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大农村原本应是以儒教[1]伦常为道德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思想指导的传统民间信仰与外来宗教信仰多元互补、和谐共处的丰沃土壤。而伴随着当前民主化、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中国农村正日益成为西方敌对势力与中国西化势力为深入推行西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倍加关注的新一轮“和平演变”的中心，市场法则的竞争本性与外来信仰的反客为主态势无情冲击着中国农村传统信仰格局，农村信仰混乱无序态势日益突显。因此，对当前农村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综合考察，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学理依据作出必要分疏，对未来农村信仰新格局作出前瞻探索，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时代紧迫性。

 

 

就当前中国农村信仰总体状况而言，基督宗教信仰尤其是新教信仰在广大农村势力最显要、发展势头最强劲，而传统民间信仰也逐步确立起民族文化主体自信并正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蓬勃兴起。由于儒教伦常教化功能的逐渐丧失，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功能的相对弱化，当前中国农村呈现出散乱无序的多元化信仰态势，民间信仰与基督宗教信仰均存在着诸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由于尚处于全面复兴的初期阶段，中国农村民间信仰至今尚未自觉培育起成熟稳定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再加上市场经济竞争本性的外在侵蚀，当前农村民间信仰客观存在着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自身名分有待明确，外界误解有待廓清。就历史传统与正面意义而言，中国农村民间信仰是华夏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样式在乡村基层按其内在逻辑展开的感性教化形态，是以儒教家族伦常为教化基础、以儒道释三教“神道设教”大众教化为美善旨归的多神信仰和日用体验，其教化义理是儒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伦常关怀、道教善恶承负太上感应以及佛教因果报应等劝善惩恶思想的一体混融，其具体内容涵盖了与天地祖先、仙佛鬼神感通紧密关联的农村生活日用，乡约家祠、尊天祭祖、求福祈年、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民俗忌禁以及戏曲庙会、算卦风水等，俱在其范围之内。尽管民间信仰持守者已明确“民间信仰凝结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心理积淀……（应）充分认识和发挥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期中的积极功用”[2]，有些还深切体会出“个体通过各种习俗活动展开与神灵、祖先、自然、他人、自我心灵的接触与对话，表达对‘我’之外世界的敬畏、感恩与期待，在回忆过去与展望未来中获得对于当下存在的正确认知”[3]。但就总体而言，由于尚未从根本上摆脱西化思维的惯性影响，当前民间信仰的名分界定还很模糊，对民间信仰持轻视排斥态度者还不乏其人。有些西方“一神”信仰持守者认定中国民间信仰为粗糙低俗、功利迷信的多神崇拜，而民间信仰持守者却尚未对“民间多神信仰”的情感正当性与理论自洽性作出积极维护与必要阐释。有些信仰多元化持守者强调个人信仰自由自愿，认为农村民间信仰与基督宗教信仰应通过竞争博弈来实现优胜劣汰；而民间信仰持守者对此却尚没作出正面回应：多元信仰必须立足民族文化主体自觉这一最大前提，因为形式上的平等往往蕴涵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信仰多元论在外来信仰处于绝对强势情形下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此外，尽管民间信仰持守者大都认同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一体不分、传承民间信仰是弘扬传统文化题中应有之义，但却尚未阐明民间信仰与儒教伦常之间的内在关联，尚未令人信服地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层面纲举目张地自觉确立起民间信仰名副其实的应有教化地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自身名分模糊不清、对外在责难不能积极回应的不利局面，极大限制了民间信仰的健康发展。因此，大力加强自身素质建设，准确界定自身名分，自觉廓清外界曲解误读，就成为当前农村民间信仰深入发展的首要任务。

 

