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未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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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与未来中国

发布时间: 2011/2/10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苏露锋

关键词：宗教中国现代化

苏露锋

[内容提要] 宗教信仰的普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宗教信仰传统。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重建信仰，关键是要在对中国当前主流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充分发掘和大力弘扬含有宗教性和现代性双重价值的本土文化的同时，创造性地吸纳含有宗教性和现代性双重价值的的西方文化。

关键词：宗教信仰；民族精神；中国现代化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呈显性状态，而且有日益恶化之势。有人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或者停滞。政治体制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民众心灵之舟无所依托，精神大厦无以支撑，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而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和普世性的全民宗教，没有形成足以支撑民族精神大厦的宗教信仰。这与宗教发达的西方国家及其它一些东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演进到现在，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潮流，但宗教不但没有衰微，而且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功能。掌握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当代中国精英，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普遍性和必要性应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一、宗教存在与人类性灵

宗教存在有其长期性和普遍性，这是由它产生的根源，人类的认识能力，以及人类的性灵决定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某种反映，它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的神灵，认为神灵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神灵预先安排好了的，人的行为只能顺从神的意志。在人类孩童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极不发达，人们对自身生活以及他们同自然界的现象无法解释，出现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进而产生了图腾崇拜，这是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进入不平等社会以后，除了自然力量以外，社会力量产生了作用，以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造成的巨大苦难和绝望，形成盲目的异己力量对人们的支配，这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人类社会演进到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思想认识水平，还远未达到足以消除宗教根源的程度。目前，人们对大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并没有从“自然王国”进入“必然王国”，从微观到宏观，从生命的起源到宇宙的浩瀚，大量未知世界的奥妙尚待进一步探索。大自然的破坏力依然存在，例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等天灾，人类还不能够有效地掌握和控制。人们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社会上经常存在失业、破产、离婚、意外事故等问题。这些自然和社会现象，很可能使人产生错觉，将之归之于命运或某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为宗教的现实存在提供了客观基础。

目前，世界人口约60亿人，各种宗教信徒就达48亿。[1]传统宗教仍在发展，新兴宗教不断出现。21世纪，世界宗教信徒人数将会持续稳定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和物质非常丰富的西方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基督教信徒占总人口的83%，[2]宗教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43位总统中有39位是基督教教会成员，其余4位也与教会关系密切。几乎每位总统在就职的典礼上都要手抚《圣经》宣誓；在作公开演讲时，他们常会说的一句话是“愿上帝保佑美国”。[3]美国基督教在结婚、离婚、人工堕胎、儿童劳动、社会保险、教育等问题，法庭、监狱、军队中的宗教活动，书刊检查、广播和电视等方面，直接享有一定的管辖权。牧师深入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例如，美国军队中大多都有牧师，他们从军队部门领取薪金，享有军官的权利。[4]除了美国，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宗教信徒也大都占各国总人数的绝大多数：英国占87%，法国占96%，德国占65%，澳大利亚占75%。即使是被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70余年的俄罗斯，其宗教信徒仍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剧变前的东欧国家波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中设有军中教堂、军中神父，总政治部还设有副部级的随军总神父一职。[5]

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很多探索自然奥秘的著名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据医学家盖洛普氏调查，过去300年300位著名科学家中，其中因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计外，其余263位科学家中信神者有242人，占总数的92%。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巨擘，如法拉地、伏特、欧姆、安培、爱迪生等。达尔文早年倡导进化论而被奉为进化论的开山师，但他晚年却翻然悔悟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前苏联推崇备至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牛顿是经典物理学的奠基大师，然而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却用于神学的探讨，他视科学为余事，不过是要证明神造物之功的伟大而已。因创立相对论对现代物理学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爱因斯坦，也是信神的，他说：“ 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琐细小事上显示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在我的心灵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智能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构成我们对神的信念。”

宇宙是无限的，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无论今后科技发展到怎样高的水平，都不可能解释和解决人类遇到的自然界的所有难题。同时，无论人类历史演进到怎样高的阶段，不平等和不公正等社会问题总会存在。但是，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对宇宙真理、终极价值的追寻和理想天国的憧憬。科学发展的相对性和局限性，社会矛盾的永在性，以及人类的永不满足的天性，是宗教存在长期性和普遍性的深层条件。

