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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未来:中国教会的模式转移
发布时间: 2018/3/9日    【字体:
作者:庄祖鲲
关键词:  中国教会 模式转移  
 
 
中国教会在过去六十年来,曾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目前则将进入关键性的第三次转型。自1949-78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国教会经过了火的洗礼,原有的宗派及教会都被打散,转为家庭型态的聚会点,又经过十年文革的摧残。但是中国教会却在风雨飘摇中被炼净,也扎下稳固的根基。1979-2008的第二个三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调,中国教会经历了爆炸性的成长。但是量的暴增,也带来质的降低,因此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异端邪说的问题层出不穷。
 
未来在奥运结束后,中国社会都市化的形势会持续,教育水平会快速提升,国外影响力也会更明显。在面对这些内外环境的变化时,中国教会未来必然需要「模式转移」(Paradigm Shift),才足以应付这些挑战与压力。但是中国教会转型的方向为何?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依我个人这些年对中国教会的观察,并参考海外华人及西方教会有关此问题之研究,我愿意提出些个人的浅见,藉此来抛砖引玉。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教会的模式转移,基本上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那就是:治理体制化、牧养小组化、教导系统化、福音处境化。
 
治理体制化
 
据我的观察,目前国内家庭教会的治理,基本上仍停留在圣经中初期教会的「雏型」阶段,也就是说大多数堂会还没有正式按立的执事、长老及传道人。而在事工的配搭与分工上,也多半是采取松散的、非正规的组织体系来运作。这对教会未来的成长,将造成瓶颈与困扰,也限制了教会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教会治理的关键乃是教会领袖的选立问题。从耶路撒冷教会的例子来看,最早期的型态,是以十二使徒为首的领导团队。但是随着信徒人数的暴增,在教会的关怀上,就出现了破口,这才有使徒行传第六章七位执事的设立。值得注意的是,这七位执事的名字全部是希腊人的名字,可见他们都是生长于侨居地的年轻领袖们。所以教会增长到一个程度,就必须建立更完善的「体制」,才能更有效率、更全面地治理教会。
 
此外,使徒行传也记载,保罗每到一处宣教,离开之前往往会按立长老作为教会的领袖,他也按立了提摩太、提多等年轻的传道人作为接班人。这对他宣教事工的传承,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面对假先知、假教师的攻击与挑战时,要巩固教会领袖的属灵权柄,公开按立的程序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今中国教会文革时代以来的属灵前辈已经不多了,他们以经过火的试炼之见证,树立了威望。但是在老成逐渐凋零的情势下,属灵领袖的传承,是极为重要的。目前中国各地教会领袖多以「同工」为名,教会事工也是以「同工会」的名义来运作。这种方式虽然行之有年,但是在面对如「东方闪电」等异端团体的渗透与分化,就看出这种松散的、非正规的组织体系的漏洞。因此应当趁着这些属灵前辈还在世时,正式按立长老、执事,使教会的属灵权柄得以明确地传承下去。
 
所以中国教会「体制化」(institutionize)是迟早必须走的路,也是圣经明确的教导。过去三十多年来,教会在松散的组织下还能运作,并不代表这就是理想的组织架构,更不表示这是合乎圣经的模式。如今中国教会已经走过了初期的过渡阶段,成长到一个地步,需要按照圣经的方式,以更透明、更有公信力的途径来选立传道人及长老、执事,并以「长执会」的方式来治理教会。
 
当然,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讨论。第一是传道人要不要被按立为「牧师」的问题。其实「牧师」就是圣经中的「牧人」之意,也是合乎圣经的职称。若教会同意「牧师」的职称,则传道人采取国际公认的「牧师」名义最为妥当。而「长老」一职,多数海外教会是指带职事奉的平信徒领袖(lay leader)。但是不同的教会传统,对这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立场与见解。若教会对「牧师」这个职称有所保留,也可以采取吴勇长老创立的台北地方教会的做法,即他们在大部分堂会都设立专职并且支薪的「当家长老」来负责。这些「当家长老」其实就等于是牧师。
 
其次的问题,就是聚会点的负责同工或传道人该不该支薪的问题。我在海外遇见许多国内来的神学生,都反应这个问题是他们踏上全职事奉的最大障碍。我认为教会既然迈向体制化,供应传道人的生活需用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圣经的教导。保罗提醒我们:『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加6:6)。至于传道人的薪俸应该有多少,也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据我了解,国内教会对传道人的资助往往过分偏低。合理的标准,我建议可以参考当地中学老师的薪资,因为老师的工作性质最接近传道人的事奉。
 
温州教会的特色之一,就是绝大多数的传道同工都是自力更生,多少都兼一些副业。但是我认为长此以往,这将成为温州教会发展的瓶颈。你认为一位蒙召又受过正统神学训练的传道人,应该还兼差做生意、去上班吗?这符合「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属灵原则吗?我认为中国教会必须走出这个框框,否则很难培育下一代优秀的属灵领袖。
 
