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邢福增博士10月中一次有关中国新政权对社会影响的讲座，提到大陆政府正收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近年意识形态的批判有转向基督教研究之势。

 

    邢博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明白到政权的瓦解由思想领域开始，为稳定政权，对国内多元的声音及思潮加以监管，谓意识形态工作。特别对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加以防范。

    自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研究的发展快速，不少大学学者及基督教研究的单位近三十年来显出影响力。

 

                        意识形态工作蔓延到基督教研究

    邢福增注意到近一年开始出现批评基督教研究的声音，而这些观点总计有数方面，包括他们认为基督教研究是「学术传教」，特别美化和推崇基督教，将之作为道德源泉、民族根基和科学的前题，更将西方文明归功于宗教信仰，以致现在内地高等院校大学生有信教的趋势。

    另一批评是指学者强调中国要落实宗教自由背后有政治野心。批评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宗教信仰不自由的情况，故此无须呼吁中国落实宗教自由，并指责背后有美国煽动，并打出「宗教人权牌」，增加外交谈判的压力。例如在国内高呼推动宗教法治，保障宗教团体及信徒权益的学者、中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澎被批评他的主张是打宗教自由的牌子向国家政策发出挑衅，有政治野心。

    还有一种批评是指基督教研究背后有宗教渗透或政治渗透，如利用外国宗教团体在大陆境内非法传教，物色人材出国深造后，再回国内传福音；或利用外国非政府组织以慈善教育为名渗入传教，更甚者是鼓励境内外民运份子进行宗教、维权、民运三位一体，然后拉拢中国基层干部松动中国防御西方意识渗透等等。或在政府及宗教界人士培养亲西方力量，或进行切断党与政府和外国基督教团体信教之间联系工作等。总括而言就是以宗教语言掩盖着西方至上的理念和核心价值,侵蚀了我国民众爱国意识、民族精神，直接攻击我国宗教人权社会主义制度。

    这些观点由多名有一定地位的人士发出，包括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习五一、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任组长杜继文、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和河北省的社科院研究员徐邻理等人，在2012年起发出多篇文章，矛头直指中国内地基督督教研究的学者，诸如刘澎、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与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鳯岗等。

    邢福增表示与很多内地学交谈时，他们都认为内地的意识形态方面是收紧了，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有特别的忧虑。他又认为基督教与普世价值诸如公民社会、人权和民主等有一定的亲和力，因此引起政权的特别戒心实属无可厚非。

                         鼓励宗教团体进行公益慈善

    另一方面有一个现象又对基督教有积极的作用。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民间组织冒起 (NGO)以响应民间各样的需要，当中没有登记的有260万个之多。政府对他们有所警惕，因为这些NGO关心中国民工、扶贫救灾、艾滋病等问题，往往会触碰到政策背后、社会权贵及各种利益等问题。政府担心这些NGO一旦扩大，与教会连手时，将成为东欧变天，推翻政权的力量。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愿意他们的存在以纾缓社会矛盾，因此只要这些组织不多事、发出批评声音，政府就让他们服务小区。

    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对宗教界进行公益慈善工作是相当欢迎，国家宗教事务局亦公开鼓励及支持宗教界进行非营利的社会活动，例如灾害救助、扶助残疾人、学老、扶幼、扶贫、助贫、捐资、资学、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

    邢福增说，全国最有活力的民间组织就是基督教，一些家庭教会把自己定位为「小区的教会」，愿意为小区作出贡献。他相信教会是需要进入社会的公共领域之中——不论是争取宗教的空间，还是在小区层面作见证等。

    他又说，虽然教会不能独立登记成民间组织，但却能成立慈善团体。他鼓励家庭教会注册慈善公益的合法团体对小区作慈善工作，一方面能真正进入小区，亦可令政府认识到教会诚意对政府及小区作出贡献，从而减低政府对家庭教会的顾虑，并帮助信徒切实实践对社会的使命。他相信这样的做法将会挑战重重，但他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本文转载自：基督日报2013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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