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说，英格兰宪制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所有阶层的英国人：确保他们的自由、他们在司法上的平等、他们体面地生活的机会。其渊源何在？其中包括：英国人传统的权利，国王认可的法律，以及1688年后王座与议会达成的约定。民众通过他们的代表（representatives）--而非代理人（delegates）--管理自己的国家，这些代表选自英国各个古老的团体组织，而非飘忽不定的群体。谁是民众？在伯克看来，公众由大约四十万自由人组成，他们有闲暇或财产，或者是某个负有某方面责任的团体的成员，这使得他们能够理解政治的各个要素。（伯克认为确定普选权的范围要审慎和适度，根据时代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乡村绅士、农民、专业阶层、商人、制造业主、大学毕业生、某些选区里的店主和兴旺发达的手工业者、终身拥有四十先令财富的人：符合这些条件的人享有选举权。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各个阶层之间由此有了恰当的制衡--王族、贵族、乡绅、中产阶级、旧市镇、国内的各大学。把每一个英格兰人放在其中一个阶层，其实际利益就一目了然了。在良善的政府体系中，投票的目的不是让每个人表现自我，而是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不管他是否亲自直接投票。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针对十八世纪的英国选举体制所提出的一系列指控。没有人比身为《花名册年鉴》（Annual Register）编辑的伯克更了解国家的状况；也没有人比他更明白要求改革的呼声。不过，伯克认为改革需要小心以待。自治市镇腐败和贪贿横行，新的工业城镇代表权不匹配，竞选活动和议会本身充斥着腐败，辉格党财阀占有支配地位--伯克清楚了解这一切。他愿意推动对英国社会结构进行缝缝补补的改革，不是打断政治发展连续性的那种一切从头来的改革。对于里奇蒙德（Richmond）公爵提出的普选权和年度议会的要求，他不认同。他一直倡导自由，从不支持民主。在选民资格要求中，符合其中至少两项--土地和闲暇--的人那时和现在一样广泛；有教育资格的人更多了，不过，这里的教育通常并非伯克希望的那种。虽然个人收入出现平均化趋势，符合伯克认为选民理想收入水平的人口比例可能并没有提高。伯克会对现代民主体制感到恐惧。

 

伯克的时代常常被称作贵族时代。不过，严格说来，它算不上贵族时代：权力基础很广泛，远超贵族和乡绅的范围。伯克本人获得的很多支持来自中产阶级，而且他会说，“至少就贵族这个词通常被理解的意思而言，我不是贵族阶层的朋友....我宁愿看到任何其它形式的政府，也不愿它被严酷傲慢的贵族支配。”6托克维尔的学术作品精准地描写了自由的英格兰：“初看起来，英格兰的旧宪法似乎仍有效；不过，细看之下，这种幻觉就消失了。忘记那些旧名字，无视那些旧形式，你就会发现，英国的封建体制早在十七世纪就已基本上被废弃：所有阶层相互之间都自由交往，贵族势力已被削弱；贵族身份向所有人敞开。财富成为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税负均等，媒体自由，辩论公开化--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中世纪社会未曾有的。年轻的血液被巧妙地注入旧封建体制，因此延续了旧体制的生命，并赋予它新的活力，同时还保持着它古老的外观。”7灵性上的连续性，将变革保持在习俗的框架之内的无比重要性，社会是不朽的存在的认知：通过观察英国的自由体系，伯克的思想中留有这些深邃真理的印记。有些不知深浅的评论家喜欢说伯克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这个词会令人想起实证主义和生物进化。实际上，伯克非常小心谨慎地避免这一草率的类比。他将社会看作一个灵性的统一体，一种永恒的伙伴关系，一个总是在消亡同时也总是在更新的团体，很像另一个永恒团体和统一体：教会。伯克认为，维护这种社会观是英国体制取得成功的关键--他要捍卫的这种社会观早在胡克时代就已内含在英国人的思想之中，不过之前从未得到如此清晰的表述。

 

伯克明白，自由是一个精密巧妙过程的产物；为永久维系自由，需要保留那些缓慢艰难地将野蛮人提升为文明的社会人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终其一生，伯克首要关注的是正义与自由，这两者的生死命运紧密相连--这里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一种有明确内涵的自由，其边界由习俗确定。他曾为捍卫英国人的自由而反对国王，为捍卫美国人的自由而反对国王和议会，为捍卫印度人的自由而反对欧洲人。他捍卫这些自由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是新发明的事物，而在于它们是古老的特权，为悠久长远的实践所保障。伯克是主张自由的，因为他是保守的。托马斯潘恩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思维框架。

