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翘

     一、引言

    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地图上原本是相对隐藏的，从“地下”的状态到“浮出水面”，北京家庭教会经历过一个转型的历程。在公开化和观念演进的过程中，家庭教会渐次在公共领域中呈现出其身份坐标，而领导层对教会身份的体认，也同时塑造着会众对宗教、政治、社会身份的理解。三者互动关系的建立，亦驱使教会及会众重新建构其身份想象。近年，学术界及教会界出现了“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知识分子家庭教会”等词汇，用作形容那些在城市中以知识分子为主、比较公开、主张与政府对话、有别于“传统教会”的家庭教会，而北京正是这一类教会最为集中之地。在上述统称背后，究竟她们在核心理念和身份定位上有多少一致性？

 

    本文选择了目前北京其中两间较有代表性的家庭教会──守望教会及福音教会──作为研究对象。两间教会同样于上世纪90年代建立，至2011年都有大约一千人聚会，牧者及会众均以知识分子、青壮年为主。而两者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教会模式上的不同，反映着领导层在核心理念上的不同。福音教会目前仍然采用“家庭聚会”的形式，分散为16个堂聚会；守望教会则从十多个团契发展到2008年正式合并为一个大堂会，直到如今仍然坚持不分散聚会。而在公开化的过程中，守望教会是自我公开化，福音教会却是被公开化。

    两间教会虽然存在着以上差异，但同样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承受不少政治压力。面对宗教与政治的张力，教会如何应对？对教会又构成什么影响？笔者分别于2009年及2011年在北京进行了田野调查，透过参与当中的教会活动，以及借着访谈及文献搜集等工作，对两间教会的实况进行深入研究。1本文将追溯两间教会的成立及发展历程，包括探讨教会的核心理念及公开化的过程，再探索会众对教会宗教、政治、社会身份的理解，从而勾勒出北京家庭教会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身份坐标。（本文以下只选了全文中第二有关守望教会部分以及第四总结部分。——编注）

 

    二、北京守望教会

 

    （一）教会的成立、发展及理念

 

    1、从成立到堂会化：走那“更宽的路”

 

    北京守望教会于1993年由金天明牧师建立。天明牧师于1989年9月信主，当时他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四年级学生。那一年，他切身感受到“六四”事件带来的震撼。他说“六四”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破碎，那种几千年来用知识报答祖国的传统理想一下子就破碎了：“知识分子的那种清高，真的无情地被践踏了。”2 信主那天，他是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他应朋友邀请去到教会，想不到第一次听诗歌就非常感动，神的爱使他贫乏的心灵得着安慰，于是他就决志信主了。1990年1月他感受到上帝呼召他作传道人，可是当时他的理想是成为博士，这也是家人对他的期望。经过一年半的挣扎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当时读研究生和在研究院工作的机会，响应上帝的呼召全职事奉。信主后他一直在“三自”缸瓦市堂里的一间朝鲜族教会聚会，那是一间独立于“三自”的教会，教会只是借用教堂的场地聚会。当天明牧师决定要做传道人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要走“三自”的路，而是要走“比她窄的路”。90年代初，家庭教会在城市中是极度边缘化的群体，但对于自己的选择，他是十分坚定的：“那时候的环境比现在更严峻，那个时候如果走传道人的路，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监狱了。但是也没有什么，反正也跟随主。既然是真理，就没有关系了。”3

1993年，天明牧师在他位于海淀区清华大学西门的家中开始了聚会，这间10平米的房子就成为了守望教会的发源地。教会于1994年搬到一处租赁的房屋，后来在1997年租下了位于海淀黄庄的一个地下室，一直到2001年教会离开地下室，开始以团契倍增的方式成长。到2005年下半年，教会已发展到12—13个团契，主日共有300人聚会，那一年教会决定转型，从团契倍增的模式转为堂会型模式。教会于是开始合并团契，首先是两个两个地合并，期间教会的聚会点首次从居民楼转移到写字楼，最后教会于2008年3月正式在华杰大厦合并为一个堂会聚会。

 

