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亚是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文化重镇之一，自8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已经传入该地。14世界最大的苏非教团奈格什班迪教团就诞生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19世纪以来，中亚地区基本出现伊斯兰化。苏联成立后，中亚各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于苏联实施了科学无神论的主导思想，除了政府支持的官方伊斯兰教外，非官方的民间伊斯兰教成为批判和打击的对象，致使处于地下发展。苏联解体后，官方伊斯兰教随着苏联的倒台失去存在的基础，最终被民间伊斯兰教所代替，成为中亚伊斯兰教复兴的主要力量。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复兴背景复杂、思想来源多样化，既有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思潮，比如瓦哈比派的改革思潮、伊斯兰解放党（即伊扎布特）的政治思潮，也有中亚本地的思潮，比如起源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派别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等。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复兴被学者称为“再伊斯兰化”。[2]然而，受前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中亚诸国新领导人对来自国外的伊斯兰新思潮持否定态度，并人为地夸大其对政局的潜在影响。有学者指出，中亚的伊斯兰复兴伴随着三种形式，即宗教性性质、宗教政治性性质、极端政治性性质。[3]从现有的情形来看，后两种形式一直是政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真正的宗教性性质的复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一定的层面来说，后两者的研究已经偏离或超越宗教学研究的范畴，属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范畴。有学者指出，中亚伊斯兰教复兴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影响较大。[4]从中亚现有的伊斯兰思潮来看，除了这三个国家外，产生于印巴次大陆的宣教组织（塔布里厄者玛提，Tablighi Jamaat）在中亚得到快速的传播与发展。近年来，中亚各国就该组织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迄今为止，除吉尔吉斯斯坦外，中亚其他各国先后禁止该组织在各自国家的宗教活动，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国外学术界对该宣教组织的研究较多，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背景的学者对在该组织的研究并不一致，学者将该组织被描述成为“跨国的伊斯兰信仰复兴运动”、[5]“伊斯兰复兴运动”、[6]“信仰运动”、[7]“新苏非主义”、“社会运动”；[8]而反对者、政府官员和情报部门将其定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9]“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0]“伊斯兰主义网络”、[11]“神秘的圣战军团”，[12]等等。正是因为这种定位，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也有不同的处境。本文就该组织在中亚的传播与发展及中亚各国的态度作初步的探讨。

 

二、宣教组织的起源及主要思想

 

宣教组织的名称有种形式，诸如“塔布里厄者玛提”（Tablighi Jamaat）、“塔布里厄”（Tablighi，宣传）、“者玛提”（Jamaat，组织，团体）、“坦合里克”（Tahrik，运动）、“尼扎目”（Nizam，制度）、“塔兹姆”（Tanzim，组织）、“坦合里克伊玛尼”（Tahrik movement，信仰运动）等。[13]塔布里厄本身就是宣传的意思，类似于阿拉伯语的“达瓦”（Dawah，宣传，宣教），者玛提是团体、组织的意思。国内有的学者将其翻译为“达瓦宣教团”，[14]有的翻译为“宣教组织”，[15]有的直接音译为“泰卜里厄哲玛提”、[16]“塔布赖哥·贾马特”[17]，有的误译为劝教党。[18]

 

该组织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起源于印度北部拉杰普特人居住的梅瓦特地区，创传人是穆罕默德·伊利亚斯（Muhammad Ilyas,1885-1944）。被认为是英国殖民统治后，穆斯林政治权利丧失、印度民族主义兴起，穆斯林为了回应印度教徒号召已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人重回印度教的冲击下，重新唤起南亚穆斯林回归信仰运动。

 

伊里亚斯及其发起塔布利厄组织提出六项重要的原则，至今仍然为塔布里厄成员所遵循。第一，强调坚定的伊斯兰信仰；第二，要求穆斯林坚守每日的礼拜及其它拜功；第三，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第四，尊重和善待周围的穆斯林；第五，虔诚的动机和意念；第六，走出去向人们传达伊斯兰教。[19]

 

