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作为圣人故乡的山东曲阜——儒家学者喜欢称其为“圣地”，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这一年的九月份在曲阜举办了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简称尼山论坛）。 山东大学作为承办单位，主要有两个研究机构参与了这一盛事：一是儒学高等研究院，二是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尼山论坛”所发表的《尼山宣言》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第二件事：就在尼山论坛结束后不久（当年的12月份），儒学十教授联名签署意见书，强烈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礼拜堂。 学者们称其为“曲阜建堂事件”。这件事同样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观察、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签署“意见书”的儒学教授，部分出席了之前的尼山论坛，并签署了《尼山宣言》。

 

2012年，笔者所在的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获得一项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立项，专题研究“圣地”曲阜的宗教“生态”——当代政教关系影响和统辖之下的曲阜各宗教间关系问题。是年的7－8月份，笔者带领一支由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及研究生组成的研究队伍，进住曲阜，展开两期“摸底”“勘探”式调查研究。对于曲阜当地以“孔子－儒”为核心的儒学－儒教，当地的佛、道教及民间信仰，以及当地以一神信仰为特征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曲阜建堂事件”是促成我们研究曲阜宗教生态问题的一个最重要契机，所以，在此打算以儒学－儒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为例，展示曲阜宗教“生态”的一个特点，或面向。

 

按照我们的理解，原本在曲阜市建设一座基督教礼拜堂，属于国家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范畴中的事务。2001年，经曲阜市委、市政府落实宗教政策，返还原在曲阜城西关距离孔庙不到一公里处的基督教教产（1919年由美国传教士所建的耶稣教会旧址，1930年左右建立耶稣大堂）， 迁至曲阜城东距孔庙约四公里的于庄村，建造了可容纳600多人做礼拜的钢构建筑作为临时教堂。2006年以来，“曲阜市圣三一礼拜堂”的建设征得山东省、济宁市宗教局的批准和当地民族宗教事务局及发改委、环保局、土地局、规划局等部门审批同意，在于家庄村征得建设用地，并于2010年7月27日正式奠基投入建设。筹建中的这座基督教教堂正式定名为“曲阜市圣三一礼拜堂”。

 

由于儒学十教授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强力抵制，目前“曲阜市圣三一礼拜堂”处于无限期停建状态。曲阜建堂事件也由此演化成了一个文化事件和社会公共事件。我们认为，“曲阜建堂事件”所折射出的宗教关系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

 

 

曲阜既以“圣地”著称，曲阜的公共生活亦确实围绕“孔子－儒”而展开。据史料记载，孔子去世后，起初是以宅为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明朝正德年间，为了加强对孔庙的保护，将距今址4公里处的曲阜县城移至孔庙所在地，以城卫庙，使整个曲阜县城成了孔庙的外围建筑。其实，直到今日，从整个曲阜城的城市布局来看，“三孔”中的孔府、孔庙仍然处于整个曲阜市的正中心。不仅如此，据我们观察，曲阜作为一个县级城市，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确实是一个围绕孔子－三孔而建构起来的体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孔子历史性地位的改变和提升，“三孔”在曲阜的地位也得以改变和逐步提升。围绕孔子展开的祭祀、纪念、旅游、文化、学术、政治活动逐年升格，直至大型孔子文化节2005年实现地方政府与中央电视台“对接”，进而于2010年举办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述活动升格至国家、中央政府的层面，令人感到惊心动魄。我们查阅史志和走访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曲阜的“国事”活动和“外事”活动，的确非常频繁，这不是中国任何一个县级市所可以比拟的。

 