其二，儒教伦常教化功能丧失，民间信仰道德基础荡然。就历史传统而言，民间信仰无不以忠孝信义为先，儒教伦常实际充当了中国农村民间信仰天经地义的道德基础。如有学者考证指出，民俗“一方面是民众的自然习性，一方面是圣人意志或者圣人主张，并且后者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民间精英主导的、民众适应和参与的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规则”[4]；梁漱溟先生亦曾明示，乡村建设就是要“恢复以传统习俗来维持的社会”。乡村儒教精英正是有效引领并内在规约传统农村信仰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存在。在传统“士农工商”格局中，以秀才、举人与致仕官宦为主体的乡绅阶层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无所不在，传统精英修养和民间信仰之间具有动态平衡的良性互动关系。而众所周知，传统士农工商阶层次序目前已大致颠倒过来，正所谓“末富变本富”。由于教育体制的片面导向，当前最有活力的精英阶层是商工阶层，而担当传统教化职能的士阶层则客观萎缩异化为学教二元、知行分裂的知识专家，成为社会发展的边缘性存在甚或是商工发展的附庸，农民阶层也有沦为商工发展成本性环节的危险，致富能人相应成为新农村的精英和旗帜。当前农村孝道衰落，乡老耆宿的道德权威逐渐丧失，“在当前的农村家庭中，老人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少，对后辈的教化权逐渐丧失，农村老人权威全面失落，农村核心家庭代替联合家庭”[5]；此外，儒教精英的城镇化聚居与专家型转化也使得儒教伦常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唇齿关系瓦解灭裂。而雪上加霜的是，“传统文化在文化经济化大潮的冲击下，以文化产业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6]，而事实上“对古村落的保护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修缮和维护，更重要的是古村落中传统文化空间的保护。古村落中的文化正因开发被肢解得面目全非”[7]。这种片面发展格局对传统民间信仰的冲击是致命的，“一个村落如果对自己的历史不重视，对祖先创造的优秀的生活方式不重视，那就会导致集体无意识，导致生活的紊乱和思想的混乱。”[8]随着儒教伦常教化功能的逐步丧失，当前农村民间信仰因失去深厚道德基础而极易出现迷信乃至邪信等不良现象。因此，如何“吸取我国传统道德的精华，将适用于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道德原则法律化”[9]，就成为影响民间信仰发展的全局性课题。

 

其三，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泛滥，民间信仰发展环境持续恶化。当前农村发展大环境对民间信仰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对民间信仰的冲击极为明显。先就前者而言，科学属于理性运用层面而迷信则属于精神信仰层面，二者各自的适用范围不容混滥。科学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迷信，但就根本而言，迷信与正信相对而不是与科学相对，迷信最终须正信引导而不是靠理性解决。当前，因科学思维应用范围无限膨胀而导致的科学主义泛滥现象已对民间信仰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有学者指出，“科学主义盛行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许多人已经丧失了与自然、与祖先、与自我心灵进行对话的内在需求，”[10]我们对此应认真反思。再就后者而言，传统民间信仰本属乡村大众道德教化系统及其适当延伸，故而义字当头，最忌义利交换。而随着当前农村市场化的加速拓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本性极大损害了民间信仰的尊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政策在农村具体操作中往往带有经济过度“中心化”倾向，传统民间信仰的恢复事业被外在赋予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以义为利的传统民间信仰的发展环境持续恶化。比如，乡村旅游本应是“对祖祖辈辈们生活方式的敬仰和尊重，也是让心灵回归到农耕时代的净化和追求”[11]，但事实上其“经济功能、娱乐功能、社会交往功能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得到强化……被笼罩在浓浓的商业氛围里”[12]。因此，如何以义统利地自觉避免利欲误导，“通过保护、传承、改革、创新等方式，赋予其新的生机活力，使之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最终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真正留在当代人的集体记忆里，”[13]进而恢复传统民间信仰的淳朴遗风，也是我们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在中国迅速扩张，信众数量由改革开放初的三百万跃升为当前的一亿三千万，其中80%的信众在农村，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农村当有一亿基督信众。一个村落有几十个基督信众的现象极其普遍，且大多为新教教徒。由于中国新教信仰目前还存在着不能与西方价值观、思维方式自觉剥离的先天不足，当前中国农村新教信仰存在着以下发展难题：

 

