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梳理柯勒律治浪漫主义神学之“创世论”，认为：神学家及诗人柯勒律治既继承了基督教神学传统，又对世界及进程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在他看来，上帝出于爱创造了世界，却又如同一个“疯狂的演奏家”，“完美地演奏了所有悲剧的声音”，上帝能够创造奇迹拯救人于一时一事，却又很难让人避免一次次陷入困境的命运，由此，柯勒律治对上帝所创造的，人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提出了质疑，并因此而成为了既定事物的伟大质疑者。

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主张，上帝是绝对自主和完美无缺的。上帝出于“爱”，为了“施恩”，为了彰显其“荣耀”，凭着其自由意志创造了世界。基督教的神人关系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创造”（creation）和“神佑”（providence）这两个概念上，它表示：基督教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既是“创世主”又是“救世主”，上帝对人类的最高护佑体现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在十字架上的献身救赎人类。柯勒律治既继承了基督教神学传统，又对世界及其进程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在他的作品之中，贯穿着上帝与人合一的主题。在柯勒律治看来，上帝在出于“爱”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如同一个“疯狂的演奏家”，“完美地演奏了所有悲剧的声音”，使人置身于被“爱”所遗弃的无助无望的境地，上帝或许能够创造奇迹拯救人于一时一事，却又很难让人避免一次次陷入困境的命运，由此，柯勒律治对上帝所创造，人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提出了置疑。以此为出发点，则可梳理柯勒律治浪漫主义神学之创世论。

一、受苦受难的圣者：创世的动力源自永不歇息的爱

柯勒律治浪漫主义神学思想语境中的创世者，是充满了人性的上帝，“上帝与人合一”，“神人一体”的主题贯穿于其作品始终。而充满了人性的上帝，又是饱经磨难，满怀忧伤的上帝，这样的一位上帝的创世的动力，源自“永不歇息的爱”。柯勒律治写于1796年的抒情长诗《宗教的沉思》（Religious Musing,1796）[1]较为典型地表达了这一点。在这首诗中，创世的上帝首先被描绘为“受苦受难的圣者（the scourged Saint ）”[2]， “忧愁的”、“受迫害的善良人”（Man of Woes, the oppressed good man）[3]，“逆来顺受的救主(meek Saviour)”[4]，以及“哭泣着的善良人（the weeping good man）[5]。

诗的开篇，这样描述了创世的上帝的出场：

……伴随着唱诗班的歌唱，我似乎看见了

天堂里的人们正在高唱那赞美和平的颂歌

歌声回荡在伯利恒的原野上（Bethlehem’s fields ）!

而你的光芒比所有预示着你的诞生的

天使之光都更加夺目，你呀，忧愁的人（Man of Woes）！

被鄙视的加利利人！那伟大的f

隐者（只有依靠象征才能为人所见）

带着受迫害的善良人的容颜焕发出的

奇特而超脱的光芒，

却忽略了其自身也是一位受苦受难的圣者

（第4-13行）

上帝在“歌舞升平”中显现， 其光芒比所有预示着其诞生的“天使之光都更加夺目”，  场景也是肃穆庄严的，一切似乎都符合大众对“创世者”的心理期待。可是诗人同时又指出，创世的上帝也是一位“忧愁的”、“被鄙视的”、“受迫害”的、“受苦受难的善良人”。这样的强调，使上帝的人性得以彰显；如此的彰显又促使我们思考：“全知、全能、全在”的圣者，因何而“受苦受难”？所要“超脱”的又是什么呢？柯勒律治神学思想中的上帝的出场，显然在创世伊始就为矛盾与悖论埋下了伏笔。

接下来，诗人告诉我们：世间的万事万物，“每一样都实实在在地折射出了创世的父的光”。因此，构成那“尚未创造出来的崇高的美的”不是树丛草地、不是海洋岛屿、甚至不是布满群星的苍穹和至高无上的太阳，而是“谦卑的救世主创世的父”。[6] 而这样的一种“崇高的美”，又是在生命在痛苦至极，由“物极必反”而透露出的一种精神自由的感受，因而夹带了“恐惧”。接下来，我们看见：