那么，这一切究竟给曲阜带来了什么？这当然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复杂问题。按照曲阜乃至济宁市委市政府的初衷，自然希望这一切能大大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从而提升曲阜的国内、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随着以孔子为主题的各种活动规格逐年升级，曲阜的财政、经济负担也变得越来越重。有证据表明，国家在曲阜城市建设（包括维护、修葺三孔的费用）方面的投资力度不小，然而，曲阜当地人仍然认为曲阜市政面貌改变不大。用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话说，曲阜“太落后”了，多少年都没有变化。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据我们走访了解，在曲阜当地各种政务活动中，仅接待费一项开支就使得当地政府官员感觉压力巨大，市政改造这一块也让官员们感到头疼。这里引用当地一位学者的话说，这叫做“小牛拉大车”。在这位学者看来，曲阜这匹小牛实在是拉不动这辆大车了。当地一位正局级官员也用了“不堪重负”四个字，概括目前曲阜城市建设中的窘境。从城市级别上来看，只是一个县级市的曲阜，每年要举办一系列超高规格的大型活动，接待成百上千的高级别国际、国内团体，市政建设又要超常规规发展，而曲阜说到底就只是一个农业县，至今没有建成任何像样的工矿企业，更枉谈什么发达的工商业体系。其中的矛盾和困难，的确可想而知。我们初步观察和调研的印象是，曲阜在整个山东省境内亦属于比较“落后”的地区。

 

其实，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我们更加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孔子－儒”在曲阜的宗教生活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在曲阜，确实有“儒教”存在吗？或者说确实有一个信众群体在信仰和实践“儒教”吗？

 

若说“孔子－儒”在曲阜没有什么影响，这绝对不符合事实。关键是在哪些方面有影响。据我们观察，在曲阜当地，“孔子－儒”似乎可以分作两个系统来考察：一个是孔子－儒学作为思想学术系统；另一个是孔子－儒教作为崇拜和祭祀系统。我们发现，孔府作为孔子嫡裔袭封衍圣公办公和居住合一的场所，其在曲阜宗教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非常值得研究。 

 

依托曲阜师范大学，尤其是1996年国务院中央办公厅【66】号文批准在曲阜成立的中国孔子研究院（正厅级单位），以及最近成立的尼山圣源书院，的确集结了相当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动曲阜当地、带动全国乃至世界对于孔子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推广。这批学者重视对儒家已有经典的研究；强调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言谈中甚至时常不自觉地把儒学径直当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同时强调儒学并非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儒学并不迫人入教，也不刻意组织信众，而是以孔子儒家思想作为个人人生、及社会公共生活的至高准则加以遵守。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儒学一系，在曲阜所扮演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卫道”——维护孔子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主导地位、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价值——的角色。有一位当地学者在激烈批评政府和社会大众不重视孔子儒学的价值，以至于给其他宗教，尤其是外来宗教——像基督教——留下了“入侵”中国文化的余地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人家都闯到你的卧室里来了，你怎么可能不做反应？！学者说这话时言辞恳切、表情庄重，令听者动容。

 

在曲阜活跃着的，还有另一支与“孔子-儒”有关的社会力量。曲阜当地有一位民间尊孔人士（崇尚和推崇“国学”），早年怀着为儒学培养“基督教牧师一样的传道（教）者”的心志，在一间破旧的房屋里办起了曲阜书院。到2010年时，这位令人尊敬的人士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当地民政部门成功注册了“曲阜儒者联合会、曲阜国学院”，并招收到了第一批全日制学员18名。作为非营利性社会办学机构，曲阜国学院除了聘请专职和兼职教师，教授儒家经典外，还以孔子的“六艺”作为主要教学科目。特别是教导学员学习各种“祭孔”礼仪。据介绍，2005年恢复国家祭孔以前，民间祭孔活动已经存在了好多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尊孔人士陆续自发地向“圣地”曲阜聚集，举办以祭孔朝圣、读经分享、结交师友为主的一系列活动。他们一无活动经费，二无固定活动场所，三无固定组织形式，然而靠着对孔子、“国学”的热爱，坚持了下来。一般说来，每逢传统祭祀时节，各地热衷祭孔的民间人士来到曲阜，找到当年的曲阜书院，基本上以自助方式解决饮食、住宿问题。去孔庙祭祀，管理部门会提供免门票、免场地使用费等优惠措施。2005年以后，民间祭孔不再享受优惠条件，官方祭孔也越办越大。有时，官方祭孔会请民间祭孔人士撰写祭文（一种有着固定格式的、文辞优美的追思祷文）。据说，孔子研究院和曲阜国学院的专家学者都曾被邀请为大型祭孔活动撰写祭文。随着全国各地文庙祭孔礼仪的恢复和兴盛，曲阜国学院的同学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曲阜当地及全国各地的孔庙（文庙）祭祀活动。所以，曲阜国学院的学生好像“不愁找不到工作”。

