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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新疆慈善事业
发布时间: 2017/11/2日    【字体:
作者:肖庆华
关键词:  清末 新疆 慈善事业 民初 慈善经费  
 
 
[摘要] 慈善事业既然以赈灾济困为己任,那么它的发展就离不开丰盈充裕的经费。为此,各地的慈善机构都很重视慈善经费的筹措。概括地说,清末民初慈善经费来源有官款和社会捐助两大类。社会捐助又有像移助糜费、义卖、义演、发行彩票、购买股票等新的筹捐方式。
 
慈善事业在我国渊源甚早,《周礼》一书即有这样的记载:“以保息六养众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历代圣贤又多以“己溺己饥”及“胞与为怀”为世劝。孔子说:“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历代帝王又多以奖励民间捐输财货,以济民困委仁政的表现。[1](P325)因此,历代都有各种慈善事业之创办。如周朝春秋二季的孤儿救济、汉朝的取款于国家仓库以救济贫儿、宋朝的青苗法、元朝的建立救贫院以收养贫民等。
 
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但因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面临复杂的气候条件和拥有广袤的疆域面积,使我国成为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光顾的国度。在我们的祖先与自然灾害进行不懈抗争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荒政也应运而生。荒政是中国古代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与政策、措施的统称。但是从更广层面上讲,办慈善事业应为荒政的一种措施。那么,我们首先了解慈善的意义。说文解字上的解释是:“慈,爱也,以心兹声,兹者滋广也。”贾谊云:“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在韦伯斯特的字典上“慈善”是“对待人类的一种动的好意之精神,特别表示在努力促进他人的幸福”。马明达译(F.W.Blackmar and T.L.Gillin 著)《社会病理学》内慈善的定义为:“要救济穷人、病人、身体懦弱以及无依靠的人。”慈善事业的定义是:“用一种合作的方法来处理一切救济事业的一种手段。”[3](P76)由这些定义来看,慈善就是救济或帮助不幸者的一种工作。
 
慈善事业既然以赈灾济困为己任,那么它的发展就离不开丰盈充裕的经费。为此,各地的慈善机构都很重视慈善经费的筹措。概括地说,清末民初慈善经费来源有官款和社会捐助两大类。
 
官办慈善机构在晚清依恃的主要是官款,像湖南省城的养济院、百善堂,“向由盐道衙门、牙厘局、督销局拨款”,民间的捐助只是其经费中的一小部分。不过时至光绪后期,因巨额赔款和浩繁军费,清廷财政日益枯竭,各地用于慈善事业的官款就十分有限。而对于民间慈善组织而言,几乎全靠社会捐献。比如清末明初著名慈善家经元善等人因为北方遭受巨大的旱灾,在《申报》发表“急劝四省赈捐启”,为灾民募集赈捐,他在此则启事中,强调“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善恶报应,一定之理”。他还通过创办协赈公所,募集捐款,聚合同道,派赴灾区施赈,成为江浙沪绅商赈灾的领导人物。他在十余年中,经募款达到数百万,受清廷嘉奖十余次。盛宣怀也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1906 年,江苏北部发生水灾,当时正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的盛宣怀订立义赈办法十八条,并提出灾赈“治标四策”———“一曰借给麦种,使补春耕;二曰多粜杂粮,以轻市价;三曰就近办公,俾壮丁得食;四曰设借钱局,以田作押,轻息宽期,俾可后续。”1909 年,他派其侄子到湖北赈灾,行前告诫其要“精神贯注,多用一分心,少造一分孽”,办事要核实,“操守廉正,可誓天日”。盛氏自己也亲历亲行,他多次跑到乡下去赈灾,按户抽查,“风日徒步,露宿终夜”,其意志力与精神均为今人所不及。盛一生为赈灾捐款一百几十万(以今天币制来计算,也在人民币上亿元了)。他在遗嘱中把一半遗产留给“愚斋义庄”,用于慈善事业。
 
据资料分析,清末的慈善事业经费来源以嘉庆十四年改建的松江育婴堂为例(其一直延续到同治年间),此育婴堂为民间办理,在同治八年和同治九年慈善经费收入有以下几种:
 
