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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信仰变迁与国家祭祀、道教关系初探
发布时间: 2014/9/30日    【字体:
作者:王元林 何方
内容提示:康王信仰的原型众说纷纭,其中尤以北宋将领康保裔被尊为康王一说流行。实际上,今天的康 王崇拜除与北宋康保裔“忠烈”而死,政府弘扬忠君保国这一主题有关外; 还与道教中辅助东岳大帝管辖阴间地府的十大太保之一的康舍人( 康元帅) 司辖疫疠而受人崇敬膜拜也有关系。康王信仰的地域扩展与神职变迁,与国家提倡,道教神灵系统的利用,以及民众功利性需求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康王 康保裔 道教 国家祭祀  
 
    康王信仰是中国南方较为常见的信仰之一,康王原型之一的康保裔的事迹广为流传,北宋将领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其战场在河北,然而北方却少有祭祀康保裔的庙宇,其信仰是如何在南方流布与发展的? 以往学者有关康王的研究成果少见,仅有杨品优的《宋代以来江西康王考论》1和《信丰安西三堡的康王信仰》2两篇文章,考查了江西境内的几个康王信仰形成的原因。本文将对康王信仰在全国的流布及其与道教神灵之间的关系做以探究,还请方家指正。
 
    一、康保裔事迹及历代弘扬的主题
 
    康王庙,近代所在多有。其神或谓周康王( 西周王姬钊,姬钊死后的庙号为康王) ,楚康王( 楚共王之子熊招,于公元前559 年正式继任为王) ,或谓武康王( 指唐代武康郡王,陇右节度使李元谅) ,或谓唐康深( 唐康太尉) ,或谓宋将康保裔,或谓宋康王( 宋高宗赵构,宣和三年即1121 年进封康王) ,康王信仰原型诸说不一,皆可存之。其中宋将康保裔被尊为康王,则是由于他的战功,然关于康王康保裔的事迹后人多有疑惑。
 
    《宋史·忠义传》载: 康保裔,河南洛阳人,真宗时,担任彰国军节度使,其后又任高阳关都部署。咸平二年( 999 年) ,契丹部队大举入侵,众将领在河间( 治今河北省沧州市) 与契丹兵大战,康保裔遭契丹数重兵力包围,部将皆劝说他逃跑,保裔斥责,与契丹决战二日,兵尽矢绝,以身殉国。真宗闻之,赠保裔侍中,封其子继英等官爵,并赞曰: “保裔父、祖死疆场,身复战没,世有忠节,深可嘉也。”3
 
    相关记载还见于宋代王称的《东都事略》卷六十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五、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梁潜《泊菴集》卷三等。
 
    与此相反,《宋史·文苑传·路振》曰: “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掠河朔而去……咸平六年,谢德权入对亦言保裔被擒,是当时之人皆曰被擒,而非战殆于阵矣!”4而宋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类统》卷四也记有: “前岁契丹犯境,傅潜壁垒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师未有胜捷。”《辽史·圣宗纪》中也记有“圣宗统和十七年( 公元999年) 冬十月癸酉,次瀛洲,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十九年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5
 
    关于辽史中所提及的康昭裔,遍查真宗朝官吏均无记载,是否辽史中的康昭裔就是宋将康保裔? 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三认为: “辽、宋有二史相合处,《辽史》统和十七年十月,次瀛洲,擒其将康昭裔……,《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死之( 此事地点相合,惟日月稍差) 。”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一考证指出康保裔与康昭裔被擒的时间、地点相同,二者实际为同一人。其他诸如钱大昕的《潜研堂集》卷二十八、邵晋涵的《南江诗文钞》卷十二、民国杨钟义的《雪桥诗话》卷五也指出了康保裔降辽的事实真相。今人魏志江已撰文《康保裔“阵亡”说再辨》,肯定了毕沅的说法,指出康保裔确实降辽。6
 
