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之后，英国王权与国教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国王成为教会的首脑，国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恩格斯将英国国教形容为“由国王担任教皇的天主教”。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新贵迅速崛起，他们对安利甘宗日益不满。伴随着新教在欧洲大陆的传播，清教应运而生。清教是十六世纪从英国国教内部分化形成的独立性的宗教派别，它要求简化教会仪式，反对主教制，教会组织民主化。新贵族以清教为旗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清教徒担任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口号和理念通过宗教表达出来，清教作为斗争利器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十六世纪末，清教出现分裂，形成不同的派别，长老派是清教中最早出现的派别。1643年7月1日，新的一届宗教会议在威斯敏斯特开幕，最重要的内容是批准英国与长老会的苏格兰订立的《神圣盟约》。盟约宣布“取缔教皇制度，废除主教制度，即由大主教、主教及其神学校校长和特派员、教长、学监和牧师会成员、执事长及所有其他教会官员所构成的教会制度”。在反对穿法衣和繁琐的宗教仪式的同时，更要求教会结构改革。对于教会结构，长老派要求在教会管理、财政、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等多方面实行改革。长老派要求废除主教职位，而由教徒自己选出的长老组成宗教会议来管理教会。查理一世时代，长老派要求国会控制一切宗教事务。国会在宗教事务中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除非国会同意，国王不能自主选择宗教信仰。同时，他们又要求成立国会世俗委员会，从而代替主教行使权利。故而，长老派又被称为“国家万能主义”
独立派的产生则晚于长老派，它的前身被认为是伊丽莎白时期“消极反对派”。独立派要求每一个宗教团体都独立自治，按大多数教徒的意见来管理，由地方行政官员和教区的会众自主控制教会。独立派赞同成立联合性的组织，而不是行政性的总机构，更反对教会从属国家政权。他们认为主教制剥夺了教会信徒和人民的权利，这也正是导致宗教与世俗，国家与教会对立的原因。此外，他们相信主教制的存在没有合理性，因为“清教徒主张，耶稣基督没有提出任何教会或他自己的宗教官员和牧师……每一个现存教会本应该有权和有自由选择并决定自己的宗教官员，任何强加于他们的观点都是极大的错误，都是违背他们意愿的”独立派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宗教容忍。克伦威尔曾经公开宣称“对于诚实的人们的安全，我们给予他们伟大的自然权利与宗教自由，这就是良心的自由，这些是伟大的基本权利。只要上帝让我活着，我就必须证明他们，一如我现在所为。”独立派的宗教要求体现了当时英国人民宗教民主的期望，这也使得它的主张更容易为国民所接受，最终取代长老派成为清教运动的领导者。
英国清教教派除了长老派、独立派之外，还有再洗礼派等派别，但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清教徒坚持《圣经》是解释上帝意愿的唯一依据，只愿意凭借《圣经》来建构信仰体系。清教徒还信奉“预定论”，在他们心目中，上帝的“选民”只有少数，大多数普通人生来就注定要下地狱。1647年威斯敏斯特信仰宣言宣称“天使和一些人命中注定永生，其他人则命中注定永亡”。人只有响应上帝的预定，使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目的都符合上帝的意愿，才能过“神圣化的生活”。神圣化的生活激励着每一位信徒不断努力，以证明自己不为上帝所弃。预定论转化成信徒努力和奋斗的动力和追求。赖斯将预定论称作“一种特殊的天命教义，它在危险的时刻给予正义的人安全感，向他们保证其履行职责的道路是安全和幸运的，鼓励他们哪怕厄运临头也坚持实践美德”，在这样的信条下，“拣选”、“神召”、“称义”、“成圣”、“荣耀”成为清教救赎论的基本要素和全部内容。这五个要素互相联系，构成从世俗到宗教的链条。它制约了清教伦理价值体系的形成和推动，并推动了这一宗教价值观的社会运用。
在中世纪的英国，宗教具有特殊意义。所有人在教会的精神束缚下生活，整个社会已完全宗教化。17世纪的英国清教是以净化天主教为号召，领导英国革命，它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指世俗生活的宗教化。佩里・米勒认为，清教最适合放在“生活哲学、价值规范”的视觉中讨论，这无不揭示了清教价值体系的社会作用。清教在净化宗教的同时，也要求净化社会，它的重要性在于“用神圣的戒律改造心灵和生活”。以宗教标准来衡量和约束世俗生活，在世俗群众中推行教徒一般严苛的生活，用清教的清规戒律和伦理道德改造社会，净化社会，是清教运动所追求的目的。