……在这令人恐惧的时刻

你的受侮辱的痛苦着而又带着双翼的祈祷者，在大天使们的竖琴

的伴奏下，唱起祈求恩惠的赞美诗！

当全能者在他的宝座前听见了这歌声

狂喜中的天堂就充满神性的光芒！

天堂里的赞歌暂时停了下来；地狱在那一瞬间

也闭住了正打哈欠的嘴。

（第22-28行）

 这里，那“受侮辱的痛苦着而又带着双翼的祈祷者”，显然是指“神的旨意的传达者”诗人，诗人在这恐惧的时刻，在痛苦之中，伴随着“崇高的美”，进入了世界，在大天使们的竖琴的伴奏下，以唱赞美诗的方式代表着人类向神“祈求恩惠”。而当“全能者”听见了那歌声，“狂喜中的天堂就充满神性的光芒”。在这神性光芒的照耀之下，“天堂里的赞歌暂时停了下来”，“地狱在那一瞬间，也闭住了正打哈欠的嘴。”于是，在创世之初的一种诗意的混沌状态中，以天堂与地狱为象征的世界，一瞬间出现了浑然一体的静谧，这神奇的静谧，向我们昭示：

创世者所爱者，在受造时即被赋予了能力

无所畏惧：在他们的生活空间里没有恐惧。

因为他们在基督的面前是神圣物

永远的敬神者，尽管地球也和地狱相联；

（第64-67行）

于是，我们明白，任何生命，无论高贵还是卑微，都有属于其自身的权力和尊严。因为“创世者”的爱，使他们“在受造时即被赋予了能力”，这能力使他们“无所畏惧”。从这样的角度，我们认为：这样的描述与歌颂是对人之尊严的强调与维护。这样的强调与维护，使我们能够看见早已在《圣经》中萌芽的“人权思想”的光芒，“因为耶稣强调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无限宝贵的。”[7]每一个人的生命，无论其遭遇到了什么，陷入了怎样的困境，都应当受到尊重，都应当加以珍惜。

 这里，“创世者”赋予其“所爱者”的力，应当是柯勒律治为了廓清人与动物的区别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三位一体的力”（a new triad of forces），柯勒律治以这样的一种概念代替了谢林（Schelling）等自然哲学论者所提出的有机自然界的最高的生命所具有的力，——感受性（Sensibility）。这三种力是：1）自我发现（the self-finding）；2）自我保留(the self-retaining and)；3）自我追寻(the self-seeking powers)[8]。而人所具有的这三种基本的能力（“primary Energies”）又是上帝创世时的“三重行动”（God’s “three fold-Act” of creation）的反映，这从一个方面证明：

圣灵依照其自身的形象创造了人的灵魂，并且如果圣灵具有全能的影响力（an omnipresent Influence），那么他对人的灵魂的作为就应能促使其自身与神的作为类似的良知的复苏。[9]

柯勒律治在接下来的诗中，描述了以“天堂”彰显其身的圣灵对人的作为：

一只充满了渴望的手抓住了神的祭坛，

忧虑，眼中流露着惊惧、面容愤怒、脸色苍白的可怜人，

显然在逃避恶魔们狂热的追捕，

绝望中发出了求救的大喊。天堂很快唤醒了他心灵的力量

他的心灵于是烟消云散，一片宁静。

他的面容恢复了安详；一种温柔而又肃穆的祝福

充溢在了他的目光——他饱含祝福的目光在眺望：

他整个身心都闪烁着信仰之光！

于是，呼救的呐喊转变成了对神义无返顾的敬畏，

灵魂在一瞬间庄严的肃静，使他所经历的可怕的一切，

全都变得柔和宜人……

（第68—78行）

那正“在逃避恶魔们狂热的追捕”的“脸色苍白的可怜人”，是人世间的“凡夫俗子”的象征，他在绝望中呼救，显然五内俱焚，撕心裂肺，接近崩溃的边缘。此时，以“天堂”彰显其身的圣灵“唤醒了他心灵的力量”。柯勒律治通过这样的描述，能够使读者感到：充满了人性的上帝，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基督教信仰所提倡的神的爱，那“恒久忍耐”、“仁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无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而又“永不止息”[10]的爱，对于人之生命的关照，是多么不可或缺。

在爱的阳光雨露滋润下的人，重新焕发了活力，“整个身心都闪烁着信仰之光”，呼救的呐喊，于是转变成了“对神义无反顾的敬畏”，满怀敬畏之心回应神之爱的人于是“也将不死”：