    可见宋廷知晓康保裔被擒的事实真相,然而北宋朝廷是何时得知康保裔非战死而被擒,史无明载。为什么后世要掩盖事实真相,将康保裔这样一个变节投敌的人物塑造成忠臣烈士的形象呢?这应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北宋的政治军事状况决定了康保裔被国家塑造成忠烈人士。宋太宗时国家显现出“积贫积弱”的状况,使宋对辽的军事行动也由攻势转为守势,北部边境经常受到辽朝咄咄逼人的侵扰,有时甚至威胁到都城开封。真宗朝,辽军加强了对北宋的侵扰,辽兵经常南下掠夺,侵扰北部边境。由于宋朝实行文官政治,军事行动都要事先请示朝廷才可进行,军队的行动受到牵制,常常贻误战机,致使宋朝在军事战斗中经常处于弱势,边疆战士的士气也极为低落。在此情况下需要有康保裔这样的骁将,以誓死报国精神来振奋士气。
 
    康保裔列为《宋史·忠义传》之首,宋及后代大肆褒扬保裔之事迹,康保裔三代俱死王事,效忠朝廷,此为大忠、大节、大义之事。除《宋史》外之前南宋的文人学者如陆游、欧阳守道等都有文章称言康保裔战死疆场之英烈事迹,可见时人对其功绩还是认可的。这从各地所建的康王庙可知,祭祀康保裔的康王庙多称保裔战死,为国之忠臣烈士。
 
    康保裔最早有祠庙祭祀,应该是家庙。宋廷允许臣属设立家庙,朝廷也为皇族或功臣或名人显要立庙。保裔战死,真宗厚恤其家属,子孙立家庙祭祀应属正当之事,此虽无史料证实,然通过家庙祭祀先人,在宋代已是普遍的行为,此事可通过其子康继英来佐证。康继英后任贵州团练使,田雯的《古欢堂集》云“康保裔之得祀于新麦,以其子康继英之为贵州团练使也。”7其著作《黔书》中也记有: “康公之祀于黔第,当论其有功于民否,不必计其所从来也。然原夫肇祀之初,必因其子宦黔为厥考,立庙祷而有应,隧崇享勿绝耳。”8及至后来康保裔的忠烈事迹广为流传,民间才多立庙祀之。
 
    饶州有忠烈康王庙,神姓康名保裔,宋真宗时殆于王事,立庙祀之,元末兵毁,明洪武初邑人重建,万历二十一年复新之,国朝顺治中毁,康熙二十二年复修,五十八年官民重修,咸丰三年再毁。9饶州的康王庙,述及从宋朝到明清历代王朝之复修重建,可见康保裔的忠烈精神受到历代政府的提倡与推崇。正如道光《进贤县志·康王庙碑》云, “钟陵有忠烈康王庙久矣,且毁矣。而钟陵又重起祀之,此何故也? 盖当王遇敌于瀛,临难勿苟免,力战不屈,杀敌甚众,以矢尽弦绝偕宋顺,百世之下,四海之内,闻王烈者,莫不唏嘘感慨。今庙虽毁而屹然骨立,似挺身沙场时,凛凛犹有生气。”江右弘扬忠义报国气节,而之所以崇祀不断与其“素尚理学,重名义。历代忠臣大节,光昭史册,于今有遗风焉。”10 这也是江右多祀康保裔的原因之一。
 
    可见,宋代理学在民间祭祀上的功用,同时也表现了这些文人学者的价值取向。文人士大夫提倡“忠孝仁义”,殉节报国,为国家尽忠而死,重视名节忠义,大肆渲染忠义思想,故他们对列为忠义传之首的康保裔的英烈殉国气节是十分尊崇的,康保裔与辽军作战,临难毫不畏惧,作为忠义之臣受到士大夫的尊敬,他的事迹也被广为流传。可以说宋代理学家对忠义思想的提倡及其推动作用,是康王庙能够得到国家封号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康熙《鄱阳县志》之《忠烈康王庙》云: “余惟祭法,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神生时能以身殉王事,死又能救旱涝驱疫疠,以福佑斯民。其有合于勤事定国、御灾捍患之典,其庙祀也,宜矣。”11 由此可知,有功德于国家,能御灾捍患,是国家对正统神明的态度,康王庙也因此获得了其合法的祭祀地位。
 
