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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地区佛教艺术与弥勒造像
发布时间: 2018/2/12日    【字体:
作者:嘉木扬•凯朝
内容提示:本文阐述了佛教艺术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和弥勒造像的缘由。在元朝以前蒙古帝国的蒙哥汗赐予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为“国师”,并授予玉印,担任起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以此为契机,蒙藏地区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极大地影响了蒙藏地区的政治、宗教与文化。并详细客观地解释考证了北京雍和宫和内蒙古梵宗寺的弥勒造像的历史,宗教仪轨与艺术特征。
关键词:  蒙古 藏传佛教 弥勒 佛教艺术  
 
 
一、弥勒佛的由来与蒙古佛教的关系
 
蒙古地区一般把弥勒菩萨习惯称“迈达拉布尔汗(maidar burqan)”,即“弥勒佛”之意,弥勒菩萨是梵语的译音,即迈都丽雅的(Maitreya)。汉文意译为慈氏,藏语意译成“强巴(byams pa)”。
 
佛教何时传到蒙古地区的呢?在《三世佛母圣般若波罗蜜多经》(Dus gsum rgyal bai yum hphags pa s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i mdo)[1]里有如下记载,释尊曾作过预言,佛教将先从中印度向南一度传播弘扬,此后又将印度的北方再向北方传播弘扬。就是说,佛教将传播到印度东北方向的地域西藏地区和蒙古地区。
 
释尊在《无垢天女请问经》(Lha mo dri ma med bas shus bai mdo)[2]预言说,佛涅槃后的二千五百年时,佛法在“红面”(gdoh dmar)地域传播,即预言说在蒙古地区传播。这是因为蒙古地区的很多地方大地呈红色的缘故。
 
一般认为在蒙古地区最早传来的佛法是藏传佛教的萨迦派的教法。蒙古学界大多都以蒙古学者萨襄徹辰著的蒙古文《蒙古源流》(Sagang secen, Erdeni yintob ci)一书[3]为依据,《蒙古源流》中有如下的叙述:
成吉思汗、四十五岁(公元1206年)用兵于土伯特(tübed西藏)之古魯格多尔济汗(Külegedorci qagan)。彼时土伯特汗遣尼魯呼诺延(Niluku noyan尼魯呼大臣之意)为使,率三百人前来进献驼只、輜重无算,会于柴达木疆域。
成吉思汗赏赐其汗及使臣,並送礼物和信件给萨察克罗杂幹阿难达噶尔贝喇嘛(Saskiya cag lo-zawa ananda gerbi),信中说:“尼魯呼诺延之还也,即欲聘请喇嘛,但朕办理世事,未暇聘请,愿遥申皈依之诚,仰恳护佑之力”。于是收服阿里三部(mnah ris skor gsum)属八十土伯特人众。
 
另有久明柔白多杰藏文著的《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 Hor gyi chos hbyung)[4],由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文著,陈庆英、乌力吉汉译注的《蒙古佛教史》[5]等书,都涉及阐述了博克达·成吉思汗(Bogda Cinggis Han 博克达·成吉思汗1162-1227,以下略称成吉思汗)[6]与萨迦派的萨察克罗杂幹阿难达噶尔贝喇嘛的关系。但是萨迦派的历史著述中没有此人。《蒙古佛教源流》中记载说,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高僧萨钦·贡噶宁布(Sa skya kun dgah snin po 1092-1158 以下略称贡噶宁布)结成施主与上师(mchod yon)的关系,成吉思汗给贡噶宁布发了信函等等。其实成吉思汗和贡噶宁布在时间上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贡噶宁布是公元1092-1158年间的人物,成吉思汗则是1162-1227年间的人物,成吉思汗诞生四年前贡噶宁布则已去世。再进一步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皇帝是公元1206年的事情,贡噶宁布去世已有48年之久。以此推论,当时萨迦派接受成吉思汗信函等事宜的,应该是萨迦派第三祖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当时虽然佛教还没有正式传入蒙古地区,但是,因成吉思汗发给西藏的信函等,公私与否,蒙古族佛教信众还是非常感激成吉思汗的恩德,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是与成吉思汗有关的[7]。诚然在这以前,蒙古人对佛教已并不陌生,他们通过契丹人、女真人、伊犁龟兹人、和畏兀儿人与佛教发生接触。
 
其后,蒙古帝国的王子阔端王(Godan han 1206-1251)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1182-1251 以下略称萨迦班智达)发送的“阔端通达亲书”,是由萨迦班智达接到信函后,前往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七年有余,其间,萨迦班智达亲笔给西藏僧俗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Bu slob rnams la spring ba bshugs)”,解释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具体情况,成为西藏归顺蒙古帝国的契机,树立了蒙古帝国和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关系。进一步确立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新篇章。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的会晤史称“凉州会谈”(今甘肃武威)。上述的蒙古帝国佛教弘传情况,可以说是蒙古佛教的黎明期。
 
