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伊斯兰教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宗教，穆斯林人口不断增长，由于美国人口普查不统计宗教信仰，目前没有确切的官方统计数据。但据多数美国穆斯林组织的研究估计，现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总人口为700～800万之间，伊斯兰教已成为继基督教之后的美国第二大宗教。[1]16“9·11”恐怖袭击事件爆发后，美国政府将“国际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定为美面临的头号威胁，将国际反恐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心。与此同时，一种强调伊斯兰教与代表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之间矛盾冲突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也在悄然兴起，而作为生活在美国的伊斯兰宗教群体，美国穆斯林族群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状况也随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将着重考察自20世纪以来，该族群争取公民与政治权利、维护其文化与宗教身份的社会进程，并探讨 “9·11”事件为其带来的挑战及其由此衍生的发展契机。美国的历史进程表明，许多少数族群在维护其集体文化身份的前提下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即其争取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历程，而穆斯林族群也不例外。鉴于此，本文将以该族群的社会进程为视角，考察其历史发展轨迹及由此折射出的美国社会的变化图景。
　　
　　一、由封闭到融入——历史视野中的早期社会团体

　　早在殖民时期，就有一些非洲裔穆斯林作为奴隶被贩运至美国，虽然曾是伊斯兰教徒，但他们在人身自由都被剥夺的前提下根本无宗教信仰自由可言。直至19世纪末，随着中东和南亚穆斯林移民的到来，伊斯兰教才真正传入美国。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东、南亚及东欧穆斯林移民的不断涌入，伊斯兰教在美国得以迅速发展，而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穆斯林团体的相继出现则成为美国穆斯林社会逐步成形的标志。从创建到发展，这些社会团体的主导理念都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反映了美国穆斯林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的主流，并成为其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

　　创立于20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的“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 是最早的美国穆斯林组织，成员主要为非裔美国人，其倡导者华勒斯·穆罕默德及继任领袖埃里·穆罕默德都主张美国的非裔穆斯林应通过自我救赎、努力工作以及道德自律摆脱贫困。他们强调与白人种族间的对抗，认为白人是“邪恶的种族”，一心只想压迫黑人，主张与美主流社会隔离。“伊斯兰民族”创始时追求的激进路线吸引了大批当时生活在社会边缘及对种族歧视不满的非裔美国人，成为其早期政治斗争的重要途径。[2]七十年代后期，华利斯·阿丁继任领袖后开始修正该组织偏离伊斯兰正统教义的好战政策。而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得以合法化，其社会经济状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伊斯兰民族”产生了深刻变化，逐步摒弃了早期具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组织纲领与自我封闭的发展理念，开始寻求融入美主流社会。1980年，在经历了数次更名之后，“伊斯兰民族”最终定名为“美国穆斯林使命” (The American Muslim Mission) ，实现了历史转型。[3]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数以千计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学生来到美国深造，为了能营造一个相互交流的社交环境，一批穆斯林学生于1963年创立了“穆斯林学生协会” (the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此后不久，一些类似的社会团体相继成立，如“美国阿拉伯青年协会”（the Muslim Arab Youth Association）、“北美穆斯林青年”（the Muslim Youth of North America）、“伊斯兰医学协会”（the Islamic Medical Association）等。进入八十年代后，如何扩大伊斯兰教在美国的影响面以提升族群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已成为其主要的时代需求。“北美穆斯林协会”(The Islam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该团体拥有穆斯林科学协会、穆斯林青年学会等附属组织，主要通过资助伊斯兰学校发展教育、组建穆斯林社区中心等途径致力于伊斯兰教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由它召集的年度会议每年都有数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参会，长期以来堪称全美最大的穆斯林集会。然而作为诞生于八十年代的重要穆斯林社会团体, 北美穆斯林协会尽管在此后多年影响力依旧不减, 其活动却一直限于教育文化领域而很少涉足政治。事实上，在是否应通过政治参与提升族群在美主流社会的地位这一关键问题上，美国穆斯林社会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同思想倾向。以清真寺神职人员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穆斯林认为，既然美国政府是非宗教化的政府，推广的是有别于伊斯兰教义的世俗价值观，那么参与美国政治就有悖于伊斯兰教义。他们认为穆斯林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下参与政治就意味着宗教信仰上的妥协，将会以牺牲伊斯兰教基本价值观为代价，最终彻底摒弃信仰与原则。与这些主要从宗教教义层面看待问题的穆斯林不同，一些反对政治参与的穆斯林领导人则更多强调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社会间的政治差异，认为在两者分歧日趋增大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已做出了它的选择，因而穆斯林族群在美国主流社会谋求政治地位的努力将是徒劳无益的。他们主张，美国穆斯林应将精力与资源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事业中。这种游离于美国政治体系之外的相对封闭式的发展理念构成了八十年代美国穆斯林社会的政治思想主流。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当时萌生了众多伊斯兰慈善组织、政策研究机构及出版物，它们都以推进伊斯兰世界的内在发展作为其最终使命。[2]

