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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述论
发布时间: 2016/12/28日    【字体:
作者:张泽洪
内容提示:近代以来外国旅行家、传教士、学者,纷纷进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类学界者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科学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是近现代国内外研究者考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对近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宗教考察研究的成果进行回顾性的评述,认为中国人类学者投身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精神,值得21世纪的中国民族宗教研究者汲取弘扬。   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世代居住着三十四个少数民族。中国西南丰富的民族宗教文化,在世界堪称为人类学博物馆。近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受到重视,不断有人进入西南这片神秘的土地,考察少数民族古朴神奇的宗教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对近现代国内外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考察,有必要作一回顾性的总结评述,其研究取向和研究成果,值得21世纪的民族宗教研究者借鉴。
关键词:  西南 少数民族 宗教  
 
    
  一、外国人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考察研究
  
  1.外国传教士、旅行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
 
  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考察,始于元代游历西南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著《东方见闻》,有访问建都州(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大理的见闻,也有沿途民族风情的记述(注:方国瑜《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考证马可波罗在云南的行程甚详,载《西南边疆》第四期,昆明,西南边疆月刊社,1939年1月。)。 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旅行者、探险家逐渐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顿(T.Blaekiston)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1862年出版《扬子江五月考察记》,详述彝族、苗族的体质与风俗。美国人威廉·洛克哈特(W.Lockhart)1861年出版《中国的苗蛮》,对西南地区的苗族有详细记述。克拉克( S. R.Clarke )著《中国西南部的种族》,是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方面有价值的著述(注: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5页。)。
  19世纪70年代,先后进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英国人,有安德森、马嘉里、格罗夫纳、巴伯、麦克卡迪、吉尔·史蒂文森、索尔登等。巴伯在《金沙江: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中,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情习俗。1882年至1884年,英国驻重庆领事亚力山大·浩熙率队考察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后来出版《华西三年记》。1867年,法国人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邺、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等相继从越南进入云南。其中特拉格来考察地区最多,他从元江河谷到大理,足迹遍及凉山会理、昭通、大关、宜宾等地,沿途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情况。此后法国人杜布益和爱弥·罗毅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罗毅著《云南省》、《云南亲王史》,对云南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习俗,特别是婚姻形态有详细介绍。19世纪末法国人普亚、拉古柏里、德维亚等进入中国西南考察,后来有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著作出版。法国奥尔良亲王曾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实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运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传教士,不少人在传教地区调查当地民族问题,并发表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著述。其中成绩显著者有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汉名邓明德,或译为邓保禄)。1887年至1917年,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彝族地区传教,直至病逝于该地。在路南彝区的三十年中,他学会彝语并能讲流利的彝话。他还向彝族毕摩学习古彝文,以致对彝族文化有较深造诣,被同行们称为“撒尼通”。保禄·维亚尔在深入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础上,1880年发表《云南罗罗文字研究》,1909年出版的《法倮字典》,是倾注他三十年心血的著述,法国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他的著述为国内外学者所注目,当时不少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人,都慕名到路南向他请教和索要有关材料。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介绍了云南地区彝族的风情。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二十年,其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西方许多研究彝族文化的学者,都要运用他的资料或引用他的著述。美国牧师若克(Rock)曾长期在四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1940年秋才离开昆明回国。
 
  19世纪90年代,英、法两国旅行者争相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探险”。沙尔雅考察队到云南省的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并从当地汉人手中收集彝文碑文和彝文古经。保尔·博厄尔到云南曲靖、彝良彝族地区考察,将搜集的彝族语言词汇资料送交巴黎东方人学会。戴维斯(H.R.Devies)在考察修筑印度至云南铁路的可行性时,也详细考察了云南沿途的少数民族,于1909年著《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乐洪,女探险家巴贝纳、温盖特等人,也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20世纪初叶,法国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势头有增无减。1907年,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纳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1906年至1909年,多龙考察队先后在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发表《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1907年至1910年,吕真达考察队先后两次考察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吕真达著《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记叙了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及其等级。这一时期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英国人有李特、杰克、约翰斯顿、希洛克、费格生等人。李特《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直到1940年时,法国驻昆明领事费朗索瓦,法国驻思茅领事彭斯·汤策,还相继到凉山地区考察(注:阿哲倮濮《近代以来国外对彝族的研究》,陶学良《彝族文化研究鸟瞰》,左玉堂陶学良编《毕摩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84、811—814页。)。当时西方旅行者的旅行日记和传教士的会务报告,成为记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重要资料。这些人以考察所见而撰写的稿本或小册子,数以千百计庋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仅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的这类书就非常可观。
  
