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宋代佛教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隋唐活跃，但世俗化、实践化趋势明显，兼之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家法”，寺院、僧尼与信众数量均获迅速发展，浙江地区尤其突出。宋代浙江佛教信仰推动的地方公益活动比较普遍，主要表现于造桥铺路、修陂掘井等方面，其中平阳地区佛教因僧俗共同和广泛参与而极富特色。通过公益活动，佛教与官方、儒家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形成了更为良性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协调，也推动了佛教自身发展。
一、
佛教源于印度，但真正发扬光大却在中土。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几代王朝的努力，逐渐摆脱神仙法术的局限，获得格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以后，寺院经济迅速膨胀，寺院数量与僧侣人数不断增加。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在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交流激荡之下，终于形成不同宗派，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并进一步影响及周边国家，形成东亚佛教文化圈。天水一朝，佛教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前朝活跃，但随着宗教的日益世俗化，它与王朝的帝王贵胄、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却更为密切。
宋朝自赵匡胤开国，便采取了扶植、利用佛教的国策，他在位时由朝廷组织刊印的《开宝藏》，是中国历史上刻印佛教全藏之始。太宗即位后，亦游心释部，大力营建佛事，创设梵宫，史称其“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 ，并肯定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祖宗朝对佛教的保护、扶持态度，在此后成为两宋的“家法”，基本上沿袭不替。如太宗的儿子真宗，不仅大力扩大度僧规模和译经事业，而且亲撰《崇释氏论》调和儒释，“以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 。进入南宋，宋孝宗（太祖七世孙）更是直截了当地标举“三教合一”思想，为驳斥唐代韩愈《原道》对佛教的攻击，他还专门撰写了《原道辨》，提出要“以佛修心，以道持身（或作“养生”），以儒治世”。
参考[法]谢和耐著《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第一章《直接资料》之“道场和僧侣的数目”，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第6-20页。
日本学者鎌田茂雄认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发展和巩固期，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完成和昌盛期，而宋元以后则是中国佛教的实践和渗透期。参见氏著《简明中国佛教史》，郑彭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国内学者吕凤棠著《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指出宋代是佛教世俗化的重要时期，佛教在实践生活中日益深入人心，影响更为广泛。史向前著《佛教从隋唐向宋代的发展》（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一文，则从佛教的世俗化、实践化、融合化、居士化、民间化等几个方面，论述从隋唐至北宋时期佛教发生的变化。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甲申条。
宋代皇帝除佛教信仰外，也有崇奉道教传统。徽宗甚至要佛道合流，改天下寺院为道观，但不久即恢复旧制，未至灭法。其后历朝仍多扶持佛道二教。关于宋代佛教政策之概况，可参见顾吉辰著《宋代佛教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1-14页。