    守望教会的孙毅长老称，教会原本不是要追求大教会的模式，而是在遇到实际困难后寻求神的带领，再重新制定教会的发展方向。当教会发展到12个团契，就已经到了一个成长的瓶颈。由于每个团契都需要有负责的带领人，教会需要不断栽培新的同工。这些同工要分担带领查经、讲道、关怀等工作和处理紧急事务，而游走于各团契的牧师只能关心到同工层面，在有限的人力资源下，教会很难有力度地发展其他事工。4

 

    天明牧师亦称，当年团契倍增的速度远远比一个工人成长的速度快，到了一个地步，工人成长的速度没有人数和团契倍增的速度快。而且当资源、力量、恩赐都分散在不同团契时，教会很难开展专项事工。而把教会整合在一起，便能更有效地发挥整体教会的功用。除了这些内在因素，教会还经常要面对在居民楼聚会扰民的问题。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以及教会逐渐意识到要承担社会责任，教会决定向堂会模式转型。除了在聚会形式上作出了调整，教会治理亦走向成熟和制度化。教会成立了“治理委员会”、“同工议事会”、“会友大会”以及多个事工部门，并制订了教会纪律、章程和信约，这些都成为了成熟教会的指标。在转型期间，教会也同时走向公开化，在公共领域中浮现出其身份坐标，让社会上更多人知道守望教会的存在和信仰的意义。公开的集体聚会、出版刊物、设立网站等都成为标示教会宗教身份的途径。

 

    2、非隐藏的教会：争取公开化与合法化

 

    守望教会被视为北京、甚至整个中国教会中最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新兴家庭教会之一，其中一个原因是教会在北京开创了不少先例，包括是第一间在写字楼聚会的家庭教会，第一间向政府申请独立登记的家庭教会，以及第一间千人的家庭教会在写字楼建堂。而教会在2006年申请独立登记的行动，是教会公开化的一个里程碑。登记表明的是教会对于当下自身处境及使命的觉醒，教会意识到浮出水面的时候到了。这种意识源于教会对自身身份的理解已在发生变化。

 

    教会申请独立登记是争取合法地位的途径，是社会群体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5教会不是以宗教公民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基督教会的集体身份试图解决政教关系问题。6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这个名字，便是在2005年决定申请独立登记时开始使用的。教会意识到只有透过合法身份，才能够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守望教会不属于任何宗派，也没有一个教会传统的传承，但教会的路线倾向于改革宗的福音派，天明牧师形容教会是“摸着改革宗的墙，走福音派的路”7。因着这改革宗路线的影响，教会意识到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六四” 事件使许多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承担理想破灭，但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信仰使他们重拾一份对社会及文化的承担。教会的牧者意识到，这种承担可透过教会这个共同体表现出来，教会需要发展成为一间成熟、健全的教会，才可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认为中国教会不能再自我边缘化，而是要主动地与主流社会的其他层面进行互动，把信仰更具体地落实到其他范畴中。

 

    守望教会在实践公开化的过程中，需要作出很多突破，决定采取什么策略和途径本身已存在一定困难。这期间，教会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观，确认教会本质上“是什么”，再定下一个共同的异象。在决定申请登记的时期，教会定下了要做“山上的城”及“灯台上的灯”的异象，意思是要作不隐藏的教会，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群体的典范，照亮他人。 8这异象在教会出版的刊物和报告中也多次强调，例如天明牧师在守望教会刊物《杏花》中表明，教会需要“从神学上反思并重新定位教会在这社会中的身份角色，也认识到教会自己有责任维护或争取其在社会中的合法权益。教会是‘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教会又作为‘灯台上的灯’，必须放在灯台上照亮这个世代，这是教会在决定登记前和推动登记的整个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的自己在这社会中的角色及使命。” 9当教会面对重要的时刻，往往会在公告中重申这异象，例如在2007年11月6日的《关于两个堂会整合的报告》、2009年10月27日的《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动员报告》、2009年12月1日的《特别的经历，特别的考验，特别的感恩》、2011年3月27日的《北京守望教会11年3月告会众书》、2011年4月的《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等都有提到教会如何一直朝着这异象走到当前的阶段。

 

