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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及其对美以关系的影响
发布时间: 2017/10/19日    【字体:
作者:白玉广
关键词:  美国 以色列 基督教 锡安主义  
 
 
摘要: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发展适时地弥补了冷战后期及后冷战时期犹太院外集团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乃至整个中东政策游说能力的弱化。美国犹太群体对基督教锡安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逐渐接受的过程,这与美国犹太群体内部的分化及日渐保守化的趋向密不可分。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的影响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小布什政府后期新保守主义者的失势,基督教锡安主义在这一领域内的影响也有所减弱。
 
在冷战后期及后冷战时期,保守主义运动成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新图景。基督教右翼与新保守主义者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股保守势力。意识形态上的相近性成为两者合作的基础。作为美国中东战略核心之一的美国对以色列政策,是基督教右翼与新保守主义者合作施加影响的领域之一,其中基督教右翼中的锡安主义者与作为新保守主义中坚的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基于相近的战略理念,共同影响并塑造着这一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本文拟就美国基督教右翼中基督教锡安主义(Christian Zionism)的兴起及其与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在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上发挥的影响做一简要分析。
 
一、锡安主义在基督教右翼中的形成与发展
 
   基于对美国社会自由主义泛滥的忧虑,为保卫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福音派基督教会从1970年代中期逐渐改变其对教会外现世事务漠不关心的态度,开始积极投入到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1]外交政策并非基督教右翼之所长,但是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上,他们却成为以色列坚定的支持者,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的对以政策乃至中东政策都受到他们的很大影响。这与基督教右翼中“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存在有着很大的关系。
 
   “锡安主义(Zionism)”又称犹太复国主义,是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而“基督教锡安主义”是指基督徒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这一思想的基本神学理论为末世论。根据末世论,人类的历史自伊甸园始至基督复临重建其千年统治止,可以分作7个时间段,即神定时段(dispensations),当下人类社会正处于基督复临并建立千年统治前的第六个时间段上。在这一时期,《圣经》中提到的关于基督复临前人类社会的种种预言都将会实现。该理论认为,《圣经》“创世记”“利未记”“申命记”等章节所记载之上帝与犹太民族所签订的契约是永恒的、独有的和不得篡改的。基督复临之后,信仰者得以拯救,与基督一同升天。而留在地上的人将遭受7年的极度苦难,在此期间将出现一个反基督势力,世界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善恶总决战(Armageddon),战争爆发地即为以色列的米吉多山区(Mount Megiddo)。基督率领其信众将会适时赶到并赢得战争,然后建立了基督在世上的千年统治。在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看来,犹太人复国、以色列成立、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阿利亚),尤其是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控制整个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占领被称作犹地亚和撒玛利亚(Judea and Samaria)的约旦河西岸之后,基督复临的时刻即将到来。而基督徒支持以色列实际上是为基督的到来做准备。[2]
 
   “基督教锡安主义”在美国的最早传播者为1862至1877年间在美国布道的英国牧师约翰·纳尔逊·达比(John Nelson Darby)。其后这一思想为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教大觉醒运动中两位著名的布道士德怀特·L.穆迪(Dwight L. Moody)和比利·森迪(Billy Sunday)所继承。这一时期由赛勒斯·斯科菲尔德(Cyrus Scofield)编纂、日后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詹姆斯国王版(King James Edition)”《圣经》中,充满了体现这一思想的注释,对该思想在美国的复兴产生一定影响。冷战后期,随着基督教右翼运动的兴起,一些宣扬末世论的书籍相继面世,影响较大的有约翰·黑吉(John Hagee)所著《耶路撒冷倒计时》[3]、哈尔·林赛(Hal Lindsay)所著《晚期的地球》[4],以及蒂姆·拉哈耶(Tim LaHaye)和杰里·詹金斯(Jerry Jenkins)合著的系列作品《落后》[5]等。这些作品中到处是对末日和基督千年统治即将到来时场景的想象。它们的销量非常大,有的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影响很大,“基督教锡安主义”也随之在右翼运动中传播开来。
 
   基于对末世论神学的理解,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根据《圣经》记载和描述的场景来解读中东局势。在他们的心目中,以色列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巴勒斯坦当局控制的约旦河西岸是《圣经》中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伊拉克是《圣经》中的巴比伦,伊朗是波斯,叙利亚是亚述,欧盟是罗马帝国,俄罗斯是攻击以色列的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犹太人必须占领包括西岸在内的“应许之地”并重建第三圣殿。反基督势力将会出现并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来反对以色列,进攻以色列的军队将由联合国、欧盟、俄罗斯派遣或联合派遣,并最终与基督领导的教会展开决战。他们认为上帝前定之事是不可逆转的,而只有支持以色列,各国才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和赞许。如果反对以色列,他们就会受到上帝的诅咒及基督根据他们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所作所为而做的最终审判。与人们通常对战争感到恐惧和试图避免战争爆发的理念不同,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对战争及由此引发的动荡持欢迎态度,将其视作基督复临及千年统治到来前的必需。[6]
 
