来掌握，恰恰反映中国奴隶社会是在上升时期还是在走下坡路。孔子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内部分段的依据。关于夏、商、周三代文化特征的不同之点，我们也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是孔子研究了夏、殷、周三代社会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精辟概括。有的哲学史家笼统地说，奴隶制的哲学上层建筑是宗教哲学，实际上并不符合夏代和周代的实际。

第三， 解决宗法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宗法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来制定权力和财产继承的制度，宗法在中国奴隶社会尤为发达，被认为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三大特征之一（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而这些具体资料都大量保存于儒家经典之中，如《仪礼》《礼记》等。如什么是祖、祢、不祧之宗、大宗、小宗、别子、宗子，都在儒经中有具体的运用和说明。在古代是否熟知宗法制，还是维护权力、财富平稳移交，维护家族内部稳定的重要保证。又如《史记·梁孝王世家》载，窦太后对景帝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将以孝王为寄。”当时景帝不得其解，袁盎说：“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这依据在哪里？即在儒经之中，《礼记·表记》：“母道亲而不尊，父道尊而不亲。”所谓殷道亲亲，即是重母统，兄终弟及；所谓周道尊尊，即重父统，父死子继。汉景帝运用周道的尊尊成功地捍卫了权力向儿子景帝的移交。

第四， 解决“井田”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井田制与宗法制一样，都是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的必然现象。宗法制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社会向完全以地区团体为基础过渡的中间环节，井田制度也是土地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的中间环节。否定井田制的存在，就是否定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井田制度的具体情形，即较完整地保留在《孟子》《周礼》之中。《孟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即是形象说明。

第五，解决中国哲学史中“天”的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许多“天”的概念，如天子、天道、天命、天讨、天罚等，究竟怎样理解？成了如何撰写中国哲学史上的关键问题。金老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尚书·尧典》中大谈“钦若昊天”，孔子称赞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讲的就是尧法天制历的故事。《论语》又尧传位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舜传禹时，也重复了这句话。这些记载说明是尧首先则天制历，而尧、舜、禹相传的法宝不是别的，乃是法天而制的历法。应该说，关于天的认识，以尧时代最早。那么，中华民族是最早将天作为一个客观的自然体进行认识、效法，指导生产生活的一个民族。关于“天”的概念，最早就是天象，所谓天道就是天体运行之道，所谓天子就是能够法天制历的“长子”，所谓天命，实际就是天道的必然趋势，天讨、天罚不过是违背自然运行规律而遭到的大自然报复。这样解释，中国哲学史其实是一部崇尚自然的历史。

第六，解决中国古代官制、礼制、兵制、学制等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经学讨论的内容非常广泛，且多属于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有官制、礼制、兵制、学制等等。有的甚至事关人类进化史问题，如《礼记·昏义》：“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又《郊特牲》：“男女有别，然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所谓“礼义”即是阶级关系，阶级关系的确立是伴随着个体婚制的确立而实现的。这是历史学经过若干年发展之后，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现后，才得以证实的，恩格斯说：“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儒家经典对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婚姻形态的揭示，是非常真实的，也是非常精辟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除了儒家文献外，其他文献没有这样揭示过。

其次六经皆文。至于六经对于文学的价值，人们不必多加思考就可以举出《诗经》来，其实非仅此也，其他五经对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有言：“论、说、解、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移、檄，则《春秋》为其根。”故其讨论文学创作的专著《文心雕龙》开首几篇就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明诗》《乐府》等等。《明道》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又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明。”《颜氏家训》就认为文章出于五经。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主流文学家，无不承认六经的文学价值，也自觉地接受六经的文学影响。如唐代韩愈《进学解》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柳宗元亦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其三“六经皆道”。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不是还有诸子百家吗？干嘛非得研究经书不可呀？殊不知诸子百家也是在经典影响下产生的，前人有“诸子皆六经籍之支与流裔”之说，因为孔子以前没有全民教育，只有官方教育，无法产生诸子，只有孔子用六经教学，才能产生诸子，诸子的思想实受六经影响。若要探本溯源，明白系统，就非从研究经典入手不可了。

即使是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也非得从六经写起不可。不仅诸子百家，而且释老二教（释，这里主要指“中国佛教”），都是六经的传演与分化。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序：“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其四“六经皆治”。在汉代经学繁盛的情况下，六经的观念是执政的重要理念。当时的循吏都是以儒术和六经治理社会的。《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各种经的教化反映到士大夫的性情和民风民情中，如此之深。《史记·滑稽列传序》孔子：“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也讲了六经的治世作用。《隋书·经籍志序》甚至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只有用六经才能成就美名和事业。

经典是历史之库、大道之源、知识之府能够化民成俗，具有流传万世的永恒价值。从历史的眼光出发，我们会发现，不仅孔子以前2500年历史主要通过经典得到传承和明晰，而且后世的历史也是在经典的影响下得以运行的。

秦汉的大统一得益于《春秋》“大一统”思想，“书同文，车同轨”来自《中庸》的启示，两汉经学、历代史学得益于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和模仿，历代礼仪等制度建设受启于儒家《礼经》的典范，中华诗国风雅得益于《诗经》教化，宋明理学得益于四书的讲明，中华孝悌忠信等道德伦理得益于《孝经》的垂范，中国哲学的阴阳、五行、三才、时中、常变、经权等观念，得益于《周易》《尚书》的启迪，似此之类，不一而足。

从思想学术讲，中国是一个讲明“经学”的国度；从社会治理讲，中国是一个崇尚“文治”（以经术文饰吏事）的国度。我们无论是研究历史、文化、文字、语言、思想、学术，还是要讲明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等，都离不开经典。这样看来，六经不仅仅是一家一派的经典，六经也不会随着时移世易而失去价值。我们之于六经，只有觉悟和不觉悟、明白和不明白之分，没有过时和不过时、需要和不需要的问题。