宣教组织规定，每个穆斯林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一个月外出宣教3天，一年40天，一生4个月。宣教组织强调，宣教的对象是穆斯林，不针对非穆斯林或其他信仰者宣教。对于外出宣教，宣教组织解释说，外出宣教首先是针对自己，通过外出宣教，感受不同地区穆斯林信仰的差别，通过学习和交流，强化自己的信仰，通过自我的信仰提升和改造，进而影响其它穆斯林。最终目的是让穆斯林成为真正的穆斯林，而不是名义上的穆斯林。

 

宣教组织产生于印度复杂的宗教、民族、政治背景下，注定其有自身的特点，该组织特别强调远离政治，不参与、不干涉任何政治事件；不谈论伊斯兰教法和教派问题，不谈论有分歧的事，不探讨或论及其他人或其他组织的是非等。[20]

 

宣教组织将主要目光集中在宗教内部，远离政治的主张不仅得到政府当局的容忍，而且有利于避免与其它宗教信仰者之间出现不可预知的矛盾与冲突，这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40年代后，宣教组织逐渐走出印度，向世界各地传播。其网络已经遍布全球，从北美到英国，从欧洲大陆到非洲，从中东到中亚，从东南亚到亚太。到2007年为止，该组织已经传播到了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世界上大约有1亿至1.5亿穆斯林是该组织的成员[21]，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2010年1月在孟加拉国举行的宣教集会中，有来自世界各地400多万穆斯林参加了此次大会。穆斯林集会人数之多，已经超过了每年赴麦加朝觐时的人数。宣教组织正式传入中亚的时间是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

 

三、宣教组织在中亚的传播与发展

 

宣教组织最早进入中亚可追溯至20世纪60、70年代的苏联时期。虽然当时苏联实施反宗教的策略，但扶持和利用官方承认的传统伊斯兰教，以抵御非官方的信仰体系和组织。为了培养既红又专的宗教管理人才，苏联当局允许官方伊斯兰教机构与中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交流计划。这样在印度、巴基斯坦留学的中亚穆斯林青年间接的接触到宣教组织的理念和思想，同样来自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少数学生利用他们在中亚学习的机会，将宣教组织的文献传播到中亚。[22]冷战时期，苏联与印度保持了良好的政治、宗教领域的外交关系，继续发挥宗教在外交中的作用。[23]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教育交流计划的规模较少，宣教组织首次移植中亚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同样由于苏联当局严格控制官方伊斯兰教机构及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也不具备大规范宣传的机会和基础。直到苏联解体后，中亚的新国家建立后，当地穆斯林宗教处于真空的时刻，这为国外各种伊斯兰思潮进入中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其中包括宣教组织。

 

苏联解体后，印度次大陆与中亚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为该组织传入中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地理位置来看，宣教组织进入中亚的第一个国家应该是塔吉克斯坦，因为该国与巴基斯坦直接接壤，然而，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都很少，无法得知具体的情况。根据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宣教部的第一任主席艾布贾巴尔（Abjapar）的说法，比什凯克周围的穆斯林对来自巴基斯坦的宣教小组如此冷漠或惧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是国外穆斯林。从外形来看，这些宣教成员穿着巴基斯坦长袍，留着大胡子，与中亚的穆斯林的外形特征略显不同；从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来看，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与当时中亚各国的伊斯兰教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从国内国际因素来说，当时时值苏联解体不久，中亚各国刚刚成立，在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上，人们还受苏联时期宗教模式的影响，对来自外国的宗教组织和团体持谨慎或怀疑态度，公然接待数名来自国外的穆斯林，而且允许其在本国从事宗教演讲存在很大的风险。

 

虽然来自巴基斯坦的宣教小组在比什凯克受到冷遇，但是巴雷克奇的几个年轻人被宣教小组的真诚和宗教知识水平所感动。同时，他们从宣教团体成员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危险的因素，亦未听到他们的任何政治主张，只是看到他们专注于个人的精神体验。宣教实践模式被介绍到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后，被当地一些穆斯林接受后，作为巡回宣教，他们一般选择前往巴基斯坦。由于两国之间的距离较短，宣教人员一般是乘车前往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教团体早期的历史被骨干成员描述成为艰难期或者牺牲期。这个时候宣教成员不熟悉宣教的程序，人们时常对宣教人员充满敌意，包括清真寺的伊玛目。