二、宗教信仰与民族精神

宗教的存在不仅有长期性和普遍性，而且还有必要性。因为宗教有巨大的、其它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宗教和科学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两种基本力量。这是在洞察历史和社会真相后作出的科学论断。宗教和科学之于人类社会，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如果说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性物质力量，那么宗教就是人类图存和民族求发展的主要精神支柱。宗教的社会功能和它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支柱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净化个体灵魂. 古人云：“人心惟危。”人性是多变的，人很难把握自己。把金钱、地位、名誉视着人生的根基和目标，都是不可靠的，捉摸不定的。只有找到“道”，才有做人的根基和目标。“道”是一种超乎理性之外的东西。宗教的对象具有超念性，是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它所探求的是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归宿，它既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既超在又内在的神秘存在对人非常重要。人有了这种宗教上的终极关怀，就不会把此世的金钱、地位、名誉当作人生的根基和目标。不再患得患失，被世俗的功名利禄牵着鼻子走。有了宗教信仰以后，心灵之舟不再四处飘泊，它已经有了一个依托。有了一个彼岸的追求，此岸才显得有意义。

各种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总结和提炼了相当成熟和丰富的修行技巧，这些符合心理学规律并且远远超出世俗心理学水平的修行技巧的恰当使用，可以帮助修行者抵御种种诱惑。例如，洗礼、皈依等入教仪式可以帮助信众形成告别过去，重获新生，使灵魂得到净化。每天定时诵读经典，宗教经典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修行人的内心状态，逐渐地清除低俗平庸的心理意识。肃穆的宗教仪式，使人升起神圣感，可以超越平常生活中的低俗的功利境界。每天定时的修行功课，使得信众能够认真地从事修行。超度可以帮助信众获得死亡的宁静，消除对于死亡的恐惧。默祷、静坐、冥想等能够帮助修行者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生理上的调适。忏悔、反省可以帮助信众改过迁善，或保持一种神圣的奉献精神。例如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具有宗教情怀和宗教精神而著称于世。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苦难与罪孽之中，然而他们的天性之中却保留着受难、忏悔、博爱与救赎的精神。

二是提升社会道德。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秩序的两大基本工具。法律对社会的规范作用是以国家机器作为后盾；而社会道德的维系，基本上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内心约束力。道德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内心约束力的大小。成熟的宗教几乎都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如佛教的“五戒”、“十善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伊斯兰教的孝敬父母、乐于施舍、救孤贫助等。[6]同时，宗教把道德抬高为宗教的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为道德准则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又被神以道德诫命的形式强加于整个社会体系，被说成是一切人的行为之当与不当、德于不德、善于不善的普遍准则。相比于一般的世俗道德，建立在信仰基石上的宗教道德的内心约束力则强大的多，也有效得多。

各种宗教都主张死后人的生命并未结束断灭，死后生命的状况是由生前的道德行为所决定的，做善事升天堂，做恶事下地狱，存在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等等。这样可以避免现实生活中违反道德而得利，遵守道德而利益受损的困境。各种宗教正是通过唤醒人们对于生死问题的觉悟，来帮助人们达到对于道德意识的高度自觉的。宗教告诉信众，此岸世界、今世生命并非是实在的全部内容，从而可以帮助信众从对短暂而狭隘的今生功名利禄的贪欲中超脱出来，努力实现道德的完善。

宗教的道德功能在东南亚文莱人身上得到鲜明的体现。在文莱，处处都能感到一种友善，而这种友善是发自内心的，除了制造和谐和快乐外，没有别的目的。特别是每年在文莱马来人最隆重的节日开斋节的头三天，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任何人都可以来家作客，即使是陌生人，也要请吃正餐。每逢开斋节，皇宫对平民百姓开放三天，任何人都可以排队进去与国家元首握手，每位客人都受到招待。文莱人性情如此平和、友善与宗教密不可分。文莱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向来讨厌暴力，爱好和平，讲究奉献。[7]

三是凝聚民众人心. 世界民族发展史有力地证明，宗教对凝聚民众人心、提高民族凝聚力有着巨大的作用。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共同的宗教信仰。犹太教的宗教理念，诸如一神教义、人神“契约观”、先知精神和社会正义等，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荣格式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铸就具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同时，民族精神通过《圣经》、《塔木德》等宗教经典，以及浸透宗教理念的民族成员生活习俗，一代接一代传承下来，长盛不衰。正是宗教信仰造就的民族精神，使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顽强地生存下来。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城，这个民族从此开始了“名亡实存”的流亡历程。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遭到欧洲各国统治者的驱逐、迫害和杀戮，尤其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但犹太文明不但没有失落，反而奇迹般以其独特的魅力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8]