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 Han 1260-1294,Sechen Han 蒙古语也称薜禅汗)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9-1280圣者慧幢,以下略称八思巴)共同推动蒙古佛教的发展。忽必烈汗首先从八思巴接受了藏传密宗灌顶之一《喜金刚灌顶》(dGyes pa rdo rje yi dban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传承仪轨,忽必烈汗封八思巴为“三界大国师(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8]”,和帝师,即皇帝的老师,帝师掌管全国宗教事务,除八思以外,还有汉传佛教的高僧海云法师和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先后被封为元朝的国师。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国至元朝时期的伟大的活动家,蒙古帝国的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到窝阔台汗(1229-1241)、贵由汗(1246-1248)时期,约26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已经建立了蒙古佛教的寺院,有蒙古人出家为僧,有蒙古文翻译的经典和蒙古人佛教信众。这里不多加论述,请参见笔者著的《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
 
萨迦派以外对蒙古地区佛教和藏传佛教比较有影响的教派是噶玛噶举派(Karma bkah rgyud pa)。元朝以前蒙古帝国的蒙哥汗(Mongke Han,1252-1259在位)曾敕封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Karma bagsi 1204-1283)为“国师”授予玉印,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给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老师”、“上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即前后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管理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黒龙江蒙藏佛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Gutugtu)等大活佛转世系统,极大地影响了蒙藏地区政治、宗教、文化等等。
 
据蔡巴贡噶多吉著的《红史》[9]记载,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的时候,修建佛教寺院3000余座,尚可能包括汉传佛教的寺院,以祈祷国泰民安,使人们安居乐业。尊师还请求蒙哥汗,在西藏楚布寺建经堂塑造了高达约50尺高的释迦牟尼佛(sagjamoni borqan)像,左右塑造了五部佛和弥勒菩萨、文殊菩萨(manshir borqan 蒙古语)、观世音菩萨(aryabalu borqan蒙古语)等九尊造像。
 
蒙古地区佛教到了明清以后,蒙古人主要是与藏传佛教诸教派的格鲁派(dge lugs pa意为善律派)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开拓者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ltan Khan 1507-1582)。
 
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以下略称三世达赖喇嘛)最初是1578年,在“青海湖会晤”的,后来阿勒坦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到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kukekota 青城),给蒙古地区佛教信众讲经说法,故称呼和浩特市为“归化城”,意为归依佛教的城市。又在呼和浩特市特为三世达赖喇嘛建造了弥勒寺,讲述经论,弘扬佛法,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区的弘扬起到了推动作用。
 
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二人互赠了尊号。阿勒坦汗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以表示对其尊敬。“圣”是梵语的意译,“ariya”在佛教里表示超出世间高贵的人物;“识一切(bükün-i ailadugci 蒙古语)是蒙藏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瓦齐尔达喇”(vajra-dhara)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执金刚”是指蒙藏佛教对密宗方面修行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达赖(dalai)”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上师”之意。这样,整个尊号合起来意为,在显密两方面皆有成就、超凡入圣、学修知识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由来。三世达赖喇嘛赠给阿勒坦汗的尊号是,“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咱克喇瓦尔第(cakravarti)”是梵语,转轮王之意,“彻辰汗(secen han)”是蒙古语,聪明睿智之王的意思,这就是说,阿勒坦汗是像印度著名的转轮圣王一样,伟大的聪明睿智之圣王。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dan rgya mtsho 1589-1616,功德海)出生于蒙古族。随之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在蒙古地区迅速传播。阿勒坦汗接受格鲁派教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与三世达赖喇嘛的尽心尽力分不开的。而且当时蒙古人所追求的宗教意识也接近格鲁派教法的内容,这一教法逐渐代替了蒙古地区原有的博克教(Bogeyin sasin 即萨满教的一种)信仰。
 
据《元史》1291年的记载,元朝时期全国约有佛教寺院四万多座,僧人约20万人,包括汉蒙藏佛教寺院和僧人。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开始,至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约450年时间,分五次翻译了藏文《大藏经》等有关佛教经典。
 