   除笃信末世论神学思想之外,一些福音教会仅依照《圣经》中“上帝保佑那些庇护犹太人的人”这一圣诫作为支持以色列的神学依据,其信徒也成为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福音派基督徒或教会都是支持以色列的锡安主义者。一些教会依然公开宣布把犹太人作为传教改宗的对象,而一些主要由知识界人士组成的福音派组织,如富勒学院(Fuller Seminary)则认为并不存在阻止巴勒斯坦国建立的具体神学依据,而是主张根据公正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和平解决争端。2002年7月,约有60名福音教徒致信小布什总统,称“在全面和坚定支持当前对以色列政策方面,美国福音派人群并非铁板一块”,要求美国不偏不倚地对待巴以冲突双方。[7]尽管如此,在支持以色列方面,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成为福音派基督徒的主流。根据皮尤(Pew)调查中心2003年的调查显示,60%以上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赞同末世论关于以色列的认识。[8]而一些著名的右翼组织领导人如“道德多数派”的创建人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和“基督教联盟”的创始人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家庭研究委员会”的创建人加里·鲍尔(Gary Bauer)、科纳斯通教会(Cornerstone Church)的创建人约翰·黑吉,著名基督教右翼人物如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及蒂姆·拉哈耶夫妇等,均为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政治人物如前众议院多数派领袖迪克·阿梅伊(Dick Armey)、汤姆·迪莱(Tom Delay)等也同属这一阵营。1979年“道德多数派”成立之后不久,福尔韦尔便主动向美国犹太组织示好,并公开支持以色列。他的“20世纪80年代的95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 for the 1980’s)中有5条是为支持以色列而提出。[9]继“道德多数派”之后成为基督教右翼运动中坚的“基督教联盟”依然把支持以色列当作该组织的主要活动。“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称“基督徒具有成为影响冷战后外交政策的最有效力的选民群体的潜力……他们正在把亲以色列社群的重心转变成为一个更加保守的和共和党的现象。”[10]目前在美国比较有影响的基督教锡安组织主要有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Hellman)领导的“基督徒的以色列公共活动运动”(Christians’ Israel Public Action Campaign)、“基督教以色列之友”(Christian Friends of Israel)、“耶路撒冷祈祷者小组”(Jerusalem Prayer Team)及“和平之桥”(Bridges for Peace)等。一些基督教会如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的科纳斯通教会、科罗拉多阿瓦达的“信仰圣经教会”(Faith Bible Chapel)、圣迭戈的玛拉纳撒教会(Maranatha Chapel)都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和犹太人的庇护者。2006年黑吉召集400位牧师及其所属教会成立的“基督徒联合起来支持以色列”(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简称CUFI)成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其宗旨是把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都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用一个声音说话”,建立一个“快速反应”系统来向国会游说,并组织“致意以色列之夜”(Night to Honor Israel)的活动,“以使犹太人看到并感觉到基督徒向他们表达的无其他事项的上帝之爱”。在它成立的一年半时间里,全美国的福音组织都对它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全国各城市均开展“致意以色列之夜”的活动。2006年10月该组织举行全国性活动,吸引了3500人参与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11]
 
   除了战略利益和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的考虑及美国犹太人因素之外,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对以色列的支持成为影响美以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因素从里根政府开始一直到小布什政府时期都在美以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调查显示,从1996年起,对以色列持赞赏态度的美国民众大体上占总人口的2/3,赞赏者与不赞赏者之比最低时为2002年的58%:35%,2005年这一比例达到最高,为69%:25%,2007年这一比例则是63%:30%。以色列是美国人视作既喜欢又重要的少数国家之一。[12]应该说,以色列在美国有如此高的民众支持率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尤其是小布什第二届总统任期内的异常活跃有很大关系。
 
   在以色列问题上,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基本立场主要有:
 
         1.在坚持以色列的存在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上,认为耶路撒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以色列领土是应当包括整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大以色列(Eretz Israel)。
 
         2.支持世界各地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支持在以色列占领区修建犹太定居点,甚至主张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约旦河西岸等地区。美国著名福音派领袖葛培理(Billy Graham)等都曾公开支持苏联犹太移民的权利。“耶路撒冷祈祷者小组”和“以色列社区的基督徒之友”(Christian Friends of Israeli Communities)等宗教团体所募集的捐款维持西岸地区所有定居点1/3的资金需要。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国际协进会”(the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与“和平之桥”在内的一些组织,支持前苏联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项目、旅费及安置规划等。截至2003年春,“基督教和犹太人国际协进会”向以色列81个城镇提供了250万美元捐款以维持其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据2004年该组织领导人耶歇尔·埃克斯坦(Yechiel Eckstein)估算,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每年给予以色列的援助超过2500万美元,而在2002年以前的7年里,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给予世界范围内犹太人的人道主义援助总计超过1亿美元。一些教会的捐款高达几十万美元甚至几百万美元,用来支持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民活动。[13]2002年7月,在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资助下,有371名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14]
 
   3.敌视伊斯兰教,主张打击甚至消灭任何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和势力,尤其反对伊朗及被看作受其指使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甚至主张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策略。“9·11”事件之后,基督教右翼中锡安主义者的反伊斯兰言论更为狂热。在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态度上,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反对小布什和赖斯关于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应区分好坏穆斯林”的观点,反对小布什关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奉同一个上帝的言论。该群体的头面人物经常引用“伊斯兰法西斯主义”(Islam ofascism)一词来诋毁伊斯兰教及其先知。富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葛培理之子)称伊斯兰教为“一个极为堕落和邪恶的宗教”。帕特·罗伯逊布道时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个和平的宗教来谈论纯系胡扯”。福尔韦尔称先知穆罕穆德为恐怖分子。南浸礼会(Southern Baptist Churches)的前领袖杰里·瓦因斯(Jerry Vines)称先知穆罕穆德为“拥有恋童癖的恶魔”等等。[15]
 
   4.对解决阿以冲突的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和协调机构(如四方机制)极度不信任,并对它们的活动和决议进行种种阻挠。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认为,四方机制中除美国之外的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均系反基督势力的组织者,是反基督的世界政府的先驱并将发动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基于此,他们认为俄罗斯、欧盟、联合国均站在历史发展的错误一边。[16]
 
   基督教锡安主义者随着美国基督教右翼政治势力的发展而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政策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基督教右翼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重返美国政治舞台时已经聚集了强大的政治能量。一方面,他们的信徒是美国选民总数的1/5,其比例从1972至1980年间的19.5%增加到1984至1988年间的20%,1992至2000年间则增长为22%,成为美国选民中除了世俗化无宗教信仰群体之外的第二大选民群体。该选民群体平均受教育程度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大学毕业生比例从1972至1980年间的8%增长到1984至1988年间的12%,从1992年至2000年间已经增长到21%;[17]另一方面,在政党选择上,他们改变了此前选民横跨两党、势力分散的状况,集中向共和党转移。福音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人数分布从1972至1980年的36%:49%,发展为1984至1988年间的45%:41%,以及1992年至2000年的51%:38%。信仰愈虔诚者对共和党的认同比例越高。[18]在1972至1980年间,福音派基督徒选票只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所获总选票数的1/5强(22%),在1984、1988年两次选举中所占比例上升到1/4强(26%),在1992至2000年总统选举中已经占到将近1/3(31%)。1994年在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下,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200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获得了参加投票的福音派基督徒(投票率为63%)的3/4的选票(78%),占小布什所获选票的40%。[19]正是在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下,共和党在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里的政治影响超过民主党。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的宗教色彩异常浓厚,基督教右翼对国会和白宫都产生影响。早在“基督教联盟”的影响达到鼎盛的1994年,“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拉尔夫·里德便声称,当年新入选国会众议院的73位共和党议员中,44人与保守主义宗教人士有密切联系。[20]而在小布什任内,为寻求基督教右翼对其各项政策的支持,专门设立了与宗教界联络的机构,由卡尔·罗夫(Karl Rove)和蒂姆·乔格雷恩(Tim Geoglein)及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成立白宫与基督教右翼进行联系的三人领导小组。基督教右翼的领袖获得了直接面见总统及其顾问的特权,并且成为总统在重大问题上进行咨询的对象,作用明显增大。[21]
 
