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会设定一套经济上的指导纲领。此举并不意味着运动的参与者想以此来充实自己—尽管他们有可能，并且经常这样做。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重建经济系统，使之与相应的宗教律令保持一致。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基督教经济学、佛教社会主义、伊斯兰银行等概念的原因。

 

在外行人眼里，主要几种原教旨主义的经济纲领看上去千差万别。毕竟每一个纲领都依托于不同的哲学遗产，并且以独特的对话形式为特点。此外，这些原教旨主义在理念或方法上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一个人阅读成百上千页的伊斯兰经济学文稿也不会碰到一条有关基督教经济学的注释，反之亦然。不过，这些经济学说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取代世俗的经济学思想。

 

这种彼此之间的孤立基于两个因素。第一，每个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说都把本宗教的正确性和无可匹敌的优势看作理所应当。因此，不会有基督教经济学家尝试向D· 乌帕迪雅耶（Pandit Deendayal Upadhyay）的《整体人道主义》（1965）一书寻求指点，用它来解决《圣经》中有歧义的地方，即便这本书奠定了印度教经济学的基石。第二，每个学说都会采用一种特定的表达方式，外人只有通过训练才能深入理解这种表达。如果一个基督教经济学家想要通篇概览《整体人道主义》，那么他可能会被书中深奥的术语和象征意义弄得莫名其妙。这些学说彼此之间相互隔绝，但是它们每一个又对世俗的经济思想表现出公开的关注与包容，前后两种情况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下文中，我会着重指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说很大程度上是从知识分子传统中获得了借鉴，比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众多推行市场秩序的世俗传统，尽管表面上看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目标是要取代它们。

 

从基本内容上来看，这些学说包含的经济学设想呈现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差异。伊斯兰经济学的最高目标是要根除利益，这在印度教经济学中几乎算不上一个论题。佛教经济学鼓励修建圣地，对基督教经济学而言，这是一件陌生的事。在这些内容上的差异之外，宣扬这些学说的文章中也存在着一些主要的共性，比如修辞学倾向，还有不同语用之下的适应性。为这些共性梳理出一个概要，将会帮助我们为不同的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建立起联系，并让读者对它们的共同主题更加关注。

 

我将这些学说统称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使用这一术语不是有意要模糊它们差异的独特性。就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个术语，它集合了各式各样的经济学传统，这些传统分享着一些共同的关怀、预设和方法。同样的思路，“原教旨主义经济学”这个术语可以作为一个类别的名称，它包括各种学说。这些学说严格意义上是不相关联的，但是它们都公开宣称信仰，尽管不一定要投身宗教实践，并且和世俗的经济理想和实践相对立—这种对立更多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渴望，即以规范性宗教为源泉，为经济学开出良方。这个术语也不涵盖所有和宗教相关的经济学思考。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必然是宗教经济学，反之却不尽然。从它的含义上来说，一个“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不仅仅是一个从宗教中获得其作品灵感的人，或者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当我使用“佛教经济学家”这个术语时，我是指一个赞同佛教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而不只是任何有佛教信仰的经济学家，或是受佛教教义影响的人。

 

2

 

在我们开始描述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特征之前，需要再做一下澄清，解释一下什么不是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不是“往回看”的神学家们的创造物，他们除了一些过往的乌托邦的光辉以外，看不到，也不愿去看任何东西。尽管原教旨主义的修辞性可能会传达出一种重建失落的社会德行的愿望，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驱动它的是对当代现象的关怀。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并不反对掌控物理世界，也不去妨碍世俗的繁荣或者美化贫穷。它不是提倡抛弃一切，标榜禁欲主义、斯多葛主义、隐修主义的经济学。德尔图良（公元160—223年）和其他基督教教父可能会谴责贪多的本能是贪婪之罪，但是基督教经济学不是要颠覆财产或者密谋反对经济增长。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也不会赞成把经济成就拉平。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都有一些平等主义的色彩，但是没有一个走得太远，远到要彻底否定依据个人的努力或展露出的才干进行奖励。最后，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不会宣扬信念本身就会把面包放在我们的餐桌上，运转我们的工厂，或是修建我们的高速公路。伊斯兰经济学确实认为信念对于此世和彼世的幸福都至关重要，但是它也不会认为每天五次祷告是通向物质繁荣的钥匙。

 