 

那么，每年数度举办的大大小小的祭孔活动，其意义何在呢？曲阜当地的老百姓又是怎么看待“祭孔”活动的呢？有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了这样一句话：祭孔跟我们没关系！我们问，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当地老百姓不是信孔子、信儒教吗？司机的回答令人震惊：儒教又不是宗教！祭孔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的事，跟老百姓无关呢！在去曲阜龙尾庄的乡间公交车上，一位姓孔的年轻男子，被问到同一个问题时，其回答与那位出租车司机的答案如出一辙。我们说，您是孔家人，应该是能续上家谱的吧？是孔子的第多少代传人？他笑了笑说，这个能！孔子后裔的家谱不会乱，都能续上。看名字就知道了。我们问，那么您怎么看这些年的“祭孔”活动？他笑了笑说，跟我们这些老百姓没什么关系。都是大人物的事儿。我们问，既然不能参与官方祭孔，那么，作为孔子的后裔，在一些重要的节期会不会在家里祭祀孔子呢？他断然否定：这个不会。

 

如此说来，我们产生了两个疑问：其一，在曲阜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中，“孔子-儒”的存在是否真的具有宗教意义呢？或者换一句话说，围绕“孔子-儒”所展开的上述两种类型的活动，究竟是否属于宗教活动呢？在曲阜，谁是真正的儒教徒呢？或者“儒教徒”这个称呼就是不恰当的？其二，在曲阜，究竟是谁（机构或者个人、群体）与曲阜当地的基督教构成关系、产生冲突和竞争？它们在争什么呢？

 

调研中我们发现两点：孔子－儒学一支（以中国孔子研究院为重镇）很强调儒家文化的主位性不容侵犯，认为容许基督教进入曲阜是短视、乃至错误的行为，因此儒家学者对于基督教进入曲阜“圣地”——中国文化的“卧室”觉得愤愤不平，甚至有些义愤填膺的味道；而孔子－儒教一支（曲阜国学院为中心）非常重视祭孔，认为这是维系中国文化命脉的关键，因此祭孔人士会觉得，基督教不允许信徒祭祀祖先，是不合乎情理的。

 

有意思的是，围绕“孔子－儒”所“组织”起来的这两支队伍，都不太以为儒学、儒教是“宗教”。其中倒是也有一点区别：孔子－儒学一支对“宗教”更反感，也更多避讳。不愿意儒学跟“宗教”扯上关系。而孔子－儒教一支对“宗教”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尤其是对于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都不会采取激烈批评的态度。更公开承认，祭祀是儒教的重要内容。但不认为祭祀是宗教生活的全部意义，可以接受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作为补充形式。

 

当被问及有没有寻找过机会跟曲阜的基督教组织或信徒个人做一些交流和沟通？无论是学者还是祭孔者都表示对此没有太大兴趣。与之相对比，他们对于佛教、道教的看法要温和得多，甚至可以说是友好得多。在他们看来，佛教、道教的思想与儒学、儒教“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是形式有所分别而已。”并且，正因为本质相通，所以形式上的分别才显得格外有价值。我们追问：那基督教呢？回答是：根本是两码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有一位美国传教士发现了曲阜城内有一个叫做“泮池”的地方，可作为建设基督教堂的地址。在试图购买这块土地时，遇到了时任“衍圣公”孔令贻联合曲阜当地名流的强力抵制，只好作罢。这是现存史料中曲阜的“孔子－儒”与基督教发生正面冲突的第一次记录。衍圣公孔令贻及当地士绅联合反对在古泮池建基督教堂的理由是“破坏圣脉”。其后，衍圣公又以同样的理由反对在曲阜城边上修建铁路，致使曲阜老火车站建在了离曲阜城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庄里。

 