    因此，要确认教会在社会上的位置，教会要以宗教身份为经，政治身份为纬，这当中有一个整合的过程。一方面，教会要回到圣经里面看教会是什么，教会在社会／世界中是什么角色，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信仰群体（组织）。另一方面，教会需要透过法律途径确定教会是什么，教会没有合法的身份，便很难在社会上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不过，虽然教会的社会身份受宗教身份及政治处境所影响，但对于守望教会而言，他们的宗教身份是先行的，宗教身份认同应该超越政治、社会身份认同，即使没有合法地位，教会仍会建造一个合乎圣经的信仰群体，尽可能在公共空间中实践和表达其信仰。

 

    纵使没有登记成功，守望教会仍然不断寻求公开化和合法化。例如，教会在2008年设立了自己的网站，网站曾被北京公安网监处定性为“基督教非法组织网站”并关闭，但每次被关闭后，教会都坚持重开网站。教会的聚会地点和时间、《杏花》期刊、讲道视频或录音等都可在网上找到。笔者遇过一位从加拿大回国的姊妹，便是因为看到教会的网站而来到教会的。网站不单是守望教会信徒互相沟通的平台，也是一个向外界公开教会信息的途径。

 

     近年，守望教会也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2008年5月，北京市宗教局以奥运将近为理由，发起“基督教聚会点专项清理活动”，守望教会在5月11日被冲击。2009年，因为政府向房东施加压力，教会在10月底搬离华杰大厦，后来在公园中敬拜亦受到阻挠。教会于2009年12月以2,700万元购买的写字楼至今仍拿不到钥匙。2010年10月发生的开普敦洛桑会议事件，被拒出国的家庭教会代表中有守望教会的成员。2011年4月，教会因为再租不到室内场所的缘故决定户外敬拜。以上一连串事件，都凸显了政府与教会的紧张关系，当中仍有亟待解决的深层矛盾。这些事件有不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传媒的报道有助教会公开化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另一方面，守望教会的牧者和信徒都因为这种矛盾承受不少压力，他们个人的日常生活直接受到影响，甚至要付上政治和社会代价。对于信徒而言，目前政教关系的局面，也驱使他们思想更多教会宗教、政治、社会身份的互动关系。

 

    （二）会众的身份认同

 

    1、形构基督徒的公共身份

 

     由于家庭教会的宗教、政治、社会身份往往存在一定张力，如何协调宗教的身份与公共的身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教会传递理念和转型的过程中，信徒经历了身份体认的转变，也要适应教会外在形式上的变迁。

 

    对于教会在社会上的角色，受访的守望教会信徒一般认为虽然教会现时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社会上的声音还是很微弱，角色也很模糊，但实际上教会应该在社会上作盐作光、发挥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只停留在社会关怀的层面，而是以教会的价值观影响社会，包括对罪恶的事情发出声音，一位弟兄便认为：

可能最初是从一些社会性的、公益性的、爱心性的事业上去发挥影响力，从这方面让大家看到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从这个途径去更多地了解教会。但是教会肯定不是停留在这方面，因为教会最大的功用应该是在教会的组织意识和价值观念当中去发挥她的影响力，让大家听到这方面的声音，而不只是在电视剧里面传播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或者是某几个成功人士说应该成功化、要成功。教会应该告诉人人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人应当认识上帝，教会能够慢慢地在这方面发出她的声音，而且不止是抛出声音，而是慢慢地让这种声音在社会当中越来越起到主导性的作用。10

 

    他们认为教会同时要履行社会责任和福音使命，这是基于他们对教会本质的理解。教会同时具备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神的教会，另一方面是社会团体。而教会应该是公开的，让那些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可以认识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正如一位弟兄所说：

 

    一方面教会是神的教会、属灵的团体，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我想最重要的责任还是福音的责任和使命，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和了解福音，这也是我们要往前走、争取公开化所需要做的，这样影响力才能够更大。另外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其实也要相应地承担社会责任，不管最后是不是能达到福音的目的，我们还是要帮助社会的一些群体，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也是教会的责任。11

 

