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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佛教文化交
发布时间: 2015/10/23日    【字体:
作者:王韵
关键词:  唐代 南方丝绸之路 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是中国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也是中印之间佛教文化交流的要道之一,表现为不少内地僧人经南方丝绸之路不畏艰险到印度求法,印度高僧也不远万里到蜀地来弘法,同时唐代经南方丝绸之路的中印文化交流对南诏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南方丝绸之路是由四川经过云南到达缅甸和印度的一条陆上丝绸之路,是从中国西南方向将中华古文明与世界古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也是欧亚古代文明相互联系的纽带。南方丝绸之路从地理上看是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结合部,从人类历史和文化上看,则是中印文化以及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咽喉地带。在中国与印度的二千年的精神文化交流中,佛教交流占有最显著的地位。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求法与弘法的僧人,或陆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印之间,他们不仅传播了佛教文化,也促进了中印之间的了解与交流。到了隋唐时期时,政治的开明和经济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印度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僧人互访、交流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中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达到高潮,不断有印度僧人来中国弘法传经,也不断有中国僧人跋山涉水到印度取经。很长一个时期,这些往来的高僧充当了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1〕。
 
 
 
 
唐代中西交通的发展和统治者对于佛教的需求,使之在中国更为盛行,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不少唐代僧人经南方丝绸之路不畏艰险到印度求法,印度高僧也不远万里经南方丝绸之路到中国内地来弘法,促进了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并对当时南诏国的佛教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往的学者对于唐代经西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研究较多,对于两地经南方丝绸之路的佛教文化交流论述较少,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印交通的一条要道,对唐代时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唐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
 
 
 
 
汉晋时的蜀身毒道,到唐代已发展为安南通天竺道,即唐代史籍所称的西洱河天竺道,是大唐通往五天竺险路之捷径。唐代有诸多文献记载了当时南方丝绸之路的情况,如《新唐书》卷43载唐德宗时贾耽撰“安南通天竺道”,描述了贞元年间从大理往缅甸、印度的路线里程:“自羊苴咩城(今大理)西至永昌故郡(今保山)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今龙陵)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今瑞丽)二百里。又入骠国(今缅甸)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今缅甸抹谷)七百里。又经突曼城(今缅甸蒲甘)至骠国(今缅甸卑谬)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今缅甸西部阿拉干山),至东天竺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一带)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今孟加拉国博格拉一带)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嗢罗国(今印度东部拉吉马哈尔)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六百里。”〔2〕根据以上记载,从四川成都出发经缅甸到印度的道路主要有南路和北路两条,这两条道路是由成都经西昌、大理、保山到腾冲境内高黎贡山上的诸葛亮城再分路的。南路途经龙陵、瑞丽到缅甸掸邦,经太公城到骠国古都卑谬,再到曼尼普尔,经阿萨姆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到印度平原,共计里程8534里。北路经腾冲到缅甸密支那、猛拱,越过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的东北部,再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中下游而去印度,共计里程7634里。
 
 
 
 
另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卷81根据晋徐衷《南方记》、唐初魏王李泰编《括地志》等地理书的记载,对唐代的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路径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书中记载了唐代从四川经云南至迦摩缕波的途程:“此往五天路径,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巂、不韦、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汉朝始慕化,后改为身毒国,⋯⋯今并属南蛮(指南诏),北接亘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山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吐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努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冱寒,又难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赍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辗转问津,即必得达也。山险无路,难知通塞。”〔3〕迦摩缕波是唐时的东印度地区,可见,慧琳所说往五天竺的陆路捷径,即为从成都出发,经云南至印度的线路。其中所说的:“入吐蕃国之南界,更度雪山南脚。”应指今上缅甸至阿萨姆河三角洲一带。
 
 
 