时隔三十几年（1930年左右），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在曲阜城西关取得建堂用地，建起了上文提到的利涉桥西的耶稣大教堂。从那时开始，基督教在曲阜传播，并缓慢发展。目前，曲阜所辖13个乡镇、494个行政村属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俗称基督教“两会”或“三自”）的基督教活动场所共有26处，信徒人数约5000人。另有不属于“两会”或“三自”系统的基督教活动场所十几处（俗称“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还不知道实际数目），信徒人数约1500－2000人。

 

在曲阜，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其敬拜场所虽然称作“教堂”，但其实基本上都是基督徒家庭奉献出“多余”的房屋——建成一间大厅的样式——作为信徒聚会场所。 用我们一位调研员的话说：曲阜的教堂看起来“很不正规”。2001年以来，济宁市、曲阜市两级政府在国家落实宗教政策的大背景下，以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战略框架中，积极推动落实宗教政策（包括返还一部分原有宗教资产，和改、扩建宗教活动场所），使得曲阜宗教生活的样貌有所改观。引发曲阜建堂事件争议的于庄临时教堂，正是在2001年那批政府落实宗教政策的计划中得以启动建设的。同批启动的宗教场所还包括曲阜城西关的伊斯兰教清真寺。 还有，就是一处名为芦斗寺的佛教活动场所。

 

据当地基督教信徒回忆，2001年政府同意补偿西关耶稣教堂教产，但必须是易址建堂。原来的耶稣堂先是改为清真食品厂。该厂倒闭后，改作现在的西关大街市场管理办事处。据知情者回忆，由于“文革”给当地基督徒造成太大的“阴影”，所以，当时信徒们觉得政府同意给个地方建教堂已经很好了，不敢有太多要求。所以，很快同意了政府给出的补偿方案：在距离孔庙4公里左右的于庄村提供2亩地的建教堂用地。后来，曲阜市基督教“两会”主要负责人说服于庄村的大队领导和村民，又租得3亩地与之前的2亩批地相连。2006年，在曲阜当地基督教会内部并非毫无争议的情况下建起了目前的于庄临时教堂。

 

后来，济宁市基督教两会、曲阜市基督教两会在政策允许、条件成熟时，在原来5亩地的基础上，又征得往东扩展的4亩地。按照曲阜基督教圣三一堂的设计方案，在这9亩地上，除了要建设圣三一堂之外，还要建一个文化交流中心，推动儒学、中国文化和基督教、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如此设想，看起来不难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认同。2010年7月27日圣堂及附属文化设施建设高调奠基，便是证明。出席当日奠基仪式的政府官员和基督教两会部分高层领袖的合影仍然可见于各大网络媒体。

 

然而，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结束后，事情却戏剧般地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那么，曲阜的基督教会对搁浅中的圣三一堂建设有何反应？作何打算？社会各界也不断有人追问：“曲阜的基督教堂还要建吗？”

 

调查中，我们发现，跟“外人”追踪此事的热烈程度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曲阜基督教会“三自”系统26个堂点的信徒，对于圣三一堂被迫停建，自始至终未有很“激烈”的反应和动作。这和当地老百姓对此事的反应恰恰表现得完全一致。我们问及当地一位裱画匠：在曲阜圣人故乡建一座大型基督教堂，您觉得合适吗？他说：人家建教堂，国家都不反对，咱反对什么呀？！不是现在宗教信仰自由了吗？有什么不合适的？所以不用反对人家建教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当地信徒对建堂事件反应比较“冷淡”呢？摆开各种复杂因素不论，其中有一个原因，却是公开的。据我们了解，“出事”以后，济宁市、曲阜市基督教“两会”的教牧同工立即商议对策，决定：“不上网、不上街、不聚众、不闹事”。而是通过正常“上访”渠道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事实上，曲阜建堂事件发生以来，在曲阜当地的确没有发生令政府感到棘手的“群体事件”。儒学十教授联合签署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堂的意见书之后，在网上公开征集赞同者签名。而基督教方面并未发动网络征集同意在曲阜建基督教堂的签名。有一位很有影响的社会学家评论说，假如基督教会征集签名，想必跟帖同意的人也不在少数。