许多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发现，印度历史上饱经劫难，数千年中几乎没有形成过长期有效的中央极权统治，但除了近代的人为分治外，这个国家却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究其原因，以印度教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以及与之相一致的信仰认同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是一个充满神话的国度，历史常常被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加以述说，这些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话故事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至今，宗教在印度社会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印度2001年有99、57%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其中印度教徒占82、41%。[9]

波兰以信仰天主教为主，人口中天主教徒占80%。天主教是波兰民族的灵魂，历史上在抵抗外族人入侵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到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兰人抗击瑞典人入侵的组织核心；克拉科多大教堂则曾是抵抗蒙古人的堡垒。在纳粹的占领下，波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为反法西斯斗争而牺牲者多达三分之一，大大超过全民族的死亡率。[10]

三、信仰缺失与历史局限

相比于一些宗教发达的国家，宗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则非常有限，但中国并不缺少宗教资源。除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早在2世纪就形成外，外来宗教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佛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前后传入中国，公元4世纪后开始流行，逐渐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大约在7世纪中叶，到了元代开始兴盛起来。天主教自公元7世纪逐渐传入中国；基督教（新教）于19世纪传入中国。但不管那种宗教都未在中国大众化、普世化。这其中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及主流理论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短视，人为地限制了宗教的发展。

在外来宗教还未传入、本土宗教尚未形成的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开始了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2000多年的长期统治，儒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儒家学说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世俗哲学，它否定超越主义的拯救。“道不远人”、“天人合一”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本着此种精神，儒家反对形上与形下、灵与肉、入间与出世、此岸与彼岸间的割裂与分离，总是小心翼翼的使超越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保持一种相即不离的关系。这种把现实存在混同于超越理想本身的态度，使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评判失去了超越的尺度和依据。《道德经》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其中“道”是终极意义上的超越性理念。“仁”、“义”、“礼”、“忠”、“信”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和其极力推崇的，但这些大多仅仅停留在世俗伦理的层面。如果世俗伦理没有“道”的支撑，社会就会容易陷入的绝对功利主义的泥坑。而“道”正是作为世俗哲学（政治哲学和世俗伦理）的儒家学说所缺少的。而且，儒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其它文化特别是法家权术和兵家谋略等实用文化的长期浸染，慢慢丧失了始初的理想主义价值，甚至在许多时候沦为纯粹的思想统治工具，即所谓的“外儒内法”、“儒表法里”。

儒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恃其历代统治者的推重和已演变成社会政治学说及伦理学说基础的优势，对道学、佛学及其它宗教基础理论基本上处于压制的姿态。自从道教产生，佛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儒学对它们的进攻就没有停止过。历史上有名的“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灭佛”事件，就都有儒臣在背后的参与谋划。在明朝灭亡前夕，随着基督教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对基督教采取坚决对抗和批判的态度。抨击教士们宣扬的“神权至上”论，是破坏儒家君权独尊的法则，“谋为不轨，破坏伦常”。而对基督教反对崇拜上帝以外的偶像，声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则斥之为违背“忠君”、“孝道”，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正统派不仅在文字上批驳声讨，还在万历四十年（1616）促成“南京教案”，迫令西方教士回归本国，基督教的活动受到打击和限制。

由于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的怂恿和挑拨，也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考虑，大多数统治者对宗教一般采取钳制甚至打击的态度。一是屠杀信徒，毁经除教。如魏太武帝在“长安事件”中对僧人就采取了斩尽杀绝的办法，手段极其残忍。573年，周武帝下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11]二是限制出家人数，禁止私度，规定出家条件。从北宋到清朝，全国僧道尼冠总数通常控制50万以下。三是限制建立寺院宫观，这抑制了佛道二教的发展，特别是在那些原先没有佛、道教传播的地区，没有寺院宫观，就使佛、道教难以立足和传播。四是限制信徒集会、出游、言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宗教与普通百姓的联系，失去了很多传播和发展宗教的机会。[12]