永不歇息地爱着的救主，

因为你的永存！我们也将不死，

这一切，而这一切，又是你在慈悲中造就。

（第193-198行）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根据柯勒律治对世界及进程的看法：人是从有机生命的最底层进化成为‘万物的灵长’的，有机生命中的低级力量总是从“高级力量那里获得智慧，因此生命中的最高智慧原本潜在于其最低层次的原始混沌状态之中。”[11]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有序的世界，在这个有序的世界之中，事物有其自身的规律，事物与事物间处于确定的关系中，具有一个等级的系列。精神的东西高于物质的东西，粗糙的物质处于最低等级，植物和动物在其上，具有心灵的人在地上居首要地位。诗人是在神与“凡夫俗子”之间传达信息的使者，上帝创世的动力来自“永不歇息的爱”，使上帝与诗人、与人世间的“凡夫俗子”息息相关，得以沟通的也是“永不歇息的爱”。世间万事万物之中，“如今常存的有这三样：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12]而 “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爱的群体，创造的原意就是为了与世界分享他的爱并期望世界以爱来回应他。”[13] 也就是说，“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一种爱的交流的生命，因此他能以一种‘爱的自由’去选择创造世界。”[14]“受苦受难的圣者”创世的动力，来自于“永不歇息的爱”。而人只有在满怀敬畏地回应圣者之爱，同时也深沉地热爱圣者所创造的一切的时候，才能够“把自己的灵性彰显出来，使其光被世界，让整个世界罩上一个虔敬的、富有柔情的、充满韵味的光环。” [15]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也才能够摆脱那种没有情感的冷冰冰的金属环境，“诗意地栖居”。

二、孤独的枣树鲜花盛开：因爱而生却又被爱遗忘

柯勒律治神学思想中的“爱”既包括“圣爱”（Agape，爱佳泊），也包括凡夫俗子之间的“爱”（Eros，爱乐实）。也就是说，既包括上帝之爱，以及基督徒之间的爱，也包括以夫妻之爱为人伦之本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亦泛指两性之间的爱慕。同时，这“爱”又并不只局限于两性之间的爱情，也包括来自父母家人及朋友的爱。

首先，我们知道：孤独的小小孩呼唤母亲的意象，曾经在柯勒律治的诗歌中反复出现：

孤独的，夜晚，一个小小孩

在一个那样寂静那样荒凉的野外——

他的身边有朋友，有慈爱的母亲吗？[16]

由这样的意象，我们读出：柯勒律治的上帝，是慈爱的母亲的象征，同时也蕴涵了女性的阴柔之美，孤独的小小孩对母亲的呼唤，比喻的是人对上帝的寻找，但人的寻觅又不仅如此，柯勒律治对此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1805年，柯勒律治在其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在地中海地区游历、反省时，在意大利一位友人家的花园里，写下了《孤独的枣树鲜花盛开，一首挽歌》（The Blossoming of the Solitary Date-Tree, A Lament）这样一首诗。在这首诗歌的开篇，柯勒律治告诉读者，一直记得自己从希伯来作家所写的寓言，抑或是犹太博士传统的教义里读过的这样一则故事：

当我们的始祖站在怒火中烧的创世者前，那最后审判的话语还回响在亚当的耳边，诡计多端而又虚情假意的蛇，与生俱来的伪君子（a counterfeit）和野心家（a usurper），自以为是地以辩护者和协调人的角色自居，假惺惺地为亚当说情：“哦，至高无上的主！就其公平性来说，事情不应照此办理！因为那男人之犯错是受了女人的引诱，因此男人的错处最小。如此，不如让那女人回到尘土，让亚当留在你这天堂之中。”那至高无上的圣者（the word of the Most High）这样回答撒旦（Satan）：“对邪恶者的怜悯是一种残酷。我背信弃义的朋友！如你一样的带罪者，也可以让你拥有人的心，感受人的灵魂对其伴侣的呼唤，你也应该受到你此时正试图说服我让男人免去的那样的审判。[17]