清教的最初的净化对象是安利甘宗的礼仪和制度。以法衣为突破口，清教徒揭开了净化安利甘宗的斗争序幕。清教徒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和“平信徒皆为祭司”为口号，展开对天主教法衣制度的抨击，他们认为法衣在圣经中并无依据，也违背了信徒之间互相平等的原则。此后，清教徒要求去除《公祷书》一切没有圣经依据的内容，指出一些弊端。1549年12月，“清教之父”胡珀・约翰对刚诞生的爱德华六世《第一祈祷书》提出非议：“圣餐的公共仪式与主所制定的规则和程序相去甚远……罗马天主教礼仪并未失去。上帝知道，这种人会使我们陷于何等危险与焦虑的境地”。1563年，清教徒明确提出了以“将基督的纪念日和礼拜日定为圣日，取消其他节日”为代表的6条要求，主教皮尔金顿写道“由法衣引起的争论发展了，已涉及整个（礼仪）法规”。当时的清教徒净化宗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礼仪斗争是清教运动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清教还不成熟，仍然是破碎的、不完整的。
在斗争的过程中，清教徒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在英国革命开展后，清教运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640年的《根除请愿书》中写道：由于腐败和教会司法的无能，“卖淫和通奸事件不断增长，频频发生”。在控制英国宗教之后，长老派积极引导国会讨论风化问题。国会成为清教运动的阵地。1644年12月，长期国会为了打击和禁止乱伦、通奸、酗酒、诅咒及亵渎等罪行而提出了一系列法案。清教净化社会的工作主要是独立派完成。长老派衰落以后，独立派取得了英国宗教的控制权，利用国会大刀阔斧的整顿社会风气。1647年，国会通过法令，以戏剧不利于公德将其取缔。不久，政府又下令取消圣诞节。1650年，独立派大力推进社会生活宗教化。在这一年中，通过了大量法令：4月19日通过《严格遵守安息日法令》、5月1日通过《反通奸法》、6月28日通过《反诅咒和谩骂法》一。8月9日又通过了《反无神论和渎神言论法》。此外，在当年的6月7日和9月6日，国会还分别就反对穿奇装异服和反对酗酒的问题形成了法案。1653年，国会再次下令，只有在治安法官面前做宣誓的婚姻才算合法，从而取消了教会在婚姻上的作用。除此之外，国会还明令禁止决斗、斗鸡、赌博，要求关闭多余的酒馆，并一度取缔了赛马活动。克伦威尔和国会将清教的伦理价值和清规戒律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严令国民不得喝酒赌咒，恪守安息日等信条，对于净化民众的社会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教颁行的法令要求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严峻和克制，抵制能导致堕落和罪恶的行为。清教徒反对酗酒。一位清教徒写道“提防酗酒这种罪孽，因为这种罪行会引出各式各样罪愆和邪恶”，政府甚至一度取缔了酒馆。纸牌、色子等易使人沉迷于赌博的活动也为清教徒所反对。戏剧和男女合舞在他们看来是伤风败俗的，会污染民众的眼睛和耳朵。但是，清教并不反对一些不妨害道德的娱乐活动。对于音乐、击剑、骑马、同性舞蹈这种陶冶性情的活动，他们持支持态度。而那些他们所反对的，在很多世俗民众眼中也是低俗的。如除莎士比亚以外的戏剧很多充满了下流色彩，赌博这种游戏只会引导人渎神，沉湎于这样的活动毫无益处。这确实需要道德上的谴责。这些措施行之有效的净化了社会风气，引导了正确的社会风向。
清教与资本主义发展密不可分。在清教观念中，上帝希望选民通过实践来实现自己的意志。故而，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通过艰苦奋斗最终荣耀上帝。严肃、诚实、勤勉、节俭是上帝最注重的选民的品质，用正当的手段合法致富是上帝的奖赏，是证明自己未被上帝抛弃的途径。“清教运动最突出，清教徒越多的地区恰恰是英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不是巧合，而是清教精神为资产阶级新贵接受所致。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是回报上帝的最好方法，谋取利益只要不是为了贪图享乐、放纵取乐就会得到上帝的支持，受到上帝的祝福。“你需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大量的清教徒在清教伦理指引下涌入商业、金融业领域，虔诚的宗教信仰与经商意识经由清教价值密切的融合在一起，资本主义精神由此发端，资产阶级新贵登上了历史舞台。