“五四”时期，作为宗教信仰的替代物——儒家学说土崩瓦解，在信仰领域出现了一大片真空，正是中国发展宗教较好历史时期。然而，“五四”启蒙先驱们在打破束缚中国人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把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来的时候，却忽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外国传教与列强侵华相联系而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及“中体西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思想禁锢，使“五四”先驱们对基督教怀有戒心和偏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就总体而言，对于宗教始而关注讨论，继而排击反对，终而冷漠鄙夷。[13]致使中国错过了构建宗教信仰的大好机会。此后虽然也有这样的机会，但或多或少因为以上同样的原因，以及执政者和主流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一一错过。

宗教在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也有宗教自身的原因。佛教是外来宗教，这与以华夏为中心的传统心理直接抵触，所谓“夷夏之争”在佛教传入初期和发展过程中都起了阻碍作用。另外，语言障碍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且其经典是具有相当的民族性，这给它的汉化造成不小的困难。道教虽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但它也有自己的缺点。道教以传统的原始宗教、道家理论、方士神仙说、民间巫术等为源头。它来源复杂，系统理论的形成格外困难。方士神仙说、民间巫术在士大夫中间长期以来就名声不佳，这不利道教的传播。此外，道教产生于社会下层，这使它的理论长时间处于低级状态。再者，道教在发展的初期，没有积极地争取世俗政权的支持，而过早图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这势必引起统治者的忌恨、打压。这是宗教发展最为忌讳的。

由于以上等诸方面的原因，不管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未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占居主流文化地位、在民众中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儒家学说，由于本身形而上的缺陷和日益世俗化，而不具有宗教性。中华民族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却没有大众化、全民性的宗教信仰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遗憾。但这不仅仅是历史遗憾，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现在。

四、信仰危机与当前困境

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目前中国正处于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了全面的、深刻的信仰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所作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信仰的”只占28、10%。目前中国信仰危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宗教极不发达。中国目前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佛教和道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据官方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14]这只是13亿人口的极少部分。许多人对宗教文化一无所知，甚至许多信徒对宗教知识也是一知半解。

二是信仰替代物的坍塌。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共产主义一直是作为民众的信仰替代物而存在。但共产主义在中国原本仅是一个政党意识形态。作为政党，共产党仅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政治组织，其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社会意识的普遍性。随着这一政党取得国家政权，政党由社会性的位移为国家性的，政党意识形态随之成为国家化的意识形态。执政党凭着掌控的国家权力资源将其政党意识形态全民化、神圣化，泛化为全民式的社会信仰。这种信仰支撑下的社会伦理生活的正当性论证，最终由政党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来承担。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社会伦理秩序就会出现失序。近十余年来，政党对其意识形态的不断修改，使政党国家负担的社会伦理的证据资源出现亏空。[15]特别是随着共产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失败（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向市场社会转轨），中国奉行半多个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丧失了真理的依据。同时，意识形态修改过程中掺入的异质成份（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而言）——市场主义虽然带来了较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精神痛苦，甚至带来了精神极度虚无的空前灾难。而且，主流话语所极力宣传的价值观和理想图景，与社会真实状况出现严重悖离，意识形态因而丧失了价值的依据。

大众化宗教信仰的匮乏，以及信仰的替代物——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失落，造成了自1949年以来迄今为止最完全、最彻底的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直接导致了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层面的秩序危机。

一是权力寻租愈演愈烈。据统计，近5年来的反腐中倒下的人数已超过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总和。“三大战役”中，我军阵亡46993人，5年来在腐败中倒下的人数（若以开除党籍为政治生命结束）137711人，是“三大战役”的近三倍。[16]党员干部的腐败除了制度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人对信仰替代物----共产主义的动摇、模糊、淡漠或失落，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媒体提出的“59岁现象”，已成了官员晚节不保的代名词。从信仰危机的角度看，它实质是党员干部在对前途失去信心之后转而寻求自己的“后路”。大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留有余地了。”北京电子动力公司原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被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手时及早作经济准备。”另外，信仰危机还直接导致享乐主义。因为信仰危机必然指向精神空虚，而享乐主义则往往是精神空虚者空虚精神的填充物。享乐主义使一些官员大肆贪污受贿，攫取物质财富外，也使得他们价值观颠覆、道德沦丧，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兽欲。这是大多数腐败者总养有几个情妇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信仰危机还使一些官员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根本性变异。象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这样的高官居然变成了“佛家弟子”。他为求升迁，求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说他有三步高升，他就信以为真。他不仅皈依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17]但丛福奎并不是真正的虔诚的佛教徒，其拜佛的动机只是为了升官发财，这与佛教的摒弃一切欲念、主张众生平等的理念和宗旨背道而驰。