由此，我们知道，创世之初，人的灵魂是有伴侣的。如同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心房分为左右两室，人的灵魂也是有伴侣的。只不过这伴侣游离于这人的形体之外，是适合自己的那一个异性。因此，无论是男人对女人还是女人对男人的呼唤，都是人的灵魂对能够与其产生共鸣的伴侣的呼唤。人若得到这样能够声应气求、心心相印的伴侣，其丰富细腻的感情就能够有所依托，尘土之中的生活也能够如鱼得水，琴瑟和谐，甘之若饴。反之，人的呼唤若得不到应答，人就将不得不忍受生命残缺的痛苦。所以，那“至高无上的圣者”才说，可以让蛇这样的“带罪者”，也拥有人的心，感受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失魂落魄时那刻骨铭心却难以排遣的痛苦。

接下来，柯勒律治又指出，这首诗之所以题为“孤独的枣树鲜花盛开”，是因为友人曾告诉他“在林奈，一位植物学家（Linnaeus Swedish botanist）的花园里，曾经有一株枣树，年年鲜花盛开，却始终不结果实，直到有一天从百里之外伸过来另一棵枣树枝，嫁接于此，这棵树才开始结果。”[18]由此，我们又知道：即便草木，也需要伴侣，不然也要接受虽鲜花盛开却无果而终的悲剧结局。诗中的第一段是对诗人在意大利所得到的一种有生以来最令人感到愉悦的体验的赞颂，诗人认为这是大自然所赐予的最美好的礼物，这一段描述向我们展示着诗人诗性的“自我”：

想象；荣誉的翅膀；

自由地融入那永不止息的唱诗班的合唱；

科学与歌唱；渺小事物中使人振奋的光；

如同精神抖擞的孩子带给人希望；

田野，森林，古代的山峦，还有海洋和天空，

伴随着这天地间的合唱——哦，或许我应该

为我心中由这不解的尘缘所产生的怨恨之罪而自责，

或者，干脆叫我终极吝啬鬼！哦，不！不！

是她的博大，她的充溢，

那尚未完成的博大与充溢，使我如此不得安宁！[19]

（第47-56行）

而接下来的第二段，其意境氛围、思想内容与第一段形成反差，这是孤独地漫游着的诗人之“自我”的写照，——没有了根底，如同遭遇流放，游离了阿斯拉（Asra）的爱情，却又总是在幻觉之中听见她的声音：

尽管从不曾在心底品尝高兴的滋味，

此刻却有愉悦之情悄然光临

如同瞎眼的流浪汉，从刚开始的梦中醒来，

在孤独的篷帐之中，我聆听你的声音。

亲爱的！这不是你；缺少你的韵味你的神采！

那么，就让这泡末般的幻影融入懒散的空气。

焦虑不安之中，我无望地为你祝福。[20]

（第57-63行）

以上两段诗歌所展示的梦幻般的愉悦和突如其来的沮丧，是神思恍惚的柯勒律治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和思想活动的真实写照。他发狂似地繁忙，又不可思议地被动。行踪不定，四处游历，内心深处却又十分孤独，实实在在如同被流放于孤岛的人。

这首诗，以这样的问句结尾：

为何我因爱而生却又遭到爱的遗弃？[21]

之后，“为何我因爱而生却又遭到爱的遗弃？”这样的柯勒律治式的直逼人心的提问，在其诗歌作品中又曾反复出现，持续数年。[22]而这其中所表现的不同侧面的“自我”，一方面向我们勾勒了人性的多元，构成存在意义上人性的复杂、生动和变化；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这样的悖论：上帝因爱而创造了人类，因此人类的“爱”（和“友谊”）的最高形式，就是最后以人对上帝的爱为基础的“神交”。然而，与上帝“神交”的人，也会被上帝有意无意地遗忘，甚至抛弃。而这样的观点，又是对西方世界，自16世纪起，就一直在诗歌和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的或柏拉图式的”关于爱的理论的一种挑战和置疑。

三、“疯狂的演奏家”：完美地演奏所有悲剧的乐章

完美地演奏了所有悲剧之乐章的“疯狂的演奏家”，是柯勒律治的“创世者”形象的又一个侧面。柯勒律治在其写于1802年的一天夜里的自由体无韵诗《惘赋：一首颂歌》（Dejection：An Ode）[23]中，阐释了这一思想。