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在对现存经济体系中可感的不正义做出反应，也是在对由工业革命、政府的扩张以及信息化革命所导致的变革做出反应。这种感觉在富裕社会和贫穷社会都相当普遍—并不是因为这些区域的经济落后—现代化腐蚀了个体，撕裂了社群，将人类的知识分门别类，并且偷偷换掉了前现代经济时的兄弟之情，取而代之的，要么是商业活动中的无情竞争，要么是一样残酷的争夺公共资源的竞争。新教经济学尤其倾向于把后一种形式的竞争看成是引发恐慌的首要原因。在美国，这一经济学的倡导者认为它传达出的理念和美国的共和主义理想高度一致。另外，美国的基督教经济学家常常会为出现许多新型的经济条例而感到困扰，他们认为这些条例危害了宝贵的市场自由。也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它把市场竞争看成是一种威胁，看成是一种正在失落的德行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在缅甸的印度教经济学和佛教经济学分支中尤为明显。

 

一些书籍、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了原教旨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资料库，但是这些资料不能全方位地捕捉到指引这一思想发展的各种因素。一个人需要知道历史的语境，才能从复杂性中理解原教旨主义作者的动机。就像迪帕克· 拉尔的论文所阐释的那样，驱使印度教经济学发展的，是保护印度传统的封闭经济，让它免于外来竞争的热切愿望。维持现状的政策的确保护了小私营企业主、专业人士和公职人员的利益，但是更大范围上损害了多数消费者的权益。伊斯兰经济学不过是更加广泛的宗教复兴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目的在于打破西方思想对穆斯林的主导地位，进而重建至高无上的伊斯兰的族群意识。许多近期的伊斯兰经济学文稿回避了这个最根本的动机，而是制造出一种印象—它只是在单纯地致力于推动正义和效率。佛教经济学的特点，就像查尔斯· 克尔斯所强调的那样，是通过大量的条例来保护佛教僧侣的社会经济地位。它宣称的目标更加崇高：解放个体远离物质主义的枷锁。最后，新教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区别的，尽管某些著作传达出一种印象，好像这两者是等同的一样。劳伦斯·艾纳孔的论文指出，基督教经济学本质上不是和政府相对立，更具体地说，不是和非基督教政府相对立。它们积极接受自由主义的理想不过是一种策略性的举动，其目的一是在于联合共建，二是在于削弱当下世俗国家的经济基础。

 

尽管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们对于当下经济趋势的顾虑各有不同，他们都相信现代文明的顽疾在于道德的腐化。非宗教的政府和世俗的教育不去教化个体的自私本性，不去开拓他的雄心壮志，不去塑造他的高贵天性。因此，在每个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纲领中，通过提升道德来推动行为变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鼓励人们在经济算计中加入社会利益的考量，展现出自己的慷慨与宽容，同时坚持认为每个个体都有杜绝浪费的义务。

 

现代经济学是在大卫· 休谟、亚当· 斯密和其他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中成长起来的，它很少强调由道德或社会驱动的个体行为。最著名的命题是：自由追逐自己经济目标的人们不但会给他们自己，也会给更广泛的社群带来有益的选择。它认为，经济活动就是由自私、贪心、贪婪甚至炫耀激发的，它导致了实际的社会收益，尽管这种收益是意想不到或无法预测的副产品。原教旨主义经济学选择了一个极其不同的视角，它相信，现代经济思想过分夸大了源自深层欲望驱动的经济诉求带来的社会回报，也严重低估了相应的社会损失。它宣称，集体的善需要个体让出自身的利益，使其服从更广阔的社群利益。这一看法基于如下假设：个体可以轻易地辨识出总体上最佳的行动方案。这个假设虽然隐蔽，但是至关重要。当你的手指放在核弹的引爆装置上，没有人会否认这种情况下存在着选择—你会毫不费力地做出判断，阻止按下这个按钮符合这个社会的利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临着许多选择，这时总体上最佳的选择就很难是自明的了。假设你在考虑是否在大城市里建造一个新的合成肥料工厂，如果建了这个工厂，你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而且很可能会因此富裕起来；但是工厂排出的烟雾可能会造成一些伤亡，现有的化肥厂也会面临被迫裁员。在这里，总体上最佳的行动方案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尽管你是好意且利他的，你的判断依旧可能会和那些同样善意且无私的人相冲突。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否认后一种经济选择的存在，至少是贬低这种复杂的经济选择的重要性。它强调，在日常的经济事务中，人们可以轻松地辨别出什么是社会意义上的最优选择，他们拥有高贵的意图，以及正确的思维框架。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认为，这些最根本的特质只能通过严格地遵循神圣的启示，以及对宗教的权威解读才能获得。经济正当性的源泉就是神圣意志，它体现在启示中，以及那些通过信念和奉献获得它的神祇人员身上。

