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危机的历史根源

 

昝涛

 

11月17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来到中央民族大学北智楼会议室开讲，题为“中东危机的历史根源”，全场座无虚席。主持讲座的张海洋教授说，此次讲座时逢一战百年，一战遗留的诸多历史问题与当下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相杂糅，为此次讲座增添了几分别样的色彩。

 

　　讲座伊始，昝先生就提到最近备受瞩目巴黎恐袭事件。他说，其实之前的10月份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火车站就发生了恐怖爆炸案，死亡人数超过100人，如果再加上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我们不由得问中东地区到底怎么了?

 

　　如果照此发展，中东会何去何从，它对世界、对我国的政治格局又会有什么影响，这都是我们现在急于渴求弄明白的。但是，昝先生指出，这种渴求其实是源于大多数以汉语为母语的国人常识性知识结构缺失所造成的，即我们对从我国新疆以西到希腊以东的这块地区存在常识性知识的盲区。这使得我们对这个区域充满着想象与好奇，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能避免尴尬。

 

　　昝先生提到哈佛大学曾在上海主办一个学术研讨会，主题就是探讨如何在高校里讲授伊斯兰知识，可见这已不只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它已成为关乎多个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关乎不同人群能否在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被称为穆斯林的人近14亿之多。那么，生活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格局里面，使得我们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

 

　　一神教起源地与四大哈里发

　　今天的“中东”这个概念本身是西方人定义的，如果按照我国传统的观念，它是古代“西域”以西的范畴，这是中国人的“近西”的一部分，欧洲则是“远西”了。如图所示，它包括地理意义上所说的西南亚和小亚细亚半岛(即土耳其的大部分)以及今天北非地区。

 

　　中东地区是当今几大一神教的起源地，至于为什么这个地区会产生一神教，通常让人感到很神秘和困惑。当然，按照神学给出的解释就是源于上帝的意志。这个一神教体系的形成大约要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巴勒斯坦这块地区，这说的就是犹太一神教的传统。这可以看“出埃及记”这个故事。它发展到公元前后开始出现了基督教。

 

　　到了公元7世纪初，在红海东岸的麦加-麦地那地区，可以观察到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如果按照穆斯林的内部视角，先知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复兴者。按照伊斯兰教的历史观，真主曾在之前多次给人类以启示，当然后来有多重原因导致了扭曲，而真主很怜悯人类，就又派遣了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来传递他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古兰经》与《圣经》不同，它里面基本上都是真主在说话，先知只是个传递者，而且《古兰经》也没有版本上的问题。

 

　　7世纪之前，中东地区的宗教面貌是多元性的，这里有基督教、犹太教，伊朗那边的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仅过了一百多年，伊斯兰教的分布范围就扩大到西南欧、伊朗、北非以及中亚地区。但此之后，他们并没有明显的收缩反而在这些地区得以巩固，即便是经过11-13世纪的200年的十字军“反扑”也没有改变这个局面。

 

　　当十字军秉承着“圣战”意旨来到中东时，他们惊愕于医学与法律相当完备的“异教徒”们，甚至有个别人干脆留下来学习穆斯林的先进文化。换个角度看，十字军东征时在穆斯林世界发现了当时的“现代性”。十字军也觊觎三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古兰经》里面提到的先知穆罕默德“登霄”的故事，穆斯林是坚信不疑的，先知在公园621年的7月某个夜晚乘天马在天使陪伴下刹那从麦加到了耶路撒冷，并从那里“登霄”见到了真主本体，这是耶路撒冷成为穆斯林圣城的依据之一，当然，后来阿拉伯帝国对耶路撒冷的统治和建设是更重要的依据。先知在麦地那时曾短暂地要穆斯林也向耶路撒冷朝拜。

 