这是一首写给诗人当时倾心爱慕的少女贺琴生（Sara Hutchinson）的诗，当时诗人已有家室。这首诗首次发表于1802年10月4日《晨报》（Morning Post），而这一天也是诗人与自己的夫人傅立克（Sara Fricker）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有研究者认为，柯勒律治在这首诗中展示了自己对内心情感的艰难控制过程和对自己的灵魂的剖析及自白[24]，由此表达了对人之与生俱来的尊严的强调和维护。

那一个夜晚，诗人在经历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的内心煎熬，那是：

一种缺少剧痛，空虚、黑暗，以及阴郁的悲哀，

一种令人窒息、昏睡，没有热情的悲哀，

找不到自然的倾泄渠道，得不到安慰，

无论是语言，还是叹息，亦或是眼泪——

（第21—24行）[25]

诗人的心里郁积了难以排遣的苦闷，他由此觉得人性受到了极度压抑，精神几近崩溃。他于是仰天长啸：

我的亲情消失，

而这又将如何弥补

如何驱散我胸口这令人窒息的沉重的郁闷？[26]

（第39—41行）

这样的“天问”，虽然是平易直白的语言，却有着振聋发聩的血泪滋味。稍加思考，不难悟出这样的道理：人的一生之中，总会经历种种改变，但有些因素是很难改变的，血缘、亲情关系是这些因素中最难改变的因素之一，因为这样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格养成，以及人性之所以成其为人性的基础。一个人，无论其如何向往远行，如何或兴致勃勃或无可奈何地“到处流浪”，他最后的回归之处或“心向往之”的地方，也都是故乡和家庭。家庭是人心中的港湾和圣殿，即便是一个冥顽不灵的人，也会知道要衣锦还乡，而不是锦衣夜行或锦衣招摇四方；一个人，无论多么不慕虚荣，在面对荣誉的时候，也不会忘记把光环放大到与家人分享。而家人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认知，又往往会比社会对其的认可更为重要。所以，无论世风如何“日下”，夫妻鹣鲽情深，白头偕老都是人间最美的风景；无论人心如何“不古”，“光宗耀祖”都将是一种积极的人性驱动，而不会成为过时的狭隘伦理。可此时的柯勒律治，丧失了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与妻子及家人之间建立起的亲情，又与心中爱慕着的少女可望不可及，同时也对上天所赋予的诗歌才能产生了怀疑。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心灵的呼唤在他的心中左冲右突，使他不得安宁，对自身才能的怀疑使他感到了茫然。他因此而在精神上深深地陷入了困境，无可奈何地承受着压在胸口的，那“令人窒息的沉重的郁闷”的折磨。

毫无遮拦地展示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境并坦露其深陷其中的矛盾和痛苦。这样的剖析与自白犹如战士手中的利刃，割开某种冠冕堂皇的外衣，努力把生存中最深隐的痛楚和无奈展露给人们看，使读者的视线与思考不由自主地由社会道德伦理的层面进入了人性的深层，由此展示了一个有思想自觉，有人性自由与人格独立的追求，但也因此深处痛苦的旋涡之中，在个人理想、社会公德以及人性发展的自然规律的冲突之中苦苦挣扎着的男性诗人的灵魂，由此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无奈，且心理发展轨迹令人信服。这样的人，尽管我们在身边不容易发现，却又何尝不能透过他们洞察社会，看到他们牺牲着“自我”，包容着时代呢？

接下来，诗人进一步展现了其在内心冲突、思想痛苦之中“上下而求索”的心路历程：

于是，毒蛇般的思想，盘踞在我的心中，

现实是一场黑暗的梦！

我离开你，转而倾听风，

那咆哮了许久却被忽视的风。那一声痛苦的尖叫

是在受尽长期折磨之后，

由琴弦拨出！……，[27]

（第94-99行）

在这一段诗中，那“毒蛇般盘踞在心中的思想”是作者内心隐秘之存在的象征。痛苦到了极致的时候，为了缓解过于沉重的内心世界所担负的巨大精神压力，使自己不至于被压垮，诗人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外在的大自然，转向了那“在屋外最激烈地咆哮着的风”， “那咆哮了许久却被忽视的风。”