 

这种观点里隐含了一个论点，即这个独特的“正当选择”的观念与许多同样正当的选择是相对立的。正当、正义和善都是绝对的观念，它们和那些有见地的、理智的、善良的人们可能会否定的相对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现代经济学为了补偿个体的信息匮乏，试图去解除个体的义务，不需要他们预测自身行为带来的社会后果的话，那么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则是把宗教文本或传统当作了合宜的行为指南。

 

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中，人们都会发现各种模糊这两者差别的命题和特定表述。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经济学对世俗作品的重视，比如弗里德里克· 哈耶克和路德维希· 冯· 米塞斯的作品。它对市场在相互竞争的个体需求间的调节地位尤其关注。这不能说明基督教经济学承认基督教的教诲在指导经济行为时存有缺陷。它只是不能完全接受某种不一致性—一方面要求《圣经》为复杂的经济问题提供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又欣然接受市场才是发现解决办法的机制。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中都存在着这类无法解决的张力，我接下来还会讲到这一点。

 

简化是所有思想的共性，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世俗思想。每个知识分子如今都喜欢援引那些支持他们的答案、解决方法及阐释的思想家。一个研究如何提升政府效率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在他的理论中使用一系列简化的假设，通过将这些假设和观察与逻辑推理联系在一起得出结论：人们必须限制政府操纵预算赤字的能力。如果这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刚好和一个基督教经济学家开出的方子相一致，那么如何区分这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呢？每一种思考都以大量的简化作为思想的开端，并且提出不同的行动方案。假设这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忠诚地捍卫本思想学派的核心科学原则，那么他给出的建议会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可能存在的修正。比如说，他有责任因为全新的发现抛弃自己的假设，否定分析步骤，甚至推倒结论。然而，一个对其学说的精髓无比忠诚的基督教经济学家会认为他的结论不可改变，因为无论何时这些结论都出自《圣经》 ，出自上帝对于正确的经济秩序永不迷途的指引。

 

就在这一点上，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和世俗的经济学有所差异，差异在于它们是否会对与自身立场不符的信息做出反应。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或许会承认，有时从预算赤字中所获得的好处要多于付出的代价。而他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同侪的分析则没有那么灵活，如果他认为《圣经》谈及了这个议题，那么《圣经》设置的界限会让他倾向于不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尽管一些反面的经验证据构成了挑战。

 

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经济学派之间的区别再一次被模糊。基督教经济学只是在理论层面不可改变。经济学作为一个实践的学科，一些会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断发展的新情况同样也在影响着基督教经济学。所以说，二者最关键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思想系统是动态的，而另一个是静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能够光明正大承认的某些改变在基督教经济学中只能被偷偷地认可，以免它与《圣经》永恒的正确性相违背。总之，如果基督教经济学体现的是绝对真理，那么它不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受到侵蚀或发生改变。无疑，即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很难完美地对经验证据做出反应。许多实践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其他世俗学科的学者们一样，在抛弃自己的假设、方法和理念时也极其艰难，还要面临事业和名誉上的风险。新的世俗范式最终获得胜利，与其说是转变了旧范式的守卫者，不如说是活得更长久罢了。

 

综上所述，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是“原教旨主义者”，归根结底在于他们信奉着一些不变的基本观念，那就是正义的经济必须依赖于宗教，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声称在经济事务中给予宗教一个位置。一个人可能会相信宗教价值观念推动了工作团队中的协同合作，或是宗教传统中蕴含着有价值的经济训诫，甚至是良方或禁忌—即便这样，也可不必是原教旨主义者。如果一个人声称，与宗教相关的教诲和训谕都恒定不变，永远不会遭到异议或是需要适应时代，并且对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一视同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已经步入原教旨主义的王国中了。所以说，从7世纪阿拉伯的早期穆斯林经济经验中获取灵感算不上原教旨主义的表现，除非认为现有的记载已经超越了历史知识的界限，并且为经济实践提供了一种超越时间的规范性基础。如果是这样，对早期伊斯兰的兴趣才可以被当作原教旨主义。再举一例，在1986年美国天主教的一封关于美国经济的致教区信徒书（由主教或牧师发布的，向各类听众传达教诲，并且通过言语树立权威的信件）中，他们认为基督徒要比非基督徒秉持更高的标准。同样，在精神性和经济事务中，他们认为修持天主教的信众要比普通大众持更高的标准，包括非修持的天主教徒。这些经济学教诲明显是基督教教诲，但是它们并不属于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会认为它的经济学忠告对每一个人平等适用。