 

几年过后，宣教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首都比什凯克以及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越来越盛行，在某些方面已经制度化。同时，他们又以此为中心，向北部的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的塔吉克斯坦辐射。费尔干纳盆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的交界区，不仅穆斯林人口占据多数，而且由于位于边界地区，各国当局对此地的宗教控制不严格，客观上有利于宣教组织开展宣教活动。[24]在宣教人员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宣教组织，几乎没有清真寺拒绝接待宣教小组。至2000年前后，吉尔吉斯斯坦的宣教组织无论从参与的人数还是社会的认可度方面都达到了高潮。宣教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世俗力量的反对，同时也引起政府安全部门的高度关注。“9.11”事件后，受美国反恐政策的影响，巴基斯坦停止向中亚国家发放签证，中亚的宣教人员将目光转向印度。

 

印度是宣教组织的发源地和总中心，最大的宣教团体之一是来自前苏联国家，这个类型的宣教群体被称为俄国宣教团体，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前苏联时期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基本能够说俄语。通常来自前苏联国家的宣教团体被分为两组，一组是说俄语的群体，一组是说吉尔吉斯语和哈萨克语。来自俄国宣教团体中，吉尔吉斯斯坦的宣教者人数最多。然而，到了2005年以后，印度驻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大使调任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他之前严格限制给哈萨克斯坦宣教团体发放签证，而新任的驻阿拉木图大使不再限制，办理签证非常容易。随着新大使的到任，吉尔吉斯斯坦宣教者很难得到前往印度的签证，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周边的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是来自全球宣教者前往的另外一个宣教中心。该国不仅穆斯林人数占据多数，而且参与宣教的穆斯林也占多数，当地政府容忍当地和来自国外的宣教者。每年来该国达卡参加宣教集会的人数已经多达300万，是继朝觐之后，穆斯林的第二大聚会。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当地人口参与宣教实践，进而影响了该国宣教的方式。虽然吉尔吉斯斯坦没有达到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多地参与者，但是他们所取得的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动员期和参与期已经过去，吉尔吉斯斯坦的宣教者已经获得很多经验包括印度经验，他们现在强调宣教工作的规范、稳定和品质。[25]

 

中亚穆斯林宣教者前往印巴次大陆的三个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各类不同的知识和宣教经验。当获得这些经验和知识后，他们在本国宣教的同时，将宣教的范围扩展至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蒙古、韩国和土耳其等。他们前往这些国家是经过印度尼扎木丁中心许可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宣教工作是非法的，人们对宣教工作非常敌视。这就要求只有经验丰富的宣教者才能前往这些国家和地区宣教，经验不足者不被许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复杂性，宣教工作具有不同的方式。在印度次大陆，宣教工作采取麦地那的方式，是公开的方式，就如同当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公开宣扬伊斯兰教一样。在不受欢迎的国家从事宣教，一般采取麦加的方式，就如同穆罕默德当年在麦加宣教一样，当时很多人非常敌视穆斯林，甚至迫害，只能采取秘密的宣教方式。一般而言，采取秘密的宣教方式，不要求宣教者居住在清真寺，不公开演讲活动。相反，他们一般住在当地宣教成员的家里，进行宣教交流，动员当地穆斯林参与其中。他们只去清真寺参加礼拜，并不举行其它活动。前往这些国家和地区宣教是有风险的，时常他们会遭遇逮捕、殴打，甚至被驱逐出境。

 

宣教组织作为一种伊斯兰新思潮，自苏联解体后，成为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复兴的一部分，在民间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受前苏联固有思维模式以及中亚本地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中亚国家当局对宣教组织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政策。

 

四、中亚各国对宣教组织的态度和策略

 