  2.外国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
 
  国外对纳西族东巴教的研究,肇始于传教士对东巴经的搜集。东巴经象形文字被带回西方,逐渐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 法国人巴克(Bacot)于1907年、1909年, 两次到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1913年在荷兰莱顿出版《么些研究》,成为西方东巴教研究的最早开拓者。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J·F·Rock),1921年至1949年长期留居丽江,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用功最深。洛克本来受美国农业部派遣,任务是采集植物标本,他却醉心于东巴教的研究。洛克的考察先后得到美国农业部、美国地理学会、哈佛大学等单位的资助,在丽江共购买了8000 多册东巴经,这些东巴经手写本运回国后,被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机构,或卖给个人收藏者(注:关于洛克收集的东巴经的下落,据德国学者雅纳特(K.L.Janert)《洛克收集的东巴经及其在德国的藏本》介绍:很大一部分手写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约4000册售给私人(此部分称为“赫伦梅勒(Heronmere)收藏本”);约1000 册手写本和大量“赫伦梅勒收藏本”的微缩胶卷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学院(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获得1000册左右;洛克赠送给他的朋友和熟人共约25册;15册“左拉”(Dso-la)手写本在中国出版部门被盗。包括洛克个人收藏的照相复制本在内的1115册手写本被马尔堡德国国立图书馆购买(其编号是:“Hs,Or,Collection”Hs,Or, 301—677,1362—1590,1593—1594,1596—1601,“K,Or,Collection”K,Or,1—501)。参见杨福泉 白庚胜《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杨福泉 白庚胜编译:《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集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216页。)。洛克在搜集东巴经的同时,十分注意观察东巴教的祭祀活动,甚至有目的地请大东巴为他专门表演东巴教的某些仪式。他从1924年发表《纳西人的驱逐病鬼活动》(美国《地理杂志》第46卷)开始,在美国、意大利、瑞士、联邦德国等国家先后出版或发表《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上下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上下卷)、《纳西人的“那伽”崇拜和有关仪式》(上下卷)、《纳西人的祭天仪式》、《中国西南纳西人的“开路”丧仪》、《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写本目录》等十几种著述。经数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洛克在东巴教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西方学界被誉为纳西学研究之父。
 
  洛克对东巴教的研究,为西方的纳西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洛克在丽江考察的时代,很多知识渊博的大东巴尚健在,他可以慎重选择有学识的东巴帮助工作。因此,那些大东巴对东巴教仪式和经书的解释、翻译,经洛克的研究得以保存于世,成为现在很难再获的民族宗教资料,其中有些经义是后世年青的东巴难以解释清楚的。洛克又有懂梵文和藏族文化的优势,对东巴教与本教教义中的文化互渗现象,能够阐释得比较清楚(注:杨福泉、白庚胜《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杨福泉、白庚胜编译《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集粹》,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
 