在蒙藏佛教徒的心目中,能令僧俗信众幸福和解脱的高僧,俗称“呼毕勒罕(Qubilgan)”,汉地佛教徒称“活佛”。“呼毕勒罕”是蒙古语“化身”的意思;蒙藏佛教徒对学修有成就,能够以自己的意愿转世的人,称之为“呼毕勒罕”,下文顺其习惯叫法,以活佛之称而代之。在三大语系佛教中,唯独蒙藏地区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据《藏传佛教》一书载,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承认的呼图克图(Qutugtu)160人,呼图克图是蒙古语音译,是对上层大活佛之封号。其中,西藏30人,内蒙古57人,外蒙古19人,青海和甘肃35人,北京14人。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民主改革的1959年之间,仅西藏自治区就有活佛约300至4000人[10]。又据《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900年之前,仅在蒙古地区就有转世活佛243位,其中内蒙古地区(包括北京、东北三省的吉林、辽宁、黒龙江)占157位[11]。
 
二、弥勒佛的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影响非常大的弥勒佛的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Qutugtu,尊贵的圣人之意),蒙古人俗称尊师为“温都尔格根(ündür gegen)”,温都尔格根是蒙古语,高贵的圣人的意思。佛教史上僧人当过一国之主皇帝的,也只有这位弥勒佛的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人吧?!1911年12月29日蒙古国独立时,曾一度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推上了皇帝宝座,年号为“共戴”[12]。
 
多罗那它尊者(Tā ranā tha 1575-1634)是著名的《印度佛教史》的作者。西藏名为衮嘎宁波(Kun dgah snin po 欢喜心之意)。多罗那它尊者于1614年,在现在西藏自治区拉孜县彭错林区创建了一座达丹彭错林寺(dal ldan phun tshogs gling)。不久,外蒙古的土谢图汗部的阿巴岱汗(Abadai Han 1534-1586),派人到西藏邀请高僧,藏巴汗,于是就派遣了与格鲁派以外的觉囊派的高僧多罗那它尊者前往外蒙古传教。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多罗那它到达蒙古后,常驻库伦,即今日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传授佛法和佛教文化艺术。
 
多罗那它尊者前往外蒙古之时,达赖喇嘛四世云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 1589-1616 功德海)赠给多罗那它尊者“迈达理(Maidari)”的称号,迈达理是梵文maitarya的音译,意为弥勒佛。因此,蒙古人都把多罗那它尊者称之为,“迈达理格根(Maidari gegen)”,格根乃蒙古语是指活佛之意,即是说,多罗那它尊者是弥勒佛的“乘愿再来”的活佛。多罗那它尊者赴外蒙古之后,他的讲经说法,兴建佛教寺院的原动力,受到蒙古王公贵族和民众的欢迎[13]。
 
多罗那它尊者于1634年,示寂于外蒙古的喀尔喀部,在外蒙古传教弘法20余年。第二年土谢图汗衮布恰好生育一子,蒙古各部汗王认定衮布之子为多罗那它尊者的“乘愿再来”的转世活佛,将他尊为蒙古地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635-1723)”,此即成为外蒙古最大的活佛的转世由来。
 
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生精进于弘扬佛法,特别是制作佛像艺术方面,师尊亲手创作,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蒙古佛像菩萨像等的艺术风格,开拓了蒙古佛教艺术史上的新编章。
 
扎纳巴扎尔(Zanabazar 乍那巴乍耳),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授居士戒,即在家戒(obasig sanwar 乌巴什戒)的法名。是尊师三岁时的1638年,由扎木巴力巴诺们汗(rGyal dpal pa nomon qagan)授的在家戒。由旺希布如勒喇嘛授了出家戒,法名为罗布桑丹贝成勒(bLo bo bzang bstan bahi phrin las)[14]。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布桑丹彬多密(1724-1757)是清雍正、乾隆年间出现在蒙古地区一位著名政教领袖。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布桑丹彬多密(Blo bzang bstan hdsin mthu mi善慧持教力者之意)为维护祖国统一,平息叛乱,抵制沙俄的分裂活动起了积极作用[15]。
 
三、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与多伦诺尔造像艺术
 
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是内蒙古,包括北京、东北的吉林、辽宁、黒龙江等地区的最大活佛。
 
章嘉呼图克图因出生于汉民族的张氏家庭,所以俗称“张家活佛”,后来把“张家活佛”的“张家”二字写成“章嘉”,所以我们在历史资料中,所看到的几乎都是“章嘉”为多见。最初,章嘉呼图克图是青海省郭隆寺(dgon lung byams pa gling 佑宁寺)的活佛,后在康煕年间,邀请到内蒙古多伦诺尔(dolugan nugur七湖之意)成为汇宗寺的活佛。开启了章嘉呼图克图的转世制度,各世的章嘉呼图克图为多伦诺尔造像艺术事业起了重要作用[16]。
 