　　然而，某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穆斯林领导人却在相对保守的主流思想之外发出了非同反响的“另类声音”，穆罕默德·马赫迪就是其中的一位先锋人物。1948年，他从伊拉克移民美国，此后获得美国宪法研究的博士学位，他于1983 年在纽约创立的“美国伊斯兰事务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Islamic Affairs) 始终致力于“在政治领域推动美国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他认为，美国穆斯林参与美国的民主进程将对政府的内政外交产生影响，促使其政策实现“公平、公正以在国内外都缔造一种和平的生活方式”，他主张伊斯兰教首先要融入美国人的文化思维才能成为一种合法化的政治力量。[4]因此，美国伊斯兰事务委员会自创立之初就致力于提升伊斯兰教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它不仅为美国穆斯林争取享受开斋节、宰牲节、伊历元旦等宗教节日的权利，还将伊斯兰教的标志“新月＋星星”向全社会推广，主张这一标志不应只出现在穆斯林的住所与清真寺，而要安放在所有放置有基督教与犹太教标志的公共场所。在委员会的积极倡导下，这些倡议活动首先在纽约市展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随之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经过其长达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直至1996年纽约当局最终同意凡有基督教与犹太教标志的公共场所也可以安放伊斯兰标志，为此，纽约市的穆斯林在中央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驻美大使也纷纷前往参加，该事件一度成为美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不久，美国政府批准同意纽约市的穆斯林有权享受其宗教节日。[5]此后这些做法逐渐推广到美其他地区，这不仅是伊斯兰教融入美国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也展现了美国穆斯林社会政治发展的初步成果。

     二、发展中的政治组织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穆斯林社会团体的发展为八九十年代政治组织的成长奠定了社会基础。“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Muslim Public Affairs Council）属于创立较早的政治组织，自1988年以来，该组织主要致力于美国穆斯林与美国媒体及政府机构间的沟通，籍此对美国公众舆论与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它秉承这样一种核心理念，即对美国穆斯林而言，改变美国的政策需要的是“志同道合者有组织的、不懈的努力，包括在基层与全国层面”，需要的是“在媒体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进行深刻的分析与真正意义上的对话”[6]。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因而一贯注重对美国公众的宣传教育，注重通过大众媒介来塑造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的正面形象。

　　1990年，致力于推进美国穆斯林政治事务的全国性组织“美国穆斯林委员会”(American Muslim Council) 宣告成立，其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在全美拥有14家分支机构。它的宗旨是在美国穆斯林与美国政治领导人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以“代表族群向联邦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提出政治倡议”[7]5。该组织发起的多项颇具规模的游说运动引起了美国政治领导人对穆斯林族群的关注，促成了穆斯林民众代表与包括国会议员和总统在内的政府高层官员间的多次会谈。通过接触与会谈，两大政党开始意识到穆斯林族群正作为一个新生的选民团体逐步显现出政治力量并意识到赢得其整体支持的重要性。

　　应该说美国穆斯林委员会主要力图通过游说与动员穆斯林公民参与选举投票等间接途径影响美国政治，而1992年诞生的又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美国穆斯林联盟”(American Muslim Alliance)则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它主张穆斯林族群不应只作为选民参政议政，还要力争成为当地与州政府官员甚至国会议员的候选人。美国穆斯林联盟的主要目标是：“在全美所有50个州将穆斯林组织起来，参与主流社会的公共事务与政党活动”。该组织认为：“政治力量并不纯粹只是数量上的增长，而需要主动性、创新与决心的结合”，因而美国穆斯林需要“将内心的挫折、愤怒与痛苦转化为具有创造性的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8]209 以动员广大草根阶层为目标，该组织创立后迅速壮大，在主要的穆斯林聚居区都建立了分支，目前已在美国31个州拥有101家分支机构。

　　随着穆斯林在美国社会公共事务中参与范围的扩大，这一少数族群的政治生态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时常面临着某种程度的族群歧视。“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就是为了回应这样一种现实而创立的。委员会成立于1994年，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现有33家分支遍布全美各区域。它的主旨是通过处理全国范围内针对穆斯林的仇视性犯罪及歧视事件来保障穆斯林社会的权益。委员会还发布美国穆斯林民权状况年度报告，详细记录侵害民权的事例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与改革方案。