    二、康王封号与国家祭祀、道教神灵的关系
 
    凡于国家或地方有功,得到官员的推举或民间提倡的神灵,皆被朝廷所容纳,赐封神祗在有宋一代尤其是在宋室南渡之后达到了高潮。12 康保裔以其忠烈精神得到士大夫的提倡,民众的认可,在宋朝被纳入国家祀典之列,始有封号,元代又得到朝廷的加封,为国家提倡祭祀的神灵。道教神灵康舍人在宋代得到国家封号,其与康保裔之封号有共同之处,二者关系启人疑之。
 
    关于康保裔被尊为康王,并有封号之说最早见于南宋欧阳守道的《巽斋文集·灵佑庙记》云:“赦赐灵佑庙,威显善利灵应英烈王,神姓康讳保裔,国初北边名将也,……此事见于国史,咸平二年距今淳佑戍申二百五十年矣,赫赫若前日事也。”文中记载康保裔的封号为“威显善利灵应英烈王”,并说明了南方之所以祭祀康王的原由,“王,洛阳人,死于河间,大江之南马迹不及,而南渡以后威灵著于兹土,岂其平身殉国,死有余忠,中原既已没于契丹,人谋不臧,而收复无日,则其英魂毅魄固将视衣冠所在而依之耶。朝家怀柔百神,所在郡邑,有以王之封号为请者,皆即日报可。”13 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长江以北国土尽复沦入契丹,南渡以后人们对北方国土的依恋之情,加之国家收复无日,使人们想起曾与契丹英勇作战,以死报国的将领康保裔,由此激起了士人对忠君报国的康保裔的推崇,也寄托了他们的家国情怀。
 
    然康保裔之封号与《宋会要》中“康舍人”的封号颇有相似之处。《宋会要》有: “威济善利孚应王庙,在江南东路。信州弋阳县( 治今江西弋阳县) 东岳行宫内,佐神康舍人威济公祠,光尧皇帝建炎二年九月封威济王,四年十二月加封善利二字,以王师收捕魔贼,阴助显灵,从都统辛企宗请也,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加封今号。”14 另有“英烈王庙,弋阳县威济善利孚应王,庆元二年六月加封威济善利孚应英烈王。”15 王庙历经建炎、绍兴、庆元年间的四次封号,加庙八字,有功于国家而封。
 
    宋代《杨长孺记》云: “圣天子即作之六年,有盗贼祸乱,窥视吉水、永丰、安福三邑,神显灵于城上使盗贼不得入,神乃威显灵应英烈王,神为国为民,……,惟王之神,东岳之毗,建炎四年夏四月,福建路制置使辛企宗,以兵三千平江东魔寇数十万,王之神相之也,祀日以昌庙昉于信州之弋阳县。神之言曰,吾康其姓,太保其称,而朝廷封爵公之,王之宣和曰威济,建炎曰善利,绍兴曰孚应,庆元曰英烈,字八而止,庙食之广于江、于淮、于闽、于浙,若显若灵遂数弗终。凡水旱,凡盗寇,凡札瘥,凡祷祈拜叩无不应。”16 此记载与《宋会要》“康舍人”条基本吻合,仅北宋宣和年间的封号有所不同,对康舍人阴助辛企宗平江东寇乱之事更有详细的描述,说明国家对有功于国的神灵祭祀的提倡。
 
