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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发展,看唐朝如何兴盛
发布时间: 2017/4/7日    【字体:
作者:寻道
关键词:  道教 唐朝  
 
 
在唐代,道教始终得到李唐皇朝的奉崇和扶植,当时,不仅道教宫观遍布全国,道教信徒众多,而且在道教理论,道教艺术以及炼修术等方面却得到全面的发展,道教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当时道教在儒、释至上,居三教之首,已相当于国教的地位。道教教主老子不仅被尊为唐宗室的“圣祖”,而且先后被册封为“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成为天上的至尊神和唐皇朝的护国神。
 
唐皇朝所以扶持道教尊崇老子,其中虽有其信仰因素,但主要处于政治上的需要。隋末社会动乱,李渊、李世民等于隋大业十三年在晋阳起兵反隋,他们为了获得社会舆论支持,利用道教和老子的名义称李渊将受符命。山人李淳风亦称老君降显于终南山,对他说:“唐公当受天命。”终南山楼观道士歧晖亦预言:“天道将改,……将有老君子孙治世。”(见《混元圣迹》卷八)并尊李渊为“真主”、“真君”。隋大业十三年,李渊进兵关中,与隋将宋老生相持于霍邑,因天大雨,其路难进,又因粮草匮乏,军心动摇。李世民即声称有一白衣老者,为老君使者霍山大神,谒见李渊说:“八月雨上,路出东南,吾将济师。”(《旧唐书》)即利用这一神话稳定了军心,取得了这一战役的胜利。以上这些神话的编造,显然是李渊等与道士共同策划的,目的是为李渊集团制造皇权的舆论,以适应当时政治和军事计划的需要。唐皇朝立国之后,李渊等更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老子为政治服务。巨《混元圣记》记载,伍德元年(公元618年)正月,绛州民吉善行于临汾羊角山见一骑白马的老者。老者对吉善行说:“与我语唐天子李某,今得圣治,社稷延长,宜于长安城东置安化宫而设道像,则天下太平。”说完,便腾空而去。不久,吉善行称在羊角山又见这老者,老者命其去京城入奏天子,并称到京后当有献石龟者为凭信。固山行将所见告知晋州总管长史贺若孝义,贺若孝义引吉善行见李世民。李世民命左亲卫帅都督杜昂随吉善行于所见老者处设祭,言见老者复现于紫云之中。杜昂回报李世民,李世民命杜昂偕吉善行至京师入奏高祖,高祖特赐以御袍及束帛。所谓老子降显的神话,显然是李唐皇朝一手导演的。从此,李唐皇朝便找到了“李”姓的始祖,自称唐宗室是老子的“圣裔”,一场崇奉老子的宗教活动便在全国铺开了。道教也就得到了张扬、发展。
 
到了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便强化了这种“寻根”意识,因为自己的姓氏——“李”的由来,便又编出了一系列奇异传说。照古老的传说,李姓的第一代祖是老子,远在尧舜时代的人,因为在李树下出生,所以就姓李。还传说他母亲怀胎八十一年之久,因此生下来就须发皆白,这便是太上老君。唐太宗姓李的由来,研究中国姓氏源流和宗族渊源,其说不一。可是他当了皇帝之后,一定要把他的“李”和老子扯在一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把家族、祖先的血统追溯得更光辉一些。至今,一些寻常李姓人家的神龛主联也得标榜“骑麦牛闻函关老子姓李;……”当然也不足奇怪,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果在社会中功业显赫,便一定要“寻根”,而且一定要对那“根”进行整饰,使其更加亮丽辉煌。追溯历史,李姓人物,大凡学术上有了不起的成就,最好是他被说成是老子的后代,这样会使族光更加耀眼,招引世人注目。李唐皇朝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就仅不是学术上的标榜,而是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了。
 