二、美国犹太群体对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反应
 
   基督教锡安主义势力上升之际,正值传统上被认作以色列在美国的最大支持者——美国犹太群体发生深刻变化之时。这种变化体现为: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右倾保守化趋向加强;另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内部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分化,进而导致为以色列利益和政策游说的意愿有所削弱。
 
   美国犹太人的保守化趋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权运动的分裂。民权运动曾经吸引美国多种进步势力的参与,相当多的犹太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小马丁·路德·金牧师遇刺身亡之后,作为民权运动主体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及社会观点激进化的趋向增强,与之观点相左的其他族裔在民权运动中遭受排挤,最终导致民权运动分裂。在此间及以后发生的城市骚乱中,许多犹太人人身及财产成为牺牲品。在此情形下,美国犹太人内部主张法治和秩序的势力逐渐抬头。此外1967年、1973年两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促使大屠杀意识日渐觉醒的美国犹太人更加关注本族群内部事务和世界范围内犹太人事务,尤其关注以色列和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犹太人和其他政治、社会势力如非洲裔美国人等龃龉不断。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国犹太群体内部正统派势力逐渐增强,其中包括后来在美国定居的苏联犹太移民。美国犹太人群体的保守化趋向不但表现在地方选举中倾向于支持主张法治和秩序的候选人,还表现在美国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些立场偏右的政治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在多次选举活动中,利伯曼在许多问题上都持有与保守主义者相近的立场,尤其是在道德价值观念问题上。
 
   在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上,犹太人的立场趋于保守。尽管根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组织的调查显示,在政府开支、公民自由及堕胎和同性恋者权利等问题上,传统的自由主义在犹太人中依然占据上风,但是在其他问题上,犹太人的保守主义立场极为突出。例如,根据1997年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所做的调查显示,80%的犹太受调查者主张对犯有谋杀罪的刑犯处以死刑。这一比例比1994年所做的调查高出6个百分点。而60%的犹太人反对在就业和升迁方面“作为一项政策”给予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成员“特殊关照”。相当多的犹太人认为当前美国基于种族、民族或宗教上的亚社会群体认同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分化。在福利政策方面,犹太人认为政府的福利计划对于福利接受者而言是有害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进行的调查显示,34%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温和派或中间派,15%的犹太人为轻微的保守主义者,而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的犹太人为12%。“9·11”事件之后,美国犹太社区的保守化趋势加剧。根据“市场事实”(Market Facts)2002年初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所做的调查显示,约有70%的犹太人赞成采用全国性的身份认证系统,而66%的犹太人赞成扩大在街道和其它公共场所实行闭路电视监测。许多长期以来致力于保护公民自由权的犹太组织对小布什政府的一些反恐立法,或予以支持或保持沉默,甚至不惜为此与此前与之合作的民权组织决裂。[22]
 
   在冷战后期到后冷战时期,美国犹太人社区右倾保守化趋向最为显著的表现便是犹太新保守主义者群体的形成。第一代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等人。他们在1970年代后期主张美国采取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加强国家军力建设,对内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等。冷战结束之后,第二代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开始形成,且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组织上均超过前者。新一代犹太新保守主义者主要有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约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等人。第二代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充分利用美国媒体平台,包括报纸专栏和电视“脱口秀”节目来影响美国大众舆论,此外他们还积极组建或参与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保守主义思想库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曼哈顿政策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赫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the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等。如今犹太新保守主义者、正统派犹太教徒和越来越多的美国犹太青年成为美国保守派犹太群体的中坚。[23]
 
   在美国犹太保守势力形成的同时,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及以色列政府解决以巴冲突的具体政策的态度发生了分化。自1967年中东战争以来,美国犹太人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政府。这一状况自1980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是拥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犹太人群体对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崛起做出的反应。许多美国犹太人在认同和支持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同时,开始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利益做出与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不同的界定。他们反对以色列右翼政府在解决巴以冲突和对待巴勒斯坦人方面的强硬立场,主张通过加强对话和谈判促进中东地区和平,并主张以更人道的方式对待巴勒斯坦人。早在1980年7月,56名主流犹太领袖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则政治广告,主张应该用土地来换取和平。此后的一系列事件如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事实,使得越来越多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右翼处理阿以冲突的方式和解决巴以争端的政策提出了批评。1985年底,“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不顾以色列政府的反对,派遣代表团会晤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1987年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大起义(Intifada)之后,美国自由派犹太人谴责以色列对起义者的镇压,同时呼吁召开和平会议。1989年12月7日,美国犹太人中的一些活动分子和学者呼吁主动与巴解组织进行接触。1990年,有大约3/4的美国犹太人主张与巴解组织进行谈判。[24]
 
   冷战终结及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有了根本好转,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批评之声日涨。据统计,有85%的美国犹太人反对以色列沙米尔总理寸土不让的强硬占领政策,75%的美国犹太人领袖主张停止犹太定居点建设。这一时期美国主流犹太组织已经开始接受诸如“新犹太议程”(New Jewish Agenda)等犹太组织提出的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激进主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奥斯陆协议的抵制,甚至使得美国犹太人最大的院外活动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委员会”和“主要犹太组织领导人大会”3次拒绝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进行游说。沙龙政府在对待巴勒斯坦人和定居点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不断受到自由派美国犹太人的批评。对以色列的淡漠还体现在美国犹太人的捐赠上。美国犹太人募集的资金中捐赠给以色列的部分所占比例在明显下降,这种趋势在年轻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史蒂文·科恩的调查发现:年龄每降低10岁,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就会下降5个百分点。早在1989年便有调查显示,知道以色列建国时间的美国犹太人不足66%,知道以色列何时占领约旦河西岸的美国犹太人不足40%。[25]2002年夏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
  