中亚各独立国家建立后，伊斯兰重新走上复苏的道路，由于受前苏联时期宗教政策的影响，后苏联时期中亚各国政治、宗教等复杂因素以及“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全球反恐政策的影响，中亚各国家高度关注宣教组织。迄今为止，除吉尔吉斯斯坦以外，其他中亚国家将该组织列入非法组织，禁止其活动，并以法律等手段严格限制宣教人员，予以取缔。

 

乌兹别克斯坦自建立以后，该国总统卡里莫夫抛弃了苏联的宗教政策，重新扶持苏联时期被禁止的非官方（民间的）伊斯兰教，受打压的苏非教团不仅成为合法宗教，而且成为该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加以扶持。相反，作为伊斯兰改革派的瓦哈比派被视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并予以取缔。同样，为了消除国内政治反对派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影响，该国对宗教活动严加管制。2004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简称集安组织）会员国一致同意，将宣教组织定为“恐怖组织”[26]。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时间做出表示，将该组织列入黑名单，以所谓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而禁止其活动。对此决定，塔什干的前总穆夫提穆罕默德·萨迪克（Muhammad Sadik）正式声明该组织是一个虔信的、远离政治的、非极端的运动，但是，在当地一些伊斯兰主义者和一些科学家的支持下，乌兹别克政府相信该组织具有追求长远政治的目标。[27]不久，受到禁止的宣教组织转入地下发展，并转移至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的城镇，在该地他们以经商为手段，从事宗教宣传。

 

邻国塔吉克斯坦对待宣教组织充满了自相矛盾，政府当局认可伊斯兰复兴党存在，但是宣教组织的命运并不比乌兹别克斯坦好。2006年，在经历长时间的容忍和自由行动后，塔吉克斯坦政府禁止该组织传播，原因是：政府听信专家的意见，认为该组织是极端的，其目标是推翻国家法律秩序。许多宣教者因非法从事宗教活动被逮捕，并投入监狱。由此该国宣教组织处于地下发展，他们仍然在一些地区积极活动。2009年4月，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首都杜尚别的一座清真寺逮捕了124名宣教人员，并长时间盘问，当场释放120名，其中4名被扣留。7月，哈特隆地方执法部门以“公开宣扬极端行为”为由逮捕了宣教成员46名，经审讯后，释放23名，关押23名。8月10日，塔吉克斯坦最高法院以“暴力推翻共和国宪法罪”判处5名宣教人员有期徒刑3年至5年。[28]2010年塔吉克境内的拉什特河谷发生动乱，塔吉克斯坦政府将动乱的源头指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而宣教组织也被列入黑名单。同年3月20日，塔吉克斯坦最高法院判处宣教组织成员56名，其中23名判处3到6年，另外20名接受罚款。这次的理由是：“宣教组织并不召唤建立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政府，但与其它恐怖组织有一定的关联”。[29]5月10日，地方法院判处23名宣教人员有期徒刑3年至5年，33名成员判处35000至70000索莫尼。[30]5月20日地方法院判处36名宣教人员有期徒刑。[31]2012年2月23日，哈特隆地方法庭判处2名宣教成员5年监禁，5名成员3年监禁。

 

哈萨克斯坦对宣教组织与国家当局的关系非常模糊，最终由原来的容忍转变为镇压。由于没有合法的地区和合法的等级，宣教组织在该国公开宣传，不讲究宣教策略。他们穿着印巴穆斯林的服饰，戴着无边毡帽，留着大胡子，通常在清真寺或者市场宣传。据研究者的调查，在首都阿拉木图周围，位于宗教事务局旁边的中央大清真寺以及罗凯塔地区郊区的许多清真寺都是宣教人员的集中地。许多人因非法礼拜和宣教罪，定期的被逮捕并被判刑入狱。尽管如此，宣教组织仍然在该国全境从事宣教。2010年，哈萨克斯坦开始禁止宣教组织的活动，并将其定为非法组织，理由是该组织未在国家注册。根据该国的法律，任何未经注册的宗教组织禁止从事各种活动。因此，本国的宣教人员被罚款，而国外的宣教人员被驱逐出境。2011年哈萨克斯坦执法部门曝光了31名宣教成员，其中22名外国宣教人员被驱逐出境。[32]该国政府当局的理由是，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将宣教组织定为极端组织，并禁止其活动。在经过两年的围追堵截后，2013年2月26日，哈萨克斯坦最高检察院正式发布声明，重新将宣教组织定为极端组织，并认为该组织在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一切活动是非法的。该检察院的理由是：近年来，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经禁止该组织的活动，2012年，塔吉克斯坦已对多名宣教者判处有期徒刑3到5年。[33]