　　为了加强相互间交流与协调，这些主要全国性政治组织于1998年3月成立了“美国穆斯林政治协调委员会”(American Muslim Political Coordination Council)。委员会确保各成员组织在统一宗旨、明确分工、自动协调、相互磋商的原则下进行工作协调，它的创建使各大政治组织间的信息交流得以机制化，为美国穆斯林政治事务的统筹管理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穆斯林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还活跃着一支生力军，包括一些法律团体及和平倡导组织，如“美国穆斯林律师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uslim Lawyers)、“穆斯林女律师人权协会”(Muslim Women Lawyers for Human Rights)、“穆斯林和平联盟”(The Muslim Peace Fellowship) 等。这些组织致力于提高美国穆斯林的法律与自我保护意识，使其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从而为其进一步谋求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9·11”事件：挑战与契机
　　
　 “9·11”事件使美国穆斯林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穆斯林族群深感自己正处于一个整体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当中。由于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为穆斯林，伊斯兰世界随即成为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其中有很多负面报道倾向于将伊斯兰世界描绘成一个处于恐怖主义、专制独裁阴霾笼罩下的世界，甚至将伊斯兰教与原教旨主义恐怖势力挂钩。[9] 由于大多数美国民众在此之前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及历史知之甚少，新闻媒体便成为其了解伊斯兰文明的主要途径，而大量负面的报道与描绘无疑加深了普通民众对穆斯林的偏见。更为严峻的是，随着社会舆论环境的转变，无辜的美国穆斯林不幸成为仇恨的发泄对象，针对该族群的暴力事件急剧增长。据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年度民权状况报告称，2002年记录在案的仇视性犯罪逾1500起，比前一年翻了三倍，其中包括谋杀、纵火、人身伤害、破坏财物、电话恐吓等各类案件，清真寺、伊斯兰教学校与文化活动中心甚至由穆斯林或阿拉伯裔经营的商业场所都成为袭击和恐吓的目标。除此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族群歧视事件发生，一些穆斯林乘客在机场被迫接受特殊安全检查与审问，有的甚至因此被拒绝登机，社会偏见的加剧还使一些美国穆斯林面临就业的困扰。[10] 不仅如此，“9·11”后美国政府还采取了某些针对穆斯林的监控措施。一些美国穆斯林慈善机构因被怀疑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提供资金被冻结资产，美国海关总署也对著名的穆斯林政策研究机构与伊斯兰教学校进行了严格审查。此后，美国政府又以保障国家安全的名义出台了《爱国者法案》，加强了对普通公民的监管，这一颇具争议的法案对美国穆斯林族群而言意味着更为严厉的监控与审查制度，对其正当公民权益造成了损害。[11]
　

 　然而，美国穆斯林面对危机并未就此而沉默，相反，众多美穆斯林组织始终力争在主流社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为族群的权益而抗争。在“9·11”事件发生的当天，各大穆斯林组织的领导人联名致信布什总统，声明“美国穆斯林以明确的态度谴责今日针对我们国家的恐怖袭击，我们呼吁全体公民认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到了我们所有人站在一起面对这一罪行的时候了”，这封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信件阐明了美国穆斯林反对恐怖主义的坚定立场。[12] 在临近“9·11”事件一周年之际，美国穆斯林政治协调委员会还倡议把2002年9月11日定为全国团结和祈祷日以纪念遇难者，倡议清真寺、基督教堂、犹太教堂及其他宗教机构在这天开放祷告场所，让不同信仰、不同教会的信徒相互 “拜访、祈祷、交流以及进行其他活动，培养国家团结与宗教宽容”。该委员会强调，“穆斯林社会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我们与我们的同胞一道，向在那个灾难的日子里遇难和受伤的人们致哀。”[13]

　　除了公开谴责恐怖主义行径外，穆斯林组织还展开了各方面宣传，力图纠正人们对伊斯兰教的误读。紧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一些穆斯林青年就在纽约市创立了“穆斯林反对恐怖主义”组织 (Muslims Against Terrorism), 旨在通过各种渠道让公众了解美国穆斯林在暴力冲突、恐怖主义及缔造和平等问题上的立场。该组织的宣传活动深入到纽约的教堂、学校、集团公司及当地的社会团体，成为穆斯林社会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9·11”事件一周年之际，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宣布了一项名为“了解伊斯兰文明与文化”的计划，将为美国公共图书馆捐赠1.6万册关于伊斯兰教的学术类书籍。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则开办了以伊斯兰世界为主题的系列公众论坛，并邀请主流媒体有关人士参加，具体话题包括“伊斯兰世界中的美国形象”、“伊斯兰世界的宗教自由”、“伊斯兰教的反恐立场”等，力争向公众传递伊斯兰教的真正要义和穆斯林的真实声音。