多伦诺尔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城,以城南多伦河而得名。多伦诺尔在历史上曾有过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金代为桓州府,元朝为上都开平府,明朝为开平卫地。清朝康熙年代,康熙皇帝召集蒙古各部会盟于多伦诺尔,庆祝平定噶尔丹的胜利,旋即造建了汇宗寺,康熙皇帝又任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持,后由章嘉呼图克图主持,成为传播佛教的重要道场。随着蒙古地区造建寺院和塑造佛像的需要,多伦诺尔佛像铸场便应运而生。多伦诺尔铸造的佛像有铁、铜、银、金、泥、木石等不同材料,其中而较多的是铜质佛像。制作方法有模范浇铸和打胎两种。其中打胎制作法是多伦诺尔铸场最擅长的,远近闻名[17]。
 
据蒙古学者阿木尔巴图著《蒙古族美术研究》[18]的记载,多伦诺尔当时铸造佛像艺术的情况说,多伦诺尔集中了不少作坊,在钟楼后街尾则是多伦诺尔的几家铜匠铺,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几家制作佛像的铺子。据说多伦诺尔制作佛像的作坊共有七家,营业的有六家,其中阿龙希铜匠铺是多伦诺尔最初的,也是规模最大最有名望的。(中略)那些博学和熟知经书的喇嘛们说,多伦诺尔的佛像比北京和蒙古库伦以及其他地方的佛像都好,认为多伦诺尔的佛像,比例尺寸精确,制作工艺和镀金水平很高。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曾还专程访问调查过多伦诺尔,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里也叙述了多伦诺尔铸场的情况,他说,“出自多伦诺尔大铸造厂的那些钢铁和青铜的漂亮铸像不仅仅在整个鞑靼即蒙古地区,而且在西藏最偏僻的地区都具有赫赫的名望。曾亲眼看见一支确实很大的队伍出发前往西藏,他们负责护送惟一的一尊佛像,共有88头骆驼拆散驮载,乌珠穆沁旗的王爷前往拉萨朝圣,要去见达赖喇嘛[19]”。
 
多伦诺尔制作的佛像等佛教艺术品不仅满足蒙古地区佛教寺院和信教民众的请购供奉,而且还被请到蒙古和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蒙藏佛教地区,世界各国艺术家和佛学家们都给予高度评价。
 
四、雍和宫的概说与弥勒大佛
 
据《蒙古佛教史》记载:藏历木鼠年(1744年)乾隆皇帝曽向章嘉呼图克图·罗赖毕多尔吉(Zang skya Qutugtu Rol pahi rdo rje 1716-1786)活佛请教过有关佛教发展情况。在元朝时代就有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高僧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1182-1251)和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帝师,在北京建寺弘法。在乾隆皇帝的旨意下,章嘉呼图克图·罗赖毕多尔吉和勒钦布鲁古仁布钦(Khri chen sphrul sku rin po che)主持,把北京雍和宫改建为佛教寺院,即雍和门殿(一般寺院的山门)、雍和宫殿(一般寺院的大雄宝殿)、法轮殿等,并左右建有护法殿、显宗殿、密宗殿、声明殿、医学殿,又备有僧舍等,成为规模宏大的蒙藏佛教大寺院,寺名藏语名甘丹敬恰林(dGah ldan byin chags lging,蒙古语名为Nairaltu nairamdaku süm-e,满语名为hiwaliyaka qurung 即雍和宫之意)意即雍和宫,表弥勒佛的净土兜率天之意[20]。1744年,从内蒙49旗和外蒙7部以及藏区征集500名青年学僧来雍和宫修学佛法、成立僧团。其中,300人在显宗学院修学,100人在密宗学院修学,50人在医学学院修学,50人在声明(文化)学院修学。寺院制度一切以佛教清规而定。皇帝毎年视察雍和宫,一切费用由国库支付。
 
雍和宫的弥勒大佛供奉于雍和宫万福阁,万福阁是雍和宫最雄伟的建筑,通高25米,飞檐三重。巨大的汉白玉须弥座上,耸立着一尊高大的白檀香木雕刻的木质贴金佛像,被誉为雍和宫木雕三绝之一。此弥勒大佛像是由一棵完整的白檀香木所雕刻,手臂及垂下的衣纹飘带,由其它木料辅助,地面垂直高度18米,地下部分埋入8米,这根26米高的白檀香木原产地为古印度,是1748年至1750年间,由西藏地区的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bsKal bzang rgya btsho 1708-1757)用大量宝物重金购得后,经西藏、四川历经3年运到北京,献给乾隆皇帝的[21]。后由蒙古高僧察汉达尔罕(Cagan darqan)喇嘛设计,由皇宫的养心殿造办处所辖的“广木作”、“雕銮作”、“漆作”等工程部各行造办佛像的蒙藏高僧工匠师负责施工,精心雕刻完成了与世注目的这尊26米高的弥勒大佛像。这尊弥勒大佛明显地体现了蒙古造像的艺术风格。佛像雕成后,用苇毡将佛像保护起来,然后盖起了雍和宫最大的大殿——万福阁。
 