    “舍人”本为朝廷官职,在宋元时期用来称呼权贵弟子,然爬疏史料并未为有康保裔被称为康舍人之说。而欧阳守道《巽斋文集·灵佑庙记》中康保裔( 威显善利灵应英烈王) 与《宋会要》中康舍人( 威济善利孚应英烈王) 的封号仅有两字之差,启人疑之,是否康保裔的封号是附会康舍人之说,还是康舍人的封号由康保裔而来? 由于封号表示着神的性质,为神祗选用合适的封号是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情。康舍人曾阴助辛企宗平江东魔贼,有灵异事迹,又得到朝廷的正式赐封,康保裔作为武将与康舍人有共通之处,且姓氏相同,固有相互利用的可能性。
 
    康舍人后为辅助东岳大帝的神灵。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外郡行祠》有: “广灵庙,在石塘坝,奉东岳温将军,请于朝,赐庙额,封自温将军以下九神皆锡侯爵,曰: 温封正佑,帖封灵佑,刘封显佑,杨封顺佑,康封安佑,张封广佑,岳封协佑,孟封昭佑,韦封威佑。”17 温、刘、杨、康、张等为东岳大帝的十大太保( 元帅) ,无论如何康舍人为东岳佐神,后来发展为康元帅。南宋道士留用光《天上黄箓大斋立成仪》有: “地祗上将温元帅,急报无佞康元帅,英雄猛烈铁元帅,地祗忠烈王张二元帅。”18 佚名《东岳大生保忏》记有: “志心敬礼,广灵昭惠使康元帅。志心敬礼,显灵昭利使孟元帅。”19 留用光,为南宋理宗时期著名道士。此二经的成书年代都是在南宋中晚期,可知东岳佐神康舍人或谓康元帅,仅是年代不同的称谓而已,他与温元帅、孟元帅等一样同为东岳大帝佐神。元代《至顺镇江志》有“康王祠,在城隍庙西庑,宋绍兴壬午( 1149 年) 郡人建,元延佑六年( 1319 年) 加封威显昭惠圣顺忠顺王,天历已巳重修,按《旧志》浮梁景德镇有宋石刻云,王姓康名保裔,洛阳人,父仕周,以战功为东州押班。父死,宋太祖以保裔代之。后与契丹战,死之。真宗赠侍中。已而灵迹显著于信之弋阳。熙宁中封英显侯。庆元间封威济善利孚应英烈王。”20此较前《宋会要》又多一个熙宁年间的封号,元仁宗延佑六年对康王庙又进行了加封,可见元代统治者对康保裔之忠烈精神的认可与推崇。
 
    元代陈梦根的《徐仙翰藻》记有: “窃闻朝拜功德,推其原由,始于都统康舍人。”21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上清紫庭秘法》记有: “下令焚香召请,地祗急报无佞灵佑灭殟忠烈康元帅,副帅汤大将,闻召速至。”22 据以上典籍的成书年代可推断,元末明初东岳大帝下佐神康舍人( 康元帅及至后来的康太保) 可辖灭瘟职能,此后道藏中已无康舍人。在此后成书的明前期的《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不仅对康元帅之生平有详细解说,而且还首次出现了康元帅的形象特征。康元帅佚名,父名康衙,母金氏,生于黄河之滨。康元帅慈慧悯生,见伤鹳“收而哺之”,还治愈了邻里不少疾病, “四方谓之能仁”。由于慈爱悯众,声闻于天。玉帝特救封其为“仁圣元帅”,掌管各地的土地神。康元帅为一武将模样。浓眉虬髯,威严勇猛,一手执金斧,一手执瓜锤。23 治病救人,管辖各方土地,这与道教康元帅神职灭瘟有相似之处。
 
    据上可知康保裔曾任高阳关都部署,其职位相当于元帅,与东岳佐神康元帅有相似之处,便于相互结合。明中期梁潜的《泊菴先生文集·重修白沙灵佑庙记》云,“庐陵上流三十里曰白沙( 今吉水县白沙镇) ,有庙曰灵佑,相传以祀高阳关都部署康公保裔也,……,而道家之流,谓公为疫部之帅。”24 可见至明中期康保裔与康元帅在神职上也实现了共通。康保裔受到士人的提倡及封号的获得充分反映了康保裔阴佑地方安定,有助于地方得到国家认可,而且被纳入道教的东岳大帝属下。 
  