       在政治选举中,美国大多数犹太组织更主要的是根据政治领导人在堕胎权、为教育提供公共基金、校园祈祷及同性恋者权利等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对政治人物进行评判和选择,对以色列的支持已经退居次要。[26]这种分化事实上削弱了美国犹太院外集团为以色列游说的能力。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院外游说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委员会”为例,自里根政府开始,它反对美国向阿拉伯国家军售及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力度都有所减弱。尽管这种减弱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是与美国犹太人对该组织盲目支持以色列的批评有一定关系。2007年,有报道称,一些自由派犹太人拟成立一个新的院外集团来对抗“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委员会”。犹太作家和政治评论家安尼·罗伊菲(Anne Roiphe)公开表示不赞成“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委员会”的立场,认为它并不代表犹太人的意见。[27]
 
   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出现,弥补了美国犹太人对美以政策日渐削弱的影响力。事实上已经有论者指出,如果不是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支持,犹太院外活动集团早就被边缘化了。尽管美国犹太人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影响依然可观,但是他们的影响力还是难以与基督教右翼相比。从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开始,许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都大打以色列牌,目的不仅是争取犹太选民的支持,而且更多的是为了争取基督教右翼的支持。
 
   面对基督教右翼尤其是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崛起,美国犹太人有不同的反应。以“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简称ADL)”为代表的自由派犹太人所持基本态度是恐惧和排斥。他们认为基督教右翼以美国的基督教化及犹太人改宗基督教为目的,言论和著述中充斥着反犹主义情绪,这与美国犹太人长期以来奉行的理性主义、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和反对狭隘的教派利益的原则相违背。在美国对以政策问题上,他们认为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立场不利于阿以冲突的最终解决,严重违背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根本利益。在1980年福尔韦尔获得以色列政府颁发的“雅伯廷斯基奖章”(Jabostinsky Medal)时,美国犹太人领袖亚历山大·欣德勒(Alexander M. Schindler)曾在《耶路撒冷邮报》上撰文,质问“杰里·福尔韦尔对犹太人有益吗?”他认为,“这一新的政治势力……除将美国基督化、使之成为一个由基督统治的共和国之外别无所求……根据我的判断,这样一种政治气候对公民自由、人权、社会公正、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及美国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不利的。因此,他对犹太人是无益的。”[28]
 
   对基督教右翼的恐惧最初体现在1980年代的两次总统选举中。1980年美国犹太人对信奉保守主义的里根的投票率约为39%;4年之后,由于基督教右翼在共和党和里根政府的影响大增,使得犹太人对里根的支持率下降至31%。1984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调查显示,有大约46%的犹太人把“大多数”或“许多”基督教右翼原教旨主义者列入反犹行列。1994年,“反诽谤联盟”发布一项题为《宗教右翼:对美国宽容与多元主义的攻击》的报告。[29]该报告对宗教右翼所宣扬的“教派性的、绝对主义的主张”,以及对文化上的不同表达使用“恐惧性的、怀疑性的甚至是仇恨性的语言”并与“偏执分子和阴谋分子相过从”的倾向予以抨击。报告将宗教右翼定性为将会摧毁政教分离界线的“排他性的宗教运动”,在某些时候“受到表现出阴谋性的、反犹的和极端情绪的高层人物”的唆使。该报告历数了基督教右翼运动领袖福尔韦尔、帕特·罗伯逊、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和唐纳德·怀尔德门(Donald Wildmon)等人的反犹主义言论。[30]此后一些自由派犹太人如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和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等人,以《纽约时报》等媒体为平台对基督教右翼进行猛烈批评。自由派知识分子指责帕特·罗伯逊所著《新千年》[31]和《新世界秩序》[32]等作品充满了反犹主义观点。1995年4月17日一期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称罗伯逊的思想意识为“隐蔽的法西斯主义”。近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犹太人依然认为基督教右翼是反犹的。回复调查的犹太人中91%选择“多数”“许多”或“一些”来描述基督教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者的反犹情绪。[33]
 
   与美国自由派犹太人不同,美国保守派犹太人极为欢迎属于基督教右翼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一些右翼犹太人和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共同建立支持以色列的组织,其中尤以犹太拉比耶歇尔·埃克斯坦于1983年在芝加哥创建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国际协进会”最为著名。该组织旨在加强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联系,并宣称“真正的基督徒是犹太人最好的朋友。”埃克斯坦还在华盛顿特区建立“犹太-基督价值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Judeo Christian Values),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和丹·科茨(Dan Coats)共同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该组织还建立名为“支持以色列”(Stand For Israel)的网站,并发起旨在推动犹太人从前苏联地区、阿根廷和埃塞俄比亚向以色列移民的项目。克林顿政府时,宣称代表8000万人,由162个支持以色列的犹太组织和基督教组织组成的联盟——“支持以色列的联合之声”(Voices United for Israel),曾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时集会表示声援。
 
   针对“反诽谤联盟”的报告,美国保守派犹太人曾在1994年8月2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题为《犹太人应该对“基督教右翼”产生恐惧吗?》的政治广告。这份由75位知名犹太人士签名的广告对“反诽谤联盟”对基督教右翼的攻击进行驳斥。组织这次活动的正统派拉比丹尼尔·拉平(Daniel Lapin)曾在西雅图创建了政治上保守的犹太组织“面向传统”(Toward Tradition)。此外一些著名犹太人士如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莫里斯·艾布拉姆斯(Morris Abrams)、著名犹太新保守主义者诺曼·波德霍雷茨等人纷纷为基督教右翼辩护,甚至认为“反诽谤联盟”走得太远了。[34]
 