二是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信仰危机对我国目前社会道德伦理的影响更是直接性的、灾难性的：社会正义感正在丧失，歹徒满街追杀弱女竟无一人挺身而出；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空壳奶粉”造成的“大头娃”触目惊心；社会道德沦丧，**成了许多娱乐场所服务的“应有之义”；生活中谎言假话连篇，前不久电影《手机》引发了对信任危机的空前关注；暴力事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因信仰危机而导致精神空虚，迷茫虚无，甚至悲观绝望的大学生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是盲目追求感官刺激，就是以吸毒来麻醉自我，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不归路……社会道德滑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生死问题的遗忘甚至是故意掩盖，从而导致享乐主义、极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和行为极度泛滥。心中没有信仰，没有敬畏对象和价值标准，人们便为所欲为。信仰的危机，直接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与对策研究”课题组发表文章认为，信仰危机和信心不足是在心态方面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18]

三是迷信活动盛行。由于信仰的缺失，致使社会上许多人沉迷于迷信活动。2004年2月15日发生在浙江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的特大火灾，[19]就是当地村民集聚在一草棚内从事迷信活动，失火引起草棚丹塌燃烧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40人。惨剧发生后，政府拆除、取缔或封停了当地的所有非法庙宇。事实上，当地政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小庙小庵的取缔。但原来被拆除的迷信活动场所又逐渐恢复。直到一年前，镇政府和村委还下令把土庙拆了。但这不仅丝毫没有动摇一些村民的信念，反而使他们空前团结，共同集资，在原址上重新盖起了极其简陋的草棚土庙，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仅仅是在原土庙基础上搭建起来的草棚，就成了村民们灵魂的的安栖之所，这暴露出他们精神世界的严重空虚和信仰领域的高度荒漠化。2003年“非典”期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竟用烧香、放鞭炮的方式“驱邪”防“非典”，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安徽、湖南、云南、江苏、陕西、天津、广西、湖北等10余个省（市）。有的甚至还相信“灾害说”、“末世论”。这种面临危机和灾难表现出来的荒唐举动，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人的愚昧和无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信仰的严重缺失。

沉迷于迷信活动的不仅仅有普通老百姓，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官员大修“活人墓”，迷信“风水”、算命已不是什么新闻。有的甚至还把迷信活动组织化、规模化，譬如山西交口县主要领导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在县委大院埋“镇邪物”，并带领数十党政干部前去跪拜；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卫生局局长率领全体干部职工为办公大楼搬迁作“法事”；湖南双峰县法院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用公款请“法师”为一坠楼身亡的法警“驱鬼怯邪”，“超度亡灵”。[20]

但迷信与宗教有本质的区别。与宗教巨大的积极的社会功能相比，迷信更多的时候只是迷信职业者骗取钱财、坑害百姓的工具，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而且，迷信对人类历史和文化也无任何积极作用。

四是“**功”趁虚而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影响最大之事莫过于“**功”事件。短短几年，“**功”竟然发展到需要中央政府动员专政工具与全部新闻媒体的力量出面平定此事。尤其令人不能轻视的是，在”**功“的信众当中，除了普通老百姓外，竟然有党政军干部，甚至还有不少科学家、大学教师等文化层次很高的人。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信仰的缺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许多人练“**功”，是当前的信仰危机使人们想寻求某种精神支柱所致。一个人做事、生活、工作，必须有一种理念作为精神支柱。不论他知识多丰富，地位多高，成就多大，他也要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也会在各种烦恼中寻求安慰，当他对自己以前的信仰产生动摇，会重新寻找精神支柱。“**功”正是利用当前信仰缺失所形成的精神空白趁虚而入的。据了解，广东省的“**功”练习者，高校占了一半。中山大学的一个学生单某，在校期间就练习“**功”，毕业后回到家乡东莞工作，不久就成为“**功”在东莞的带头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学校时，我们学生都感到非常苦闷，现在社会太黑暗，那么多腐败现象，我们感到没有什么可信的，练习“**功”才找到精神寄托。”[21]

五、信仰重建与未来中国

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遇。信仰危机为信仰重建提供了契机。正是在信仰危机中，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精神得到了自由，为重新选择、建构信仰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信仰的重建应该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是前提和核心。