 

对于本章所涉及的十八世纪政治生活，伯克大体上是满意的。相较于被幻想家重塑的社会的不确定前景，并非社会改良主义者的他更喜欢这个相对和平与安宁的时代，不管它有什么缺陷。虽然有着非常了不起的才智，伯克在捍卫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时仍感到力不从心。不过，人们可以有把握地指出伯克预见性不足的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是：他似乎忽略掉经济因素对十八世纪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这种影响与《社会契约论》对十八世纪思想的否定一样确定不移。他对政治经济学有透彻的了解：按照麦金托什（Mackintosh）的说法，亚当 斯密曾亲口对伯克说，“在他们讨论完政治经济学议题后，他是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与斯密想法完全一致的唯一一人。”然而，伯克对英国农村社会的衰败不置一词，又当何论？伯克和杰佛逊（Jefferson）都知道，创新来自城市；漂泊无根的城里人试图编织起一个新世界。保守主义最忠诚的跟随者永远都在乡村，乡下人不急于摆脱旧有的方式，正是这些旧方式让他们与其头顶上无垠星空中的上帝以及脚下坟墓中的父辈紧密相连。就在伯克为英国橡树下淡漠的牛群辩护之际，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这是辉格党富豪重要的财富来源--正摧毁自耕农、佃农和所有家境贫寒的农村人。随着自由农民数量的减少，地主的政治影响力肯定下降。伯克写道，“有些人认为，值得质疑的是，将公共和废弃土地圈起来的做法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明智的或可行的。不过没有人认为这些做法已经过分。”他的不满仅止于此。

 

不过，这是例外情况。伯克通常不会将重要问题置于他的考虑之外。他非常注重实际，几乎无所不能。“我必须亲眼看到那些事；我必须亲眼见到那些人。”他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从惯常的马基雅维利手段升华成具有德性高度的审慎。伯克曾这么评价自己的政治实践：“我每朝前走一步，都很费力”。沉稳地前进不是爱尔兰的雄辩家们的惯常做法。所有人都知道伯克神采飞扬、滔滔不绝的雄辩之才。对于惊慌不已的托利党看客来说，黑斯廷斯庭审中的伯克看起来确实不像深邃谨慎之人。不过，作为一位政治家，伯克对总的政策有精准的阐述，因为他在做出每一个重要决定时都要仔细考察具体情况。他憎恶“抽象的东西”--这里他指的不是原则，而是夸大其词的一般性结论，不考虑人类的脆弱和特定时代及国家的具体环境。因此，虽然他认同英国人的权利以及某些具有普适性的自然法，他讨厌潘恩和法国教条主义者马上就要宣布为不可侵犯的“人的权利”。伯克坚信某种适合文明人的某种宪制；他和塞缪尔约翰逊一样坚信有关普世人性的道理。不过，这些权利的运用和范围只取决于习俗和地方环境；就此而言，伯克比法国的革新者们更忠实于孟德斯鸠的思想。一个人永远都有自卫的权利，不过他并没有随时随地佩带脱鞘之剑的权利。

 

当法国革命大潮开始萌动时，伯克马上就年届六十；从事反对政府的活动让他早生华发；在他整个议会生涯中，除了短暂的两段时间，他没有任何官职。因此，在潘恩、米拉波和克鲁茨看来，他一定是想象中最自然而然的人物，可以带领人们清除英国的旧体制。几十年来，他一直抨击当权者，其激烈程度在法国无人能及，甚至连伏尔泰也惮于模仿他的做法。伯克曾将英格兰国王称作诡计多端的暴君，称印度的征服者为没有原则的掠夺者。然而，被潘恩、米拉波和克鲁茨忘掉的是，伯克反对国王乔治三世和沃伦 黑斯廷斯的原因是他们爱搞新花样。他预见到理性时代的新规划旨在将社会搞得天翻地覆；在揭露对永恒之物的这一新威胁时，伯克表现出来的厌恶之情超过他对托利党和大人物们的所有抨击。其中的原因是，比起法国的全部经济学家和文人雅士，作为辉格党了不起的务实代言人的伯克更加理解人类的缺陷。“伯克的政治智慧得以长久流传，成为众人的帮助，如果没有它，政治家们就好像没有航标的大海上的水手。”说这话的不是丘吉尔，也不是塔夫特，而是已经过世的拉斯基。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的存在要归功于伯克对革命理论的辨析。

 

转自大国微信

译者：张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