  　作为美国穆斯林公民权益的代言人，各大政治组织始终进行着不遗余力的维权抗争。其中，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曾多次要求国会就《爱国者法案》的实施举行听证会，以确保在其实施过程中公民权益不受侵害。2001年12月，该组织为“9·11”事件后发生的115起就业歧视案件向美国民权委员会作证，又于次年1月参加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美国穆斯林所遭遇的特殊审查问题作证，并汇报了近1700起此类投诉事件。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于2001年12月正式成立了“仇视性犯罪预防部” (Hate Crimes Prevention Department)，以抵御针对穆斯林的暴力犯罪并为受害者提供援助。该委员会还于2005年3月举办了“旨在加强政府与穆斯林对话的穆斯林政策论坛”，全国性穆斯林组织成员、负责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及其他司法部官员、财政部官员都出席了此次活动，为族群的维权运动提供了有力支持。[14]

　　“9·11”事件对美国穆斯林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使这一少数族群成为美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在穆斯林组织看来，这其中既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契机，因而必须抓住这一历史契机，让美国公众走近伊斯兰教，走近穆斯林族群。事实证明，各穆斯林组织的种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9·11”之后的几年里，皈依伊斯兰教的美国人继续增多，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本土西班牙裔美国人开始信奉伊斯兰教，西裔穆斯林人数随之增长了30％，目前已增至约20万。这一增长趋势意味着美国穆斯林在种族构成上愈加多元化，正延伸至非裔、阿拉伯裔、亚裔以外其他更多的族群，使其在美国社会的影响面得以扩大。[15]同时，穆斯林组织坚持不懈的抗争促使了政治危机的化解。2005年11月，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撤销了对北美伊斯兰协会等多达20余家穆斯林团体持续近两年的特殊审查，并公开声明这些团体与国际恐怖组织并无任何关联。[16]更为重要的是，“9·11”事件造成的危机使更多的美国穆斯林认识到，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使族群的政治力量不断壮大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乔治城大学2003年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穆斯林中有90％以上的人相信参与美国政治的重要性。[17]根据美国穆斯林联盟的统计，在参与2004年总统选举的穆斯林中有21％的选民是首次参加投票，表明了族群总体参政意识的提高。不仅如此，在参与竞选州议员的穆斯林中，成功当选的比例也逐年增长，由2000年的21％增至2002年的28％，而2004年达到了近50％的成功率。[18] 2006年，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人凯斯·艾利森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成功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国会议员，也成为美国穆斯林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时刻。[19]

　　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等组织在穆斯林民众中的宣传工作也随之全面铺开，其中包括创建竞选网站与公众论坛、印发宣传资料、召开集会等，使普通民众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详细了解总统候选人在公众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美国穆斯林密切关注的伊拉克战争、美对巴以政策、民权、医疗保健、教育、移民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以此进一步提升穆斯林民众的参选意识。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穆斯林政治组织还联合发布了2008年大选计划，本着“我们的选票是民权最有力的保障，是体现公民权的最好方式”的理念，他们提出了“提升民权”的选举议程(civil rights plus agenda)，以三大主题为重心展开选民动员及组织工作，即改善民权、国内的社会福利、全球和平与正义问题以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通过纲领性文件的制定与具体工作的展开，政治组织明确指出美国穆斯林的选举目标为“推进穆斯林社会的主流化、保障所有公民的民权，并与其他志同道合的美国人在社会经济道德等各领域建立联盟，从而成为我们的祖国——美国在发展与繁荣道路上的伙伴。”[20]这一目标也反映出当前穆斯林社会的总体自我定位，在其强调族群意识的同时，将自身利益与美国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四、结语
　　
　　从最初的“伊斯兰民族”到今天蓬勃发展的组织团体，美国穆斯林社会的总体发展模式经历着由自我封闭到融入主流社会的转型，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立的一些重要政治组织成为其中最前沿的推动者。如前所述，美国穆斯林族群在发展理念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内部文化差异。长期以来，美国穆斯林在种族构成上存在显著的多元化特征，据美国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 该族群中约三分之二为外来移民，其中24％为阿拉伯裔，18％来自南亚，另外约23％来自伊朗、欧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而在约三分之一的本土穆斯林中，大多数为非裔美国人，约占60％。[21] 由于不同种族群体在文化背景及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上存在一定差异，使得他们在如何定位族群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具有不同看法，而这种差异同时也造成族群相对缺乏整体凝聚力，这集中体现于族群内部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分歧。“9·11”事件对美国穆斯林而言无疑具有双刃剑效应，它在危机时刻增强了族群的政治凝聚力，使其充分意识到整体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同时也强化了集体意识，促其真正超越内部种族差异，以“美国人”与“穆斯林”的双重文化属性为共同根基，构建整体形象，从而提升了族群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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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