现代化是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和未来发展的根本目标。国家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器用（即物质）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即政治）的现代化：第三是思想（即文化）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现代化，因为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制度选择和物质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历史学家罗荣渠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概括成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过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一类是外源的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罗荣渠同时认为，内源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基督教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下孕育起来的。晚近的外源性现代化大多数发生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是在外来的异质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撞击下激发引进的。[22]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的现代化目标和价值为主要内容。即使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亲缘关系、原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不断吸纳、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而且，它们正处在终结东亚式威权主义，走向西方化自由主义的过程之中。[23]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新教）唇齿相依、相互相成的。中国当代哲学家牟宗三认为：“我们可以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的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内在动力，为灵感源泉，始有近现代的科学与民主。”[24]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25]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发现，新教伦理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26]总而言之，以基督新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相比较而言）的根本动力，是西方国家成就现代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主要原因。

新教是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各个新宗派的统称，它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它经历过多次深层次的改革，是目前最具现代性的宗教派别之一。新教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终极关怀、平等理念、职业伦理、财富观念、禁欲主义和公益意识和谐地统一于一个信仰体系之中。它极力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人压迫人的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它的理论认为，上帝的神意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职业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令，要它为神圣的荣耀而劳动。它主张人们要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认为创造财富的劳动是维持个人与社会存在的必要的自然条件，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同时，新教反对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把奢侈品、闲谈、自负的炫耀当作禁欲主义的敌人来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又主张资本和财富积累，赞同对财产的理性和功利的使用，认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公众利益的需要。新教这些理念和主张，为使清教徒始终自觉秉持独立、勤劳、敬业、节欲、奉献、博爱的品格和精神提供了终极意义上的巨大原动力。这些“入世苦行”的品格和精神，是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既有宗教性，又最具现代性的是道教（包括道家）。其精神和理念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新教不谋而合。它是中国重建信仰必不可少的主要的精神资源之一，也必定要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独特的贡献。道教所包涵的现代性因素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与民主自由的关系密切。道教历史上一向反对压抑个性，提倡平等精神，追求社会民主与个人自由。近代提倡民主自由的改革派往往引用老子、庄子的思想理论。第二，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它的“无为而治”思想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念有相通之处。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的汉初、唐初，都是政府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新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往往与政府实行少干涉主义（无为而治）经济政策有关。第三，它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古代科学家如葛洪、张衡、李时珍等大多是信道人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而道教的贡献最大。[26]自由民主理念、市场主义和科学精神正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必备之义和主要推动力。在外来文化中，佛教里面的真精神，如普渡众生、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大乘境界，不仅符合人类终极关怀理念，也是与现代化价值取向并行不悖的。

罗荣渠认为，内源的现代化是以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带动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变革的；外源的现代化一般是社会和思想层面的变革和政治革命在前，而工业化发生在后。[28]中国属于典型的外源性现代化，其现代化的主要源头是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现代化之路从洋务运动开始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但步履艰难，收效甚微。而且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颠倒了思想现代化和物质现代化的主次和先后关系，仅仅而且一直停留在器用的浅层面，对现代化的核心——文化现代化却很少触及。一方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基督新教盲目排斥。同时，对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也没有进行充分发掘和大力弘扬。而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一惯鄙薄经济，缺乏自然科学思维，[29]这样的理念根本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信仰重建有两种情形：一是旧信仰以改变了的形式而成为新信仰形式；二是旧信仰体系整个改变成为新信仰体系。中国需要的是第二情形的信仰重建。主要是要对传统主流文化儒家学说进行根本性改造，摒弃它的专制主义毒素，使其“尊天而不法古复礼”，对现有宗教进行建设性改造，使道教“贵生而不迷信方术”，佛教“修行而不遁世出家”，大力发掘和弘扬这些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与此同时，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新教）的精神资源，培育出既能凝聚民族精神，又能推进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大众化、普世性的宗教信仰。

当然，宗教信仰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对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和意识形态偏见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尤其显得艰难和漫长。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轻言放弃，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宗教信仰，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意味着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法国作家加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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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参见于可《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3]参见胡向春《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环球时报》2004年1月30日

[5][10]参见金雁《新饿乡纪程》，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6]参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7]参见《全球最有修养的文莱人》，《信息日报》2004年3月28日

[8]参见徐新《走进希伯莱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版

[9]参见姜景奎《宗教印度面面观》，《世界博览》2002年第9期

[11]引自《二十五史·周书·武帝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