  继洛克之后的东巴教研究者有顾彼得(Peter Goullart)。1941年,路易·艾黎等领导的国际援华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丽江建立办事处,顾彼得作为工作人员留居丽江八年,有机会考察纳西族东巴教。195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被遗忘的王国》,较翔实地描述了所见丽江的风土民情,是认识当时纳西族社会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弥补洛克论著中的不足。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昆亭·罗斯福(Q.Rooseveldt )在丽江搜集1861册东巴经, 其中有很多东巴教占卜经书。后来将其中1073册经书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88册卖哈佛燕京学院。罗斯福还于1940年发表《在魔鬼祭司的土地上》,刊载美国《自然历史》第45卷。昆亭·罗斯福还从云南沿怒江进入四川康区,沿途搜集民族学资料(注:《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7—28页。)。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博士(1870—1953)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是近代人类学界一次有影响的田野活动。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鸟居龙藏率考察团的中国西南之行,历时7个半月,路经9个省(市),行程万余里。其中,在贵州、云南、四川3省的调查时间有4个半月。 鸟居龙藏主要进行苗族、彝族调查,测量各地苗族的体质,记录苗族、彝族的语音。鸟居龙藏考察团携带笨重的玻璃感光片大型照相机,路经苗岭、大凉山,翻越大相岭,早出晚宿,日行平均20—30公里,最高日行达50—60公里。所到之处详细记录当地的地名、地形、土壤、植被,注意各民族服饰、语言、住居、神话、婚丧习俗、仪礼、社会组织等生活文化实态的考察,同时进行人体测量,考古调查,沿途拍摄了400多张照片。 这次考察成果有《苗族调查报告》的出版,此书共分十章:旅行日记、苗族的文献、苗族的名称区别及地理分布与神话、苗族的体质、苗族的语言、苗族的土俗及土司、苗族的花纹、苗族的笙、铜鼓、结论(注:杨成志《苗族的名称区别及地理上的分布与神话》,是此书第三章内容的翻译,载《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三集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1928年。后来全书由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鸟居龙藏在1926年出版《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这部中国西南的旅行日记,记录了西南的侗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傈僳族、藏族及明代进入贵州的汉族——“凤头鸡(笄)”、“里民子”的生活文化实态。此书是外国人深入中国内地,用科学方法记录各民族生活文化实态的重要著作,为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珍贵田野资料(注:黄才贵《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我国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贵州民族研究》 1993年第4期。鸟居龙藏《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鸟居龙藏全集》第10卷第219—521页;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鸟居龙藏全集》第11卷第1—280页,东京,富山房,1926年。)。
 
  1910年至1911年,德国人劳西纳(F.W.Lensehner )到广东乳源瑶山考察, 著《中国南方的瑶子》,是德国学者有关瑶族的著述。 岭南大学教授霍真(R.F.Fortune )率考察团到广东连县瑶山调查,1939年《岭南科学杂志》十八卷第三期,刊登了这次考察的研究报告,有霍真《瑶族文化概况》,李智文《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组织与争端》,李季琼撰《瑶族家中之生育婚嫁与丧葬》等五篇论文。 美国人布朗(Brown)在华西大学读研究生期间, 曾赴越巂、理番一带作彝族、羌族调查。至20世纪20年代,国外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著述已有七十余部。
  
  二、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一批中国人类学者开始进行民族调查,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开始。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曾在德国研究民族学,他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国内一些大学相继组建人类学研究机构,不少学生到外国攻读人类学,有关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刊物逐渐问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其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逐渐成为人类学者调查的热点区域。
  
  1.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
 
  开展对西南少数民族作调查的学术机构,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亦最有成绩。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学研究室,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等,在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方面也有成就。20年代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已经有人类学科的设置。1934年,中央大学社会学系设置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文化课程,由黄文山、孙本文、卫惠林、何联奎、胡鉴民、邱长康主讲。1935年中山大学研究院分三个研究所,语言历史研究所改称文科研究所,分历史学部和中国语言文学部,由杨成志任所长。后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由杨成志兼人类学部主任,并招收硕士研究生。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在国内高校中具有悠久传统。
 