雍和宫的弥勒大佛像,表现形式与汉传佛教的弥勒造像截然不同。一般说,汉传佛教寺院中的弥勒佛大多与本师释尊一样,是身披袈裟,袒右肩,结跏趺坐于莲台上的金色身像。而雍和宫万福阁的弥勒大佛却是站像,而且是头戴五佛宝冠,身着菩萨装。五佛冠由五瓣组成,每一瓣的四周均有镂空的花纹环绕,其中间端坐一尊佛像,以代表佛的五智。此弥勒大佛脸部较为丰满,双耳垂轮,耳上挂有金环,眉眼舒展,平视前方,神情肃穆。其身上遍饰璎珞,其璎珞以及臂上的金钏、手镯都饰以琥珀、松石与珠翠,显示了浓厚的蒙古地区的民俗和宗教文化艺术风格。佛像的双肩上,装饰有巨大的莲花,左肩莲花上有奔巴壶的模型,而右肩莲花上有法轮的模型。比较特殊的是莲花的花叶,不是一般汉传佛教莲花的花叶,而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西番莲的尖型莲叶。莲花下合成两条绿色的根蔓,分别沿着弥勒大佛的手臂延伸,直达弥勒佛的两只手。弥勒大佛的右手屈于胸前,食指与拇指相抵,捻着莲花的根部,左手略低于腹前,小臂向下平伸,拇指与食指相交,也捻着莲花的根部。此手印为弥勒大佛的施舍印(藏语叫sbyin bahi phyag rya,蒙古语叫üglig un mutur)。弥勒大佛的脖颈上还挂有一串木质佛珠,共计108颗。万福阁内部设计,略显窄小,这样就更突出了弥勒大佛高耸向上的效果,要看清佛像的面孔,必须仰视才行,使人感到了弥勒大佛的伟岸,顿生敬意[22]。
 
五、内蒙古梵宗寺的弥勒佛
 
蒙古地区佛教的特征之一是“乘愿再来”的“转世真者”活佛。在蒙古地区的佛教信众的信仰意识中,活佛是诸佛、诸菩萨的再来。所以,蒙古地区佛教寺院因有没有活佛将对寺院的经营影响很大。例如:内蒙古梵宗寺有著名的活佛,寺院的恢复比其它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快。梵宗寺座落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所在地乌丹镇四公里处,元朝年间是成吉思汗家族有关的蒙古佛教大本山之一,号称元朝的“护国寺”,后因与北京的护国寺区别,改称“护卫寺”,其后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由乾隆皇帝赐名为现代的梵宗寺(蒙古语叫Sasin ündüsün süm–e,藏语叫bstan pahi hbyung gnas gling)。
 
据说,当时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地区发生灾难,于是翁牛特旗的王爷派人前往西藏拉萨邀请高僧,就此西藏拉萨色拉寺的贡噶俄日布(Kun dgah hor po 1754-1818)活佛,受八世达赖喇嘛·隆朶嘉措(hJam dpal rgya mtsho 1758-1804)的委托,赴内蒙古梵宗寺解除了灾难,赢得了蒙古王公贵族和民众的爱戴与尊敬。因此,被招请为内蒙古梵宗寺的第一世活佛,这是梵宗寺寺主丹迥·冉纳班杂活佛的由来和开始。第一世丹迥活佛曾胜任过章嘉国师,即章嘉·罗赖比多尔吉耶喜忒皮嚼纳曼伯拉森波(Zang skya Rol pahi edo rje ye ses thob pahi bsod nams dpal bzang po)的经师,现任梵宗寺寺主丹迥·冉纳班杂活佛五世(以下略称丹迥活佛),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教务处处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承德市普宁寺名誉住持。
 
丹迥活佛因精通蒙藏医药学,曾被内蒙古医学院聘请为教授,后又在辽宁省阜新蒙古自治县蒙医研究所工作。1987年9月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北京名刹西黄寺成立并开学。丹迥活佛协助第十世班禅大师筹备创建佛学院尽了不懈的努力。尊师又经第十世班禅大师亲自选拔为第一批活佛学员,1987年开始,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和寺主丹迥活佛,为使梵宗寺重放异彩,殚精竭虑,1998年开始,先后投资人民币约1200万元,对梵宗寺进行修复。
 