     他们认为，这种社会上的影响，除了透过教会组织整体的行动产生，信徒个人生命的见证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每个人建造好自己的属灵生命，在自己的工作、家庭岗位上做好见证，作为一个个体去影响身边的人，这本身已是对社会一个很大的贡献。这种影响是从自身的小环境开始，然后再影响整体大环境。而教会的一个责任就是做好牧养信徒的工作，这本身已是一个重大的工程，因为这对每一个信徒的属灵生命都有较高的要求，正如一位姊妹说：“教会更强地牧养到个人的属灵生命，真的能够让人站立得住，不会在这个环境当中被绊倒、不会在诱惑当中落入试探，真正每个人做好生命见证就是教会对社会一个很好的影响，并不是说教会打个旗出去喊个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是很庞大的。” 12而生命的影响，不只是道德伦理方面的影响，也包括带领其他人信主，让他们的生命也得着最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还是透过教会的见证、我们所表明的信仰的价值观念来影响人的生活，这个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如果一个人能归入到基督的教会，有一个信仰来支撑他，我想无论他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必太担心。随着教会的扩大，将来在北京会有更多的聚会地方，有更多人信主，能真正影响到他们个人的生命、家庭，我想这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13

 

    就目前中国的政教处境来说，家庭教会事实上只能够以比较个人的层面发挥影响，正如一位弟兄指出，教会“拯救这些失丧的灵魂，对这些人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梳理，从灵命上、情感上把这些人支撑起来，然后这些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家庭当中，好像小火星，作一个好员工、好丈夫、好妻子，这些零散的作用现在基本上能够及到” 14。如果有一天中国全面开放宗教，他们期望教会能够以教会的集体身份去做更多事情，其中有几位都表示特别希望在大学校园里建立团契、举办福音聚会，这类工作是目前政府控制得比较严的，老师很难公开邀请学生到教会聚会，只能透过学生邀请学生。另外，也有会众表示希望透过文字、影视、网络等途径去发挥教会的影响，并使信仰和生活联系起来。例如一位法律学者主要的负担是透过文字把学术研究和信仰的服侍结合起来：“写一些基督教信仰和法律相关的著作，和基督徒的法律学者交流能够起到彼此造就的作用，和没有信主的法律同仁交流起到福音护教的作用。” 15

 

    他们期望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和传福音，因此对于教会争取合法身份和公开化，他们都相当支持。他们认同教会要做“山上的城”，做一个不隐藏的教会：“家庭教会所谓近乎于秘密结社的方式并不是一个常态，我也不认为这种方式很好，她只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间不得已而形成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大环境越来越宽松，越来越向一个民主化的方向变化的话，家庭教会应该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间，按照法律的框架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让自己的很多事情公开于社会。”16 所以，他们也很支持教会申请独立登记，就如一位弟兄所说：

 

    首先这是来自牧师的异象，我听他分享后我心里也有感受：这么多年来家庭教会一直是在很隐蔽的地方聚会。但是我是感受到，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社会在发展，教会也同样在发展，福音真的在中国要兴起要突破，就不应该继续是这种方式，而是更公开、更勇敢地站出来，并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有她的角色，就是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受，而且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特别付出努力的。17

 

    他们认为透过法律途径去争取教会的合法权益是很正常的事。不管政府是否批准教会独立登记，教会也应该做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即使最后没有被承认，他们于神于人都是无愧的。而且，总要有一间教会先出来做这事情，不管成功与否和代价有多大。无论如何，教会总要主动争取空间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正如一位姊妹所说：“我自己是比较支持守望的登记，我觉得它是一种探索。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一方面拒绝挂在‘三自’下面是为了争取到比较纯正和自由的信仰空间，再一方面能向政府登记也是给予自己的一种保护，毕竟处在地下的状态，真正不利的是这个教会组织一些活动会受到政府的限制，所以从教会发展上来说，我们也希望以合法的途径来争取到更多的空间。” 18

 

    他们认为家庭教会并不是反对政府的群体，也不认为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反对政府的行为，如果家庭教会和政府之间有冲突，那不是信仰本身的问题，而是政府对宗教的了解或定位还没有做好。而当政府的行为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时，他们会选择依照圣经的方式处理，因为教会的首要本质是神的教会。他们看到教会的健康发展，对社会和政府都是积极的因素，因为福音有助解决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正如一位弟兄所说：

 

    首先我是觉得教会是神的教会，当初《使徒行传》中的人不让使徒们传福音，彼得也说要“顺从神，不顺从人”。政府现在把很多的聚会定为“非法聚会”，虽然神给政府权柄，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公开聚会的原因。教会的发展是对整个社会、政府非常积极的因素。社会发展中所凸显的很多问题，包括家庭、个人的问题，这个社会、包括政府并不能真正地提供解决的方法。只有在教会里面透过福音让自己的生命、包括家庭得到恢复。教会也开始更多地在社会中承担责任，包括去四川地震灾区，在北京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教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平安是非常有益处的。19