由于隋末社会上流传着“老君子孙将治世”政治流言,唐宗室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又因老子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名望,唐宗室尊老子为圣祖,这可抬高李唐皇族的声誉,这在当时重视门第的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特别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唐宗室并非老子之后裔而是少数民族拓拔氏之后的说法,李世民对此十分忌讳。贞观年间,僧人法琳因佛道之争而称唐宗氏为拓拔氏之后,而非老子之后裔,唐太宗勃然大怒,捕法琳入狱,后流放益州,死于途中。唐宗室尊老子为圣祖,即表示是老子的后裔,这在当时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中,对巩圃其统治地位是有重要意义的。
 
唐皇朝尊崇老子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就是抬高道教的地位来抑制佛教的发展。南北朝至隋,佛教兴盛,到隋文帝便自称“我兴同佛法,大力提倡佛教,佛教仍迅速发展。一些寺院和利用隋末战乱之机,大量剃度僧尼,集敛财富。由于僧人不为朝延服役,寺院田产不向朝廷纳税,因而佛教的兴盛直接影响唐初的财政收入和兵役来源等。故初唐一些官吏一度主张抑制或废除佛教。如太史令傅奕即指出当时佛教“窃人主之教,擅造化之功,其为政害。”又说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旧唐书?傅奕传》)。唐高宗曾有废佛之意,因虑及废佛的社会影响太大,故退而采取抑佛政策,唐太宗亦对佛教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唐初抑制佛教的手段之一就是抬高道教的地位。隋朝时佛教居三教之首,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唐高祖规定三教的席位是道教在先,儒教在次,佛教为末。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唐太宗再次下诏,重申崇道抑佛政策,强调道教高于佛教,道教对唐皇朝的功德大于佛教,故道教地位当高于佛教,规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犹龙传》卷五)。这对佛教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均是严重的打击。
 
初唐统治者虽然崇奉道教,但并非真心虔信道教。他们并未在全国大力推行道教。唐太宗李世民依据以往的历史教训,曾对侍臣说:神仙事本虚妄,秦皇汉武的求仙之事,实为方士所诈,南朝梁氏父子皆好释、老,结果是国破家亡,足为鉴戒。由此可见,初唐皇朝的崇道政策,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其中很少信仰因素。至于李世民吃长生药而死,那是他晚年的事,这与早期扶道政策无大关系。
 
唐太宗以后,唐高宗较为信奉道教,他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又命王公百官举子士人皆习《老子》,道士席位在诸王之次,道教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道教也相应得到了发展。
 
唐代崇道活动的高潮在唐玄宗时期。他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之中,始终崇奉和推行道教。他的崇道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即位到开元末为前期,开元末至天宝年间为后期。前期崇道主要出于政治的需要,后期崇道主要出于个人乞求长生之需要,但对当时政治仍有直接影响唐玄宗继位后,即执行崇奉道教,抑制佛教的政策,这是针对武则天称帝时执行崇佛抑道政策而来的。武则天在高宗时,也是主张崇奉道教的,但她称帝后,改而崇奉佛教,抑制道教,把原来道先佛后的序位改为佛先道后,还取消了老子“玄元皇帝”的封号,复称老君。命百官举子等罢习《老子》,改习她所作的《臣轨》,武则天这些做法,亦并非出于宗教信仰的变化,仍出于政治的需求。因为武则天称帝时,曾等到佛教的支持。载初元年(公元689),僧德明等伪撰《大云经》,称武则为弥勒佛下生,理当代唐为人世之主。武则天借此在全国大造政治舆论,这便是她崇佛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唐宗室及其追随者仍利用老子来反对武则天称帝。如文明元年(公元铌4),武则天垂帘听政,洪州豫章县民声称老子将降显于世,老子要人传言于武后,言她称帝不宜长治久安。结果传言者被武后禁锢而死。这是武后抑道的直接原因。
 