   犹太保守主义者对基督教右翼的接纳既有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即对美国社会过度世俗化和反文化运动盛行的批判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等,也有其实用主义色彩。犹太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欧文·克里斯托尔和新保守主义者、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教授露西·达维多伊茨(Lucy Dawidoicz)曾在《评论》(Commentary)杂志上撰文,认为不应该过度看重福音神学。克里斯托尔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道德多数派源于基督教信仰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应该成为犹太人疏远他们的理由。它为什么对我们是个问题?那是他们的神学理念,但这是我们的以色列。”[35]在听完基督教联盟总干事里德1995年5月在“美国基督教公共关系委员会”的演讲之后,后来在小布什政府中东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深受触动,他表示虽然不知道里德是否需要犹太人,但是“我们需要拉尔夫·里德。”[36]
 
   右翼美国犹太人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在1990年代后期建立的良好关系,使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获得了强大的力量,而这一影响力又因为以色列右翼政府的介入得以强化。以色列右翼政府很早便注意并发掘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政治影响。1978年以色列总理贝京邀请福尔韦尔访问以色列,次年以色列政府赠给福尔韦尔一架里尔喷气飞机,1980年贝京政府授予福尔韦尔“雅伯斯廷斯基奖章”。贝京的支持者舒米尔·卡茨(Shmuel Katz)针对某些自由派犹太人对此举的异议辩称,“美国的道德多数派运动已经表明其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一同情应该是相互的。”[37]1981年,当“全国教会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谴责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时,应以色列政府的请求,福尔韦尔出面公开驳斥这一指责。此后以色列历届右翼政府都主动与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接触。内塔尼亚胡和沙龙不断在美国或以色列会见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领袖或参与他们的会议和活动。以色列宗教事务部官员约纳·马拉赤(Yona Malachy)曾被派往美国,专门研究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并逐步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的研究成果《美国原教旨主义和以色列:原教旨主义教会与锡安主义和以色列的关系》[38]被视为立库德集团获取原教旨主义教会支持以色列的计划指南。为做好对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工作,以色列议会专门成立了由12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多个政治党派的“基督教同盟议员团”(Christian Allies Caucus)。加强与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联系成为以色列驻美使馆的一项重要使命,以色列政府要求驻美大使主动寻求与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并积极参与它们的公开活动。[39]在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中,头面人物除经常往返以色列进行访问之外,还联合以色列相关部门组织大批的普通成员前往以色列参观访问,以增进认同和获取他们的政治支持。2004年2月以色列旅游部长本尼·埃隆(Benny Elon)高度赞扬帕特·罗伯逊,表彰他不顾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发出的海外旅行警告,组织大批福音派教徒参观以色列,从而“使得以色列的旅游业免于破产。”[40]2004年有40多万福音派教徒前往以色列参观。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保守派犹太人对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接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由派犹太人的态度。2002年5月,“反诽谤联盟”在美国一些报纸上刊登一系列政治广告,拉尔夫·里德应邀在广告上称,“我们有信仰的人坚定地与以色列站在一起。”面对犹太群体中一些人对邀请里德出面表示反对,该组织主席阿贝·福克斯曼(Abe Foxman)指出,尽管犹太人与基督教联盟在诸如学校祈祷等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拒绝他们的支持,事实上犹太人应该对这种支持心存感激,尤其是因为基督教右翼不要求任何回报。”[41]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行政副主任戴维·哈里斯(David Harris)则表示,选择朋友是犹太人难以偿付的一项奢侈,因为“末日也许明天就会到来,但是以色列在今天便命悬一线。”[42]包括“犹太公共事务委员会”(Jewish Council for Public Affairs)在内的一些犹太组织开始逐渐增加与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接触。
 
三、基督教锡安主义对小布什政府以色列政策影响
 
   基督教右翼在其发展历程中也曾几经兴衰。福尔韦尔创建的“基督教多数派”于1989年6月解散,帕特·罗伯逊创建的“基督教联盟”也于1997年因总干事拉尔夫·里德的辞职而陷入低潮。基督教右翼尽管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但是受到了自卡特以来除里根政府之外的历届总统的冷遇,即使是在里根任总统后期,基督教右翼此前在里根政府时期的风光也不复存在。但是在小布什政府尤其是小布什第二任期时,基督教右翼终于“修成正果”,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政策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重视基督教右翼政治影响的同时,小布什政府还大力起用新保守主义者。犹太新保守主义者纷纷进驻国防部、副总统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对外政策制定的关键部门。
 
   在“9·11”事件之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犹太新保守主义者与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合作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庞大的社会资源及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动员能力相比,犹太新保守主义者的优势是他们的战略构建和理论辨析能力。犹太新保守主义者的外交理念很快得到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认同和支持。
 
   1997年威廉·克里斯托尔所创建的“新美国世纪”项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提出了著名的《原则声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s)。当时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有25位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其中多人为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如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维茨、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葆拉·多布里扬斯基(Paula Dobriansky)等。[43]
 
   有多名犹太保守主义者参与的“高等战略和政治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Studies)于1996年为内塔尼亚胡竞选总理准备的研究报告《彻底决裂:保卫这个国家的新战略》[44],反映出小布什政府的对以政策轮廓。该报告提出抛弃《奥斯陆协议》、削弱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人中的影响、打击叙利亚在叙境内和黎巴嫩境内的军事目标、消除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权势、摒弃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基础”等建议。有评论认为,这一报告致使内塔尼亚胡胜选并为其后的以色列政府设立了基本政策框架。[45]
 
   此后,在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编著的《当前的危险:美国外交和防卫政策中的危机和机遇》[46]中,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撰写的《以色列与“和平进程”》一文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新保守主义对以色列和阿以冲突的看法和对策。在文中,艾布拉姆斯批评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中东政策,认为老布什和克林顿在巴以冲突中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迫使以色列通过“用土地换和平”的方式与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进行交易,并期望最终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实现巴以冲突的全面解决。这一政策原则是基于一旦巴勒斯坦建国的愿望得以实现,阿拉伯激进主义便会消失这一认识之上。艾布拉姆斯认为,尽管“奥斯陆协议”的签订是巴以和平进程取得的重大成果,但事实上阿拉法特在和平问题上一直口惠而实不至。阿拉法特领导的统治集团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巴勒斯坦方面并没有履行奥斯陆相关协议的承诺,巴勒斯坦鼓动反以的言论和行为得到美国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纵容。以色列在执行和平协议方面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阻碍和平进程的责任不在以方。为此,艾布拉姆斯指出,美国不应压制以色列而加强巴勒斯坦的地位、不应放弃对扩展民主和人权的支持、不应把其他所有的政治及安全目标都置于阿以和平进程的“成功”之下。艾布拉姆斯认为,应该改变把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界定在阿以冲突最终解决的基础之上,而是要在寻求中东“和平”与谋求美国及其盟国的真正安全之间做出明确划分。在中东地区,美国必须坚定地支持盟国,反对敌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培育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军事同盟及结束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的统治,将最终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和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的前景。在巴以冲突中,美国的利益底线在于避免出现可能削弱约旦、以色列甚至埃及而亲近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或者伊朗的另一个极端主义阿拉伯国家。[47]艾布拉姆斯的分析和建议把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的责任直接指向与以色列敌对的国家和势力。
 