 

就像在“市场竞争是有益处的”和“竞争的本能需要加以约束”这些观点上出现意见分歧一样，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在需要在道德和行为上加以变革的社会族群的认同问题上也出现了分化。在谴责市场竞争的这些经济学学说中，贸易商、中间商还有投机者成为社会中首要的反面人物。在那些推崇竞争的学说中，反派是官僚、社会工程师和立法者。

 

3

 

不过，我们在进行这种分类时必须时刻谨慎，因为没有哪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算得上一个逻辑严密、充分自洽的思想系统。就像所有的社会思想一样，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区隔出了它感知为实在的东西，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作者或读者的头脑能够把事关人类生存的各种变量、各种关系放在一个自洽模型中去。就像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分析领域中会使用微观经济学而不是宏观经济学的模型，使用劳动经济学而不是产业经济学的模型一样，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在处理论题时也会运用完全不同的事实和原则。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经济学如何同时将市场和宗教戒律作为指导原则，去推动对于社会有益的经济行为，但是它没有辨别出这两者之间可能的冲突，更不用说去规定如何化解这些冲突。

 

与此相类似，伊斯兰经济学的一些文章在市场机制的德行上花了大量的篇幅，认为价格变动对于供求平衡至关重要。但是在这些文章的另一部分，作者又以命令的口吻禁止商人从可预期的短缺中通过不正当的提价来渔利。这两个部分明显存在着不协调之处，因为后者提倡的“公平价格”原则实际上损害了前面加以赞许的供求平衡。这种不协调会让任何公允地把伊斯兰经济学放在支持或是反对市场的阵营中的努力变成无谓的尝试。伊斯兰经济学在市场过程中展现出两种相反的面相，尽管在特定的篇章中，其中一种面相比另一种更突出一些。还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不同文本对于不道德经济活动的列举也各有差异。我们之后还会讲到这种差异。

 

如果说，竞争是将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和个人道德联系起来的重要主题之一，那么另一个主题则是稀缺。典型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会把人的需求看作没有边界的。通过承认物理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它断言，潜在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会超过可能的供给。它进而宣称，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就是在资源的限制之下让社会满意度指数最大化。许多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会拒斥这种非道德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赞成关注个体道德的研究方法。标准教科书把人类需求的无边界性当作人生的一个事实，而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部分是由于现代文明没能成功地控制住个体的贪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努力去供应更多的消费品，同时还要努力去控制对它们的需求。后一目标的达成需要对个体进行循循善诱，让他们培养一种节制的观念。

 

原教旨主义者对调和个体需求的强调可能会被归结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纲领，因为在已知的社会中，没有哪个曾成功地抑制住其成员的消费欲望和贪婪之心，以此消除永不餍足的问题。每个社会都会把奉行节俭生活方式的个体作为模范。南亚苦行僧、基督教僧侣都可以为此提供丰富的案例。不过，任何地方都不会把自我否定当作社会法则。

 

这一观察的意义主要在于：组建一个节制社会的目标构成了对经济秩序进行永久性批判的基础。的确，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在努力消除所有不满足需求的问题上毫无成效，这为它要求道德改革提供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正当性。作为对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根本上否认了它去评判个体需求的权力，更不用说批评。这一经济学认为个体的偏好是不可改变的，进而把经济表现的重担完全转移到资源的可利用性、产品和分配上面。

 

