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价为二亲敬造普施”。　

　

    这一行字刻在敦煌《金刚经》的卷尾，正是这几个字让中国乃至世界的雕版印刷历史第一次有了确切日期，公元868年。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美国学者卡特说：“在这个已经封闭了将近九百年的古代图书馆所藏写本中，发现了世界最古的雕版书。”

 

　  　

    卡特研究认为，这部雕版《金刚经》应该是在四川制作。　　    今年78岁高龄的樊锦诗，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在成都敦煌大展期间在《关于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的讲座中，对四川的读者说：“这部《金刚经》是四川人做的，是为了父母做的雕版印刷，后来传到我们敦煌。”　　

 

    在以雕版《金刚经》为代表的背后，是当时四川发达的雕版印刷活动。作为中国雕版印刷业的起源地（或者说起源地之一），四川的雕版印刷，通过蜀道上出川，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四川以外还只域外的广大地区。　

　

敦煌发现的一份建武四年（974）的写本《金刚经》

 

 

    “佛教卷轴经卷的绝妙样本”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暗室，里面藏有相当数量的唐代经籍文本。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率考察队来到敦煌，盗走了大量文献，其中就有著名的雕版印刷文献《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金刚经》原件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此次敦煌大展上展出的也是复制件。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书籍，被称为“佛教卷轴经卷的绝妙样本”。　

　

    这部《金刚经》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这部金刚经的“刀法很好，用墨也很熟练。”　

　

    《金刚经》的首页尤其精彩的。刻的是释迦牟尼佛为须菩提说法的情形一幅纸张上，刻印有十九位人物，刻画极精，刀法纯熟。据敦煌研究院的官网的介绍，《金刚经》被大英图书馆专家小组修复过，遗憾的是被分成几段，置于不同的展板之中。

　

 

 

    《金刚经》，中文版本有两个最重要的译者，一是四世纪末年从新疆库车来华的法师鸠摩罗什，一是七世纪中去印度求经的玄奘法师。这本咸通九年的《金刚经》为鸠摩罗什译本，而日本最早的木刻则为玄奘法师译本的一部分。这部金刚经，经文每行十九字，卷末题记有云：“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是唐朝第十七位皇帝唐懿宗李漼的年号。李漼时代，佛教兴盛。由此也带动了佛经大规模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印刷术的发展。

　　

    这部雕版《金刚经》保存得状态很好，几乎完整如新，，而且每一张刻版的体积很大，樊锦诗说，刀法这么熟练的印刷，说明不是868年就有，可能很早就有。这表示，这部《金刚经》应该是经过此前一个很长时期演进的结果。　　

 

    美国学者卡特说，这部《金刚经》是年代确切可考的最早的雕版书。在敦煌或其他地方所发现的没有写明年代的书，可能更早，但不能断言。　　

 

在以雕版《金刚经》为代表的背后，是当时四川发达的雕版印刷活动　　

 

    “这部《金刚经》是四川人做的”　　

 

    世界上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书籍——《金刚经》。扉页刻有十九位人物，刻画极精，刀法圆熟。　

　

    再回到《金刚经》本身，卡特认为，卷末“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这句话表明，王玠是世界上有记录的最早的刻书人。　

　

    像众多石窟的开凿者、壁画的绘作者一样，关于王玠的生平，除了姓名此外别无他载。　

　

    从当时王玠所处的时代背景看，抄写《金刚经》是最通行的积德造福的方法。武则天也曾组织人力为已逝父母做功德抄写《金刚经》三千部，在敦煌还出土了相关的文献。　　

 

    因为对佛经的大量需求，需要找到一种能够快速满足需求的方式，雕版印刷无疑是当时最好的手段。另外，卡特认为，当时的有有钱人为了还愿，习惯请人绘制出所要的佛像。而力不足以绘像的人，似乎就需要有一种比较廉价就能制造的方式，刻印应之而起。

　　

    《金刚经》的刻印年代为公元868年，此外还发现有另外三件刻印书卷。专家考证时间大致是九世纪和十世纪最初十年内。其他一些单页的刻印文献，年代在947至983之间。　　

 