  1922年,成都华西大学成立边疆研究学会,以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为主旨。该会发起者为华西大学的外国学者,并于1923年创办《华西边疆学会杂志》。四川大学在校长任鸿隽指导下,曾在法学院成立西南社会研究部,由胡鉴民教授主持。1934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族学会。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大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举行,会员成立时仅33人,至1936年增至51人,汇聚了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民族学者。1936年2月, 中国民族学会出版《民族学研究集刊》,发表中国民族学会会员著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注意。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刊物,早期有1930年10月创刊的《新亚细亚杂志》月刊,专门研究边疆及民族问题,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有极大贡献。1938年10月,凌纯声、方国瑜、徐益棠等在昆明组织开展西南民族研究,并以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月刊社的名义出版《西南边疆》月刊,1941年秋,移会址于成都华西坝,设通信处于金陵大学,由徐益棠暂负书记之责。该刊1944年 6 月第十八期出版后停办, 是抗战时期有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刊物。1940 年春成都华西大学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所,由闻在宥教授主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1940 年创办《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至1949年共出九卷,其中第一卷分一至四号,第九卷分一至二号。1941年8 月, 中国边政学会在重庆巴县创办《边政公论》, 至1948年共发行了七卷四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中国边疆民族学杂志。30—40年代创办的少数民族研究学术刊物近三十种,出版少数民族研究专著百余种。
  
  2.抗日战争前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调查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推动了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研究。当时所谓的西南边疆,除现西南川、滇、黔、桂、藏五省一市(重庆)外,还包括湘西、粤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总数约在二千万以上。西南地区战略后方地位愈显重要,要了解西南民族的社会文化问题,首先必须从实地调查着手。
 
  我国最先对西南少数民族作调查的学者,首推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教授。1928年7月12日, 杨成志赴云南作民族调查。他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派遣,在云南调查太源山及昆明附近的彝族,调查区域遍及滇川交界的大凉山、昆明及河口一带。至1930年3月23 日返广州,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注: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30年。)。 杨成志根据考察中搜集的彝族宗教资料,在《地学杂志》1934年第1 期发表《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文中将搜集到手的一百三十部彝族经典,分为献祭、祈祷、酬愿、做斋、禳祓等十六类。杨成志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拜彝族毕摩张正为师,学习翻译彝文经典《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北平,1932年10月,第175—198页。),此文对研究彝族宗教与道教关系颇有价值。
 
  1934年春,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峨屏考察团深入大凉山考察,翌年发表《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注:部科学院特刊第一号,全文共一百二十四页,1935年印行。),被认为是研究凉山彝族问题必不可少的文献。丁文江从欧洲学成归国后,前往云南作地质调查。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活动,使他在民族研究领域作出成绩,丁文江编撰《爨文丛刊》(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收录彝族传说故事及毕摩经典数种,实为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重要文献。
 
  1933年5月至8月,凌纯声、芮逸夫等赴湘西苗族地区进行考察,后来发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该书第八章《巫术与宗教》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不同意鸟居龙藏报告苗族“已失去其固有之宗教”之说,认为苗族“保存了固有的宗教”(注: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7页。)。1934年至1936年, 中央研究院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前后派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凌纯声,陶云逵,芮逸夫等赴云南作边疆民族调查,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滇东南的彝族,滇西的傈僳和傣族,陶云逵调查滇西南的傣族及滇西北的纳西、傈僳。考察报告散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人类学集刊》、《西南边疆》、《地理杂志》等刊物。1935年7月20日, 陶云逵在云南东巴教圣地——中甸县北地,请一名四十岁的东巴巫师作羊骨卜,此人据称为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第九十五代嫡徒,他根据观察结果并参考纳西族占卜经典,撰写《么些族之羊骨卜及卜》(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一卷,1938年12月,第87—144页。), 开创了研究东巴教卜书卜法的先河。
 