新修复的梵宗寺占地4公顷,由寺前广场、天王堂、鼓楼、钟楼、客殿、僧舍、转经殿、关帝堂、罗汉殿、五大金刚殿、大雄宝殿、延寿三尊殿、大藏经堂、弥勒殿、时轮金刚殿和二十一度母殿等组成,形成了内蒙古地区规模较大、风格独特的蒙古佛教的名刹[23]。在丹迥活佛的倡导主持下,本着契理契机,庄严国土,服务众生,善待众生的目的,“培养爱国守法,爱教清净,有知识,有能力,能持理,弘扬佛法”的现代僧人,为此,梵宗寺设立了教室,图书室、计算机室和蒙藏诊所。梵宗寺将成为国内首屈一指,内蒙古独一无二的学院式寺院。
 
梵宗寺的弥勒造像供奉于弥勒殿。是2000年开始新塑造的泥塑贴金造像。弥勒佛像高约5.5米,宽约3.3米,表现形式是以西藏大昭寺的强巴佛,即藏传佛教弥勒佛塑造的艺术风格。弥勒佛像头戴五佛宝冠,身披璎珞,双脚垂地,呈椅坐姿,转法轮手印。为能速降人间转大法轮,普度众生的缘故,呈双腿垂下的垂足坐姿。
 
佛经中讲:无论口诵心念,或耳闻弥勒佛咒音者,自释尊灭度,至佛出世,若坠三恶道者,皆悉度脱之,不令坠诸恶趣。其所获福德,能成转轮圣王,能生于兜率内院,弥勒菩萨前。如生其他善处,无诸障难,能得一切如愿,寿命财宝,长远丰饶,无不具足。为此,弥勒佛造像,在蒙藏地区,不论是站像,还是坐像,各大小寺院中,都有弥勒殿,信众都有供奉弥勒佛的信仰意识,体现了蒙藏地区佛教信众对弥勒佛的崇爱,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期待[24]。
 
六、佛像的装臓与开光的意义
 
“装臓”一词,蒙古语叫阿弥欧系古鲁乎(aimi ki orsigulgu=togtagal tarni ürgekü),汉语意译为请智慧尊安住(佛菩萨的智慧)之意。也可以解释为请入佛菩萨的五臓六腹意。蒙藏佛教密宗仪轨方面,要求佛菩萨像等塑成后,以及寺院建成后必须进行“装臓”仪轨和开光仪轨。“开光”蒙古语叫尼顿讷各乎(nidun nigekü=borqan süngnikü),汉译为开眼之意。蒙古佛教的僧俗认为,佛像菩萨像等如果不经修行有成就的高僧大德以及佛教寺院法会承作“装臓”和“开光”仪轨的话,塑造的佛菩萨像与普通的艺术品和装饰品没什么两样。所以蒙藏佛教僧俗非常重视这个传承仪轨。而且密宗修行者认为,通过高僧大德和法会的“装臓”和“开光”仪轨之后,佛菩萨就以大慈大悲赐与众生福德和智慧,众生能够真心真意地接受佛菩萨的慈悲和本愿。“装臓”仪轨通常由以下几个程序组成:第一、法身舍利(指佛经咒语);第二、佛身舍利;第三、谷、芥舍利(指像谷粒和芥籽的舍利);通常也指修行有成就的高僧大德和活佛之火化后的舍利[25]。
 
据蒙古族出身佛教艺术家工布查布(mGon po skyabs约1690-1750年)撰的《造像量度经》[26]记载:法身舍利主要是指《佛顶尊胜咒》、《佛顶放无垢光明咒》、《正法秘密箧印咒》、《菩提场庄严咒》、《十二因缘咒》等五部大陀罗尼咒。还有诸多“装臓”仪轨法门。以上经咒将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最简单的“开光”仪轨藏语称《Rab gnas mdor bsdus》(开光仪轨摄诵)[27],即请智慧尊安住仪轨之意。一般蒙藏地区寺院平常举行“开光”仪轨多诵此经。经文如下:
 
首先念诵梵文咒文即,
“Om ye dharma he tu pra bha va he tunte khan tath (gato haya va tad, te kha tsa yo ni ro)tha e wang bah thi ma hā sra ma na ye sva ha//”
“phyogs bcu na bshugs pahi sangs rgyas dang byang chub sems dpha thams cad bdag la dgongs su gsol/ji srid nam mkhahi mthah dang mnam pahi sems can gyi khams rnams mi gnas pahi myangan las hdas pahi sa la ma bshag gi bar du nan las mi hdas bar brtan par bshugs su gsol//
bye brag tu yang sku gsung thugs kyi rten hdi rnams la sphyan trangs phahi ye ses pa rnams ji srid sa dang chu dang me dang rlung gi gnod pas ma shig bar de srid du sems can gyi don dphag tu med pa mdsad cing brtan par bshugs su gsol//
brtan par bshugs nas kyang bdag dang sems can thams cad la mchog dang thun mong gi dngos grub ma lus pa stsal du gsol//”
祈请住十方一切佛菩萨为我开许,与所有一切虚空等同的有情所住的诸世间,而不住涅槃境,不入涅槃,为一切有情利益赐授无量福智而坚固永住也。
祈请特别为所依迎请的诸身语意之一切智慧尊,不被诸地水火风所损害,乃至为一切有情利益赐授无量福智而坚固永住也。
即使坚固永住后,也要为一切有情赐给“胜悉地(成就)”和“共同悉地”也。又念诵梵文咒文即,“Om su pra tigca vajra ye sva ha//”
 