 

    2、“守望教会”的集体身份认同

 

    会众虽然很支持教会公开化，不过在教会转型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作出很多适应。包括当教会要从团契模式转换到堂会模式的时候，有些信徒最初还是很难接受，因为这对信徒之间的关系构成一定影响：“原来一直在团契里面聚会，大家在一起的关系就很近，来的人你都很熟悉。进堂会以后，一堂有两三百人，不是每个人你都认识，而且即便认识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空间给予你们交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就觉得：‘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原来不是挺好的吗？’这个阶段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后来大家慢慢都适应了。” 20

 

    教会转变的速度，本身也可能令会众感到难以适应。当教会很快要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时，会众可能在心态上仍未有足够的准备，便要跟着教会往前走，一位弟兄便表达了这种感受：

 

     确实变化得很快，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理清楚的时候，就要变换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状态了，⋯⋯有些事情确实是没有反应那么快，而且准备得也不一定总是那么好。所以，可能教会走在前面，我们的想法还在后面，跟不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适应，就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问题：如果教会越来越大的话，那这个事工应该怎样去安排比较合适呢？也会出现很多新的情况需要适应，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很难会做得好。国外会有很好的、成熟的经验，但是到国内完全搬过来其实十有八九是不能投入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制度的建立上面，会有一些没及时跟上的地方。21

 

     从个人的感受来说，这位弟兄还是喜欢教会规模小一点，不过当他考虑到教会整体见证的需要时，他还是认同教会需要作出这些转变：“没有办法都这么自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还是大的更能够有效地发挥教会的作用。” 22而且，即使转型期间有很多仍未解决的问题，教会还是要向前走的，因为教会不能只在解决问题而不发展：“不能说：因为还有问题，所以我不能往前走，那没有办法，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就是带着问题往前走，慢慢地往前走，你的问题慢慢地解决。不可能停下来不发展，我们光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停下来，人都走光了，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好。” 23

 

    换言之，当他们认同教会的异象和发展方向时，就更容易接受教会的各种转变和理解当中所引申出来的问题。而且，虽然人多的时候个体被关注的程度会相对减少，但有些信徒还是比较喜欢规模较大和公开的聚会场所，这也使他们特别认同教会的转型，就如一位姊妹所讲：

 

    任何一种发展方式都不可能总是很完美、平衡的。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这样的话教会很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个体受到的关注就会比较少，不过我自己是可以理解这点。因为一个教会她选择一个发展方向，或认定一个异象的话，她肯定要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努力，如果没有百分百地照顾到其他任何的方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从居民楼到写字楼需要一些调整，但我觉得这个调整只是一个旧的习惯被冲破，到现在到了大的一个聚会点后，也是比较喜欢。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还是比较支持这个方向。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教会做多大多强，我觉得这个不是目的，而是说，希望在北京城市的环境下争取更多的信仰自由，这个是更重要的。24

 

    在写字楼聚会，使会众感受到他们的信仰是可以更公开的，所以过程中他们对教会身份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当他们在居民楼聚会的时候，往往要担心扰民，而且由于活动空间有限，容纳人数也有限，并不容易带新人来，即使新人来了，他们也可能因为教会的隐蔽性或太拥挤而不再来。一位姊妹充分地描述了在居民楼和写字楼聚会的分别：

 

    在居民楼里聚会心理上不是太释放，就是觉得有偷偷摸摸的感觉，不是太公开。唱诗也不能大声唱，想带新人来就会担心能不能随便带新人来，比方想带同事、同学，因为环境有限、空间有限、容纳人数也有限，就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后来到写字楼里聚会相对来说公开化了，大家就觉得这信仰是可以敞开地来说。比方说，我们当时在十一层聚会，上去的时候要坐电梯，很多人会问你：“你是干嘛的呀？”我们就侃侃而谈：“欢迎你们来，十一层，我们是基督教聚会，每个星期天都做礼拜。”就这样邀请他们，变得很公开化了。25

 