   小布什出任总统,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新保守主义对中东及以色列的战略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基督教右翼的支持。根据基督教右翼组织2002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69%的保守派基督徒赞成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数字高出美国成年人口对这一政策的赞成度大约10个百分点。[48]对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对新保守主义政策的认同和支持,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在2003年7月表示,“对于那些想知道美国何以遵循与欧洲国家如此不同政策的人来说,答案很大一部分在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影响力。”[49]2002年由犹太新保守主义者戴维·弗鲁姆打造的“邪恶轴心”概念,就是仿效里根当年的“邪恶帝国”来鼓动基督教右翼势力支持小布什的反恐战争。
 
   “9·11”事件改变了小布什竞选时的外交政策构想。当选后他在题为“一项独特的美国国际主义”的演讲中,提出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因素来均衡地处理国际事务。[50]“9·11”事件前,犹太新保守主义者一度对小布什的外交国防政策颇多诘责。2001年6月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对小布什政府未能增加国防预算极度失望,称“(小)布什将作为一个致使美国军力衰退和美国在冷战后所具有的突出优势消失殆尽的人而走进历史”。[51]然而“9·11”事件彻底改变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构想,突变的形势使得新保守主义者成为唯一能对美国危机做出系统解释和政策应对的群体。他们很快“便使得整个国家支持他们的世界景象”。对此,基督教右翼“功不可没”。
 
   “9·11”事件之后,新保守主义者很快便将这一惨剧的发生归结于克林顿在安全方面的懈怠,包括福尔韦尔和帕特·罗伯逊在内的保守主义人士都认为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如克林顿之流为这一事件铺就了道路,”“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令上帝震怒。”[52]很快,基督教右翼控制的媒体如基督教广播网等[53]便与支持新保守主义的媒体如福克斯新闻频道等[54]共同塑造了美国大众对时局和美国政府政策、策略的认知,其影响之大,以致于前国会议员、后来出任克利尔频道(Clear Channel)电台台长的沃茨(J.C.Watts)戏言“狗们不吃”由自由主义者提供的“狗粮”。[55]
 
   政治势力达到全盛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充分发动其组织动员能力,除了以游说方式向各级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施加压力外,他们甚至鼓励其成员参选国会议员。白宫专门建立了与宗教右翼势力沟通的联络小组,使得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中的一些头面人物甚至拥有直接面见总统或总统顾问的特权。
 
   在小布什政府的对以政策中,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反对中东和平路线图及两国方案。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认为路线图计划是一种背叛,是违背上帝意志的。帕特·罗伯逊在《700俱乐部》(700 Club)布道节目中援引先知约珥“分裂我的土地者必将遭受诅咒”的警告,认为如果将耶路撒冷分为两半,那么小布什将会引发上帝的愤怒。在中东和平路线图出台后,白宫收到了5万张抗议这一计划的明信片。小布什自此以后对这一问题缄口不提,有关方面也没有达成任何决议。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还抗议以色列沙龙政府单方面撤出加沙的决定。白宫曾特意召开会议与基督教右翼领袖就以色列政策进行沟通。尽管如此,沙龙还是遭到以帕特·罗伯逊为首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强烈谴责。2003年7月初,身为众议院多数派领袖的著名锡安主义者汤姆·迪莱访问以色列并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他保证继续支持以色列,称如果布什总统的这项路线图计划意味着迫使以色列做出可能会影响其安全的妥协,便会反对这一方案。[56]
 
   其次,支持以色列敌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任何单边行动。根据“奥斯陆协议”,以色列从西岸地区撤军,将这一地区交由巴勒斯坦当局管理。然而2002年4月,以色列军队对西岸地区发动进攻。小布什政府当即敦促以色列撤军,这激起了基督教右翼的反对。杰里·福尔维尔组织支持者向白宫发送10万余封电子邮件,对小布什的政策提出异议并坚持认为以色列有权采取任何它认为适宜的行动。身为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国会议员如汤姆·迪莱、迪克·阿梅伊和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等人亲自前往白宫劝阻小布什,并反对国务院的建议。国会以众议院352票对21票、参议院94对2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支持以色列行动并谴责巴勒斯坦人暴力活动的决议。迫于压力,行政部门停止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院外压力,使得小布什政府停止批评以色列用“定点清除”的方式暗杀哈马斯领导人。2006年7月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打击真主党势力。战争期间,“基督徒联合起来支持以色列”组织3000余人汇集华盛顿,游说国会和白宫。戴维·布罗格(David Brog)称:“在此关头,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来到华盛顿就是为了一个问题,且仅为一个问题而来,那就是支持以色列,这向国会和行政部门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想这有助于说服人们应该给以色列更多一些时间。”[57]国会众议院于2006年7月20日通过921号决议,称恐怖分子及其支持国应对以色列遭受的攻击负责;支持以色列为自身安全及其他目的而进行防卫的权利。
 