以上为佛菩萨像等开光的重点。接着念诵经文:
“phun sum dshogs pa mnah ba gser gyi ri bo hdra//hjig rten gsum gyi mgon po tri ma gsum spangs pa//sangs rgyas padma hdab ma rgyas hdrahi spyan mnah ba//de ni hjig rten dge bahi bkra sis dang poho//
de yis ne bar bstan pahi mchog rab mi gyo ba//hjig rten gsum na grags sing lha dang mis mchod pa//chos mchog dam pa skye dgu rnams la shi byed pa//de ni hjig rten dge bahi bkra sis gsis poho//
dge hdun dam pa chos ldan thos pahi nor gyis phyug/lha dang mi dang lha ma yin gyis mchod pahi gnas//dshogs kyi mchog rab no dsha ses dang dpal gyi gshi//de ni hjig rten dge bahi bkra sis gsum poho//
mi hgyur lhun po sku yi bkra sis sog/yan lag drug cuhi gsung gi bkra sis sog/mthah bral dri med thugs gyi bkra sis sog/rgyal pahi sku gsung thugs kyi bkra sis sog/bslab pa gsum ldan nur smrig hdshin pa yi/hdus pahi dshogs kyis gnas hdir yongs gang shing//rtad tu bsad sgrub byas pas srid mthahi bar//thub bstan phyog bcur rgyas pahi bkra sis sog///
犹如圆满金宝山,三世佛尊断三垢;犹如佛尊莲瓣眼,此为世间吉祥第一善。
亲近胜教不动摇,名扬三世天人供;胜法善人悉安乐,此为世间吉祥第二善。
圣僧闻法财丰富,天人非天供养处;集会了知归吉祥,此为世间吉祥第三善。
为人须弥身吉祥,六十肢体语吉祥;离边无垢意吉祥,佛之身语意吉祥。
三学具足之僧众,集会此处悉充满;恒常讲修至有边,佛教十方呈吉祥。”
 
大型开光仪轨在蒙藏佛教寺院要举办一天乃至三天的盛大法会来完成。念诵的经典也结合所塑造的佛像而进行法会的内容。
 
七、结语
 
在元朝以前蒙古帝国时期,对元朝前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比较有影响的教派是,藏传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蒙哥汗(1252-1259在位)赐予该派的噶玛拔希(1204-1283)为“国师”并授予玉印,担任起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给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老师”、“上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藏地区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的章嘉呼图克图,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大活佛,极大地影响了蒙藏地区政治、宗教与文化等等。影响着蒙藏僧俗的信仰和日常生活。
 
就雍和宫的弥勒大佛来讲,民间传说所说的“先有佛像,后有宫殿”与历史文献有所差别。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雍和宫管理处合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的满文文献第五册二十六件记载说,雍和宫的万福阁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10月20日,把北京景山公园的万福阁拆迁后搬至雍和宫又组装而成的。是年12月9日,开始在雍和宫修建新的万福阁和雕塑弥勒大佛。当时从国库支出银2万两、赤金3万两,乾隆十四年(1749年)9月30日,举办了大殿落成和弥勒大佛塑像完成开光大法会。据此可以推定,其修建过程是先把白檀香木立起来,然后组建大殿,建成后,再完成弥勒大佛的雕塑。[28]
 
注释:
 