    三、康王信仰的地域扩展与神职变迁
 
    由于康保裔的忠烈事迹得到历代政府的提与民众的推崇,加之其与道教神灵康舍人的封号及灵异事迹的相互附会,促进了康王信仰的发展。江西信州弋阳县作为康王信仰的中心地区,随着康王事迹的远播,康王信仰也以弋阳县为腹地不断向外扩散,现以嘉庆25 年朝版图为依托,对全国范围内的康王庙数量做了统计,现列表1 
 

  
    由表1 可知,康王庙多集中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其中江西为康王信仰的中心地区,而福建、广东、湖南地区与江西地理上联系便利,故康王信仰以江西为腹地向周围扩散。南方多康王庙崇拜的原因已在前文提及,不做赘述江西为康王信仰中心,则是由于康王封号及灵异事迹最初源于信州弋阳县,且欧阳守道、杨长孺等本为江西吉安府人,他们作文祭祀康王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康王信仰的地域扩展。
 
    如今江西瑞金客家所崇拜的“康元帅”,即赣南客家广泛祭祀的“康王”。有客家人的地方便几乎都有康王庙,仅赣州市就有多座祀奉康王的康王庙,如由城东往城西有头康庙、二康庙、三康庙,水南乡腊长村庙背、水西乡石铺村庙脚下都是因康王庙而得名的地名,并且自古使用至今。客家康王崇拜或与宋代客家人形成、迁徙以及适应新环境等因素有关。全国许多地方有康王庙,广东东莞石排镇、高埗镇的康王庙,海口市新安村中的关康庙,所祀者均为北宋抗辽名将康保裔。广州市有康王直街、康王上街、康王下街,因康王庙而得名,此康王也是指康保裔。康保裔在抵抗辽兵牺牲,后人祭祀尊称为康王,其忠心报国的英雄气概为后人所敬仰,其司辖疫疠和降雨职能在这些庙宇中都有所体现。
 
    康保裔广受祭祀其原因有三,一是出于对康保裔忠义精神的推崇,民众立庙祀之。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外患深重,由此也激发出了各地民众的爱国热情,对康保裔这样一位“临难毋苟免,此吾效死之日”的战死疆场的忠烈人士的崇拜。二是因为士大夫阶层的宣传推动作用,欧阳守道是宣传康保裔事迹的最重要推动者,他本是江西吉水县人,所以他有便利的条件在自己的家乡宣扬这位国家的忠臣烈士,他的《灵佑庙记》一文,彰显康保裔的大节大义,为国家社稷之忠臣烈士,他对康王的规范性解释,使这些庙宇被赋予了官方的文化价值,取得了文化上的正统性,25 使之更加符合文人士大夫所标榜的文人品味。明大学士梁潜有《重修白沙灵佑庙记》,梁潜为泰和显宦,他为白沙灵佑庙作记,说明了康王庙在当地受人们尊崇之地位,也反映出康王庙所祀神祗康保裔,符合明代所提倡的儒家原理主义的祭祀政策。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提倡,非常有利于康王庙的地域扩展。三是因为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两宋统治者的提倡,道教文化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传播,宋朝赐封道教神仙康舍人,而民间又将康保裔与康舍人混淆,视二人为一人,客观上促进了康王信仰的传播。
 
    康王庙在全国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其信仰对象有了转型,由于康王庙所祀神祗的多样性,其神职也在流布中产生了变化。《宋会要》中记有,康舍人阴助辛企宗平江东魔贼,其神职当为战神。欧阳守道的《灵佑庙记》,言康王保裔,专以司疫冠其称。元《至顺镇江志》中记有,“康王祠,在城隍庙西庑,绍兴壬午郡民大疫,艾钦文素业医,梦神授香苏饮方待补是药,可愈。乃置锜缹煮药于庭,病者至,使饮之,无不差,神姓康名保裔。”26 明梁潜《泊菴集·重修灵佑庙记》中也记有,道家之流谓公为疫部之帅,查善恶,而司疫焉。贵州有“康太保祠,祀北宋康保裔,死于军,为神显灵,祷雨恒应。”27 清田雯的《古欢堂集》也记载,“万历戊午春不雨,官民迎康公而祷之,雷雨遂至,则康公之御灾也。”28 道光《吉安府志》中记载了康太保的显灵事迹,他帮助郡民抵御盗贼的入侵,并说凡水旱、盗寇祷之辄应。
 