 
除此之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迦摩缕波国也是当时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陆路途径,《大唐西域记》卷十所载:“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徐里。⋯⋯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撩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嶂气氛诊,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4〕此文中记载的迦摩缕波国,其地望在今印度阿萨姆地区,这已基本上得到学界的公认。从迦摩缕波至唐之蜀西南境“可两月行”,按唐制陆行每日50里计算,约合3000里(《唐六典》卷三:“度支郎掌水陆道里之路,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行及驴五十里,现二里约等于一公里,古代里的长度与现在的略有差异。”)唐代之蜀西南境约指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一带,若除去四川盆地边缘至今腾冲一段,剩下的大致也是千余里,这与从腾冲至阿萨姆的距离大体相当。
 
 
 
 
另一位唐代著名的高僧义净也在其著作中对唐代时的南方丝绸之路有所记载,《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原注:“从那烂陀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乃至尽穷,有大黑山,计当土蕃南畔,传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旦罗国,次东南有郎迦戍国,次东有杜和钵底国。次东极至临邑国。并悉极遵三宝,多持戒之人。”〔5〕那烂陀寺是古代印度摩揭陀国的著名寺庙,唐代玄奘曾经在此庙研习佛经多年,大黑山是今印度与缅甸交界的那加山脉。从义净所载,可以看出唐代时也有僧人从蜀西南沿南方丝绸之路到印度那烂陀寺取经。
 
 
 
 
二、经南方丝绸之路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佛教传入的一条重要通道,在西晋末年时就有佛教交流经此道进行,是时八王之乱起,中国北方动荡,西北丝绸之路通行困难,而利用“蜀、身毒国道”赴印度的行旅增多,其中不乏去印度求法的高僧。据唐僧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琳传》记载:“有一故寺,但有砖基,阙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徉柯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6〕由此可见,在公元4世纪时,就有若干僧人经过南方丝绸之路前往印度求法取经,而在此后南北朝至隋唐间,有更多的内地僧人通过此道去印度留学求法。还有唐僧道宣《高僧传》卷7有记载:“释慧睿,冀州人。少出家,持节精峻,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敬信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遂以金赎之。即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7〕慧睿在西游各国到达南印度留学后,精通印度语言和佛学,回国后还协助鸠摩罗什从事翻译工作。据汶江先生统计,上述这些人占两晋南北朝西行求法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8〕。
 
 
 
 
强盛的唐朝和四邻的交往很频繁,去印度的各条道路都畅通无阻,滇缅线因而得到充分的利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巂州都督刘伯英上言:松外诸蛮暂降复叛,请出师讨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胡三省注曰:“此即汉武帝欲通之道,而为昆明所蔽者也。巂州,汉邛都夷之地,武帝开置越南郡。后周武帝置严州,唐为巂州。”〔9〕几年后唐太宗派梁建方率蜀兵20万进军滇西。当地各民族相继归附,这条路完全打通。自此,唐代四川、云南经缅甸到印度的道路,开始有了更多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记载,迦摩缕波国国王拘摩罗看到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心羡大德之邦,窃思往之。武德元年(620年)唐李世民破刘武周之后,军中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贞观初(627年)在中国才普遍流行。但是贞观十二年(638年)玄奘到达迦摩缕波时,国王拘摩罗就说他已“闻之久矣”〔10!在玄奘去印度之前,唐代史料并没有中国僧侣取道北印度和中印度而到达此国的记载,可见当时应该有唐代僧侣经过天竺道的滇缅线到达迦摩缕波,将唐代的文化传播到那里,又将佛经带回中国内地。因此,汶江先生认为,“迦摩缕波既是和中国很早就有频繁的交往,至四川又有‘可两月行’便能到达的捷径,当地对中国的文化交流,也应和贸易一样,直接往还,不必行回曲折,度大漠,再逾雪山,辗转取道中亚和北印度了”〔11〕。
 
 
 