[1]久明柔白多杰:《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ng)青海民族出版社,藏语,1993年,第82页。
[2]久明柔白多杰:《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ng)青海民族出版社,藏语,1993年,第83页。
[3]萨襄徹辰:《蒙古源流》(Sagang secen, Erdeni yin tobci)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90-191页。
[4]久明柔白多杰:《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ng)青海民族出版社,藏语,1993年,19-20页参照。
[5]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页,有如下叙述:
皇帝四十五岁之藏历第四饶迥火兎年(1207年)之时,用兵于吐蕃之乌思地方,第悉觉噶与蔡巴贡噶多尔济等人闻之,遣使三百人来迎,奉献盛宴说:愿归入您之治下。将纳里速三围,乌思藏四如,南部三冈等地面全部呈献,皇帝对此大加赏赐,将吐蕃全部收归治下。
此后,寄送礼品及书信给萨钦·贡噶宁布,书信中说:我要迎请大师你,但是还有数件国事未曾完成,一时未能迎请。我在此地依止于您,请您在彼处护佑于我。今后我之事务完结之时,请你及你的弟子来蒙古地方弘扬佛法。此次虽未亲自与上师相见,但已遥拜上师、向乌斯藏之三所依(佛像为身所依、佛经为语所依、佛塔为意所依)及僧伽献了供养。
故皇帝已成为佛法之施主,教法之王。
又据汉文《蒙古佛教史》的引言,著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Gu shri dkah bcu pa biobzang tshe hphel)师是蒙古高僧,藏历第十三饶迥铁鼠年(1780年)7月5日,与四百名僧侣一起从六世班禅·罗桑贝丹意希(bLo bzang dphal ldan Ye Ses 1738-1780)授了比丘戒。佛教的戒律学来说,授比丘戒必须到年满二十岁才能授具足戒,即比丘戒的权利。所以推算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师,是1760年前后生的人物。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师,是受蒙古佛教的晋美南喀活佛(hJig med rnam mkhas)的指示用蒙古语著述了《多桑蒙古史》(bio bzang tshe hphel,Hor chos hbyung),1819年完成。汉语书名为《蒙古佛教史》。
[6]MongGol-un niguca tobca’a n(蒙古族古典文学丛书编委会《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1-243页。
[7]嘉木扬·凯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第17-27页。
[8]嘉木扬·凯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第83-103页。
[9]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中国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l页。
[10]弘学:《藏传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11][意]图齐、[西德]海西希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53页。
[12]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8-159页。
[13]黄春和:《藏传佛像艺术鉴赏》(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第346页。
[15]嘉木扬·凯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第209-237页。
[16]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一清世宗实录卷63(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0-141页。
[17]蒙古族学者阿木尔巴图著《蒙古族美术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18][19][法]古伯察著,耿升汉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4页。
[20]嘉木扬·凯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第300-350页。
[21]据金梁编纂《雍和宫志略》(《西藏汉文文献丛书》第三辑之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284-285页记载:这时在西藏南边的廓尔喀王国,即尼泊尔国,从印度运来了一棵白檀树,被七世达赖知道了,用大量的珠宝,把这棵白檀树换了来,从西藏运到四川,从四川运到北京的雍和宫内,就在法轮殿后院内,支搭芦殿(席棚),由养心殿造办处的“广木作”、“木作”、“漆作”、“雕塑作”、“如意馆”等五处的工匠,会同中正殿办造佛像的喇嘛工匠,在察汉达尔罕(Cagan darqan)喇嘛设计指导下,把这个整棵大白檀树,雕了一个高营造尺五丈五尺的大佛像。这是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事例》中所载的一段,造办处雕銮作的老工人,和中正殿办佛像年老的喇嘛们,大半全都知道这个故事。北京有句对雍和宫而发的俗谚,“先有佛像,后有宫殿”。就是说先雕刻的弥勒大佛,后建盖的万福阁。
[22]叶联成“雍和宫的佛像”(牛颂主编《雍和宫》,当代出版社,2002年),第313-314页。
[23]据《梵宗寺》记载:“乾隆皇帝赐用四种文字亲笔题词的匾额‘侠信温都尊苏莫’(asin undusunstlme)”,即梵宗寺之意。寺为翁牛特旗最大的佛教大本山,隶属北京雍和宫管辖。寺有院西和院东侧两座活佛府邸。以西即现今梵宗寺主系活佛——丹迥活佛转世系统。丹迥活佛在藏地转世有九代,在内蒙古翁牛特旗至今五代,分别是:一世贡噶俄日布(Kun dgah or po 1754-1818),二世格桑顿日波(1819-1872),三世森普日勒多丹(1873-1917),四世阿旺格桑丹增(1918-1945),五世丹迥·冉纳班杂活佛,汉名为吴占有,现在北京工作,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研究员、教务处处长。
[24]张嵘“塞外名刹梵宗寺”(《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画报社,2004年6月号),第24-25页。
[25]扎雅诺丹西绕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26]黄春和《藏传佛像艺术鉴赏》(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229页,蒙古族出身佛教艺术家工布查布译注《造像量度经》,南京金陵刻经处雕印。
[27]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佛教日诵》(Nang bstan pahi shal hdon),《Rab gnas mdor bsdus》(开光仪轨摄诵),第43-44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5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又据马西沙“历史上弥勒教与摩尼教的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下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1391页介绍说,日本学者佐藤永智在其《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和所知传世金、铜佛像,从而得出结论,北魏等朝代弥勒佛造像150具,弥陀造像仅33具。
 
转自宗教学术研究网
http://iwr.cass.cn/zjys/201302/t20130201_31103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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