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G7首脑在德国楚格峰脚下商量着如何严防死守孤立俄罗斯时，罗马教皇方济各却在这个时候接见了普京。尽管普京迟到了70分钟，但总体而言，两人还较为默契。结束之后，普京还收到了教皇的礼物——一枚“和平天使”的奖章。美国尽管对教皇与普京的会晤感到不满，却也无奈。 

 

在俄国看来，两人的会晤证实后冷战时代梵蒂冈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友好互助，是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兄弟般情谊的象征。教皇在普京“被孤立”的困境中提供重要的外交支持，反而坚定了普京分化美国与欧洲的信心。教皇对俄罗斯的温和态度成为俄重要的宗教和外交资源，将长期发挥作用。而此刻的上帝，不再是分裂瓦解庞大帝国的敌意之神。国家、神圣性、领袖与外交，再次奇妙地缠绕在一起、相互作用，塑造俄罗斯新的真理之域。乌克兰危机时代普京政体的合法性，也靠着这些因素互动而不断巩固加强。 

 

 

 

西方围堵之下，教皇方济各与普京会面 

 

国家：拜占庭之死与俄罗斯的崛起 

 

说起来，俄罗斯国家性的起点本身就与宗教有关。988年基辅罗斯受洗标志着俄罗斯民族性的成型，俄国人的信仰由此转向基督教。拜占庭作为伟大的正教文明，对罗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传入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带来的弥赛亚意识和庭教合一的体制塑造了俄罗斯民族，也构建了俄罗斯国家性。基督教教会俄国人追求更为崇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追求财富。作为基督教大家庭的成员，罗斯与梵蒂冈交往频繁。 

 

1054年教会大分裂波及到罗斯，罗斯自然宣布不承认天主教并同其斗争。当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天主教大军来到波罗的海和芬兰湾时，教皇公然要求当地居民改宗信仰圣彼得，骤然恶化罗斯与天主教廷的关系。12世纪末，蒙古鞑靼人统治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拉开了罗斯与西方的距离。 

 

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以莫斯科大公国为首的罗斯诸城邦成为东正教的最后力量。莫斯科大公国伊凡三世听从罗马教皇建议，迎娶拜占庭末代公主索菲亚为妻。大公国名正言顺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而罗斯也被俄罗斯所代替，“莫斯科是第三罗马”成为俄罗斯国家构建的理念基础。这种国家观立基于东正教的两个特征之上：1）正教会对王权的追随，鼓吹宗教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服从；2）拜占庭东正教具有独特的“帝国崇拜”观，强调世俗与精神“双重为首”的观念。莫斯科是东正教唯一的捍卫者。“第三罗马”这一神圣荣耀不仅与东罗马帝国灭亡有关，也与莫斯科大公国王公的努力不无关系。最为突出的即是伊凡四世，他于1547年取得了“普世东正教徒的沙皇（即凯撒）和国君”的称号，达到了“莫斯科是拜占庭的真正继承者——第三罗马”的目的。 

 

拜占庭的死亡意味着东正教与欧洲的近缘关系不复存在，而俄罗斯作为新兴国家走上历史舞台，承担着构建第三罗马，重现拜占庭辉煌的角色。而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纷争和对抗，与俄罗斯与西方这对关系夹杂在一起，构成了俄罗斯寻找自我存在感，创造伟大帝国的重要“他者”，融合进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之中，影响俄罗斯的对外认知和行为。 

 

神圣性：俄罗斯精神文明的基石 

 

沙皇彼得一世即位后，东正教被确立为国教，并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对外扩张而不断扩展。东正教的仪式主义使信奉者“将日常生活牢固有力地统一起来”，却并未为启蒙运动或宗教进步留下多少空间。尽管彼得一世顽强地进行西化改革，东正教却作为最为顽固的保守力量留存下来，成为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与帝俄时代融合恰到好处的东正教也产生新的特质：严格、等级化的结构、较为浅显的学说概念，华丽重复的仪式主义。伴随着帝俄的崛起，东正教在国家中逐渐取得了重要地位。 

 

尽管如此，近代欧洲的世俗化仍然锐不可当。与西方交流逐渐密切起来的俄罗斯再次将西方作为他者进行思量，不断反观自身。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甚至认为，俄与西方的区别仅在于信仰，俄罗斯文明的本原就是东正教信仰。 

 