   第三,反对阿拉法特,压制哈马斯。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积极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反对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的作法。克林顿政府参与中东和平谈判的前大使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认为,中东和平路线图得以出笼是行政部门与国会在孤立阿拉法特势力方面达成妥协的结果。后来,美国默许以色列占领杰宁后对阿拉法特实施软禁。在巴勒斯坦大选前,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与犹太人游说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一起游说,试图阻止哈马斯参与大选。2005年12月15日,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称“如果巴勒斯坦当局任何控制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代表持有消灭以色列的立场和主张,美国将不向巴勒斯坦当局提供援助。”在国会的支持下,美国政府对赢得巴勒斯坦大选的哈马斯政府一直持强硬反对态度。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连同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戴维·沃尔姆瑟尔(David Wurmser)和约翰·汉纳(John Hannah)主张向法塔赫人员提供武器和训练,并向阿巴斯掌控的安全分队提供8640万美元援助,试图以武力翦除哈马斯。艾布拉姆斯、赖斯和美国中东和平进程特使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积极推行在军事上挫败哈马斯的计划,并拟通过新的选举或组建没有哈马斯代表参与的巴政府的方式,将哈马斯排除在巴政治生活之外。此外,艾布拉姆斯和韦尔奇还向联合国施压称,如果联合国不重新考虑它与巴勒斯坦当局签订的所有项目和计划,“那将会在国会讨论联合国预算时产生影响。”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拒绝向巴勒斯坦当局转交其所控制的巴勒斯坦财政收入。
 
   第四,支持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绝对主权,并支持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支持各国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是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一贯主张,他们还为此成立了“耶路撒冷国际基督徒大使馆”(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该组织在美国设有分会。2007年4月,参议员、著名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山姆·布朗贝克(Sam Brownback)提出一项建议,要求美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之前要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著名基督锡安主义者黑吉认为耶路撒冷地位的问题是不可以拿来谈判的。在“基督徒联合起来支持以色列”的一次集会上,他宣称:“对于任何人来说,只有一个耶路撒冷,它是不能被分割的,不仅是现在而是永远。”
  
        第五,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及敌视伊朗的政策。小布什政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积极争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政治支持。如前所述,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中大多数人支持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被翦除之后,伊朗问题愈发凸显。2007年5月初,为获取对其“反恐战争”支持,小布什总统会见了包括詹姆斯·多布森在内的一些基督教右翼组织的头面人物。会后,詹姆斯·多布森向其支持者称,美国真有可能受到伊朗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攻击,这些攻击能够摧毁一座甚至是10座城市。多布森认为应该有人大声疾呼“我们正受到威胁,我们将会运用武力或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应对之”。小布什政府后期影响力日渐增加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黑吉,则将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称为新的希特勒,是激进伊斯兰的“兽首”,并强烈主张对伊朗的核设施尽早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即使美国城市受到伊朗“手提箱式”和“脏弹式”的核弹的攻击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以色列或美国应当对伊朗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在他看来,以色列的等待无异于是在冒自杀的风险,“要么是美国和以色列拿下伊朗,要么是伊朗成为核国家后拿下美国和以色列。”他所领导的“基督徒联合起来支持以色列”成员还通过私人交往,促使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甚至总统候选人关注伊朗核问题。他们督促国会议员支持旨在加强对伊朗实行更为严厉制裁、阻止美国同帮助伊朗核计划的俄罗斯进行合作的《2007伊朗反扩散法》(Iran Counter-Proliferation Act of 2007)。他们还在州政权层面积极展开反对伊朗的游说活动。在他们的动员下,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议会先后通过了关于与伊朗贸易的相关法律。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加利福尼亚与伊朗公开剥离法》(California Public Divest from Iran Act),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保护佛罗里达投资法》(Protecting Florida’s Investments Act)。
 
   最后,他们反对中东和谈。2007年底,小布什政府试图通过安纳波利斯会议重启中东和谈进程,2008年1月,布什总统前往中东访问,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对此均表示反对。在“美国视界”(Vision America)领导人理查德·斯卡伯勒(Richard Scarborough)的组织下,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向白宫发送大量电子邮件表示抗议。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声援使得以色列在和谈开启后,依然在东耶路撒冷修建犹太定居点。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还曾联合犹太院外活动集团对国务卿赖斯重启阿以和平进程的努力设置种种障碍,为此,时任布什总统全球民主战略顾问的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不得不出面安抚。
 
   基督教右翼及锡安主义者的政治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白宫和国会,但自2006年后期起,他们的政治影响势头锐减。在2006年中期选举之后,基督教锡安主义在国会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如汤姆·迪莱、迪克·阿梅伊、比尔·弗里斯特(Bill Frist)和里克·桑托罗姆(Rick Santorum)等都离开了国会,而拉尔夫·里德出任佐治亚州副州长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一些有影响的右翼宗教领袖如埃德·麦卡蒂尔(Ed McAteer)、杰里·福尔韦尔和詹姆斯·肯尼迪(James Kennedy)等人相继辞世,另一些右翼人物如马克·福利(Mark Foley)、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和特德·哈格德(Ted Haggard)等又身染丑闻。与此同时,除曾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在中东问题上建立良好关系的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之外,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都因为伊拉克问题陷入僵局和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的努力受挫而被迫离开小布什政府。整个保守主义运动在2006年后期遭遇重大挫折。这为小布什在对以政策和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改弦更张创造了条件。2006年下半年,布什任命了由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前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为两主席的跨党派小组,专门研究伊拉克问题。其后小布什总统听从了该小组及中东地区盟国首脑的建议,与国务卿赖斯共同推动召开了安纳波利斯会议。[58]
结语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受“9·11”事件的影响,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双方在地区战略利益、国家安全理念等方面具有高度共识。反恐战争打响之后,双方的安全合作进一步加强。布什任期的前6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各项援助高达170多亿美元,而根据2007年签署的协议,以色列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得到300亿美元的援助。在美国的默许下,以色列获得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从107届国会到110届国会,美国通过大量决议,一方面表示支持两国解决办法,另一方面谴责巴勒斯坦方面发动的暴力活动,而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均以尊重以色列的自卫权和解除恐怖主义的基础设施为由放手不管。尽管美国提出了路线图和两国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整个小布什政府任期内却根本未曾认真贯彻。
 