 
唐乾元(758~760年)末,吐蕃攻陷河西、陇右各州,沿新疆通行的西北丝绸之路阻绝。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沙州人民起义,后唐宣宗以沙、瓜等十一州置归义军,从而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宋代时西夏与宋长期对峙,因此唐乾元以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主要是沿东线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进行。据史载唐末时,有印度僧人就取此道回国,“先是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进而还”〔12〕。当时的印度僧人经过成都,再经云南而返往北天竺,说明了南方丝绸之路当时仍是四川、云南等地对外交通的要道。
 
 
 
 
除了僧人前往印度求法,和印度僧人经南方丝绸之路到内地进行讲经之外。隋唐时期,还有不少佛教经文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道宣《续高僧传》卷二《释彦琮》载:隋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在洛阴上林园立翻经馆,“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甲,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有敕送馆,付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13〕。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由此史料记载可见,隋军在平定了林邑之后,沿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从林邑获取了大批贝叶经,并将其带回中国。贝叶经是写在贝叶上的印度佛教经典,据此,张泽洪认为:“在佛教东渐的历史进程中,贝叶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发挥了传播佛教文化的重要作用。梵文贝叶经的翻译,是佛教中国化的要素之一。贝叶经在中国的传播,与南方丝绸之路关系密切。”〔14
 
 
 
 
唐代还有经南方丝绸之路的民间佛教文化交流,当时唐代封建王朝虽未能开通经南方通往印度的贸易道路,但是,民间与印度的文化与贸易交流并未因之而中断。保留至今的位于荥经县城西20公里的原邛崃山下的石佛寺摩崖造像,是唐贞元年间开凿的,其造像充满异域风格,与同期其他地方的摩崖造像截然不同,很像魏晋时佛教初传入我国的造像风格。这一实物说明在唐代西南地区仍与印度发生着非官方的民间文化交流,其南方民间的丝绸之路仍在延续。
 
 
 
 
三、南方丝绸之路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对南诏佛教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时期,商品流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对外交通的发展,同时为加强西南边疆的经营,唐在云南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并且很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到南诏政权建立之时,内地大乘佛教已广为流传,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在贞元册南诏之后,唐王朝主动放弃了南诏子弟为质于京都长安的制度,在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成都办了一所学校,每年派南诏大臣子弟15~20人到成都学习。这所学校办了约60年,先后培养出南诏子弟上千人。“当时西川佛教密宗盛行,这些南诏贵族子弟不可能与当时成都的密宗活动中心大慈寺中的僧侣没有接触,不可能不受其密宗思想影响,他们必然充当了把中原佛教引进南诏的中介人”〔15〕。
 
 
 
 
南诏是唐代时西南边疆强大的地方政权,南诏国的佛教文化十分兴盛。唐代时,南诏与唐交往密切,或战或和两者都存在很频繁的交流,南诏文化的仿唐性,以及南诏与唐王朝的频繁往来,使得中原的佛教作为一个文化由此而传入南诏,而其中传入的途径主要是由成都经川滇道而至洱海,经南方丝绸之路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对南诏佛教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缺乏详细的文献记载,密宗在大理的突然兴起应该也受到了唐朝的影响,云南佛教信仰虽然具有地方特色,但它显然没有断绝同内地佛教的交流”〔16〕。至南诏时,有许多天竺僧人在洱海地区传播佛教,留下了许多遗迹。云南的地方史志、碑铭中,就记有不少唐代在南诏传教的天竺僧人。另据樊绰《蛮书》载,婆罗门人在南诏时来云南的也为数不少。可见,天竺道即南方丝绸之路的佛教传播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来南诏的天竺僧人中有不少就取此途往返。
 
 
 
 
天竺僧人来到南诏国,对南诏的宗教信仰影响很大。南诏时期建造的剑川石宝山石窟有印度婆罗门僧人的雕刻像。直至近代,大理白族地区还有许多阿利教的神话。另外,立柱纪事这种形式在古印度非常普遍,阿育王时代的石柱遍布印度全境。至今在印度德里清真寺还矗立着一根巨大的铁柱,它铸于公元4世纪的笈多王朝,上面刻着国王钱德拉·笈多二世维克拉玛蒂特亚的丰功伟绩。由于印度冶铁技术不发达,不能铸造大的铁件,而德里清真寺的铁柱显然是中国的冶铁技术传入印度后才铸造。而在云南南诏时出现的铁柱,很可能是当时印度佛教文化交流传来的铁柱铸造形式。唐代时崇拜铁柱的信仰在南诏还很盛行,在《南诏图传》中有张乐进祭柱的画面。至今,在弥渡县太花乡原铁柱庙内尚存铸于南诏建极年间的一根铁柱。
 