屋外那风中的一切，是外在之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替身，诗人在这其中发现：

赤裸的岩石，山顶的湖泊，亦或是那枯萎的树

以及那片松林那砍柴人随意乱扔的泥盆瓦罐

还有那很久以来，已成为女巫的家的孤独的房屋，

在我看来，都可以成为适合于你弹拨的乐器，

疯狂的演奏家！在这个充满了疾风骤雨，

有着深棕色的花园、探头探脑的花朵的月份里，

在比冬季里冷漠的歌唱更为惨淡的花儿，朵儿，

以及怯生生的叶儿中间，制造出了魔鬼的圣诞。

你这演员，完美地演奏了所有悲剧的声音！

你这伟大的诗人，发狂般地勇敢！

那一切在向你述说着什么？

那是一群在路上冲锋陷阵的天使军，

带着被蹂躏的男人的哀号，带着醒目的伤——[28]

……(第100-112行)

显然，柯勒律治所转而面对的这“风中的一切”是神性发生了变化的一切，是人性灼伤后的一切，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的家园，曾经身为牧师的诗人柯勒律治同样面临着灵魂归依的问题。而他笔下之“风中的一切”，也都承载着“忧伤的记忆”，那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枝一叶都关乎着大自然与人类的生死纠缠与生命情感。柯勒律治这样的表述和思绪也将我们的目光由对诗人之自白与自我剖析的精神考察及道德判断引入了对大自然的关注：那无处不在的“风”，那在“比冬季里冷漠的歌唱更为惨淡的花儿，朵儿，以及怯生生的叶儿中间，制造出了魔鬼的圣诞”，“完美地演奏了所有悲剧的声音”的“演员”，那“带着醒目的伤冲锋陷阵”的“天使军”的文学意象，使我们油然想起“神”的创世，“神”在大自然中的显现，以及神以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9]于是，我们明白：“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原是为了使他们管理天地之间的一切。因此，人乃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如此，“神”才会“看着一切所造都甚好。”[30]

但天地间总有不测之风云，人也难免“命运多舛”，遭遇旦夕祸福。那赤裸的山岩的褶皱之中，山顶湖泊的波纹里，亦或是在那深棕色的花园里，在那怯生生地探头探脑的花儿、朵儿身后的枯枝败叶下，以及那片松林那砍柴人随意乱扔的泥盆瓦罐里，那很久以来已经成为女巫的家的孤独的房屋的屋檐墙根下，都折叠着沧桑的故事辛酸的歌，潜藏在阳光照耀不到的阴影中……。由此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诗人柯勒律治看来：神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同时，也“制造出了魔鬼的圣诞”，“完美地演奏了所有悲剧的声音”。这里，柯勒律治流露出了对“神”的绝对公平、绝对正义的怀疑，这是一般因为遭受无端的痛苦、折磨，甚至死亡的威胁而变得不再相信“天理”或“上苍”的人大都曾经有过的思想经历。

然而，以“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人，终归不仅具有高贵的理性，无穷的力量，端庄的仪表和举止，更具有与生俱来的尊严。因此，即便受尽长期折磨，忍无可忍之时，那“一声痛苦的尖叫”，也要优雅而曼妙地“由琴弦拨出”；即便“带着被蹂躏的男人的哀号，带着醒目的伤，”也依然充满了正义感依然神圣，依然是“一群在路上冲锋陷阵的天使军”。这里所说的“路”，是人之精神旅途中的朝圣之路，是人为了摆脱其在精神的异己世界中孤立无援的状态所义无返顾地踏上的精神上的返乡之路。这样的表达体现了柯勒律治清明的理性与顽强的意志，但理性的清明与意志的坚强不能排除感情的沉痛，在讴歌人的“理性”与“意志”的时候，柯勒律治虽然保持了哲学家的冷静，也流露出了难以克制的哀伤，并且，如同天下所有的孩子在最痛苦无助的时候处于人之天性通常所做的那样，发出了对母亲的呼唤：

他们既疼得哀号，又冷得发抖！

但请安静！有一个最深沉的寂静中的停顿！

于是由那冲锋陷阵的人群所发出的——

那夹杂着哀号与震颤发抖的一切声音，全都过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传说，一个不那么嘹亮那么深沉的传说！

一个不那么令人恐惧

同时还带着喜悦的传说，

如奥特威[31]所创作的那惹人爱怜的场景，

一个年幼的孩子

置身于孤独的旷野，

离家并不远，但她却迷了路：

她在低声抽泣着，满腹辛酸、悲哀与恐惧，

她大声尖叫着，希望妈妈能够听见。[32]