实际上，皇帝的护法思想在宋代并非特立独出。所谓三教调和之论，在当时僧俗两众当中有着相当广泛的认同度。如北宋张商英著《护法论》，南宋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均持此说。此外，北宋契嵩、南宋宗杲等高僧大德也都先后主张三教一致。因此，一些士大夫为维护儒家正统文化，尤其是张载、程颐、杨时、朱熹等理学家，纷纷从各个方面来排击佛教。吊诡的是，理学家们精心建构的新儒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巨大辐射，宋明理学恰恰是三教会通互融的和合体。侯外庐等学者早已明确指出，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其中渗透了佛教和道教的思辨方法和认识方法。如朱熹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华严宗的印迹；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接受了禅宗的影响。
寺院是中国佛教和佛教文化的基本载体，它既是僧侣共住同修的地方，也是开展各类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就这个角度来说，寺院的发展，可谓佛教发展的一个标志。乾道四年（1168），李洪以民间兴修坟寺之风盛行，称：“矧今坟庵之设，自公侯达于庶人，咸遵西方之教，实资梵福，虽未必合于礼经，然圣人复生，亦不可废也。” 如南宋史浩、史弥远父子两世宰相，在明州一地创立功德寺8所，史弥远一人即创6所。有宋佛寺遍及各地，但具体到不同地区，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南宋士大夫有谓：“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 或云：“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即指南宋临安）为甚。然二教之中，莫盛于释，故老氏之庐，十不及一。” 有学者研究指出，宋代佛教地域差异的基本特征是：南方密度大，北方密度小；北方地区以律宗为主，南方地区各种宗派都很发达；文化发达之地兴盛，文化落后之地薄弱，而且多集中于通都大邑、山水秀丽的地方。江浙地区山明水秀，唐五代时期即为“东南佛国”，及至宋时经济繁庶，人文昌盛，佛教发展尤其引人注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丙子条。又，[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三八记载，景德三年八月，诸王府侍讲孙奭转对，请减修寺度僧。真宗以为释道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誉”。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8册，第7887页。
关于宋孝宗与佛教的关系，可进一步参考彭琦《南宋孝宗与佛教》（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曾其海《南宋孝宗崇佛的史料、思想及影响》（载《台州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日]鎌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第272-273页。
参考付长珍《宋儒境界论——以儒释道会通为视角》，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又，张立文《儒佛之辩与宋明理学》，载《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2期。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第7页、第27页。
[宋]李洪：《芸庵类稿》卷六《隆恩庵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白文固：《宋代的功德寺和坟寺》，载《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宋]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二《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丛书集成》本。转引自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第115页。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五《城内外诸宫观》，三秦出版社2004年5月校注本，第224页。
程民生：《论宋代佛教的地域差异》，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关于宋代地方佛教研究，还可阅读黄云《浅论宋代福建佛教的鼎盛》，载《福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王路平《宋代
到了真宗天禧三年（1019），佛教的发展走向了高峰。知越州、刑部郎中高绅惊诧于浙地佛教信仰之泛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道：“瓯越之民，僧俗相半。” 尽管不免夸张，然而当时江南诸寺往往规模宏大，衲子辐辏，高僧辈出。宗风所及，宋代温州等地甚至出现了俗众认僧人为义父母，舍租尽心供养的习俗。上述种种，已经从不同侧面，部分地反映出宋代佛教对浙江区域社会影响之大。
二、