其一，农村新教信仰发展现状的混乱无序。众所周知，正是由于以儒教为教化基础的传统文化主体的自觉抉择，佛教方能在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层面上实现了真正中国化并融为传统文化内在组成部分，而农村大众佛教也相应转化为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成员；而就总体而言，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基督宗教的输入与拓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的不断丧失为最大前提的。尽管基督新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村儒教伦常教化失位后的情感空白，但在中华文化主体性暗弱和西化势力膨胀的不良氛围下，当前中国农村基督新教信仰发展混乱无序，不少信众不仅不能自觉以儒教伦常为教化基础并敷衍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而且往往迎合经济中心政策而鼓吹其经济社会效益，并打着“反迷信”旗号武断抨击民间信仰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一不良倾向主要是由于当前中国农村儒教教化基础地位的丧失所导致的，我们必须及时加以宏观引导。

 

其二，新教精英对本土化问题的规避转化。众所周知，宗教精英的言行举止对普通信众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就引导中国农村基督新教信仰的精英主体而言，有些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业已全盘西化了的文化基督徒，他们往往打着信仰多元、合理博弈甚或社会进化、普世价值的含混旗号，在学理层面力图偷梁换柱地消解打压并转换替代儒教义理的原有内涵，在现实层面则似是而非地投机利用当前农村经济中心以及民主化科学化政策来拓展自己。有些则是接受过系统神学培训的本色基督徒，他们注重对《圣经》文本原旨的考察，强调把情感信仰与意识形态分开，但其根本缺陷在于他们偏重于现实宣教而忽视了基督信仰在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层面的本土化努力，因而也是外在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教教化基础的。当然，新教精英与儒教传统结合的自觉探索也不绝如缕，但大多势单力薄，且其立论也有待引导深化。总体而言，当前新教精英主流因尚未明晰中国基督信仰主体性到底何在，从而不可避免地在农村新教信仰本土化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规避转化行为。对这种不利于中国农村新教信仰长远发展的引导倾向，我们亦应深入反思。

 

其三，农村新教信仰与传统民间信仰的紧张对立。农村传统民间信仰与外来基督宗教信仰之间本应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动态平衡关系，但现实中不少农村新教信众信奉“上帝唯一独善”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排他性，对中国民间多神信仰传统以及“人人皆可成圣成仙成佛”的价值观念往往持贬低排斥态度。当前中国农村传统价值观的暗弱与西方价值观的强势加剧了这一不良倾向，从而使得二者关系相当紧张。就根本而言，中国农村基督信仰是自觉借鉴佛教中国化、民间化经验教训从而立足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自觉以儒教伦常为教化基础、以性善论为人性基础，在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层面内在转化为中国农村民间信仰大家族的新成员呢，还是坚持以西式基督新教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来代替转化以儒教伦常为教化基础的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我们认为，中国农村新教信仰必须以传统儒教伦常为教化基础，自觉学习民间信仰的中国式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尽快融为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信仰原本应是中国农村信仰发展的思想主导，但当前不仅没有很好担负起这一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现实层面上。而就学理而言，我们虽已意识到传统文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但却尚未从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层面完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质性中国化这一历史使命，中体中用还是西体中用问题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学理难题。当前，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了抽象形式化与片面经济化等不良倾向，很难有效驾驭农村信仰多元化局面。尽管有些学者已意识到农村现代化不应被看成一个西化的过程，但还是有不少学者对农村传统相当隔膜，譬如有些学者竟认定传统村规民约是对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最大阻碍。可见，能否在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层面自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农村信仰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关乎中国农村信仰发展全局。

 

 

综上，当前中国农村信仰存在问题的学理根源在于我们尚未自觉理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主客关系。因此，在当前东西方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激烈冲突而西方价值观正处于强势地位的不良格局下，通晓中体中用与西体中用、一体多元与博弈进化以及多神感应与一神信仰这三组概念的学理内涵与历史沿革，理清全球意识形态的芜蔓复杂从而站稳民族文化主体立场，就成为彻底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信仰问题的基本学理依据。

 

 