 

土库曼斯坦接近土耳其，历史上，该国内伊斯兰教受土耳其影响较大，宣教组织在土库曼斯坦并未获得很大的发展。尽管如此，俄罗斯和中亚兄弟国家的影响，土库曼斯坦将宣教组织定为非法组织，严格限制其在该国的传播与发展。事实上，土库曼斯坦非常担心国外伊斯兰教思潮的影响，为此，该国严格审查朝觐人员。据有研究者认为，该国“当局担心在土耳其或巴基斯坦受过伊斯兰教育的穆斯林在国内传播伊斯兰信仰真相，会对国内居民产生影响，敦促他们要求公正、自由、和平。从上至下钦定的朝觐名单，要经过安全部门的政治审查，凡是对政府有不忠诚言行的人，一律没有资格去朝觐”。[34]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宣教组织唯一合法的国家，宣教组织很好地被融入国家的宗教共同体中。吉尔吉斯斯坦相对的民主化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为世界各地的各宗教组织移植该国铺平了道路。宣教组织传入该国之初，虽然不被广泛接受，然而经过长年的努力，宣教组织最终获得合法的地位以及自由活动的权利，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开展宣教。对于该国当局容忍宣教组织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在经历苏联时期70年的宗教压迫后，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三代人受苏联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世俗化，除此之外，该国是一个半游牧民族国家，他们只有表面的伊斯兰化，事实上，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保留了大量萨满、腾格里以及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宗教实践。在许多情况下，宣教组织再度伊斯兰化当地的民众的行为是国家认可的，这有助于国家构建一种建立在语言、文化传统以及伊斯兰遗产基础上的国家认同，以抵抗俄罗斯的东正教。2010年，宣教组织的知名领袖马克萨特·托克托姆舍夫（Maksat Toktomushev）被任命为比什凯克大清真寺的穆夫提，这使得他成为继吉尔吉斯斯坦总穆夫提兼宗教事务局的领导之后的第二位有影响的重要宗教领袖。[35]虽然宣教组织被整合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伊斯兰教中，这毫无疑问是国家当局的鼓励和支持，但是一些消息闭塞的警务人员仍然视他们就像极端的赛莱菲和瓦哈尼派那样的“危险分子”，一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国际问题观察家、政府官员向政府提议或施压，希望仿效俄罗斯和周边国家，将组织定为非法组织。事实上，宣教组织受国家当局和官方伊斯兰领袖的容忍并不意味着全面支持宣教组织将所有的思想移植到该国。虽然宣教组织的领袖在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具有很好的地位，但是政治当局仍然高度关注宣教组织的动向，并加紧整合宣教组织的人员，并将其制度化，以便将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政府的手中。除了政府容忍和默认宣教组织合法之外，宣教组织本身的努力也非常重要。吉尔吉斯斯坦除了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之外，还设有穆斯林宗教事务局，该局下设有宣教部，主要负责国内的宣教。一直以来，该宣教部的领导由宣教组织的成员担任。由于该组织是一个半民间半官方的性质，因此有一定的自主权，该部真正发挥了普通穆斯林与政府之间的中介作用。一方面，该部严格规范宣教组织的宣教活动，该部规定宣教人员外出宣教必须得到当地伊玛目、地方警务机构和家庭的许可，否则不能外出宣教。另一方面，该部密切关注政府部门、地方民族主义者、其他派别穆斯林对宣教组织的不满或批评，并结合实际情况及时作出调整。比如，针对外界批评宣教人员穿巴基斯坦式的长袍、留大胡子、大量使用阿拉伯语或乌尔杜语的宗教词汇行为，宣教部责成地方宣教组织者及时作出调整，尽量本土化，使用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服饰等，以便为本国人士所接受。从一个层面来说，宣教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已经接近本土化或者某些方面正在本土化，这是政府当局能够容忍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样，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人士不满宣教组织一家独大，他们感受到宣教组织对地方伊斯兰教格局的影响，曾试图限制或禁止该派的活动。然而，他们也明白，宣教组织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化、规模化，如果贸然限制或者禁止其活动，势必会引起宣教组织内部的反弹，造成不可预知的矛盾和冲突。[36]