佛教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从成员上来说，并不限于剃度修行的僧尼，从空间上来说，则不限于寺庵之内。
有学者在研究近代佛教从事慈善公益活动问题时，曾认为它乃是借鉴了近代基督教传教经验的结果。关于这一误解，学术界已澄清事实。实际上，自佛教在中国流行（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它就发挥宗教之力量，积极推动各项公益事业。从思想渊源上看，这与佛教受到传统儒家入世济世与道教劝善去恶等思想的刺激交融有关，更与佛教自身教义中宣扬的福田观念、慈悲观念、因果业报思想、报恩思想等紧密相关。比如说，西晋译经《佛说诸德福田经》即认为，植树清凉、施医救众、作船造桥、掘井造厕等行为均属“七法广施福田”，信众当广种福田，以求福报。经文中所述“福田”，实与今日所谓“公益活动”、“公益事业”若合符契。
佛教以造桥铺路、修陂筑堤等公共活动为自济济人之事业，劝化世人常施福良田，则能得善报生天。特别是修建桥梁一事，在各佛经中常常提及，在公益活动实践中亦最为普遍。据《嘉靖惠安县志》卷一三《人物?释》，宋代僧人道询化缘募众，在漳泉之间修造桥梁二百余所，数目惊人，造福地方良多。
然而，这些都还仅限于佛寺与僧人主导修建的桥梁。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散布于城镇村落间的许多桥梁，尽管并非寺院或僧人直接出面，但捐建者往往都是皈依佛教的信众。在此，不妨以平阳县为例，由于它存留了不少珍贵的宋代石刻史料，能帮助我们了解当地桥梁建设的概貌。参见下表：
《贵州佛教述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等等。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二月壬寅条。
《续括苍金石志》卷二《延昌寺僧祖绍舍田碑》、《绍公舍田之记》。
世起：《福建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载《法音》2000年第1期，第74页。
何兆泉、宏传：《佛教介入公益活动的思想渊源》，《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1期。
转引自程光裕《宋代泉州僧侣参与修建之桥梁》，收入《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82页。
宋代平阳佛教寺僧与信众捐建石桥一览表
桥址、桥名 建桥时间 捐建者 材料出处 备注
1、小南乡石壁头石桥 治平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张珂 第34页 弟子张珂募缘建造
2、北港镇三桥村石桥 治平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朱有直兄弟三人及家眷 第34页为考妣二亲永彰不朽。福唐石匠林日周。
3、北港镇三桥村石桥 治平三年九月初九 朱英、朱仲卿、朱有直各同家眷 第34页 题名自称弟子朱英等
4、北港镇三桥村石桥 绍兴二十三年闰十二月癸巳 朱汝建 第38页 此桥亦三桥之一
5、芦浦报德堂西石桥 熙宁二年九月十四日 黄珣并妻胡七娘、男大赠、大矩、大恒等 第34-35页 募助首僧良展。
6、小南乡河口宫前 元丰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林氏三娘舍钱造桥 第35页自称清信女弟子，为亡夫主王十一郎建年生界者
7、江南镇灵峰 元丰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林宗岳并男仲遂、仲浩等 第35页 住持僧元贡。匠人张因建。
8、万全镇步廊石桥 元丰四年十一月初三 吴文饶阖家 第35页 永彰不朽
9、江南镇樟树下石桥 元丰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不详 第35页
10、江南镇樟树下石桥 元丰三年十月月二十七日 不详 第35页
11、芦浦报恩寺前石桥 元丰元年五月十一日 不详 第35页
12、小南乡龙山头石桥 熙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张珂并弟琰、弟泗、弟？合造 第35页
13、万全镇步廊 熙宁六年仲春 余咸识并妻陈二十五娘、男吴三等 第35页 为生身父母造桥一所
14、小南乡陈家殿石桥 熙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陈舜臣 第35页 奉为亡考妣舍石桥乙所
15、钱仓松台山东石桥 熙宁三年正月朔日 张琰并妻潘二十五娘合家男女等 第35页
16、平阳蒲乡马站石桥 崇宁元年十二月初二 延寿禅寺主持、传法沙门良佐同僧子常 第36页 为四恩三有造桥一所
17、江南镇灵峰石桥 崇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不详第36页桥仅一石，弓形，横跨寺内后池直书二十四字大径七寸许，笔法矫健。
18、南港镇毛家处石桥 绍圣五年（即元符元年）仲夏月 毛任并母亲王四娘、妻室陈十娘第36页追荐先考二十二郎生界者
19、万全镇浃口 绍圣五年五月 裴孜并阖家等 第36页 奉为四恩三有
20、小南乡下丰山 绍圣四年十一月初二日 陈二十七娘 第36页 自称“青信女弟子”
21、万全镇梧阳 绍圣三年四月初旬 杨坚口母亲林氏九娘并弟 第36页