  我国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以对瑶族的考察最早亦最深入。1928年夏天,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严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调查瑶族,他们在凌云县北部六个瑶族村寨考察一个月,翌年发表《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版, 1929年1月。)。1928年,中山大学生物采集队第一次赴广西大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队员任国荣兼作民俗调查,著《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1931年春,该队又第四次赴广西大瑶山作第四次采集,队员注意调查广西古陈一带瑶人的风俗习尚,庞新民著《广西瑶山调查杂记》,姜哲夫著《记广东北江瑶山荒洞瑶人之建醮》,姜哲夫、张伋、庞新民著《拜王——广东北江瑶山瑶人风俗之一》(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1932年10月,第45—82页、第83—88页、第89—119页。庞新民还撰写《广东东北江瑶山杂记》, 后收入《两广瑶山调查》,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9月出版。)。1935年秋, 燕京大学派费孝通、王同惠到广西象县进行瑶族调查。他们于11月18日进山,从柳州以东象山的大藤瑶山开始考察,12月16日在完成花篮瑶地区调查转移地点时,费孝通不幸误踏陷阱,其妻王同惠溺水身亡。费孝通在广州治伤期间,整理王同惠的调查资料,遂有王同惠著《广西省象县东南花蓝瑶社会组织》的问世(注:广西省政府特约研究专刊,1936年。王同惠遗著《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年由北平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参见《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页、33页。)。
 
  1936年冬,杨成志率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广东北江瑶山考察团,深入曲江县境瑶山考察,该团由研究生及考古学、民族学与民俗学本科生共八人组成,对瑶人的社会经济信仰文化等作深入调查,收获颇多。1937年中山大学《民俗》第一卷第三期刊出《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计三百四十页,二十万字。其中江应樑撰写《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研究报告,涉及瑶族宗教中的神庙及拜神仪式,瑶人信仰中之神的分析,巫师及宗教法事,魔法、占卜及民间禁忌等内容。杨成志撰写《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注: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版,1938年。),对考察团的考察作了科学总结。
 
  凌纯声亦致力于瑶族研究,用法文发表《亚洲西南瑶族之民族学的研究》,在理论探讨方面贡献尤大。徐益棠1935年暑假赴广西象平调查瑶族,历时四月。后来陆续发表调查研究的成果有:《广西象平瑶民之生死习俗》;《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婚姻》,《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注:《金陵学报》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1938年5月·11月印行;《边疆研究论丛》( 1941年度),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1942年9月; 《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8月;《边疆研究论丛》(1942至1944年度), 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5年刊行。)。其中《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对瑶族宗教的神话、庙宇及祠堂、敬神及请神、请神唱词、法具等有较深入的研究。
  
  3.抗战期间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北方各学术机构相继迁徙至西南后方。国内人类学者结集西南,专家如凌纯声、陶云逵、吴文藻、杨成志、闻在宥、吴定良、顾颉刚、李方桂、史图博等在云南,卫惠林、黄文山、马长寿等在重庆,徐益棠、胡鉴民等在成都,都注意实地调查研究。在这些专家指导下,又有无数青年学者,或从事田野考察,或从事室内研究,作出许多成绩。在这人才云集于西南的特定历史时期,无论是人类学理论探讨还是实地调查,都使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进入高潮。
 
  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庄学本在宁属的越巂、冕宁、 昭觉、盐源、盐边各县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1941年5月, 庄学本撰写《西康夷族调查报告》,作为宁属考察报告第七号, 由西康省政府发行, 其中有考察所得彝族宗教的情况。193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贵州民族调查团。1939年春,中央庚款董事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梁瓯第作为考察团成员之一,曾只身深入大小凉山考察,他功成归来后撰写考察报告书,提交给中英庚款董事会。1937年,马长寿率民族考察团赴凉山彝区调查,撰写《凉山罗夷系谱》,此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未曾公开发表。后来华西五大学组织凉山抗战劝导团的考察活动,马长寿专门撰写《凉山罗夷的族谱》(注:《边疆研究论丛》(1942至1944年度),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5年刊行。),1940年7 月至11月,四川省教育厅组织二十人的“边区施教团”, 赴雷波、 马边、峨边、屏山彝族地区考察,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参加这次考察活动。考察报告书《雷马峨屏纪略》(注:全书336页,附地图,于1941年7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印行。),其中徐益棠《雷波小凉山罗族调查》,张云波《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及倮罗文化概论》,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内容,约占报告书的三分之一。徐益棠《雷波小凉山罗族调查》,又在《西南边疆》第十三期发表,其中精神生活部分谈彝族的宗教和艺术,内容涉及彝族巫教的神灵、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1941年夏,高伦率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大凉山彝区考察,高伦后来撰写《大凉山彝区见闻录》(注:《零玉碎金》第一辑,台湾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9月,第1—253页。)。1940年夏,林耀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后,翌年回国受聘于成都燕京大学执教。1943年7月 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率考察团深入大凉山彝区考察,后撰写调查报告《凉山夷家》, 书中有彝族宗教情况的介绍,1947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注:林耀华新著《凉山彝家的巨变》共四编,将1947年出版的《凉山夷家》收入第一编《凉山彝家》,第1—128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年5月。)。1948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胡先晋女士在《美国人类学家》发表长篇评介文章。
 