 

从事发到今天，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结果是，曲阜圣三一堂的建设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走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一个级别的部门和领导给出上访的曲阜基督教会一个明确的答复：建还是不建？没有人知道。目前，奠基碑失而复得 ，周围的庄稼长起来了，据说是于庄教会的信徒觉得土地闲置太可惜，于是种上了庄稼。

 

我们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目前，曲阜包括“三自”和“家庭”的约7000基督徒到哪里去聚会、敬拜上帝？或者，换一句话说，方案中的曲阜圣三一堂建设在曲阜基督徒中造成了多大程度的期待？很迫切吗？还是不太有所谓？

 

首先，“家庭”教会的那一部分信徒，看起来不太关心这件事情。并且，事实上他们对于“三自”教会的许多做法都明确表示“不认可、不认同、不合作”。这样的话，还剩下“三自”的约5000信徒。自从1930年代，曲阜西关耶稣堂建立以来，基督教首先在曲阜城北的几个乡镇传播——最早建立的四个基督教家庭聚会点是翟屯、董庄、袁村、石泉庄。目前这几个老基督教点上的负责人大多是曲阜的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他们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大多是在西关耶稣堂皈信耶稣，返回家乡后在自己的家庭组织基督徒聚会、敬拜。就曲阜目前的自然条件而论，几乎五分之四的曲阜人居住在乡下，曲阜的基督徒也就自然大多数分散在乡下的这些基督教堂点。由此不难理解，在曲阜城里建一个大的基督教堂一事，也许并非广大农村信徒的迫切渴望？

 

这样一来，推动曲阜基督教堂建设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就之前的情形来看，政府支持是一个大的动力源。另一个推动因素恐怕是“三自”教会的领袖们。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新生代的基督教会领袖们 大多具有文化上开放和包容的视野，同时也能吃透国家政策，并积极寻求与政府及社会各界合作干一番大事业。“对话”、“交流”，把基督教“做大”、“做强”，提升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是时下许多基督教会领袖的自觉追求。笔者走访曲阜城北那批最老的基督教聚会点时，一位老信徒的话十分耐人寻味：现在的基督教会太过效法这个世界了。属灵的气氛很缺乏。他还举了几个例子：现在农村的主日敬拜开始时间越来越早。天不亮，四、五点钟就开始了。结束得也早。他分析说，这样可以不耽误干活。可是“这一天是应该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呀！”说这话时，他眼神很忧伤。还说，二十多年来，曲阜的基督教会没怎么按立牧师。目前全曲阜只有一位副牧师，还是挂在济宁市基督教两会。当被问及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不按立圣职呢？没有牧师谁来牧养曲阜7000基督徒呢？他嘟囔着说：“牧师很重要！要管理神的家！”说，目前曲阜的基督教堂点都是自己选出觉得还不错的信徒负责主日讲道。上面的牧师很少下来，顾不过来呀。眼神仍然是充满了忧伤。

 

或许正是为了应对教牧资源严重短缺这一现实问题，曲阜基督教两会多年来坚持每个周五都要在于庄教堂举办“教牧培训学习”。来自26个堂点负责本周主日讲道的人员周五齐聚于庄临时教堂，集中听四场讲道：上下午各两场。要求每位讲道员重点“领受”其中的一场讲道，供主日讲道参考；听一个“见证”；学唱一首圣歌。称为“三个一”。

 

据曲阜各基督教堂点的负责人介绍，曲阜的基督教近几年来进入了一个“停滞”期。有点“传不动”的趋势。年轻人为了生计外出打工了，老年信徒年事已高，慢慢地离世了。又没有很好的“见证”，福音的火就渐渐地不旺了。说曲阜这些年也供了一些神学生出去念神学，但是回到曲阜当地事奉的很少。问及原因，当地人说不甚了了。

 