22、万全镇奥底石桥 绍圣二年八月一日 林珂并妻孔六娘、男邵三、新妇阖家等 第36页 奉答四恩三有
23、江南镇箭奥、灵鹫寺东首石桥、元祐三年六月初十日、张僧御、妻陈三十六娘、男缪波、女行儿等第36页
荐祖翁念九郎、洎妣三十二娘、考七郎。石匠童楫。
24、江南镇堂西石桥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不详 第36页 石匠童楫。
25、江南镇护法寺石桥 元祐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不详 第36页
26、北港镇下屿 绍圣元年九月 杨知晤 第36页
27、万全镇吴桥 崇宁三年 延陵安人林氏 第36页
28、万全镇金阳 崇宁四年二月十三日 不详 第36页
29、万全镇宋桥 崇宁四年 宋琚等三人 第36-37页 报答四恩
30、万全镇何家宕桥 崇宁四年 何蔡 第37页
31、万全镇何家宕石桥 不详 宋介？并妻林十八娘 第37页 奉答四恩三有
32、万全镇黄店石桥 大观四年九月 不详 第37页 报答四恩三有
33、江南镇新宅石桥 政和元年八月十八日 劝缘住持沙门唯定 第37页
34、县城西门外紫达亭边石桥 政和六年月日 不详 第37页
35、江南镇儒家庄石桥 政和六年十月初四 沙门师？ 第37页 出衣钵钱造石桥，悼考妣二亲往生净土
36、万全镇奥底石桥 政和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林珍弟佐霭、侄尚胜等、 第37页、自称弟子，答四恩三有者
37、万全镇张架阁 宣和二年七月十五日 吴珉十三翁 第37页
38、小南乡横浦石桥 宣和四年九月十五日 不详 第37页 奉答四恩三有
39、蒲门乡马站石桥 宣和七年正月 陈绾、妻张氏十四娘 第37页 奉答四恩三有
40、万全镇仓西 绍兴九年九月 李滂、妻冯九娘 第38页 追助祖母胡四娘、母王三十三娘生界
41、万全镇头？奥 绍兴二十一年 赖？？同弟侄？ 第38页
42、江南芦铺报恩寺前石桥 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勾当僧如遂首座僧如及住持沙门良展第34页 石匠杨小。石长二丈六尺。
43、小南乡蓝田石桥 乾道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林故十四娘、南陈士廉钦老之仲嘉、第38页桥五间，三间跨水，两旁题字甚明。书法清矫拔俗。
44、万全镇吴桥 淳熙元年 延陵安人 第38-39页
45、万全镇梧阳石桥 淳熙十三年六月初二日 吴昌言 第39页
46、万全镇梧阳石桥 淳熙十三年六月初二日 吴昌言第39页以上两桥距离甚近，一东西向，一南北向，同日建，题字亦同。
47、万全镇周阳石桥 绍熙二年 周七一宣义同妻徐八三孺人 第39页
《止斋集》七有周宣义三子仲敏明叔幼谨同年登第诗，此周七一宣义当即周勉之父。
48、县城东门外八角桥 绍熙三年三月十九日、林六二解元同妻冯氏八娘、第39页、追悼考君十五承事、妣孔十七孺人往生佛土者
49、万全镇仓西石桥 庆元三年十月十五日 柳洋众房出钱建造 第39页
50、万全镇步廊石桥 庆元五年九月 不详 第39页 重建
51、小南乡横河石桥 庆元五年九月戊申日 不详 第39页
52 、万全镇观音亭 嘉定三年仲冬吉日 朝散郎、直秘阁、淮南转运使林拱辰 第39页
53、江南镇虹桥（石桥） 嘉熙元年七月六日 募众建立 第40页 两桥眉东西向，甚高峻，南北皆累级而上，成雁齿形。
54、万全镇鸣山石桥 淳祐元年季冬吉日 浙东路钤邹宏宅及众位舍钱发扬重建 第40页
55、江南镇杨家宅源长桥 景定三年元正庚申 不详 第40页
56、江南镇底店石桥石桥 咸淳六年 不详 第40页 普度一切
57、万全镇前阳石桥 、 北宋，具体不详 林元振并妻陈氏十五娘、男于钟、于豪等四子第41页自称弟子发心抽净财建造
58、万全镇前阳石桥 乾道九年 黄氏十九孺人重造、办缘林洪 第41页
资料来源：刘绍宽纂《民国平阳县志》（1926年刻本）卷五五《金石志一》，收入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从石刻史料来看，宋代平阳地方修建桥梁58座，遍及县内各处，桥梁题名中保留了具体的建桥时间、造桥者、造桥缘由等重要信息。以上桥梁建造的时间跨度较大，最早的是北宋中期英宗治平三年（1066），最晚的是南宋末期度宗咸淳六年（1270）。其中，有6座桥梁由僧人主导或参与修造，即（1）芦浦报德堂西石桥由僧良展募助；（2）江南镇灵峰桥梁由僧元贡主持修建；（3）平阳蒲乡马站石桥由延寿禅寺主持、传法沙门良佐同僧子常修建；（4）江南镇新宅石桥由沙门唯定劝缘修建；（5）江南镇儒家庄石桥由沙门师？出衣钵钱修造；（6）江南镇芦浦镇报恩寺前石桥由勾当僧如遂、首座僧如及、住持沙门良展共同修建。其余50余座石桥虽不载寺僧法号，但石刻中多自称弟子或女弟子，或题“报答四恩三有”、“普度一切”等字样，或为追悼祖先往生佛土，祈保子孙昌盛，可见当时捐建桥梁的多为释教俗弟子。张珂、张琰、朱有直、吴昌言、良展等人均建造了两座以上桥梁。显然，正是佛教俗众信徒的推动，使得当时平阳的桥梁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它既体现出宋代佛教在当地传播的广泛性，也张显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巨大力量。