 

五、结语

 

宣教组织作为一个跨国的宗教组织网络，在苏联解体的同时，作为一个来源于印巴次大陆的伊斯兰思潮，迅速传入中亚，并在该区域的伊斯兰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种远离政治的宗教组织，该组织在印巴次大陆乃至欧美都是合法组织，却在中亚的土地上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待遇和命运，除了吉尔吉斯斯坦以外，中亚其他四国和俄罗斯等以破坏国家法律、公开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将其列入极端组织、恐怖组织加以严格限制和打压。该组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待遇，一方面与“9.11”事件以来的反恐宣传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受前苏联时期宗教政策的影响很大。苏联时期在宣扬科学无神论的同时，在宗教方面扶持官方所认可的伊斯兰教团体，以打压或限制民间的非官方伊斯兰教。在官方的文件和调查报告中，充斥着对民间伊斯兰教的蔑视和批判。将民间伊斯兰教的课程定为“非法的宗教课程”、“地下的经文课程”，将未注册的教职人员被称为“假毛拉”、“罪犯”、“狂热分子”、“骗子”、“寄生虫”，等等。[37]苏非教团成员被视为“罪犯”、“反革命分子”、“土匪”、“持异议者”、敌视苏维埃政权和经济制度的“恐怖分子”。[38]中亚四国对宣教组织的打压和限制，与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关系，2004年、2010年，以俄罗斯为首的集安组织曾两次将宣教组织定为恐怖主义。[39]这种定位直接影响了中亚四国对宣教组织的态度。中亚是民族宗教极为复杂的区域，伊斯兰教各派别和组织绝非官方所看到的那种非红即黑、非官方即地下的格局。俄罗斯学者在研究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时指出：“伊斯兰在当代北高加索各国中占有重要地位，积极填补着当地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白。而热点地区大大小小的新旧冲突中，我们也总是看到伊斯兰的影子。对于这些，我们无疑应该清醒对待。很多时候，伊斯兰往往只是冲突各方掩盖真实目的的一个幌子。”[40]这种认识和看法同样适用于中亚地区，伊斯兰教问题可能会引起中亚局部地区冲突，但不是冲突的全部，在社会转型时期，中亚各国面临着各种社会问题，正在考验着各国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容忍度，而任何将社会问题都归结于伊斯兰教无疑有政治风险。同样对于伊斯兰教各派别和组织也要加以规范和引导，而不是乱扣帽子，甚至打压，这方面，吉尔吉斯斯坦似乎已经走在前面，当然该国也正面临着来自周围“邻居”所施加的压力。

 

注释：

 

[1]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当代伊斯兰教热点难点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2]Johan Rasanayagam. Islam in Post-Soviet Uzbekistan：

 

[3]王智娟：《可能并非“瓦哈比”问题——中亚伊斯兰复兴现状透视》，《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4]沈翼鹏：《中亚五国的宗教问题及其对政局的影响》，《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3期；黄陵渝：《试论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趋势》，《新疆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5]Muhammad Khalid Masud, Travellers in Faith, Studies of the Tablighi Jamaat as 

a Transnational Islamic Movement for Faith Renewal, Leiden：Boston Koln, 2000.