体用概念原系中国哲学范畴，其内涵包括本义与引申义两个层面。其本义是指形下器物层面的形体与功用，引申义则是指修养教化层面的道体觉悟与事用践履。无论本义还是引申义，体用均为混融不二的内在关系。就历史衍变来看，体用概念引申义逐渐涵摄了本义，亦即本义中体用双层内涵缩化为引申义中单一之“用”。体用本义如《周易》“神无方而易无体”、“显诸仁，藏诸用”，《荀子》“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范缜《神灭论》“形质神用”、“离质无用”，等等。引申义则如《孟子》“践形”，《庄子》“内圣外王”，《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魏晋玄学“无”体“有”用、“无”本“有”末，唐代禅宗“定体慧用”、“即体即用”，宋明理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明清实学“道在器中”、“理气不二”，等等。就引申义而言，儒教传统中还有“经体史用”、“学体习用”、“知体行用”以及“义体利用”等表述。可见，传统体用概念内核实际即中华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其相应行为样式、生活日用之间的内在关联。

 

自鸦片战争至今，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一直是国人时刻应对、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其学理表征即是三个历史阶段的中西体用之争。第一，“中体西用”阶段。张之洞等传统文化精英面对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瓜分压力，被迫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中体西用”说优长在于持守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体用概念引申义的传统内涵，强调“义体利用”，明确物质层面是“末技”而非“本干”。其缺点在于对西方文化抱有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仅从物质层面而未能上升到行为样式和生活日用的高度来谈“西用”，没有考虑到西学之用（行为样式、生活日用）自有西学之体（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作为内在支撑。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14]严复对体用概念的阐释并非传统体用概念的引申义内涵，但还是点破了中体和西用不能简单拼凑的实情。第二，“西体中用”阶段。中国现代以来的西化精英向西方进行了自器物而制度而信仰的全方位学习，承认西体普适但强调因地制宜的灵活应用。其极端论者则持守社会进化论调，混淆中西之别为古今之别，认定西式民主为普世价值，不时引发“全盘西化”喧嚣。“西体中用”派作为温和改良的“西化派”也是外在于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伦不类“四不像”，因为不管怎么“精致”拼凑，中西体用仍是方枘圆凿、南辕北辙。第三，刚刚拉开帷幕的“中体中用”阶段。上世纪末，针对“河殇派”全盘西化思潮，张岱年等学者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说与文化多元并存说，这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先声。本世纪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展开，更多学者倡导传统文化主体自觉，呼吁持守中华民族固有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主张转“西体中用”的外在文化拼凑为“中体中用”的内在自觉消化。反思百年铁血史实，我们更应坚定“中体中用”严正信念。

 

现代中国农村信仰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清醒确立起“中体中用”的自觉信念。我们必须自觉培育农村大众的民族文化主体自信与自觉，坚持在以义统利原则下审慎发展经济，澄清农村民主化进程中对西式民主科学概念内涵的“想当然”理解，理直气壮地表明对儒教伦常与传统民间信仰的优先支持，主动引导农村基督宗教信仰为中国民间信仰大家庭成员。

 

 

不同民族的历史传承、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各个殊异、丰富多彩，信仰多元应是以各自民族原有教化传统“一体”主导为最大前提的“多元”，是各民族文化主体自觉抉择并内在融会之后的“多元”，否则该民族势必出现无休止的信仰分裂混乱。例如，西方文化尽管主张信仰自由、多元并存，但无不以基督宗教信仰为其教化基础和主体内容，其民主体制也是以基督信仰为基本依托和最后根据的。西方近代诞生的弱肉强食的庸俗社会进化论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各民族文化各适其性，并不能简单做出优劣比较。在西方私有民主制与市场竞争基础上，目前社会进化论又发展出信仰博弈论这一温和变种。信仰博弈论打着多元并存旗号而企图利用其信仰强势来干涉转化东方民族主体信仰，当前愈演愈烈的东方民族传统信仰和西化民主势力的激烈冲突就是以此为背景的。我们必须明确反对这种不对等的多元并存思路。其实，任何外来信仰都应以顺适本民族教化传统为前提，以切实补充、优化本民族教化传统为本职，以自觉激发出本民族教化传统内在生命力和美善特质为旨归，以与本民族教化传统间内在张力的动态平衡为良性循环的标尺。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道释二教无不建立在儒教伦常这一教化基础上，儒教性善观、伦常观和民本观是道释二教修证的必要道德前提和信念支撑，不少道释大德都明确指出：欲为真仙真佛，须先从能为真儒始。在西化思维冲击下，当前中国信仰领域出现了科学化、学术化、城市化、权贵化、祛儒化等不良态势，值得我们深刻检讨。基督宗教信仰立足人类原罪说和上帝救赎说，相对于中国文化性善论教化传统而言，确为异质信仰系统，这就须要借鉴佛教中国化经验，正视文化的主客显隐关系，充分调动相应教义资源，与性善论等人文信仰传统相协调，早日成为中华文化大家庭成员。