  1939年4月至5月,雷金流赴云南澂江松子园彝区调查,撰写《云南澂江罗罗的祖先崇拜》(注:《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九期,1944年9月。)。陶云逵考察云南的彝族,撰写《大寨黑彝之宗族与图腾制》、《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注:《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一期,1943年9月;《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二期,1943年11月。),马学良30年代在云南从事彝族语言调查时,常随彝族毕摩参加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后来陆续发表有关彝族宗教的论文,如《黑夷做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从倮罗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倮族的招魂和放蛊》,《罗民的祭礼研究》(注:《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五、六期,1943年7月; 《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九期,1944年9月;《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 1947年3月;《边政公论》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 《边政公论》第七卷第二期,1948年6月;《学原》第二卷第二期,1948年。)。陈宗祥1946年冬穿越大小凉山,进行彝族社会组织和宗教的调查,其中用两月时间在德昌县考察栗粟与水田两民族,撰写《西康栗粟水田民族之图腾制度》(注:《边政公论》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第七卷第一期,1948年3月。)。 陈宗祥《倮罗的宗教》(注:《边政公论》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第七卷第二期,1948年6月。), 探讨彝族宗教信仰的神鬼,彝族宗教活动的巫师,彝族宗教祭祀的仪式,认为彝族宗教保持着原始宗教的本来面目。四川大学胡鉴民致力于岷江上游羌族的调查,撰写《羌族之信仰与习为》(注:《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度),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是羌族宗教研究的力作。
 
  大夏大学自抗战后迁徙贵州,鉴于贵州民族研究的重要,学校特设社会研究部,相继由吴泽霖、岑家梧主持。该部组织定番,安顺,卢山,三合,都江,下江,榕江,永从,荔波等地苗族、仲家(布依族)考察,撰写调查报告《炉山黑苗的生活》十卷,《安顺苗的生活》一卷,《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等。岑家梧在调查中注意研究宗教问题,先后撰写《贵州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注:《边政公论》第四卷第二、三期,1945年3月。1944 年《风物志》月刊第一期亦载此文。),《水家、仲家风俗志》,对仲家(布依族)的作解仪式,有较为详细的考察研究(注:此文1944年写于贵阳,1949年修改后收入《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印,1949年12月。)。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收集的民俗品,专门设立边疆文物陈列室展出。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主编《贵州日报》副刊“社会研究”,此栏目每双周星期二出版,登载该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风俗、神话等文章,1940年,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收录该部在《贵州日报》副刊发表研究苗族的八篇论文。
 
  抗战期间对瑶族的研究成果,有胡耐安《粤北之山排住民》, 于1940年9月出版。 该书第三章《粤北山排住民之宗教》,分述巫师之教育、等级、法器、经典、符箓、法术、庙宇、节期。1941年4月25 日至5月4日,杨成志又率研究生赴粤北乳源瑶山考察, 梁钊韬负责调查宗教问题,后撰写《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注:《民俗》第2 卷第1、2期合刊,1943年。),杨成志撰写《《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注: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版,1943年。),内容包括瑶族宗教信仰的考察总结。
 