    另外，一些信徒认为教会堂会化后，可以将教会的资源集结起来，使教会的事工更有力量、更专业化，教会可以做的事情更加多和更加广，这都有助于教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当守望教会在各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教会便成为一间很有代表性的家庭教会。传媒在报道中国家庭教会状况时往往会提及守望教会。2010年3月17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罕见地刊登了一则有关北京家庭教会的报道，题为 “House churches thrive in Beijing”，内容讲述近年家庭教会的积极发展，亦附有两张守望教会崇拜的照片。会众对于自己的教会能够公开上报，而且是国内重点媒体之一，他们都感到十分兴奋，并急忙把消息和网上链接告诉更多的人。当日笔者也收到守望教会一位信徒的电邮，从他那里得到这消息，他说：“今天的《中国日报》英文版居然出人意料地刊登了一篇关于北京家庭教会的文章，还附上了守望教会主日聚会的照片。弟兄姊妹都甚觉惊喜，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一消息告知更多的主内肢体分享。我想起去年你的来信及神学院众弟兄姊妹在爱心中的守望祈祷，所以也急不可待地要与你分享这篇报导。祈盼上帝在中国做更大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教会能够在社会上公开化、能够在公共空间中被承认是社会的一分子时，他们都感到是值得高兴的突破，并期望可以有更大的突破。

 

    总的来说，守望教会的会众对教会的身份认同是相当一致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会有很清晰的异象和目标，能够有效地向会众灌输合乎圣经的教会观，也能够让他们了解教会在法律框架内应有的权利。

 

    三、总结及反思

 

    在守望教会及福音教会的历史中，两者都曾经因为一些内在或外在因素而被动地发展。今天，两间教会都展望能够拓展更远大的工作，不过囿于当前政教处境的限制，教会能够在社会上发挥的功能仍然相当有限。在发展模式上，福音教会关注的是生存的问题，注重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保护日常的“家庭聚会”正常运作；守望教会关注的则是冲破现时的局面，在社会上积极争取合法的地位以及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可以说，两间教会是在采取不同的途径来“合法化”自己的身份。

 

    由于两间教会在核心理念上的不同，以及传递信息有效度的不同，两个群体的宗教、政治及社会身份认同存在不少差异。可以说，教会领袖在信徒的身份建构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福音教会并没有把教会的公共身份放在当眼的位置，守望教会却不断传递公开化的信息，故此虽然两者都属于知识分子教会，但实际上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守望教会在社会上有更可见的身份坐标，福音教会的身份坐标却相对地模糊。

 

    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国家宗教事务局2011年工作要点》强调要“加强对基督教活动的规范管理，把参加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教群众引导到经登记开放的堂点里来活动，促进基督教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 26，显示把家庭教会引入“三自” 仍然是政府的一个方向，这是贯彻了1982年《十九号文件》的政策。当然，政府多年来也默许了家庭教会的存在，不过在“维稳”的过程中仍会对个别家庭教会进行打压。福音教会强调走植堂型教会的路线，其中一个好处是比较灵活。当遇到政治压力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更换地点或采取植堂的方式解决问题；走写字楼和堂会的路线，灵活性就相对受到牵制。

 

    在中国“维稳” 的前提下，地方政府防范较大规模的教会聚会是必然的事实。如此，堂会型教会是否是目前现实处境中的一个理想？植堂型教会又是否是更符合国情的模式？现时不少北京家庭教会都在写字楼聚会，其中锡安教会也有约800人聚会，亦有自己的公开网站。虽然教会在2008年5月也受到冲击，但教会近年受到的打压明显比守望教会少。由此可见，只要教会公共身份的彰显不被视为是对政权的威胁，政府仍然会局部地容忍家庭教会的活动。但对于赋予家庭教会合法的地位，政府显然仍未有足够的信心。至少，家庭教会合法化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影响，就是对“三自” 组织构成威胁，包括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动摇。

 

    但是长远来说，政府若期望透过打压的方法“把参加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教群众引导到经登记开放的堂点里来活动”，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许多是名牌大学）、极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三自” 教会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宗教需要。正如梁家麟院长指出：“即使付出较为高昂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宁可参加瑟缩在民宅或办公室的家庭教会，也不愿意堂堂正正到巍峨宏伟的两会教堂；这个抉择，除了说明政府的开明和社会的进步外，也显示了公开教会与时代及民心脱节的严重情况。” 27