　　先知穆罕默德于632年突然去世后，历史进入到“四大哈里发”时代。先知本人对于继承人没有明确指定，他自己也无男嗣。“哈里发”(Khalifah，继承者之意)的推选是这样的： 经过原始民主制的部落推选后，先知的岳父艾卜·伯克尔成为第一任哈里发，不过两年后他就去世了。第二任哈里发为欧麦尔，他曾是一位勇士，也是先知的女婿，在他执政的十年里征服业绩显赫，本人也没有留下什么有争议的瑕疵，被公认为是先知之后最伟大的统治者。

 

　　欧麦尔被刺杀后，七旬高龄的奥斯曼当上了第三任哈里发，他来自颇具势力的倭马亚家族，要知道，这个家族和先知的家族——哈西姆家族都属于古来氏部落。同时，奥斯曼也是先知的女婿，先后娶了先知的两个女儿。虽已年逾古稀，但他执政长达12年，可是他后期问题很多，以至于内部产生矛盾，后来死于叛军之手。直到此时，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这个跟先知在亲缘关系上最近的人才在纷扰之中不情愿地被推上了哈里发的位置。

 

　　阿里上台后不久就宣布迁都，离开麦地那到达伊拉克的库法。库法这里的人好内斗。要知道，阿里虽然继任了哈里发，也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但他遭到当时叙利亚总督、出身倭马亚家族的穆阿维叶等人的反对，他们以为奥斯曼报仇为由，对阿里兴师问罪。于是双方发生了战争。在隋芬之战中，胜利明显属于阿里一方，但他接受了对方以《古兰经》裁决的和谈要求，可遭到了自己阵营中约1000多主战派的坚决反对，他们脱离了阿里的领导，成为所谓的“哈瓦立吉派”，即出走派，他们这一派后来与阿里为敌，并派人刺杀了阿里。哈瓦立吉派是教义上比较极端的一派。

 

　　阿里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继任哈里发，但是都死于倭玛亚人之手，倭玛亚人自立为哈里发，建立了倭马亚王朝。这是阿拉伯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从此开始走向了世袭制。

 

　　但派系斗争并没有停止，拥护阿里的一派即阿里党人，被称“什叶派”(“什叶”即党人的意思)。最初这只是一种政治派别，后来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宗教思想体系，伊斯兰教也就分成正统派(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派别。逊尼派承认四大哈里发都是合法继任者，因此获得历代哈里发国家的扶植而广泛流传，当今世界上的穆斯林多属逊尼派;而什叶派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合法的继任者，信奉什叶派的人较少，现主要分布于伊朗、伊拉克等地。

 

　　什叶派新月地的前世今生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什叶派穆斯林的总体数量相对不多，但他们有主体国家，这就是伊朗，伊拉克的什叶派与伊朗的什叶派之间渊源很深，不可分割。伊朗是在16世纪后扶植什叶派发展的，这就是萨法维王朝。伊朗的什叶派占其人口的90%，可以说伊朗是中东版图中什叶派的核心。

 

　　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后，伊朗遭到了西方与逊尼派的联合围堵。伊朗人为了突破封锁，试图发展核能，并利用什叶派推进“国际主义”，也就是牢笼和支持原先有什叶派的地方，在没有的地方创造什叶派。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支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伊拉克这个国家很有意思，虽然大多数为什叶派信徒，但是萨达姆却是逊尼派，逊尼派在伊拉克是少数派。萨达姆的家族势力主要源于他的父、母和继父三方。实际上，萨达姆在位的时候，伊拉克还是很世俗的国家，当然，逊尼派得志，而什叶派是比较压抑的。但随着他上了绞刑架，伊拉克便开始了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进程，旧有格局就变了。因为简单的民主化就意味着数人头，由于什叶派人多，所以领导者自然换成了什叶派的人，2003年上台的马利基政权就来自根深蒂固的什叶派背景。这种逆转对于人数较少但曾经地位较高的逊尼派来说是一个大挫折。

 

　　到了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什叶派的“多数的暴政”越来越明显，逊尼派越来越感到绝望。这一年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伴随着美国的撤军，伊拉克派系斗争的激化，周边地区开始了“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ISIS)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这一切使得中东地区成了一个“火药桶”。

 

