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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存在“围墙”困境
发布时间: 2016/11/3日    【字体:
作者:王雷泉
关键词:  当代 中国 佛教 围墙 困境  
 
 
当前中国大陆佛教,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蓄势待发,指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多年的急剧变革和日益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变迁过程中,民众对佛教产生爆发性的宗教需求。尚处于复兴临界点,指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与现存的体制性障碍形成巨大张力。这一围墙困境,导致正统佛教的供给严重不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倾斜于外来宗教,甚至导致非制度化宗教的勃兴与外道邪教的泛滥。
 
当今世界70亿人口中,86%以上人口信仰宗教,但佛教仅占6%,远远低于基督宗教(33%)和伊斯兰教(22%)。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新教。而佛教大量呈现为烧香拜佛现象,被宗教学界视为只是属于民俗信仰层次而已。在三大世界宗教中最先创立的佛教,为何在当今宗教版图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佛教苦久矣!蒋孝严先生对大陆风景区的高额门票,特别是对寺院收费的质疑,可谓旁观者清。当今中国佛教被围墙困住手脚,面对基督教和港台佛教“兵临城下”的局面,为使佛教处于平等公正的发展格局,拆除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正当其时。为回应蒋孝严先生的质疑,2010年8月,佛教界和文化学术界有关人士在东林寺举行关于“寺院与景点门票收费”的座谈会。笔者在会上指出:“给寺院设道墙收门票,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有对佛教的歧视。我们要分清两堵墙:一堵是应该树立的,保护佛教纯洁性、神圣性的墙;一堵是应该突破限制弘扬佛法的墙,以利益大众和社会。”
 
墙的第一重含义: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凝重肃穆的墙基,区分出神圣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佛教通过“结界”,以自然界的山林、流水之地形,或以僧团居住、修行、作法事等宗教活动,为自己划定特定的区域,以确保戒行无缺失,能够从事正常的修持活动。“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的士兵决不能进!”十八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波茨坦修建行宫,尚且不能侵犯农夫磨坊的产权,今天中国的寺院,岂能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墙的第二重含义:隔断佛教弘传的体制性障碍。宗教的活力在于传播,佛教在世界宗教版图中的软肋是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它必须真正建立在社会大众的基础上。把宗教活动场所限定在狭隘的寺庙围墙内,这在宗教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中国佛教不具备如基督教那样与社区紧密结合的教会,更不要说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全国性组织。与基督宗教相比,佛教的手脚显然是被束缚住了。在独生子女的格局下,今后出家人会越来越少。如果佛教仅仅限制在寺庙范围内,在咄咄逼人的外来宗教强势包围下,佛教只能日益走向衰亡。
 
佛教的复兴是谁也不能抗拒的历史潮流,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就隐含着极大的商机。如果说门票是佛教当初从废墟中复兴的不得已之举,那么现在已经演变为权力寻租与资本逐利的怪胎。政商利益集团利用有形的“墙”侵吞佛教的利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歧视和禁锢这道无形的“墙”。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政界、宗教界与学术界的拨乱反正,澄清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口号。到90年代初,以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作为宗教政策的理论依据,以解决宗教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提出要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很多地方把神圣的、清静的宗教引向了商业化、庸俗化的邪路。
 
中国文化中的入世性和功利性,从古到今,从政府到民间,都要求佛教必须为现实服务,经忏佛事演变为商业性很强的“贩卖如来”,引起教内外诟病。天下名山僧居多,当佛教被局限于寺院范围时,“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短视政策及不当行为,使佛教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一个世纪前“庙产兴学”的幽灵,现在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各种变种层出不穷,甚至演变成赤裸裸的“庙产兴商”,严重地损害佛教的声誉,透支佛教未来的发展空间。
 
佛教出路在走入社会的广大人群,而不是圈在景区内,异化成佛教专卖店。当围墙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攫取高额门票收入的工具,寺墙就成为隔断寺院与民众精神联系的障碍,抑制佛教事业发展的瓶颈。这种制度缺陷所形成的围墙困境,人为地在社会中制造了佛教信仰的供应短缺。权力与和资本勾搭,企图把寺院与风景区打包“上市”,侵吞的就是佛教品牌和无形资产,这是对佛教赤裸裸的掠夺。
 
政商利益集团控制佛教,把佛教作为政治或工商势力的附庸,甚至出于政治经济利益,把神圣的宗教变成迷信,是造成佛教庸俗化的社会原因。在民众迫切需要宗教而佛教义理不彰、组织涣散的现时代,利用佛教特别是其中的神秘现象从事经济活动,简直是一本万利。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的《资本论》中,就已经借别人的话写道: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中国佛教在一片废墟中艰难地走上复兴之路。在佛教的主体性和宗教品格尚未确立之际,佛教或借助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或依傍政治威权,以打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一状况,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汉末魏晋时代非常相似。
 
《高僧传》的十科组织,继译经、义解之后,神异排列第三;而以儒家为本位的正史,为僧人入传的选拔标准,也主要视其与政治的关系及神通而定。但在佛教发展到盛唐时代,道宣的《续高僧传》则把佛教的核心价值戒定慧提升到前列,神异改为感通,降至第六位。
 
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中,指出道安-慧远一系,乃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可以说,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组织建制,是循着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徒的事业而发展光大的。佛图澄藉助神通摄服残暴的统治者,为中国佛教教团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基础;道安在战乱中,周旋于护持佛法的国主间,创制了僧尼规范,并推荐鸠摩罗什来中土译经;慧远身处佛法精神衰替的南方,以“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高行,维护了佛教的神圣精神。
 
慧皎在《高僧传·义解篇论》中,对道安、慧远二公的行事风格有如此论述:“涌泉犹注,寔赖伊人。远公既限以虎溪,安师乃更同辇舆,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语默动静,所适唯时。”佛图澄之“神”、道安之“动”、慧远之“静”,表面看来相差极大,但精神实质则一,都是以真俗不二的智慧,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采取的契时应机之举。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以道安、慧远的中道智慧与高僧风范,假如道安到了南方,也会有“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之静;而慧远留在北方,照样会像乃师那样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动。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道安-慧远一系,当涌泉犹注,冲决关山阻碍之后,毕竟东流入海,开演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
 
转自凤凰佛教
http://fo.ifeng.com/a/20161101/44482423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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