传统知识分子对神圣性的强调和东正教对集体主义和国家权力的强烈服从，使得东正教的神圣性并未被“革命”，回到精神领域之中。政权与宗教难舍难分的情谊也推动了俄罗斯在其侵占的领土内强力推广东正教，并建立以俄罗斯东正教会（ROC）为轴心的管理制度。因为在帝俄的皇帝们看来，基督教民族（波兰除外）对俄国扩张的抵抗要比伊斯兰教民族要少得多。 

 

 

 

2008年，普京出席俄东正教大牧首葬礼 

 

梵蒂冈反击战和上帝回归苏联 

 

东正教对国家服从关系随着帝俄崩溃而瓦解，东正教会遭受巨大冲击。随着俄国革命和内战的进行，ROC与白军所占领地区的东正教会失去了联系。1920年吉洪牧首签订了第362号法令，允许人们在莫斯科牧首区管辖的地方创建临时教会机构，由当地等级最高的教士进行管理。而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东正教的破坏，也导致了教会与新政权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大批神职人员逃离苏联。因此，东正教在苏联时代分裂，由国内“红色东正教”和国外的“白色东正教”组成。国内的红色东正教历经困境，尽管在二战时期斯大林看到东正教对鼓舞士气的作用，逐步提升东正教的地位，东正教随后有所发展。但是东正教在苏联时期遭到排斥，再未获得帝俄时代的地位。 

 

斯大林曾言，“教皇手上有多少个师？”但他却忽视了教皇所拥有的广泛信众和强大的精神感召力。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成功当选为教皇，引起教众强烈支持。这位教皇否定了前任教皇采取的回避谨慎的“东方政策”，将波兰视为上帝选中的重要地域，展开反击。他一方面反对东边的“无神论”传统，另一方面反对西方的“世俗化和物质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和对信仰的坚定支持使其在波兰赢得极大的声誉。波共在其和团结工会的联合打击下迅速丧失合法性，随后的事件可以想见。 

 

而苏联晚期，戈尔巴乔夫对改革、民主和公开性的迷恋，并在主流报纸《消息报》和《真理报》公开承认信仰者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宗教力量在无神论国家潜流暗涨。1988年6月10-16日，官方支持的“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一千周年纪念日”成功举办。这些举措更是严重削弱了苏联国家的意识形态性。上帝的存在得到官方承认，教会力量也得以认可，以至于苏联解体后东正教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复兴。 

 

普京与教皇：非正式联盟 

 

俄罗斯宗教在叶利钦时代复兴之后，在普京时代达到新一轮高峰。普京是近代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向世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国家元首。普京对宗教自由的推崇和东正教的崇信使得东正教确定了其在当代俄罗斯的重要地位。 

 

普京承认传统价值、强调家庭的核心地位和宗教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这也得到当前教皇方济各的响应。方济各教皇是一位温和的保守派，同样承认宗教对现代社会和政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普京对保守主义的信奉，对宗教的重视以及其强大的权力成为教皇拉拢的对象，也成为教皇获得对西方影响力的另一重要路径。 

 

与此同时，普京还加强与罗马教廷的交流。从问题领域上看，克里姆林宫与梵蒂冈共识较多，集中于：1）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普京与教皇的议题也集中于对中东北非、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希求当地维持和平与稳定。2）支持与伊朗对话，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反对孤立伊朗的政策。3）支持基督教普世主义。4）在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对峙中中立。在乌克兰危机和内战之后，乌克兰地区东正教和天主教已势成水火。两方各支持欧洲和俄罗斯，形成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对峙局面。梵蒂冈在此问题上采取中立政策，以换取普京对乌克兰地区天主教徒的保护，而普京则没有表态。乌克兰地区波兰和美国神父的大量涌入，表明普京也已做出巨大让步。 

 

在去意识形态化之后的俄罗斯，普京在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认同上获得成功。普京式传统将俄罗斯国家中的“第三罗马”顽强不屈的精神，东正教中弥赛亚意识和反抗西方的宗教资源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和经济制裁的阴影下，俄国人对普京的支持不降反升。这在世俗化程度颇深的西方人来看不可思议，使用物质力量和经济手段企图将俄罗斯拽入危机谷底对克里姆林宫而言不啻为一个天真的笑话。此时的上帝，并不站在饱受9·11袭击的纽约一方，也不站在吵吵嚷嚷、意见不一的布鲁塞尔一方，而站在支持宗教自由，强调保守主义和宗教价值的莫斯科。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生

 

转自观察者网，2015-06-19。

 http://www.guancha.cn/sunchao/2015_06_19_3239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