  我国纳西族学者方国瑜教授,是以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东巴教最有成绩者。1933年秋,方国瑜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受命回丽江调查,在东巴经书及教义、道场研究方面作出成绩。他撰写《么些民族考》,被誉为纳西族历史文化的奠基之作。1935年7 月完成《纳西象形文字谱》书稿,内容有东巴经义的解释,为中外学术界所推崇,国外学者称方国瑜为纳西学之父。傅懋勣教授从1940年起开始研究纳西语,对东巴经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其力作《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堪称科学详实的东巴经译注范本。另一研究东巴教有成就者是李霖灿,他1940年6月至1943年9月间在云南丽江、中甸、维西、宁蒗等县考察,先后聘请东巴杨学才、和才、和文质帮助翻译考察工作,经历数年的纳西族东巴教实地研究,于1944年出版《么些象形文字字典》,1945年出版《么些标音文字字典》。1946年撰写《么西经典六种》,其中“占卜起源的故事”、“多巴神罗的身世”、“都萨峨突的故事”、“某莉庆孜的故事”,是东巴教占卜、超度、祭龙王的重要经典(注:李霖灿1978年4月在台湾出版《么些经典译注九种》, 及《中甸县北地村的么西族祭天典礼》(《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十期,1960年)等论文,有赖于40年代在纳西族地区考察所奠定的资料基础。郭大烈:《李霖灿与纳西族东巴文化》,魏治臻:《〈么西经典译注九种〉的内容和特点》,郭大烈、杨世光主编《东巴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455—464页、452—454页。)。吴泽霖《么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注:《边政公论》第四卷第四、五、六期合刊,1945年6月;第七、 八期合刊,1945年8月。),对纳西族东巴教及宗教传说,有较为详细的研究。
  
  后论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类学者跋涉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况,从他们实地考察中撰写的通讯可以睹见。费孝通、王同惠《桂行通讯》,陶云逵《俅江纪程》、《新平通讯》,庄学本《西康木雅贡噶雪山游记》。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林耀华《大小凉山考察记》,方国瑜《裸黑山旅行记》,李式金《澜怒之间》(注:1935年10月撰写,《北平晨报》连载;(1 )《西南边疆》第十二、 十四、 十五期连载,1941年5月,1942年1月,1942年12月,(2 )《边疆研究通讯》第一卷第五、六期;《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度); 《教育新时代》第一卷第七期至第二卷第一期连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五、六期,1944年5月、6月;《西南边疆》第十五期、十六期,1942年5月, 19 42 年12月;《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七期(1944年7月),第四卷第二、 三期(1945年3月),第四、五、六期(1945年6月)。),阅读这些人类学者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行程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老一代学者投身于学术的执著追求。杨成志在《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导言》中说:“要望民族学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尚待一般同志们更加努力宣扬,尤其是抛开了书本能够实行到山国去或边疆去!”(注:《民俗》第一卷第三期,第3页。 )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文末说:“凉山欢迎的是刻苦自励,有作为肯牺牲的青年,不是一些企图做团圆富家翁的人物。”(注:《教育新时代》第二卷第一期。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1944年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徐益棠曾评价当时中国的人类学者,“鄙夷名利,断绝仕途,奔走于荒徼僻壤,努力于田野工作”(注: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五·六期,1942年1月。)。杨成志赴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 “在高山峻岭之区,或穷乡僻壤之处,与罗罗同享衣、食、住、行的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或汉化的生活。”(注:杨成志《罗罗说略》,《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30年6月。 )在抗战期间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中国人类学田野工作并没有止步,一代人类学家的学术精神值得今人汲取。甚至在一衣带水的东瀛日本,为弘扬鸟居龙藏的学术精神,已将鸟居龙藏《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改编为《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号召日本青年学者向鸟居龙藏学习,投身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中去。
 
转自中国宗教民族网
http://www.mzb.com.cn/html/node/39208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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