武则天之后,唐中宗恢复了老子“玄元皇帝”的封号,仍命百官举子等习《老子》,道教地位有所恢复,但当时仍奉行佛道并重政策。唐玄宗即位后,立即执行重道抑佛政策。他尊老子为“万教之祖”,妄自认为老子是孔子、释迦之师,称《道德经》为百家之首,在六经之上,是自古以来最高深的理论。他有诏文曰:“化之元者曰道,道之用者曰德,其义至大,非圣人孰能章之,……我烈祖玄元皇帝,乃发明妙本,汲引生灵,遂述玄经五千言,用救时弊,岂六经之所拟”(《混元圣纪》卷8)。唐玄宗所以抬高老子和道教的地位,目的是为了神化李唐皇朝,扩大其政治影响。唐玄宗在崇道的同时,对佛教采取相应限制政策,其目的是削弱武则天崇佛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唐玄宗开元时期虽然崇奉道教,但并未在全国发展道教。据开元十七年(公元729)统计,当时,在籍的道士女冠仅一千七百余人。他除封泰山、祀后土外,也未搞其他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当时唐玄宗的主要兴趣是利用《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作为治国之策,他认为《老子》一书的精髓是治国保身。他亲自注疏《老子》,并颁之全国,命王公大臣士子百姓皆习《老子》。他运用《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施行简政轻刑和与民休息政策,这对他实现“开元之治”起了积极作用。
 
唐玄宗后期的崇道活动,始于开元末年。当时正处于国泰民安的开元盛世,从政治上来看,当时不是急需求助于宗教神灵的时候,唐玄宗为何要在此时崇奉道教,大搞宗教活动呢?这里只能从他个人信仰上去寻找原因。唐玄宗面对开元盛世,感到心满意足,唯一不足的是年岁已高,精力日衰,渐感老之将至,圃而企求长生的欲望日益强烈。他早年对道教的长生术是持怀疑态度的,曾认为“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 (《资治通鉴》卷212)。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他召张果至宫中,试以神仙方药之事,自此玄宗对神仙术逐渐相信起来。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他在宫中设寿星坛,祭老人星,以求长生,又每日礼拜老子,祈求佑其长生。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正月,他自称梦见老子,又在终南山获老子像,他为此大肆宣传并为之庆贺,亲作《玄元皇帝临降制》,颁示天下,命绘老子真容分送全国开元观供奉,又大赦天下。天宝元年(742)正月,田同秀称玄元皇帝降显于京城,并称老子传言于唐玄宗说:“天下太平,圣寿无疆。”又于桃林县获《灵宝符》,唐玄宗又为此大肆庆贺一番,并改元为“天宝”。同年九月,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又称于太清门见老子,老子说玄宗是“上界真人”,当“寿命无疆”。天宝二年,玄宗又自称于宫中设坛祈福时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等。以上所谓老子降显,灵符出现等,无疑是迎合玄宗之意编造的,玄宗亦因其中有“圣寿延长”、“圣寿无疆”等语,正合自己长生的愿望,故亦深信不疑,他自己也因而产生类似的梦幻。由于玄宗提倡,在天宝年间,所谓老子降显,仙人见,灵符出,祥云观等传闻,真是层出不穷,于是崇道的狂热波及全国,老子亦补封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老子不仅被尊为唐皇朝的护国神,《道德经》自然也成为玄宗的护身符。
 
唐玄宗后期的崇道活动,虽然主要是乞求个人的长生不老,但与当时政治仍有密切的联系。由于玄宗晚年迷恋于宗教,不仅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而且也逐渐怠于政务。他一面用符瑞等来粉饰太平,一面则“高居无为”,不问政事。他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资治通鉴》卷217)。这就给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之辈以可乘之机,从而上演了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历史悲剧。
 
唐神宗以后,唐诸帝仍然崇奉道教,但其崇道的规模已远不能与玄宗时期相比了。他们一般偏重于道家的神仙术,在政治上影响较小。唐末由于黄巢起义对道教宫观大肆破坏,道教亦随之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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