谴责社会在过剩的需求上是病态的，就是要求个体具有区分适度与非适度的能力。在一个人口、科技、商品量恒定的静态经济中，在节制的范围上达成一致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经济的可能性是随时变化的，要求一致性在最开始就是不可行的。比如说，道德上可接受的每户拥有收音机的数量应该是一台，但是晶体管的发明者会认为这种限制毫无意义。商品种类的繁多制造出更多的混乱。生活在温饱线以上的人们可能会采购各式各样的商品，包括各类进修的机会、数不胜数的娱乐方式、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以及出于社会和政治理由的各种花费。所以，收入水平接近的个体在消费模式上也会有很大区别，并且每一个个体可能会在消费特定的商品时远高于正常标准。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对达成一致的适度的范围构成了巨大的阻碍，即便在一个节制的观念被广泛接受的有利条件下也是如此。

 

努力寻求适度的范围这一想法和“公平价格”、把中间商看作剥削者等观念一样，都源于前工业革命的价值体系。作为一个总的目标，它只有在一种极少出现分化的和极少变化的经济背景下才可实现—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甚至在最贫困或最不景气时都难以达到。考虑到这种情况，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中把节制作为指引经济发展的一项主要方式应该被看作返祖现象—渴望回到一个更加慢节奏的、更加简单的时代，寻求舒适的确定性。这一主题在拉尔关于印度教经济学的论文中得到了深切关注。

 

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绝不是社会思想中唯一强调个体自我节制的分支学科。世俗的经济学论述中充斥着保护资源和节俭生活的论调。这类号召不完全是无意义的，也不必然是有害的。关注低效率的消费模式一直是公众议程中的重要经济学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导致的低效率不可能只通过个体节制的方式就能消除，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价格体系。

 

原教旨主义痛斥世俗经济学说，认为他们不关注个体经济决策中的道德内容。它坚持，为了个人的善和社群的福祉，必须阻止个体追求一种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教化不能消除所谓的不道德行为，那又该怎么办呢？除了进一步增强教育上的努力以外，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回应。

 

最显而易见的，是诉诸镇压，以惩罚的痛苦引导出道德的行为。一项运动的强制力无疑取决于它的政治影响力。一般来说，受到政府的强制机构推行的教化运动会比那些和政府对着干的运动更有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支持政府在经济上要受到约束的原教旨主义者一定不会反对自己对政府的统治加以控制。所以说，反对福利国家和工业化立法的基督教经济学家如今成了他们计划的阻碍，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观念，他们本应成为重建美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当然，政治权力同样也会为其他的目标服务。就像艾纳孔说的那样，反对堕胎这样非经济性的目标同样也会成为要求掌控政府强制机构的动机之一，甚至是更基本的动机。

 

在不能消除所谓的不道德行为的问题上，如果说镇压是一个可能的回应手段，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另一个可能的方式是把非法的实践重新定义为道德的。具有远大志向的社会运动之所以受挫，常常是由于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人类本性会出于惯性选择适应现实。试举一例，在中世纪基督教时期，人们要么以狡黠的计策把高利贷带来的侵害合法化，要么对此忍气吞声。20世纪，一些国家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海外市场设定一套不同的价格体系。一般来说，如果遵循一项规则变得不可能或难以实现时，即便由最坚定的信徒来执行它，它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现实让步。人们要么完全放弃实施这些规则，要么就会在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语义上的歪曲。我关于伊斯兰经济学的论文表明，古代法律小说的复兴是如何绕开了伊斯兰教关于利益的禁令，而它的目的则是要追寻一个繁荣成长的伊斯兰银行。

 

在社会话语中，再分配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毫不奇怪，它也是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所有的原教旨主义经济学都在鼓励物质富裕的人去帮助穷人。然而，尽管每一种经济学对什么形式和程度的不平等才是可容忍的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它们中没有一个坚持完全的平等。同样，在理想的再分配需要以何种程度的强制手段加以实现的问题上，它们也有分歧。伊斯兰经济学建议通过国家权力来征收宗教税。依据传统，宗教税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救济穷人。佛教经济学命令个人要为僧侣提供施舍，还要对修建和维护圣地进行资金支持；在普通信徒中，再分配的观念则仍有争议。印度教经济学拥护民粹的平等主义，它的特点是保护本国经济免于外部竞争，并且积极推行小规模产业。在这些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中，只有新教经济学目前的关注重点是阻止再分配：它建议缩减或是放弃近几十年间设立的许多强制进行财产转让的项目，因为它们没能成功地消除贫困。不过，新教经济学也教导社会要对贫穷形成一种责任感，它号召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征收什一税和从事慈善，在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表达出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偏好是一回事，为可欲的分配设计一套政策方案则是另一回事。原教旨主义经济学提议的政策和它们服务的目标有时并不必然一致。就像艾纳孔强调的那样，新教原教旨主义者虽然声称反对财产转让政策，但是他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举措去推翻它。我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到过，以伊斯兰的名义设立的再分配方案既不能减少贫困，也不能消除不平等。同样的思路，拉尔认为，印度教复兴主义者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咄咄逼人的民粹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长久地维持现有的经济状态，它在获取政治凝聚力的同时，也在消费者和创业阶段的生产商身上付出了代价。之前我也指出过，佛教施舍和修建圣地的传统是如何有助于把财富分配用于宗教发展的。