平阳石刻文献中还载录了一些筑路史料。如大观三年（1109），在蒲门乡铁场头，地方僧人道诠“发心倡己财，从此打石结砌大路二条，至吴家，计一百四十丈。又砌延寿院前二百五十丈，集此奉答四恩三有者”。嘉祐七年（1062），在南港镇玉龙阬老鼠尾山，佛教俗家弟子林文垂“施财开险路，用答四恩三有者”。
资料显示，宋代很多寺院有意识地提供了大量公益服务。如熙宁七年（1074）八月，平阳钱仓灵顺庙前修六角形水井一口，由宝胜寺僧皓懃、希竦、希月舍钱造井，并路师弟皓平、若侁共舍钱十一贯文，弟子蔡正孙、妻沈氏共舍钱五贯文。元丰八年仲秋，在信众捐助下，平阳江南镇香林寺修筑寺内井栏一处。
三、
上文所述宋代平阳佛教发展与相关的地方公益活动，只是提供了有限的材料，供我们看到历史的一个侧面。若放大到宋代佛教与地方社会生活的整体关系，则本文更只能算是盲人摸象，得其部分真相而已。宋代佛教发展与地方公益活动开展关系甚深，这与佛教教义中的福田、果报等思想有重要渊源，同时受到江南儒释二家普遍主张方内、方外会通融和思想的很大影响，也与宋代佛教寺院经济之发达紧密关联。然而，本文不欲以反溯的方式，用结果来推导原因，穷究为什么宋代浙江佛教会积极介入地方公益事业这一问题。而希望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结合本文研究的主题，提出几个问题的思考。它主要涉及三重关系，即佛教寺院与官方的关系，僧人与儒家士大夫的关系，出家寺僧与俗家信众的关系。
首先，来看佛教寺院与官方的关系。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虽有过“三武一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事件，但总体而言，中国佛教与政治保持着较为良性的关系。晋代高僧道安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历朝“国主”也多肯定佛教对修心与劝化的积极功能。
其次，来看僧人与儒家士大夫的关系。“士大夫”一词容易引起歧义，有时候它代表官绅阶层，与“官方”是重叠的，但此处主要指作为个体的、浸染儒家文化的文人和思想者。宋代僧人与儒家士大夫的关系十分复杂，有时儒释互援，有时互相攻讦。许多高僧与士大夫私交甚笃，但在思想上有的趋同，有的却截然对立。受传统儒学熏陶培养的士大夫中，有同情佛教、弘扬佛教的居士，也有极力抨击佛教者。比如批评佛教冗僧冗费，徒耗民财，标榜彼此之间的态度。
《民国平阳县志》卷五五《金石志一》。 同上。
如北宋杭州名僧智圆提倡儒释一贯，谋求儒释合一；南宋钱塘张九成作为著名理学家，亦援佛入儒。可参见刘贵杰《从智圆思想看佛法与儒学之交涉》，收入《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台北法光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可重点参考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等著作。此外，杨联陞提出当铺、资金互助协会、拍卖性销售、出售抽奖券等四种募钱制度均源于佛教寺庙或和佛教寺庙有密切关联，参见《佛教寺庙与中国历史上的四种募钱制度》，收入氏著《中国制度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76-192页
最后，来看出家寺僧与俗家信众的关系。佛教介入公益活动过程中，那些自觉自愿、无私为公的高僧大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同宋人所谓，“物之兴废固自有时，但实本于人事耳” 。出家寺僧的笃志善行，真正体现了佛教的慈悲心怀、渡人情怀，正是他们的以身作则，力行垂范，将个人修行与社会关怀融和起来，充分证明了佛教存在的社会价值。佛教研究中，学者一般会关注寺僧群体，不至于让抽象的概括分析掩盖了具体生动的人物与事迹。容易被忽略的是更广泛的俗家信众，特别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庶众。他们不像士大夫群体，是历史的记录者，因此，他们尽管占了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却总是成为历史研究过程中的隐身人。不过，前文提及的地方石刻文献已经揭示，宋代佛教所做大量公益活动，乃是联合了最广泛的普通庶众。正因为佛教在浙江地区具有普遍的群众基础，它所推动的公益活动才如此成功。平阳各地建桥的事例，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定程度上说，如果忽视最大多数的佛教俗家信众，我们根本无法准确认识和评价宋代佛教的社会影响。寺院主持地方公益事业，很大层面来自广大世俗佛教徒身体力行及财物的支持。诚如北宋边明《重建慧聚寺大佛宝殿碑记》所云：“[佛法]其为说以慈悲为主，持祸福两端警世俗，使之相率为善，是亦可尚也已。盖人之心多好善，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凡土木之役，盖有不命而愿力，不祈而荐货者。” 出家寺僧以慈善持说，以公心处事，故能诚意动人，吸引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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