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5日，苹果CEO乔布斯去世，全球果粉均陷入对这位用极具魅力的电子产品改变了世界的伟大人物的深切缅怀中。而在中国，一个被反复提及，苦苦追索的问题则是：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

 

那么，反过来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乔布斯这样的创新大师、创业巨子呢？

 

这个问题其实和一百多年年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震撼之问颇有渊源，存在本质上的密切联系。

 

韦伯首先注意到东西方两大阵营在现代化进程上的巨大差异，并进而注意到在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中，美英德法居于一流，而西班牙意大利等屈居二流，两者之间泾渭分明。韦伯运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终于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找到了突破口。他发现，美英德法等国家信奉的主流宗教是基督教（相对于天主教而言是“新教”），而西班牙意大利信奉的是天主教。西方国家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东方国家大多不信奉基督教。韦伯进一步指出，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事务，尤其追逐经济利益。但新教伦理中却没有这样的桎梏。由此，韦伯提出，正是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观点后来被他写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而名扬天下。

 

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大致可以归纳为勤俭、禁欲。韦伯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禁欲主义的勤勉与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繁荣。

 

但是，韦伯的观点也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至少是论证不力。

 

首先，新教的伦理要义其实并非新教独家拥有。

 

处于东方阵营的日本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明显缺乏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动力”，但却是唯一一个非西方国家中成功实现资本主义的国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1923年到1929年之间担任美国总统的卡尔·柯立芝，因生性沉默寡言而被称为“沉默的卡尔”。但他却频频发声说：“美国不承认任何贵族，除了工作的人”、“工作证实进入贵族阶层的唯一通行证”、“建工厂就是建教堂，在工厂工作就是在教堂祈祷。”

 

这是对新教伦理的强力挥发。正如马克斯·韦伯的嫡传弟子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所写的那样：“生性自省、自律、自制，是俗家苦行僧，其修行之地不是修道院，而是战场、账房、市场。”

但其实，日本江户时代的高僧铃木正三的思想早已与此曲径通幽。有一天，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请教铃木大师说：“农活太忙了，没有时间学佛。如果因为这样而在来世遭到惩罚，就太遗憾了。”铃木大师回答道：“农业即佛行也。”

 

山本七平所著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就此总结道：“在日本，这种全心全意地工作本身就是成佛之道的‘勤劳哲学’诞生了资本主义的劳动伦理。

 

同样，印度信奉马尔瓦尔教的教徒也有着类似的“工作即修行”的教义，并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直到今天，马尔瓦尔教徒拥有并控制着印度大部分的钢铁业和茶叶贸易。

 

其次，走向繁荣的资本主义很快就抛弃勤俭和禁欲这两个起家之本。但奢华与纵欲却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没落。禁欲与纵欲只有一步之遥，而这其间，新教的伦理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时至今日，以乔布斯为代表的硅谷创新力量依然呼风唤雨，引领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而众所周知，乔布斯并不信奉基督教。在他年少的时候，因为在教堂得知全知全能的上帝对世间的贫困“全知”，却未能展现其“全能”予以拯救而深感失望。后来，他转而信奉禅修与佛教。但他到印度访圣后，却感慨道：“也许爱迪生对改变世界的贡献，比卡尔·马克思和尼姆·卡洛里·巴巴（印度教大师）两个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吧。”

 

显然，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并不是乔布斯创新创业的激情之源。那么，韦伯一定弄错了什么，或者是遗漏了什么。（其实韦伯本人也已认识到：新教的宗教理想的影响成为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变革以及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但并非是促成发展的唯一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实质，既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初，又在资本主义繁荣之巅，均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呢？

 

《清教徒的礼物》这本书或多或少为我们揭开了答案的面纱，补上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所欠缺的拼图一角。

 

清教徒是指指美国的第一批信奉新教的欧洲移民。故而这本书所称的“清教”和韦伯所称的“新教”大致可以划个等号。

 

《清教徒的礼物》总结了四条清教徒精神，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亲力亲为，注重技术与现场的“工匠气质”。

 

乔布斯和他的创业搭档沃兹尼亚克正是当年硅谷成千上万个“电子小孩”之一，在成功推出苹果II个人电脑之前，他们早已无数次尝试组装不同的电子元件。后来，苹果公司推出震惊世界的三大神器iPod、iPhone、iPad，无论是外形设计还是功能设置，处处都留下了乔布斯亲临一线亲力亲为的深刻印记。如今，硅谷成功的创新创业者，又有哪一个不是由亲力亲为入手而不断磨砺，最终获得机遇的青睐，开创令人瞠目的科技奇迹的呢？

 

正如禁欲主义的勤勉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一样，清教主义的亲历亲为必然打破等级制度的禁锢。而这才是真正至关重要的核心清教伦理。

 

19世纪晚期模仿英国工业的日本，继承了至今都在困扰英国的两个弱点。其一就是等级森严，造成沟通不畅，决策低效。这在制度层面上限制了亲力亲为。其二，管理者和工人都缺乏技术资质。这在技术层面上限制了亲力亲为。

 

后来，日本受到德国影响，矫正了第二个弱点，但一直未能有效克服等级森严这个制度层面的弱点。直到二战战败，日本被美国占领，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进行了“经济清洗”，将总共154家大型公司的1937名常务董事及其上级别的（等级意识极强的）企业高管赶下了领导宝座。同时，麦克阿瑟引入基于清教伦理的美式管理思想。正是这一场管理革命，在30年的时间把日本从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的战败国变成了延续几十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国家——以色列来见证淡化等级制度的威力。

 

以色列是一个弹丸小国，人口只有710万，建国时国土面积仅有1.49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部分都是沙漠。国土四周都是敌对性的国家。建国至今，以色列与它们发生了多次战争。但是，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超过全欧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公司的总和，也超过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四国的总和。2008年，以色列人均创业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

以色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炫目的经济成就，正是因为他们绝无等级制度的禁锢。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军队都是其最等级森严的组织。但以色列的军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几乎没有等级之分。在以色列，每一个权力人物——包括总理和军队政要，都有一个绰号，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都可以用绰号来公开称呼他们。比如，前任总理纳塔尼亚胡和沙龙的外号分别是“比比”和“阿里克”，20世纪80年代的国防部参谋长摩西·列维的外号是“高佬”，而另一个担任此职的摩西·亚阿隆则被称作“妖怪”。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以色列军队基层人员掌握了相当多的机密信息。他们甚至可以否决掉不称职的上级！

 

军队是如此，社会则更是如此。以色列的强制兵役制度使得每一人都会有从军经历。当他们离开军队，开始创业或工作时，军队中无等级之分的做法自然会发挥影响。

 

不过，要特别提出的是，以色列的国教是犹太教，和韦伯所称的“新教”并不是一回事。好在《清教徒的礼物》作者霍博兄弟已经给出了解释，清教主义本质上是一套思维和做事方法，这套方法在恰当的条件下可以跨种族、跨部落，跨国家，甚至跨宗教传播。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揪住韦伯的漏洞不放了。我们真正要认识到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创新创业的死敌。这也正是中国出不了乔布斯的实质原因。

作者：管理学专家  陈禹安

转自 基督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