 

尽管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在具体的议题上都有某种主导性的立场，但是它们也会随时间而改变。无论何时，这些经济学都不会在任何一个议题上达成统一战线。比如说，在政府应当扮演的经济角色上，我们会在所有的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些分歧在世俗的话语中也一样存在。比如说，佛教经济学在缅甸支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而在泰国支持温和的自由主义。一些知名的印度教复兴主义斗士开始质疑印度教在印度长期鼓励的保护主义，尽管这种不和谐的声音还是少数。在美国新教原教旨主义的一大派系中，大部分的领导层目前都赞成自由企业的理想，然而派系中普通成员的意见普遍上存在着分化，就像美国的民族分化一样。发人深省的是，尽管从表面上看基督教是解放神学的思想发端，但在解放神学看来资本主义背叛了《圣经》 ，它站在穷人这边，鼓励大规模的再分配。最后，伊斯兰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区分了政府控制和政府干预的界限，这一区分甚至在个体公司初创者的事业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巴基斯坦，如今一些在“伊斯兰市场经济”中取得胜利的人直至最近开始成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支持者。

 

我们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看到的内在分化源自于两种因素的结合。首先，每种宗教在它的各种目标之间隐含着张力。我们有责任帮助受到欺压的人，但是人们也有义务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必须对抗邪恶，然而任何存在的现象都是人类难以揣测的神圣安排的显现。考虑到这种张力，我们在发现如下事实时就不会感到惊诧：按照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社会分类法，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中都有右翼和左翼，究竟哪种占据主导地位则要视情况而定。克尔斯认为，在缅甸和泰国，佛教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不同之处表明了历史的特殊性：前者充当了对抗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后者则被拉拢过来，用于当地的政治建设。由此得出了第二种内在分化的原因。每一种伟大的宗教都有非常富饶的遗产，它们可以用来为经济政策正当性提供证明。宗教典籍和传统提供了大量的先例，这些先例作为衡量尺度，这些用于支持资本主义，另一些用于支持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原教旨主义者，只要他有一丁点儿才华，都会适当地诉诸圣典或宗教传统的阐释，为任何经济纲领找到合理的解释，无论是严格的孤立主义，还是不受任何妨碍的自由主义。

 

在我看来，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受世俗力量的影响很大，尽管它声称对此免疫。和非原教旨主义者一样，原教旨主义者也会成为社会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或自由贸易者，立法者或是破坏立法的人，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宗教之外的原因。人们首先有了某种特定的立场，然后选择相应的宗教来支撑这一立场。因此，他们或是从字面角度承认某些文本，或是仅仅从象征的角度阐释它。他们挑出一些事件或论述，认为它们的重要性非同寻常、永恒不变，也会拒绝考虑其他一些观点，把它们看成是无意义的、没有代表性的或是不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学说，还不如说是一种捍卫经济纲领的手段。这些经济纲领可能会有宗教渊源，也可能连宗教渊源都没有。

 

这不是说，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鼓吹者有意或居心叵测地参与到这种选择性接受的过程中。他们也不会承认自己珍视的“原教旨主义”依赖于转瞬即逝的社会因素。与此相反，个体理论家、实践者和支持者会坚持认为他们自己的阐释是正确的，还会含蓄地表明，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同伴所支持的完全不同的解释是一种误导。这种选择性接受的过程也不是原教旨主义独有的。试举两例，卡尔· 马克思和美国开国之父的作品为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武器。但是非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止步于此。世俗和非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学者会置身于大量的传统中，强调历史阐释的无意义和多样性，而原教旨主义者则会否认在引领他们的文本和传统中存在着的模糊性。

 

4

 