(一)租息,主要是佃租收入。佃租的主要是属于育婴堂的土地与其他田产和房屋。在同治8- 9 年间占善款的73%。
 
(二)官捐,主要是松江所属的几个府县的前年度的漕捐及本年度的上忙、下忙辛工捐。漕捐,是以捐赠为目的对漕米一石课以几文;上忙、下忙辛工捐是同样地在地丁钱粮一两中课以几文,因而名目上虽然是捐、捐赠,但因为是在国家征税的阶段一概征收的,因而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实质上跟附加税没有区别。总的来说,官捐占的比率很少。
 
(三)善姓捐,主要是来自个人或团体的善款。跟土地收入相比,善姓捐的比重极低,在同治8- 9 年间占善款的9%,如同治八年,松江育婴堂通过上海的辅元堂,从茶、丝、盐各商会送来的捐款占了善姓捐的88%,而以个人名义捐赠的只有18人,所占总收入比率只有0.5%。
 
(四)米行提捐,主要是来自各米谷行会的款项。注意,此一项是单独列出的。实际上,米行捐也和上海辅元堂丝茶商捐一样,各米谷商以每年经手的米谷数额的百分之几的形式自动征收并作捐赠,其真实意图无法估计。
 
上述几项善款在运作时往往出现经费不足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清末尤其突出,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善举总董自掏腰包弥补亏空。如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善举总董丁丙从同治四年(1865 年)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其以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退任)为止,由他垫付的金额已达10 万千文余。从光绪四年由于经费不足开始垫付的金额,在丁丙担任善堂总董的15 年间累计为3 万千文,而在退任后的10 年间,他垫付的金额要远远高于前15 年。[4]即便如此,民间慈善事业的经费也是远远不够的,这当然会影响慈善救济的质量和数量。
 
到了民初,民间慈善机构的收入来源分为四种:一、津贴———由政府机关如市府按月发给的。二、拨款———由会拨付的;如各种商会和银行公会。三、个人捐助———由私人方面募捐的。四、产业自有资金,田产每月的收入。这主要指私人捐助给慈善机构的田产、房产与基金,通过对此的运作每年所取得的租息。[5](P19)至于教会所办的慈善机构,一般没有政府的补助。清末民初,民间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募捐的范围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而且募捐的活动往往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扩展到海外的爱国华侨。此时,个人捐助的名目甚为繁多,像移助糜费、义卖、义演、发行彩票、购买股票等都是新的筹捐方式。移助糜费是清末民初慈善组织善款来源的重要渠道。节糜费以救灾黎,在清末已得到有识之士的响应。他们纷纷捐献出各种筵资、迷信之资及娱乐应酬费,帮助灾民糊口度日。1912 年,张謇逢花甲寿诞,“念乡里老人固有失所而无告者,愿以觞客之钱,建养老院”,即把个人的安享之资捐出来,建成南通第一养老院。当时,不独社会名流、政府要员倡行此举,还有众多的平民百姓也怀着积德行善的传统理念,捐资献款,以求益寿延年或祛禳祈福。比如每逢灾害发生,许多人便会将做寿的钱,或者办其他喜事的酒水钱,都移作善款。当然,报纸上第二天便常会刊登收受捐款机构的感谢广告。另外,向一些能够信任的机构认捐也是一种形式。赈济慈善团体会拿着善薄,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去一一征集募款;街头巷尾的公益义工会拿着善薄到处乞款,以募集更多的善款。
 
义卖,尤其是义卖字画是民间慈善组织筹集善款的另一个渠道。清末民初义赈为筹集赈灾资金而开展的募捐动员无论是其社会动员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空前的层次。早在光绪四年(1878 年)四月间,时人就曾对义赈引发的热烈筹赈场面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各赈局善堂常有妇女施助金簪首饰者,是闺阁之心尽矣。各处开行开铺商人,无论店铺大小、本钱多寡,各有施将,是商人之心尽矣。绅衿之救灾恤邻者,亦各量力施助,是缙绅之心尽矣。妓女有不愿烧香而愿助赈者,接踵而至,是青楼之心尽矣。东西两洋尚非与我同土,而捐助者甚众,是外国人之心尽矣。各口轮船设柜劝捐,每次各行旅捐者一元数元,无不尽力慨助,是行客之心尽矣。乞丐某蓄积十余年,只有八百文,竟肯尽数助赈;尚有沿门托钵,讨得数十钱而一半付与捐局者,则乞丐之心皆尽矣。在这种形势的激发下,向义赈的捐助益发踊跃,不仅是有钱的出钱,甚至还有许多人把价值不菲乃至略可变价的物品都直接捐给了义赈组织。然而,这些物品毕竟不是可以立即利用的款项。随着各家赈所接受的助赈物品愈积愈多,如何将之尽快转化为赈款就成了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1906 年后,张謇多次义卖字幅,补助竭虞的慈善经费。清末民初还有许多社会名流也挥毫泼墨,倾情义卖。如1920 年代,著名国画家吴昌硕献画助赈,为南北义赈会筹措善款;康有为、杨度也先后鬻字,义卖之款或捐赠慈善团体,或赈济桑梓百姓。
 