 

明确教化一体与信仰多元的内在关系，才能自觉抵制市场经济博弈进化思维的不良影响，内在确立起中国农村信仰的文化主体自觉，牢牢持守住儒教伦常的教化基础地位，有效避免民间信仰的外在异化，内在消化外来宗教信仰，自觉培育起农村信仰健康发展格局。

 

 

在西方“神本”文化语境下，“神”概念内涵确指独一上帝，上帝创造万物，上帝之外再无别神，信仰他神者往往被断定为迷信邪信。而在中国“人本”文化语境下，人人皆可成圣成仙成佛，故而“神”概念内涵是指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天人感应和神道设教。《太上感应篇》云“福祸无门，唯人自召”，故人人均须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本心即神，日用即神，人若诚敬清虚即可感通神明，正所谓“清明在躬”、“至诚如神”，《孝经》亦云“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15]。心大无外，故神明无所不在，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心量广狭不等，故神明层次森然，道力参差，所谓“神明唯心变现”。日用事端无定，故神明随事而分类，若月印于万川；践履方式不一，故神明三教杂糅，如宾主之隐显。

 

在中国教化传统中，鬼神感通概念涵摄了清净感应精英修养义和善恶报应大众教化义。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以三教融通为文化底色的大众教化蔚然兴起，以清净感应精英修养为指导的善恶报应大众教化得以凸显，民间多神信仰迅速发展，其内容包括天地祖宗、历史人物以及三教九流、日用众神等不一而足。农村信众正是藉此天人感通方式而达到缅怀功德、惩恶扬善、求助许愿和安定心神效用的。民间信仰中当然有迷信邪信等异化现象存在，但就根本而言，精神信仰层面的迷信邪信只能用相应成熟的传统儒道释教化正信方能加以积极引导和有效克服，而决不是仅仅通过处于现实理性层面的科学民主批判就能简单胜任的。历史早已证明，当恪守儒教伦常教化基础和精英修养指导的时期，民间信仰就能健康发展，反之则必然出现异化。

 

在考察民间信仰时，我们应明确多神感应与一神信仰的分野，勇于突破西方文化“神”概念的定义局限，自觉为民间信仰“神”概念的正当性正名。我们要关注民间信仰的儒教教化基础和精英修养指导，明确反对那种先是把知行合一、学教一体的三教教化贬低为知行二元割裂的西式学术，再以外来信仰代替农村教化真空的不良企图，自觉把被“以西释中”思维消解转化了的传统三教教化本意内在发明出来，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外来信仰加速本土化进程。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农村信仰健康格局的框架内容进行一些探索性整体思考。当前，探索建立“一体多元”农村信仰新格局是必要的，其基本框架由内在关联着的五大理论支柱构成：以民族文化主体自觉的内在确立为农村信仰的文化前提；以深化拓展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农村信仰的引领主导；以儒教伦常教化主体地位的自觉重铸为农村信仰的道德基础；以培育健康有序的传统民间信仰大繁荣为农村信仰的主体内容；以积极引导基督信仰加速本土化进程从而使之尽快内化为中国民间信仰大家庭成员为农村信仰的时代使命。大致而言，“一体多元”农村信仰新格局的建立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确立民族文化主体自觉，塑造农村信仰鲜活灵魂。首先，通过通俗形象的宣传教育，使农村群众清楚中西体用、信仰多元、一神多神、科学民主以及普世价值等概念的确切内涵与适用范围，不断剥落外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内在确立起文化主体自觉意识，持守儒教伦常的教化基础地位，自觉锻造中国农村信仰的鲜活灵魂，从而为农村信仰发展提供健康舆论环境。