    专家发现，刻印的单页制品要比书卷简陋得多，基于这个事实，从当年盗取文物的斯坦因开始，历代均有学者认为敦煌刻印的书卷文献是由外地输入的，而粗糙的单页制品则在本地印制。　　

 

    而这个“外地”，包括卡特等人在内，诸多学者认为很可能就是来自四川。　

　

    在这版最早雕版《金刚经》之后，来自敦煌的文献证明，当时还有其他刻本来自四川，其中有十多份“西川过家真印本”《金刚经》，说明当时四川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刻印作坊”。

　　

    今年78岁高龄的樊锦诗，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在成都敦煌大展期间在《关于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的讲座中，对着四川读者说：“这部《金刚经》是四川人做的，是为了父母做的雕版印刷。”　　

 

    事实上，四川也确实有诸多条件符合专家的推断。　　

 

建武四年（974）写本《金刚经》　　

 

    当时中国“印刷业的中心”　

　

    在中国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提到雕版印刷是在唐中和三年（883年）柳玭在四川所看到的雕版书，这个时间是在《金刚经》刻印后的15年。　　

 

    柳玭是朝中官员，在唐末随唐僖宗避难入川。据《柳氏家训序》记载：“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銮舆在蜀之三年，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柳玭是一位藏书家，所以会在家训中如此郑重记上当时这一书市体验。据《蜀中广记•安居县》记载：“志云：县太平里有唐柳玭墓。”安居县就是现在的四川遂宁安居区。　

　

    在柳玭的这段记述中，可以发现诸多隐含的丰富内容。卡特认为，当时的印刷，显然为了刻印经典以外的作品，而且主要是供应初学和平民所用的书籍；新方法的经济价廉，对普通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同时也很明确，道士和佛教徒也都利用了这种新的技术。　　

 

    在柳玭之后，宋朝学者朱翌还在一段笔记中记载：“雕版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

 

《宋•国史志》中也提到：“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书、小学。”　　

 

    此外，四川还满足雕版印刷的另一项重要条件——纸张，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　　

 

    因为满足以上种种条件，卡特说，在唐宋时期的学者眼中，四川已经是当时中国“印刷业的中心”。　

　

    虽然目前，关于国内雕版印刷的起源地有所争论，但毫无争议的是，成都是起源地之一。　

　

    通过蜀道，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敦煌　

　

    樊锦诗说，这部最早的雕版《金刚经》，在四川做好后，“后来传到我们敦煌。”　

　

    可以想象，这部《金刚经》应该是通过蜀道经河西走廊，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敦煌，从而为中国的科技、文化、宗教史留下极为重要的“一印”。　　

 

    作为当时的起源地（或者说之一），四川雕版印刷的影响也随着丝路上的交往向中国本土乃至外域扩散。　　

    卡特说，在唐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在西部长安，各国的留学生都在长安居住深造。而在唐朝末期，因为唐僖宗在公元881年避难四川，文化中心有更向西移的趋势。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当年曾接待过僖宗的四川将领王建建立“蜀国”。此后的中国处于历史上最为动乱的五代时期。而这时的蜀国，保持了基本的统一，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殷富、无疑也是文化最发达的一个区域。　　

 

    卡特还指出，在敦煌发现的《切韵》残卷，被视为当时四川世俗方面早期印刷活动的产物。它们没有确切的年代，但法国人伯希和断定为约在900年左右，“它们是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唯一的佛教经文以外的印刷物。”　

　

    《切韵》是现今可考最早的韵书，成书于隋代。　

　

    结合唐宋典籍里关于成都雕版印刷的记载：“又有字书、小学”“多术数、字书、小学”。　

　

    “这显示了四川在宗教领域以外印刷使用勃兴的开端。”卡特说，“正是这些字书、小学，为下一世纪的伟大进步——刻印经典书籍开了先路。”　

　

    在公元965年，宋朝统一四川，此后在大宋朝廷的支持下，那些原在蜀境内流行的刻本，通行于全国。

 

转自菩提一叶

http://www.fjzd.org/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