原教旨主义和非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的区别还体现在另一个关键点上：他们强调，经济领域和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是不可分的。起码从理论上讲，原教旨主义者眼中的世界是不可划分的。它是整体论和融合论的。进一步说，经济学如果和社会、道德、政治上的关切孤立开来就无法获得发展，最重要的是，它必须从属于宗教信仰。

 

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全面性的指导是一回事，实现这一雄心满满的目标则是另一回事。在实践中，原教旨主义经济学选择性地关注一些进入到公众话语的经济学议题。在很多重要的经济学议题上，原教旨主义经济学是沉默的，或者干脆是完全缄默的。比如说，伊斯兰经济学对公共财政几乎没有做过任何讨论—也就是说，除了全神贯注地投身于复兴伊斯兰传统的再分配方案以外，伊斯兰经济学在附加税的具体问题上几乎是噤声的。考虑到每一个伊斯兰政府在征收各类税收时都缺乏具有宗教重要性的方案，它们又越发地依赖这些税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值得关注。

 

不同的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是它们迄今为止取得的具体成就。伊斯兰经济学引入了一些经济组织并加以广泛宣传，比如说许多国家的伊斯兰银行，还有一些国家由国家掌控的再分配方案。其他的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取得的成就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印度教和佛教经济学从现有的实践和组织中获取了支持，比如说在印度教经济学中是贸易保护主义，在佛教经济学中则是施舍和救济；它们并没有开创一些新的组织或是恢复一些弃置的组织。同样，新教经济学对经济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它仅仅是在向一个自由市场寻求政治支持，而这个自由市场的指导纲领是由世俗思想家和说客们所担纲的。当然，在伊斯兰经济学的引领下，其他这些经济学可能会以各自宗教的名义，采取实际的措施重塑经济秩序。不过，如果说伊斯兰经济的短暂历史有任何借鉴意义，那就是这些举措对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是否有重要的影响也是令人生疑的。他们最主要的成就，可能只是增强了非宗教因素渴望的诉求。

 

在上述的宗教清单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缺位，那是最古老的圣典宗教—犹太教。对于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而言，经济重建尚不是一个主要的目标，它正在全神贯注地投入到重新定义犹太认同，以及从以色列重建衍生出来的相关议题之中。犹太教丰富的思想遗产中，从不缺少能够从中发展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犹太教分支的主题。比如说，古老的什一税体系可以构成再分配方案的基础，这和目前处于复兴阶段的宗教激进主义有些类似。《摩西五经》中还有一些反高利贷的律法，以此为权威，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可以着手改革以色列的财政系统。《摩西五经》和拉比的智慧为设计犹太经济政策的宏伟蓝图提供了丰硕的素材。再举一例，犹太律法规定，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这一年应该减免约定的债务，让土地休息，不可播种。在每7个7年循环的结束，还有一个“大赦年”。在这一年，除了上述的诫命之外，被征用的土地还归还给原有的主人。这无疑构成了分配纲领的核心。1910年，当雅法的首席拉比—亚伯拉罕·艾萨克· 库克策划运动，禁止犹太人在“安息年”期间以贪婪的交易获利时，这项律法还成了争议的起因。库克甚至鼓励，穆斯林有权优先购买犹太人所拥有的土地。他的提案最终因为其他知名拉比的反对而放缓了。在这些拉比看来，他们更应为一个现代的犹太国家做些奠基性的工作。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插曲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这项提案本身证明了《圣经》拥有的潜在力量，它是一些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的思想源泉。这项提案最终的失败也支持了我之前提出的观点：宗教性解释相互较量，最终的竞争结果实际上还是有赖于当时流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潮流。

 

在这里，同样缺位的宗教还有锡克教。这个宗教也曾有过有影响力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运动的部分起因是，锡克教徒感觉到印度的锡克教徒聚集区在经济上受到了剥削，运动致力于建立一个锡克人独立执政的国家。不过，尽管它的目标是旨在提升锡克国家在经济上的富裕程度，它还没能达成一个条例清晰的经济思路，也没有基于锡克教形成一个经济思想的体系。

 

犹太教和锡克教的案例表明，对于原教旨主义者而言，发展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学说反而是次要的目标。如果存在着关于国家独立存亡的严肃主题，这一目标可能就会被无限期地加以搁置。在原教旨主义学说诞生之初，这类严肃的关怀即便不是全部缺失的，也是缄默的。

 

本文选自《历史学人》（第1辑），转自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2016-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