 

    就如这项研究所说明，即使教会没有合法地位，并受到政府的打压，信徒仍然坚持在家庭教会聚会，这是因为他们认定宗教身份认同超越政治、社会身份认同。就算可以迫使他们化整为零，也很难“引导”他们转投“三自”教会聚会。

 

    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适合所有教会，因为中国各个区域的不一样，城市农村的不一样，各个教会背景的不一样，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模式和策略。“聚集与分散”、“写字楼与居民楼”、“自由与逼迫”、“理想与现实”，都成为了北京家庭教会探讨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对比词语。有人安于现状，也有人极力捍卫甚至争取更多权利。守望教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已明确表示不会后退，这是基于教会有一个相当清晰和坚定的目标理想。不过，守望教会的2011年户外敬拜事件亦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愿意为这理想／异象付高昂代价的只属教会一千人中的少数。在相对平稳的时期，信徒可以在公开的写字楼自由敬拜，也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付上高昂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当遇到严峻的政治冲突时，就容易凸显群体内部的不同观点和态度。例如有部分信徒从没打算参加户外敬拜，因为他们根本不认同这做法或不愿付上任何政治和社会代价；有部分信徒虽然认同教会的决定，但他们参与了第一次之后，就不再愿意付上更多的政治和社会代价（有些第一次被抓之后已失去了工作或住所），于是便没有再参加；有部分信徒则仍然坚持每星期到户外场地，他们愿意不惜代价去争取其宗教及政治权利，这理想的追寻不一定在短期内见到果效，但他们愿意为这理想持续奋斗。从这事件亦可看到，即使有些信徒从未或没有再参加户外敬拜，他们是宁可分散聚会或到其他家庭教会聚会，也没有到“三自”教会聚会，虽然这当中有一部分信徒仍然要面对政治和社会压力（包括收到有关部门的电话、受到公司或学校盘问等），但他们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这也进一步印证他们有强烈的宗教需要，而这种需要往往高于政治和社会身份的合法性。

 

_________

注释：

1. 笔者使用“雪球抽样”方式，在两间教会共深入访谈了5名传道人及20名会众，他们的教育程度全部是大专或以上，会众中有12位具硕士或以上学历（每间教会各6位）。此外，笔者也跟其他传道人及信徒进行了非正式访谈，亦参考了教会的文献资料，包括守望教会的《杏花》杂志及福音教会的《福音月讯》。

2. P05访谈纪录，2009年8月27日。

3. P05访谈纪录，2009年8月27日。

4. 孙毅：“作山上的城──对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一点思考”，《举目》第45期（2010年9月），24页。

5. 孙明义：“对家庭教会寻求登记的神学反思”，《杏花》第3期（2008年3月），43页。

6. 金天明：“推动教会登记到今天”，《杏花》第3期（2008年3月），41页。

7. P05访谈纪录，2009年8月27日。

8. 孙毅：“作山上的城──对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一点思考”，《举目》第45期（2010年9月），24页。

9. 金天明：“推动教会登记到今天”，《杏花》第3期（2008年3月），40页。

10. C23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

11. C25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

12. C22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

13. C25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

14. C21访谈纪录，2009年9月3日。

15. C21访谈纪录，2009年9月3日。

16. C26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

17. C25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

18. C31访谈纪录，2009年9月9日。

19. C25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顺从神，不顺从人”的经文出自圣经《使徒行传》5：29。

20. C25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

21. C23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

22. C23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

23. C23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

24. C31访谈纪录，2009年9月9日。

25. C22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守望教会的李小白牧师也描述得很好，他认为教会在写字楼聚会，能够在心态上给人一种成熟的感觉，亦可让人更认识教会、承认教会和接受教会：“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在这栋楼（华杰大厦）的许多公司啊，下面的一些工人啊，他们都觉得很正常。甚至他们帮我们开门，他们就当我们是社会上的公司，一个社会团体，跟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这就能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P06访谈纪录，2009年8月28日。

26.国家宗教事务局办公室：“国家宗教事务局2011年工作要点”（2011年1月24日），。

27. 梁家麟：“从三十年改革后看中国基督教会的未来”，《鼎》第151期（2008年冬季），9页。

 

 

                    （本文转载自：《杏花》2012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