以农村信徒为主的曲阜基督教会，在教牧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发展？这当然不一定是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并非是来自严谨观察和严格统计的一种信息，在社会公众舆论中蔓延：“开个开放以来，基督教的迅猛增长严重威胁着中国宗教生态的平衡。”然而，就我们对曲阜基督教的初步观察和统计而论（也非严谨和严格），当地基督教会发展事实上正面临着重重困境。其中，有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有内部增长的瓶颈限制。

 

 

 

1、儒耶之争的性质

 

一直以来，在很多以儒学为业的知识分子眼中，中国文化原本有一个“合礼”的秩序和格局，那就是以儒为主，以道为次，以释（佛）为客。历史上的儒家，对于历朝历代的政治现况并非感到满意，但只要朝廷给予儒学的独尊地位未受到实质性影响，就总算可以说得过去。为了维护孔子儒学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儒家经常需要与它的竞争者作战。历史上，儒家的辟佛拒老，倒不一定是非得把佛老赶出中国，而是不能让佛、老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位。然而，谁能真正阻止对儒学地位的“僭越”？根据儒家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和权力模式的理解和判断，当然是朝廷。所以，儒家经常鼓动和策动朝廷反对佛、老。

 

道教是本土的，甘愿屈居次位。佛教是外来的，识趣地居于客位。儒家对此感到比较满意。居于主位的儒家大门是敞开的，可以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因此，你甚至不能指责儒家封闭、排外。儒家很好客，也愿意以礼待客。但有一个前提：客就是客，必须守客的本分，不能喧宾夺主，或者说只能客随主便（儒学十教授联名签署的意见书中公开指责基督教“喧宾夺主”，这很耐人寻味）。

 

佛、老的问题经过了长期的争执和磨合，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近代以来，却突然又冒出来个基督教的问题，令儒家感到十分棘手和麻烦。直到今日，提起基督教，很多儒者总是感到气不顺、意难平、心不安。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儒耶之争”，也可汇入近代以来所开启的中西“体用”之争。不难发现，在“儒耶之争”中，儒家既强调他的被动地位（被西方文化、基督教入侵）又往往是主动亮剑的一方。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儒者的目标很明确，保住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位！出于战略考虑，为了对付基督教这个外来客，儒家甚至不惜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作战。这时，儒道释属于同一阵营，因为同属于中国文化！西方的科学和理性启蒙也可以拿来一用，因为都是反对基督教的！还有一个最大的杀手锏，过去对付佛老时用过，就是策动当朝反对敌人。这个威力更大。

 

如果把曲阜建堂事件放到上述儒道释关系模式中加以理解，就不难看清楚“儒耶之争”的真正性质。甚至儒学十教授反对曲阜建教堂所采取的技术路径都跟传统的做法一模一样。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

 

 

按照我们的观察和判断，无论是哪一方先挑起争端，基督宗教要想在当代中国社会发挥作用，就不能不受上述竞争关系和模式的影响。事实上，自从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以来，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就一直比较尴尬和被动。作为外来宗教（“洋教”）的基督宗教，经常被拿来与佛教相比较。同样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至少有两点被中国人所称道：一，它是“骑着大象”来的，意思是佛教是和平进入中国的。而基督宗教的大规模进入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洋枪和大炮来的。于是，基督宗教自来在中国便有了“侵略工具”的污名。二是佛教最终彻底实现了“中国化”，其与中国本土儒、道二家文化所实现的高度融合，一直为中国社会各界所称道。牟宗三先生曾经批评基督宗教说：“不能坚持说‘只有一个是基督，其他人只能作基督徒。’你若是要否定‘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为圣人’，这样我们不接受。……耶稣也不过是个圣人，为什么必须通过他始能得救呢？为什么单单耶稣可以直接，我们就不能呢？这是抹杀天下人生命的本质。……基督教的教义不能永远停在这儿。如果说基督不是人转化成的，一定是上帝派遣下来的。人人不能作基督，人人只能作基督徒。这样一来，就不能和中国文化的教义形态相适应，当然就要产生相互排拒性。”（《鹅湖》23期，1977年5月）。

 

一直以来，很多关心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处境的人士，支过很多招数，以改变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尴尬和被动地位。大致说来不外乎以下三条途径：

 