 

[6]Jan Ali. ‘Islamic Revivalism：The Case of the Tablighi Jamaat’, Journal 

 

[7]Haq M. Anwarul. The Faith Movement of Mawlana Muhammad Ilyas,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72.

 

[8]Msa Rao. Social Movement in India, Manohar 1979.

 

[9]Appleby Scott, Fundamentalisms observ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0]Olivier Roy, Globalized Islam：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Nicholas Howenstein, Islamist Networks：The Case of Tablighi Jamaat,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Oct, 2006.

 

[12]Alexiev Alex, Tablighi Jamaat：Jihad's Stealthy Legions,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05.

 

[13]John L. Esposito,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Islamic World, 

Volume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65.

 

[14]钱雪梅：《达瓦宣教团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

 

[15][20]王根明：《南亚宣教组织的产生及运行机制》，见丁士仁主编：

 

[16]马强：《泰卜里厄哲玛提研究述评》，《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

 

[17]刘军：《塔布赖格·贾马特概述——当代伊斯兰教传教组织个案研究》，徐以骅等主编：

 

[18]苏畅：《中亚国家独立19年：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变化》，中国与中亚国际论坛，（北京·2010）。

 

[19]徐以骅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地传教运动》，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

 

[21]Sameer Arshad, ‘Tabligh, or the enigma of revival’, Times of India, 22 July, 2007.

 

[22]Bayram Balci, ‘The rise of the Jama’at al Tabligh in Kyrgyzstan： 

 

[23]贾付强：《将宗教带回冷战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1日。

 

[24]‘Pakistani Islamic group sets up in Central Asia’, http：//www.isn.ethz.ch/Digital -Library/Articles/Detail.

 

[25]Aksana Ismailbekova and Emil Nasritdinov, Transnational Religious Networks 

in Central Asia：Structure, Travel, and Culture of Kyrgyz Tablighi Jama’at.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A Social Work Journal, vol.3, 2012.

 

[26][39]‘Russia：The Supreme Court prohibits the activity of Tablighi Jamaat’，

 http：//enews.fergananews.com.

 

[27][35]Bayram Balci, ‘The rise of the Jama’at al Tabligh in Kyrgyzstan： the revival 

 

[28]‘Tajikistan convicts five Tablighi Jamaat activists’, http：//centralasiaonline.com.

 

[29]‘56 Tablighi Jamaat members convicted in Tajikistan’, http：//centralasiaonline.com.

 

[30]‘Over 50 Tablighi Jamaat Activities Sentenced in Tajikistan’, Central Asia General Newswire, 20 may, 2010.

 

[31]‘Tablighi Jamaat Followers Convicted in Tajikistan’, Central Asia General Newswire, 10 may, 2010.

 

[32]‘Work of 200 Tablighi Jamaat Missionaries Stopped in Kazakhstan’, Central Asia General Newswire, 

 

[33]‘Kazakhstan Ban Tablighi Jmaat as Extremist Organization’, Kazakhstan General Newswire, Feb 26, 2013.

‘Kazakhstan Bans Islamic Group’, Radio Free Europe Documents and Publications, Feb 26, 2013.

 

[34]《土库曼斯坦政府严审朝觐者》，http：//www.norislam.com/?viewnews-13793.

 

[36]Kanatbek Murzakhalilov and Mirajiddin Arynov, ‘Tablighi Jamaat in Kyrgyzstan：

 

[37]Alexander Bennigsen and S. Enders Wimbush, Mystics and Commissars：Sufism in the Soviet Un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p.87.

 

[38]Alexander Bennigsen S. Enders Wimbush, Mystics and Commissars：Sufism in the Soviet Union，p28-30.

 

[40]阿·亚尔雷卡波夫著，齐昕编译：《高加索的伊斯兰教及其对俄罗斯地区冲突的影响》，《俄罗斯文艺》2013年第4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4期。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4年10月17日 。

 http://iwr.cass.cn/zjyzz/201410/t20141017_176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