义演收入是近代慈善机构筹措经费的又一来源,它是随着近代都市的发展和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丰富而出现的。义演筹款在清末社会已很普遍,收效也很好。1906 年底,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学生在著名的张园为淮徐海灾区举行义演,“来宾约有千人捐输,颇为踊跃”,“争以银券、洋块遥掷之”。李叔同甚至在日本东京为国内江苏安徽一带的水灾举行赈灾义演,这场演出据说也成为中国话剧诞生的标志。民国以后,由于民众意识的普遍提高,义演助赈之举更盛。1912 年,中华全国义赈会因筹赈维艰,而各处请款甚急,于是商请上海伶界名角在大舞台剧院义演一天,“所得券项,除一切开销外,悉数充赈”,以济燃眉之急。梅兰芳先生也于1926 年在沪义演京剧,所得券资悉作冬赈之资,赈助贫民。民间助赈的票友们也是经常组织演戏的活动,募款赈灾。
 
发行彩票是清末民初慈善组织经费来源的一个全新渠道。以彩票作慈善机构募捐手段始于戊戌时期。1899 年淮、徐、海三地发生饥馑,官赈款额不敷,粤商庞乃鋆即以报效巨款义赈灾区为名,呈请设立广济公司,发行江南义赈彩票,俗称江南票。这个主要是上海协赈公所中的义赈同人为把义赈物品转化为现钱而仿照吕宋票形式来处理助赈物品的途径。光绪五年八月初八日(1879 年9 月23 日),上海协赈公所在《申报》上发布了一则“变资助赈彩票”的告白,内文中称:近日捐助衣裘、珠玉、玩器、书画充赈者,大小不一,急切不能售价,不得已仿照彩票法,以物价高下定彩等差。计估价二千元,拟制彩票二千张,每张一元。有乐助者请至南市升茂钱庄、城里果育堂、辅元堂、保婴局、英租界大马路保安堂、法租界浦滩太古公司内协赈公所买票。自一张以至十百,不拘多少。俟张数售完,当定期登报,请至邑庙内园当众拈阄。得彩者虽无十分奇赢,然头二等彩利亦四五十倍,降而至于百号以次,亦值一元者尚多,即最下者亦有书画等件,譬诸买一价目过昂之物,并不虚费。借此成全善举,可救数千饥民之命。想好善君子必乐于玉成也。此次发售彩票的活动极其成功,清政府也一反常态不加制止。受其影响,华洋各商都竞设彩票公司,兼办赈务。1901 年4 月,黄秉璋、胡长林在上海设立普济公司,发行顺直义赈彩票,“月缴厘洋,报效赈款,先行开办,自于赈需不无裨益”。5 月,绅商郑雍也在沪开设广益公司发行山西义赈彩票。
 
购买股票也是近代慈善机构经费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1913- 1919 年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许多公司为壮大经济实力纷纷发行股票。一些刚设立的慈善机构为保证恒定的岁入,除采用存款生息的传统方式外,也购买公司股票,参与其利润分成。民国早期的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即拥有粤汉铁路股票和票商捐项利息两部分基金。慈善机构通过股息,来补充经费的不足和其恒定的收入。
 
清末民初,由于社会的、经济的状况以及统治阶级的认识等问题,使得民间的慈善机构一直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因此,经费问题一直都是困扰慈善事业的开展和救济范围扩大的首要因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慈善事业的需要,中国民间的慈善机构还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丰富了募款的渠道,并且,通过筹集慈善经费,也宣传了慈善理念,加强了同社会各界的沟通。
 
[参考文献]
 
[1]柯象峰.中国贫穷问题[M].南京:正中书局,1947.
[2] Y.Y.Tsu,The Spirit to Chinese Philanthropy.Longmans Green
Co.
[3]F.W.Blackmar and T.L.Gillin.社会病理学[M].马明达译.上
海:商务印书馆.
[4]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吴泽霖.上海社会救济事业之调查[R].
 
《传承》2010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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