 
 
 
南诏作为一个佛教大国,其统治阶级蒙氏一族祟悟佛教,到处建造佛寺,奖励佛教,这些做法以王宰贵族为核心,表明开明的贵族佛教色彩极其强烈,从南诏和唐朝的交涉关系来看,南诏佛教是以从唐朝传入的大乘派的中国佛教为主流的。由云南经缅甸而达印度的这条古道,是彝藏先民,勇敢的古羌贸易者开辟的,而印度密教,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随着商贩的驼铃,传入南诏,正如《滇略》中所讲,“叶榆(大理)以西,接壤天竺国,故自唐末以来,祟奉释教,日盛一日”〔17〕。
 
 
 
 
而阿吒力教正是流行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密宗,“与梵僧进入西藏形成藏传佛教不同的是,进入南诏的梵僧融摄南诏地域文化,最终形成区别于藏密、也区别于汉传佛教密宗的滇密,这就是南诏大理国兴盛一时的阿吒力教”〔18〕。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曾一度成为南诏、大理国国教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传入的路线有天竺道和吐蕃道,并且其传入洱海区域的路线是以南诏通骠国、天竺道为主,即唐代的南方丝绸之路是阿吒力教传入南诏的重要途径。阿吒力教作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佛教教派,曾一度在南诏大理国占据统治地位。阿吒力教在南诏大理国的传播,经历了地方化、民族化的历史进程,从多方面影响到南诏大理国的宗教文化。
 
 
 
 
唐代印度佛教传入南诏并盛行的另一标志为大姚白塔和梵文砖。印度佛教传入当时的南诏国,很快就向腹地深入传播。大姚(蜻蛉)地处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虽然当时的生产能力和建造能力有其时代局限,但由于举国上下千家万户对佛教顶礼崇拜,虔诚信仰,将佛塔和梵文视为佛像的化身,克服人力物力或资金等重重困难,在海拔2000米的山顶建造15米高的佛塔,其新颖的建造“似磬棰”的建筑风格也体现了当时极高的宗教艺术造诣”〔19〕。
 
 
 
 
大姚白塔和梵文砖的出现,可以看出唐代佛教文化传入南诏的渠道有如下几种:第一种是有印度佛教传入中原后,再由南方丝绸之路的上段传入南诏;另一种是古印度佛教由南方丝绸之路通过缅甸直接传入南诏腹地之说。“唐代时地处中国边疆的云南,远距中原且有交通阻隔,但与缅甸接壤只有一江之隔,虽然当时交通不便,多要靠人行马走,但睦邻的物质、文化的传播,也具有其直接和便利的条件,从中也可看到南方丝绸之路在唐代时为人们所利用的事实”〔20〕。
 
 
 
 
综上所述,唐代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频繁,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中印佛教交流的重要路径之一,其间往来于此道的僧侣们促进了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佛教文化的形成,除此之外,还有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于内地的经文,以及经南丝路的中印民间佛教文化交流。唐代经南方丝绸之路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对南诏佛教的兴起也有一定影响,大姚白塔和梵文砖就是唐代时印度佛教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南诏的重要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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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汶江.试论道教对印度的影响[A].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C].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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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傅永寿.南诏佛教的历史民族学研究[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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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谢肇淛.滇略·俗略[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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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肖林.南方丝绸之路楚雄段论述[A].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C].巴蜀书社,2008185186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转自龙泉之声,2015-06-29。
http://www.longquanzs.org/cywh/hsjj/649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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