其二，深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功能，引领农村信仰健康发展。首先，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公私立场，自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与传统家族伦理教化内在结合起来，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深度中国化，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情感教化缺位问题，使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能够切实引领农村信仰的健康发展。其次，加强有实际内容的基层干部学习培训，使他们能够头脑清醒、理直气壮地站稳民族文化主体自觉立场，纠正当前农村侧重经济发展而忽略精神信仰的不良倾向，转变当前基层党政干部在农村信仰管理上的消极作为态势，合理介入并自觉引领农村各大信仰精英与精英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以及各教大众信徒之间的融通和合。

 

其三，重铸农村儒教伦常教化，夯实农村信仰道德基础。当前，我们必须重铸儒教伦常，以之作为农村信仰健康发展的必要道德基础。首先，采用试点示范并渐次推广的稳妥方式，大力挖掘并现实转化农村传统礼仪、乡约族规等教化内容，尝试把优秀蒙学经典与相关儒教礼仪列为农村义务教育必修课程，使农村传统家族伦常教化逐步复兴，从而为夯实农村信仰的道德基础创设良好舆论氛围。其次，尝试恢复长期返乡定居与短期城乡互动等传统教化机制，加强儒教精英对农村信仰发展的关注引导，巩固农村儒教伦常的教化基础地位，自觉引导民间信仰以避免迷信邪信等异化现象，并自觉推动农村基督宗教信仰的本土化进程。

 

其四，加强精英与信众的双向互动，培育农村信仰健康发展之路。就传统民间信仰而言，尝试建立民间信仰与儒教教化之间的动态协调机制，建立城市儒道释学者、道观寺庙以及各民间社团中的传统教化精英与农村民间信仰信众之间的经常性指导互动机制，并增设基层民间信仰对口部门协调监管之；及时树立农村德高望重的信众典范，在传统儒道释文化精英配合下树立正信、打击邪信，主动引导农村基督信仰并使之尽快内化为自身组成部分。就外来基督信仰而言，尝试优化基层基督宗教信仰管理，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教经典内容纳入农村牧师、布道员素质考核的必要环节，优先考虑那些认同儒教伦常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精英信众担任“三自”爱国会布道职位；积极培育农村信众的民族文化主体自觉意识，正面回应基督宗教信仰存在的排他性和西方化问题，引导广大信众自觉尊重诸如性善论传统、儒教伦常基础及多神感应等传统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动态引导广大信众结合自身日常修行与教化实践，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层面潜移默化为中国农村民间信仰大家庭成员。

 

[1]儒教概念适用于知行合一、学教一体的传统三教人文教化意义而非西方文化的宗教信仰意义.

[2]刘江宁、周留征：《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的功用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3][10][12]张勃：《当前语境下传统节日的困境与出路——兼及建构新兴节庆活动的一点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4]田兆元：《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5]张冬玲：《论我国农村新型家庭伦理的构建》，《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6]王巨山：《从“形式经历”到“文化体验”的回归——也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原则与对策》，《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7]冯莉：《民众对再造文化空间的认同和选择——廿八都镇大王庙修缮后的文化传统变迁》，《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8][11]张丛军：《新农耕文化浅议》，《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9]陈菲：《道德法律化——新时期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13]李松等：《民俗旅游与社会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14]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外交报》1902年第9、10期.

[15][唐]李隆基注、[宋]刑昺疏：《孝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

http://www.ccrs.org.cn/index.php?m=article&a=show&id=3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