    总之,从不同文献的记载可以将康王的神职分为三类: 一是战神,二是司疫,三是祷雨。由于民间对康王的封号产生混淆,故而将道教神祗康舍人附会为康保裔。“司疫”和“战神”实际是道教神仙康舍人( 康元帅) 所具有的神职。民间所祀神祗基本都具有祷雨的神职,此神职康保裔与康舍人兼而有之。在民间信仰的传播过程中神职的混淆与转换,反映了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四、小结
 
    通过对康保裔与康王庙信仰的研究,反映出社会的精英阶层与下层群众在民间信仰的选择上具有趋同性。康保裔作为国家的忠烈人士,他的事迹不仅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宣传与提倡,其庙宇也能够很好的被下层百姓所接受,并广为传播,这与当时宋朝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和积贫积弱的军事状况是紧密相关的。在此背景下,国家政治对民间信仰的地域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民间信仰的传播中却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国家的官员与文人士大夫他们往往承担着记录民间传说的职能,有时还根据自己的立场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使之更符合社会上层的心理需求,比如欧阳守道的《灵佑庙记》,这些客观上对民间信仰的地域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下层民众的信仰选择则是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或是功利主义的需要。由于民间信仰的复杂性,需要深入的探索民间信仰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从而更好的把握神明与国家地域社会的历史。
 
 
注释:
1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4 期。
2 香港《华南研究中心通讯》,第43 期,2006 年。
3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忠义传·康保裔》。
4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文苑传·路振》。
5《辽史》卷十四《圣宗本纪五》。
6魏志江: 《康保裔“阵亡”说再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6 年第2 期。
7( 清) 田雯: 《古欢堂集》卷三十九《人物名宦·南霁云康保裔》,商务印书馆影印,第260 页。
8( 清) 田雯: 《黔书》卷三《人物名宦·南霁云康保裔》,贵阳书局出版社,1897 年。
9( 清) 同治《饶州府志》卷四《坛庙》。
10( 清) 道光《进贤县志》卷十一《典祀》。
11( 清) 康熙《鄱阳县志》( 不分卷) 《建置·坛遗》。
12唐代剑: 《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 线装书局2003 年版,第25 页。
13( 南宋)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 出自文渊阁四库全书·别集类) 卷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第454 页。
14《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十二,第860 页。
15《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二十,第856 页。
16( 清) 道光《吉水县志》卷二十八《祠庙》。
17( 宋) 吴自牧: 《梦梁录》卷十四《外郡行祠·广灵庙》,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第218 页。
18( 宋) 留用光: 《天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五十二,收入《道藏·威仪类》。
19( 宋) 佚名《东岳大生保忏》卷八,收入《道藏·威仪类》。
20( 元) 俞希鲁: 《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319 页。
21( 元) 陈梦根《徐仙翰藻》卷十一,收入《续道藏》。
22佚名《上清紫庭秘法》卷一百二十八,收入《道藏·道法会元》。
23阙名: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不分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240 页。
24( 明) 梁潜: 《泊蓭先生文集》卷三《重修白沙灵佑庙记》,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309 页。
25杨品优: 《宋代以来江西境内康王考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 年4 月。
26( 元) 俞希鲁: 《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320 页。
27( 清) 乾隆《贵州通志》卷十《营建》。
28( 清) 田雯: 《古欢堂集》卷三十九《人物名宦·南霁云康保裔》,商务印书馆影印,第260 页。
 
 
本文转自:文化遗产2011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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