清教徒的社会控制除了积极的一面，还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宗教改革时期，人口迅速增长，物价也不断提高，引发社会贫困化的现象。很多贫民选择开酒馆来作为支撑生活的一种办法。因为“开一家酒馆只需要一条或两条长凳，及一些啤酒。它是穷人谋生的一条额外的方法而不用流浪”。经营一家简陋的酒馆成为穷人谋生计的方式。“就像在十六世纪晚期一样，经营酒馆成为脱离极贫的一种方式”。在十六世纪后期，最困苦的佃户通过烤面包和酿啤酒而谋生。然而清教徒颁行禁止酗酒的法令，下令关闭多余的酒馆，对不合法的酒馆征收罚款，“越来越多的较小的罚款体现了最困苦的佃户通过烤面包和酿啤酒而谋生”。在这一时期，英国的通奸或私生子数量大量增长。通奸主要发生在那些贫穷的家庭。“姑娘通常与那些无地的或少地的家庭有关。他们也时常来自那些非法酿酒、烤面包的家庭，或者她们自己是不合法的啤酒酿造者、面包烘烤者。这都是贫穷的标志”。希望以酒馆支撑生机的愿望落空，年轻的姑娘没有嫁妆，结婚的几率更低。尽管禁止不合法的酒馆与通奸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一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私生子数量的上升，虽然这非清教徒所愿。
清教徒将自己的道德伦理强加到国民身上，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感。清教徒净化社会生活的初衷并未被国民理解。马克斯・韦伯写道“清教徒对一切沾染有迷信味道的事物，对魔法获救或圣礼获救之残余痛恨已极，这种仇恨也波及到圣诞庆典、五朔节花柱游戏以及所有自然的宗教艺术。”圣诞节作为国民表达感情、享受生活的节日，在英国人心中十分重要。取缔圣诞节引起国民的愤怒，1647年，坎特伯雷爆发了反对取消圣诞节的抗议。清教为了避免教会在婚姻上的作用，却未考虑到在教堂举办婚礼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更是一种荣誉。清教徒的做法伤害了民众的感情。关于通奸，清教制定了严苛的刑法，试图通过激烈的处罚来加强民众道德感，却因为是“对人的暴行”引起了国民的反感。严守安息日，在星期日礼拜之后不允许有任何娱乐活动，也不是世俗群众可以完全接受的。清教徒“神圣社群”的构想与世俗民众的生活不相符合，难以为国民所接受，反而导致人们对过于严格的统治的反感。“大范围的案例在形成聚会地的酒馆中被发现，在那里反清教的歌曲可以唱诵，反清教的感受也可表达，或者是举行其他的秘密的教徒集会。”清教运动也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清教由于自身存在制度的缺陷，加上内部派别林立，互相排挤，凝聚力降低而使得整体实力大大下降。这是清教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由加上清教的规范和戒律过于严苛，伤害了人民的情感，清教希望生活宗教化的愿望由于极端的宗教主义而收效甚微，反而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它净化社会风气的初衷大打折扣，“神圣社群”的构想最终没能实现。当然，清教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积极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清教运动是英国革命的宗教外衣，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在中世纪英国的历史中，清教运动书写了重重一笔。
参考文献：
[1]顾学杰：《劳德大主教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2] 柴惠庭：《英国清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3]董晓川：《清教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4]崔毅：《克伦威尔的政治理念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年5月
[5]毕文波：《清教与英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才智》，2010年第13期
[6]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7]Anthony Fletcher and John Stevenson （eds），Order and dis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uritanism and Social Contr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8]清教徒的社会理想是神圣社群，它要求每个成员都应该全然圣洁、毫无瑕疵，其关键在于宗教生活化。
转自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52908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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