（第113-125行）

这“惹人爱怜的场景”，这样满腹辛酸的呼唤，虽然来自遥远的话语，记载的是他乡的故事，表达的却是天地之间无所归依的人，对其所共同向往的精神家园的寻觅与依恋。因而能够使我们感到亲切，并在心底引起共鸣，唤起“自我”的生命回味。

综上所述，在柯勒律治看来，人是世界及进程之中的最最精华的部分，“圣者”的受苦受难，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身，是为了人；“永不歇息地爱着的救主”所爱的对象是人，被“完美地演奏”的“所有悲剧乐章”之中的主角也是人。然而，这最为精华的部分却也是不完全的。因此，柯勒律治一直致力于阐明一种拥有独立存在不可分割之核心部分的“存有”之间的参与关系及其价值和活力，这些“存有”可以通过彼此，寻求“完全”。这种“完全”体现于“存有”之间的关系的多元本质。这种多元性又常常表现为一种并存、张力或悖论：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虚拟与现实。这种“完全”的另一个侧面是认同感，亦即亲和力。它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真实性”，仿佛“关系”之中的体现其“存有”的人物就在眼前，事物就在身边。每一参与者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尽相同却必定极其巨大的认同感。无论是智者还是笨伯，无论是寻求生命的价值、精神的归宿的人，抑或是潜心于文字、结构与象征的人，还是仅仅满足于事情发展的过程和浮光掠影的人，都能各得其所。柯勒律治的这样一种追求折射了他幻想与现实交织的精神世界，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理想与矛盾。

柯勒律治的思维逻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公认的观念：人世间的生活，不过是不断在杂乱与秩序之间的游移；人的思维，也不过是悖论与逻辑的交织，宛如希腊神话中的日神与酒神，日神教你收敛，酒神让你张扬；日神让你固守，酒神教你创造；日神让你服从规则，酒神让你制造例外。世界及进程，仿佛就是这互相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双方的不断较量和更迭。柯勒律治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表达引人深思：这其中的意义是什么？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柯勒律治成为了“既定事物的伟大置疑人。”[33]

本辑学刊出版于2008年秋季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2024

参考文献：

[1]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Complete Poems, ed. William Keach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97), 107-17.

[2] 参见柯勒律治的诗歌《宗教的沉思》，第13行。

[3] 前引诗，第8、第11行。

[4] 前引诗，第22行。

[5] 前引诗，第86行。

[6] 以上描述参见《宗教的沉思》，第14-22行。

[7] [奥] 雷立伯：《圣经的语言和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另参天主教思高本《圣经·玛窦福音》18：5-14。

[8] Raimonda Modiano, Coleridge and the Concept of Natur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5), 202.

[9] Earnest Leslie Griggs, ed.,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2 (Oxford: Claren Press, 1956), 1199.

[10]《新约·哥林多前书》13：4-8。

[11] Earnest Leslie Griggs, ed.,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6, 598.

[12]《新约·哥林多前书》13：13。

[13] [加] 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2页。

[14] 同上。

[15] 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第31页。

[16] 参见柯勒律治的诗歌《该隐的漫游》。

[17] Coleridge, The Complete Poems, 344.

[18] Ibid., 344.

[19] Ibid., 345.

[20] Ibid., 345.

[21] Ibid., 346.

[22] Coleridge, Selected Poems, ed. Richard Holmes (NY: Harper-Collins, 1996), 243.

[23] Coleridge, The Complete Poems, 309-10.

[24] Herbert Read, The Forms of Things Unknown: Essays Towards an Aesthetic Philosophy (London: Oxford Press,1969), 124-40.

[25] Coleridge, The Complete Poems, 308.

[26] 同上。

[27] Coleridge, The Complete Poems, 309-10.

[28] Coleridge, The Complete Poems, 310.

[29] 《创世纪》1：26-28。

[31] 托马斯·奥特威（Thomas Otway， 1652—1685），英国十七世纪著有多部悲剧的作家。

[32] Coleridge, The Complete Poems, 309-10.

[33] [英]约翰·穆勒：《论边沁与柯勒律治》，余廷明译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