四、“经典”的当代价值

经典适应了改善社会现实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23、25日山东讲话中认为，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成长的烦恼”，其中就包括一些社会道德严重失范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道德建设，知之不难、行之不易，重要的是要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在强调个人修身养性、注重激发公民增强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自主性、自律性的基础上，家庭、学校、单位、社会都要承担好自己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庆典上的讲话》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解决人类现实问题的十五条经验说：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大家请注意，这十五条先进经验，除了“道法自然”见于《老子》外，其他都见于儒家经典。

又比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如何增强文化自信？

首先，要坚持核心思想理念。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其次，要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第三，要传承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最后，要深入阐发文化精髓，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自哪里？来自经典。《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所举诸核心价值观念，多出自经典文献。如“修齐治平”出自《大学》；“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出自《周易》；“脚踏实地”虽是俗语，但宋儒李过注《周易》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即“所谓脚踏实地也”，可见也是《易》义之一。“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出自《左传》；“道法自然”出自《老子》；“天人合一”正式见于张载《正蒙》，但张氏明确说是“《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至于“讲仁爱”明见于《论语》“仁者爱人”；“重民本”出自《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守诚信”本于《论语》《中庸》；“崇正义”取自《论语》；“尚和合”出于《周易》《国语》；“求大同”正见《礼运》。

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梁启超对顾炎武《日知录·正始》的提炼。“精忠报国”（又作“尽忠报国”），见于《周书·颜之仪传》《宋史·岳飞传》；“从德”（又作“据德”）出于《国语》《论语》；“向善”见于《周易》；“见贤思齐”见《论语》；“孝悌忠信”见《孟子》；“礼义廉耻”见《管子》；“自强不息”见《周易》；“敬业乐群”见《礼记·学记》；“扶危济困”意蕴见于《尚书》《论语》；“见义勇为”见于《论语》；“孝老爱亲”见于《孝经》；“求同存异”见于《左传》《晏子春秋》的“和同”之辨；“和而不同”见于《论语》；“文以载道”是韩愈等人提出的创作理念；“以文化人”化用《周易》“人文化成”；“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是王维、苏轼等人的艺术造诣；“俭约自守”意蕴取于《周易》；“中和泰和”亦是出自《周易》。

可见《意见》提出的30余条值得传承发展的基本内涵，都是从经典及古文献中提炼出来的，其中除个别（道法自然等）见诸子史文献外，其余绝大多数出于儒家经典，其中又以《周易》《左传》《论语》《孟子》等文献最多。这毋宁明白告诉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精髓，其实就在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之中。

结语

儒家经典不仅记载了上古的历史，也启迪了后世的智慧，其中许多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有的命题具有超时代意义，因此对后世影响极深，始终是中华思想智慧的源头活水。经典所记载的“天道”与“天命”信仰，“阴阳”与“鬼神”关怀，“仁义”与“礼乐”文明，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即或是在进入科学时代的当今社会，也不无研究和吸取价值。我们可以由此寻得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泉，借以了解固有文化之最重要的部分。

“经”是经久不易之书，“典”是规范神圣的大册。“经典”具有根源性、典范性、权威性和永恒性，曾经对人类产生过深远的、定型的、启迪性影响。

作为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中华民族，其所拥有的系统全面的古老经典（比如儒家经典），在漫长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培植了中华历史的根，思想之源，信仰之魂，经典著作毋宁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源头和魂魄所在。经典是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承载、文化典型，或者是文明范式、智慧启迪，具有源头活水、精神家园的价值，体现了信仰体系和价值标准。

我们提倡文化自信，这些经典记忆是首先应该被唤醒的；我们提倡学术创新，对经典进行新的阐释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提倡文化交流，中华经典的积极意义和普遍价值更应该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宣传。比如，如果讲好中华经典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观念，就可以与国际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很好接轨；讲“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有助于消除国家对立、文明冲突和民族敌视；讲好“诗书礼乐”，就可以为构建文明社会、和谐世界提供范本；讲好何为“小康”社会、“大同”理想，就会为实现世界大同、人类和平贡献力量；讲好“孝悌忠信”“爱老敬亲”，就会为改善老龄社会的代际矛盾、生命冷漠现象提供参考。

虽然我们现在不必像科举时代那样去死读经书，明经进士，以博取科名，也不必皓首穷经，撰写八股，为圣人立言，但是“经”和“经学”的精髓依旧活在民族精神中，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今天，我们要唤醒它，宣扬它，推广它，所以要把经与经学讲清楚。因为我们的历史在经典中，我们的思想在经典中，我们的知识体系在经典中，我们的灵魂也在经典中。不了解经典，就不足以了解中华历史文化；不了解经典，就不能很好地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受经学影响，了解经学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裨益。因此张之洞《书目答问》示人读书法说：“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经学是治理其他学术的一个基础、本领、钥匙、快刀。曾经钱学森和温家宝对话，谈到中国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当下很难培养出类似民国时期的大师？大师要有经典著作、系统理论、高尚人格和广泛的亲和力，其思想还不过时，影响一代又一代。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师幼年时学习经学，无论是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例如哲学大师冯友兰、张岱年，史学大师金景芳、顾颉刚，都对经学著作非常熟悉。只有这样，治其他学术才能得心应手。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经典+”的模式，经典+西方学术则成为西学大师，经典+现代科学则成现代科学大师，经典+哲学则为哲学大师，经典+史学则为史学大师……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对经学和经典要有足够的修养，成为“经学+”的大师。

此文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 “面向世界的儒学”讲堂第五讲的演讲内容整理。

《国际儒学》2023年第1期

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