A、实现基督宗教的中国化或说“本土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到底，就是让基督宗教真正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一起思考一下，看其中所包含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有一个农村老太太信了基督教的福音。逢人便说信基督好。人家问她好在哪里啊？她说：有病了就祷告，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主会给你治病。问她主是谁？她说：就是天上的老天爷啊！后来这个老太太又不信主了。为什么呢？因为祷告没有治好病。你说这样的基督教信仰本土化程度如何呢？

 

B、减少基督宗教的张力。有宗教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宗教会处在与周围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张力轴线的不同位置。基督宗教以其独特的信仰与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保持了一定的张力，这是客观事实。如果减少张力的意思是必须改变基督宗教信仰的性质，这就跟上面说的“本土化”难题是一个性质。如何改变呢？或者，保持适度的张力未必完全是坏事情？

 

C、基督宗教去制度化。很多人对于基督宗教坚持其信仰的独特性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放弃基督宗教的“教会”特征，而把基督宗教改造成个人修身养性的事情呢？你在家里吃斋念佛没有人管你，你如果只是从内心里相信上帝，谁又能管得了你呢？基督教为何不能“去制度”化呢？制度性的基督宗教难道不正是其难以融入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吗？

 

 

牟宗三先生早年断言：如果基督宗教不改变其教义形态，就不能和中国文化相适应。如果基督宗教不能融入中国文化的心灵，认同中国文化的生命形态，就断难实现对中国文化的领导作用。这里带出来一个看似很重要的问题：基督宗教进入中国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做中国公民的人，一旦信仰了基督，归入基督教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并非只是作为一个宗教信仰的选项，进入普通中国人的信仰选择当中，而是意味着基督教、西方文化和文明对于儒学、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主动进犯。于是，儒家对于进入中国的基督宗教，由防范进而到公开表达敌意和排斥，这一切看起来，并非无缘无故，亦非背情悖理。可是，有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问题是：假如是中国人自觉自愿地选择基督教作为救赎灵魂和改善人生的资材呢？儒家要怎么样看待和处理中国人在选择宗教信仰时的自主性和“自由”呢？当年，牟宗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达了其十分纠结的感情和思想。他说，吾人深知宗教信仰自由之可贵，也不反对人信仰基督教。然而，吾人认为，一个自认为是炎黄子孙的有良心的中国人，绝不应该信仰基督教。今天的儒家，一定要，或者说只能采取牟宗三先生一样的态度吗？

 

事实上，按照我们对于基督宗教福音性质的认识和理解，基督宗教进入中国既不应该有特别的文化使命，也不应该有具体的政治使命。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把一个一个罪人的灵魂从犯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这应该是基督徒按照圣经所理解的基督宗教福音的本质！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托付与基督教会（信徒）的唯一“大使命”！

 

如果是这样，那么，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所可能发挥的作用，说到底似乎只应该与这个“大使命”有关。守住了这个大使命，也就守住了基督宗教的本质和本位。在其本质和本位上运作的基督宗教似乎不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也不会与中国政治生活相冲突。因为事实上在“文化”的和“政治的”层面上，基督宗教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那么，在“宗教的”层面上呢？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会跟中国的哪些东西构成竞争关系？按照我们的判断，基督教当然只会跟中国的各种“宗教”构成关系。进一步问：要如何处理基督教与各种宗教的关系？原则上说，上有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宗教管理政策，下有老百姓千百年来积累的处理宗教信仰问题的经验和智慧，如果说前者提供了处理各种宗教间关系的基本框架，那么后者则会发展出各种宗教如何实际相处的生存模式。这些都是可资利用的资源。譬如，在孔府中建佛堂楼，就是在不违背当时皇朝宗教“政策”前提下处理与佛教关系的一种生活的智慧。

 

如果曲阜当地民众自觉、自愿地选择基督教信仰，而国家法律、法规、宗教政策又允许基督教自由发展，当然，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国家允许各种宗教自由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了中国公民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各种“正常”宗教活动），那么，这可否理解为，在现当代中国处理各种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应该是，让各种宗教在类似市场竞争的框架和模式中自由发展呢？

 

转自中国基督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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