　　伊拉克逊尼派中的激进分子受到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乱局更利于国际极端分子的渗透，他们利用了逊尼派的绝望情绪，开始走向恐怖主义。我们看到的残杀什叶派的行为和伊斯兰国的兴起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基于此的。

 

　　叙利亚的情况和伊拉克恰恰相反，即统治者阿萨德这一派是什叶派，在国内为少数派，但绝大多数民众则是逊尼派。阿拉伯之春后，也刺激了叙利亚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冲突，当然，对叙利亚问题应该看到地区范围内的教派之争(分别以沙特和伊朗为首)这个因素，也要看到西方的干涉因素。同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另外一派势力是反对干涉和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其实对于阿萨德本人及其政权的性质，经常看到西方与其他的官方评价都褒贬不一。

 

　　库尔德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库尔德问题可以说是一战遗留的历史问题，要知道，当今世界上有3000万库尔德人，他们有独特的文化、语言和种族属性，西方人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没有独立国家的民族。他们分布在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四国交界处。

 

　　在一战后，协约国曾许诺给库尔德人以独立国家，《色弗尔条约》中就提到要建立库尔德斯坦。但是随着凯末尔革命，土耳其推翻《色弗尔条约》，并于1923年在瑞士的洛桑重签条约，新签订的《洛桑条约》中就不再提库尔德斯坦的问题。随着周边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如伊拉克、伊朗等，使得库尔德问题被悬置了。

 

　　于此无望的库尔德人也只有通过不断起义来发声，今天库尔德问题最为显的国家就是伊拉克和土耳其。二战时，曾盘踞在伊朗的苏联还曾支持建立过库尔德国家，不过苏联并非真心，只是要利用这个问题而已，所以，后来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它很快就失败了，这一时期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在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武装斗争很激烈，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库尔德工人党更是厉害。现在该组织被定性为恐怖组织。当然，库尔德工人党很少发动针对平民的自杀式袭击。

 

　　到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库尔德人迎来了他们的春天。由于美国主导在伊拉克的北部设立禁飞区，这里成了权力的真空地带，遂被库尔德人控制。他们在这里有独立的旗帜、军队和货币，算是一个准独立国家。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胜利刺激了周边国家的库尔德人;伊朗和土耳其也多次“跨境反恐”，即到伊拉克打击惯用游击战术的库尔德武装。

 

　　如今IS侵占了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伊拉克的一些地区，也控制了一些石油储备，这成为IS经费来源的主要部分。而购买这些石油的国家很可能就是邻居土耳其。土耳其对IS的态度也一直很暧昧。因为它如果打击IS，可能对它的头号敌人库尔德工人党有利。今年7月，土耳其突然对库尔德工人党和IS同时开火，这被认为是为了选举政治的需要：民族主义在土耳其是很有市场的，打击库尔德人能为埃尔多安的正发党赢得更多的选票;当然北约的压力也使得其不得不对IS做出抉择。

 

　　在谈到IS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时，昝先生指出，这既是现代的又有历史的传统。它是属于某种崇尚严格教义的、极端的纯洁化运动，针对的是日趋世俗化的社会，是对繁琐教义的批判。类似的思想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例如始于9世纪的罕百里派、13-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18世纪30年代以来的瓦哈比派、20世纪的赛义德·库特布，等等，他们在思想上有连续性，当然并不都是主张暴力手段的，但是总有少数人会走向暴力恐怖主义。历史看，世俗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它当然会产生一些问题。有些不满的人会受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意图清除世界的“污浊”和“堕落”，甚至认为那是在去除世界的“蒙昧”。IS的意识形态里有这样的因素在，当然，作为一个实践性的运动它又有多种现实因素。

 

　　但是，最后，昝先生强调说，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一带被称为“恐怖主义走廊”。G20峰会后采取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可能会引起 IS武装的溢出效应，其与阿富汗基地组织争夺势力范围，巴黎的恐怖袭击，都是值得警惕的发展。

来源:澎湃新闻，杨炎之记录，转自共识网，2015-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