   需要指出的是,小布什政府对以色列政策是根据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界定做出的,国家利益界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9·11”事件的反应及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而做出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保守主义者的战略理念。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认为美国对于反美穆斯林极端主义的产生与阿以冲突的最终解决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大;美国在这一地区所要维护的是以亲美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稳定;美国对以色列的任何压力都是对极端主义势力的鼓励,那将会威胁美国的利益。这一认识与基督教右翼中锡安主义势力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不谋而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为基督教锡安主义势力的亲以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小布什政府在对以政策上并没有完全被基督教锡安主义势力所左右。例如在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前往耶路撒冷问题上,尽管美国国会在1995年通过了美国使馆法,要求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该城,小布什政府在其任内多次表示放弃行使这一权力。2008年1月小布什访问以色列时,对维持耶路撒冷的统一性问题只字未提。一旦美国反恐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界定发生变化,巴以冲突重新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那么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就将出现更多的龃龉。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尽管基督教右翼依然会作为一个因素发挥作用,但其影响力将大大削弱。
 
   注释:
   [1]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第34页。
   [2]Lee Marsden, For God’s Sake:The Christian Right and US Foreign Policy (London & New York:Zed Books,2008),pp.180-182.
   [3]John Hagee, Jerusalem Countdown:A Warning to the World (Lake Mary, Florida:Frontline,2006).
   [4]Hal Lindsay,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Grand Rapids, Michigan:Zondervan, 1970).
   [5]Tim LaHaye and Jerry Jenkins, Left Behind Series (Wheaton, Illinois:Tyndale House Publishers,1995).
   [6][10]Lee Marsden, op. cit.,p.183、p.193.
   [7]Kevin R. den Dulk,“Evangelical ‘Internationalis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Mark J. Rozell and Gleaves Whitney eds., Religion and the Bush Presidenc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222.
   [8]Kevin R. den Dulk, op. cit.,p.222.
   [9]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07.
   [11]Lee Marsden, op. cit.,pp.185-187.
   [12]Eytan Gilboa,“The Public Dimension of US-Israel Rela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 eds., US-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11(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9),pp.56,58.
   [13]Lee Marsden, op. cit.,pp.192-193;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21.
   [14]“Christian Zionism:Christian Support for the State of Israel,”available at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chr_isra.htm
   [15][16][21][40][42]Lee Marsden, op.cit.,p.198、p.48、p.195、P.192、P.190.
   [17]Corwin Smidt, “Evangelicals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in Gaston Espinosa, ed., Religion, Race,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8),pp.6,8.
   [18][19]Corwin Smidt, “Evangelicals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p.15、p.23.
   [20]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p.220.
   [22]Murray Friedman, “The Changing Jewish Political Profile,”offered by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 of US Embassy to PRC.
   [23]佐格比(Zogby)为新泽西《犹太新闻》自1997年以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年轻的犹太人与长辈相比更明显地倾向于共和党候选人。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有52%的年龄介于18岁和29岁之间的选民投小布什的票,而年龄段较长的选民投票给小布什的比率从刚刚接近6%到略微超过30%之间。年龄越长,对小布什的支持率越低。该组织对2000年费城犹太人选举模式的调查得出了同样的结果。犹太民意调查专家史蒂文·科恩(Steven M.Cohen)在2002年11月到12月的调查显示:犹太年轻人更倾向于认同共和党并赞同小布什总统的各项政策。大约有26%年龄在35岁以下的犹太受访者宣称自己为共和党,而这一年龄段以上的受访者中宣称自己为共和党的只有11%。政治学家艾伦·费舍尔(Alan M.Fisher)称他们为“里根时代的人”。“他们对罗斯福和肯尼迪一无所知,他们与犹太劳工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有三代之遥,对于这代人而言,发生于其出生和幼年阶段的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学生反越战运动与他们的政治经验毫无关系。”Murray Friedman,“The Changing Jewish Political Profile,” offered by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 of US Embassy to PRC.
   [24]Steven T. Rosenthal,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American Jews, Zionism, and Israel,” in Dana Evan Kaplan ,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Judais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15-216.
   [25]Steven T. Rosenthal, op. cit.,pp.217-218.
   [26]Paul Charles Merkley, “American Christian Support for Israel ,”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 eds., US-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11,p.118.
   [27]Mitchell G. Bard, “AIPAC and US Middle East Policy, ”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 eds., US-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11, pp.87-88.
   [28][37]Paul Charles Merkley, “American Christian Support for Israel,”p.109.
   [29]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The Religious Right:The Assault on Tolerance & Pluralism in America,”the Jewish Exponent(Philadelphia),August 19,1994. Cited from Murr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p.215.
   [30]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pp.215-216.
   [31]Pat Robertson, The New Millennium:Ten Trends That Will Impact You and Your Family By The Year 2000,(Nashville, Tennessee:Thomas Nelson Publishers,1990).
   [32]Pat Robertson, The New World Order,(Nashville, Tennessee:Thomas Nelson Publishers,1992).
   [33][34]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p.216、pp.217-218.
   [35][36]Murra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p.209、p.220.
   [38]Yona Malachy, American Fundamentalism and Israel:The Relation of Fundamentalist Church to Zionism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Jerusalem: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Jewry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1978.
   [39]Paul Charles Merkley, “American Christian Support for Israel,”p.121.
   [41]Murry Friedman, “The Changing Jewish Political Profile”,offered by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 of US Embassy to PRC.
   [43][45]Lee Marsden, op.cit.,p.188.
   [44]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Studies,“A Clean Break:A New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e Realm”, available at:http://www.israelelecoNo.my.org/stratI.htm.
   [46]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Defense Policy (San Francisco:Encounter Books,2000)
   [47]Elliott Abrams, “Israel and the ‘Peace Process’,”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op. cit., pp.221-239.
   [48]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98.
   [49]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op.cit.,p.199.
   [50]George W. Bush,“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cited from 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op. cit., p.133.
   [51][52][55]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op. cit., p.129、p.196、p.190.
   [53]基督教广播网称其在美国国内有8000万听众,三一广播网(Trinity Broadcasting Network)有9200万观众。“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宣称列入其邮寄名单的人数高达100万,其潜在无线电听众有2200万。See Lee Marsden, op. cit.,p.193.
   [54]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旗下的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 Channel)、克利尔频道(Clear Channel)等电视台,以及《华尔街日报》、《华尔街周刊》(Wall Street Weekly)、《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美国观察家》(American Spectator)、《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等报刊杂志。
   [56]Murry Friedman,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p.222.
   [57]Lee Marsden, op. cit.,p.204.
   [58]陶文钊:《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研究》,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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