第三,按立长执的程序问题。教会里年龄七十岁以上的属灵长辈,原则上不必再担任管理日常事务的「长老」职,而退居属灵的「咨询顾问」角色。而在尚未设立长老的教会,我建议由这些年高德邵的属灵长辈先按立一批长老。然后每个「片区」,可以由众教会推选出来的十几位长老及传道人代表,组成一个「长老团」,作为教会的主要决策机构。接下来由这个长老团提名各堂会的「执事」候选人,并经由各聚会点信徒或主要同工们投票予以认可,这是海外众教会的正规做法。理想的情况是,每个百人以上的聚会点,都应该有自己堂会的几位执事。超过两、三百人的聚会点,甚至应该还有长老。人数少的聚会点,每三、五个聚会点可以组成一个事奉团队,其中包含长老和执事。每个堂会对教会的财务、讲台事奉的安排及同工的人事权,都应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这是圣经的原则。
 
第四,关于教会长老与执事的分工问题。一般而言,执事偏重于担任行政和事务性的工作,长老偏重于教导及牧养的事工。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恩赐及事奉的角色。当然有些执事若有教导恩赐,也可能会参与教会教导的事工。此外在属灵成熟度上,长老应该高于执事。在执事方面,负责财务的执事格外重要,因为财务必须公开而且透明,否则会给魔鬼留地步(这是国内教会行政方面较弱的一环,也常为人所诟病)。
 
牧养小组化


当教会人数迅速增长时,若牧养和关怀跟不上,就会产生挂一漏万的状况,以至于流失率很高。这是目前中国教会的通病,特别是都市中的教会。据我的了解,国内教会的关怀工作多半还是以传统的方式,依靠传道同工去个别探访。这对于一百人以下的聚会点还行得通,超过百人以上的堂会还用这种「单线牧养」的方式,传道人就会疲于奔命─「累得跟狗一样」。换句话说,牧人会变成像赶羊的「牧羊犬」了。
 
面对成长迅速的城市教会,比较有效的牧养方式,是以小组来编织成一个「关怀网」,协助传道人作牧养工作。但是这种以牧养为导向的小组,与灵恩派所提倡的「小组教会」截然不同。「小组教会」是以传福音为导向的,所以鼓励小组迅速增殖分裂;牧养导向的小组为了建立组员间的关系与信赖感,因此不鼓励成员变动太快。所以两者做法完全不同,夸张一点的说法是:『东离西有多远,「小组教会」与以小组来牧养的教会相差就有多远。』
 
在教会历史上,最成功的小组牧养模式,就是十八世纪韦斯利创立的「班」(Class)。由于受韦斯利感召而信主的人,大多出身于贫下农阶级的文盲,原本生活放荡无忌。因此韦斯利成立了许多十几个人左右的「班」,班长要定期考核班员的属灵状况,包括生活方面(如酗酒、打架、说粗话等)及灵性方面(如读经、祷告等)。他也为了帮助他们能读圣经,就推动以识字为主的「主日学」。这些都为当年的福音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十八世纪末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巨变阶段,与今天中国的情势相仿,因此特别値得我们效法。
 
至于近代比较成功的小组牧养模式,还有韩国赵镛基的中央纯福音教会。他在所写的《爱网重重》一书中,介绍了他成功的秘诀。其实赵牧师自己承认,他牧会以来,个人从来不探访信徒。但是他却重用成千上万以姊妹为主的小组长,殷勤地替他探访、关怀信徒,使他的教会蒸蒸日上。
 
在国内实施小组牧养的时候,还有几件需要注意的事。首先,作为教会骨干的「社会青年团契」可能需要拆开重组。以海外华人教会的经验来说,将十七、八岁的未婚年轻人,与五十几岁的中年家庭放在一起组成团契,牧养效果不会太好。因为不但人数太多,而且年龄、兴趣与需要差距太大。海外华人教会的「社青团契」成员,通常都是指未婚的就业青年。而已婚(特别是已经生孩子)的夫妇,则另外组成「夫妇团契」或家庭小组。所以「社青团契」需要作一个适当的切割。
 
其次,已婚的夫妇应该按照小组牧养的模式,将5到8个家庭组成家庭小组。编组方式要考虑居住的地区,以及孩子年龄大小。因为如果住得近,孩子年龄相仿可以玩在一起,小组的向心力就会强,出席率也会比较稳定。小组聚会内容可以包括三部分:过去一周的生活见证分享、主日信息响应与讨论以及彼此代祷。这是许多推动小组牧养的华人及西方教会常用的方式,效果很好。
 
家庭小组的负责同工主要的责任不在于教导,而是牧养与关怀。因此需要找到有这方面恩赐的人。如果在关怀时碰到比较困难的个案,觉得力不能胜,小组长就要呈报上级负责的长执或传道人来处理。
 
我自己曾牧养一间五、六百人的教会,曾有几年的时间我连一个能操华语的助理牧师都没有。但是借着三十几个家庭小组及团契来关怀大多数的信徒,我和师母则偏重辅导较棘手的个案,教会在七年内仍然可以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人。所以这种分层负责的牧养模式,适合牧养比较大的教会。同时,牧者也可以针对有特别需要的信徒,有时间提供更有深度、长期的服事。
 
为了达到小组牧养的效果,每个堂会的目标应该是:教会信徒有80%以上的人参加小组或团契。若是信徒参与率未达到一半,则教会肯定会有许多漏网之鱼。此外,每个聚会点都应该有专任的关怀同工(可以是长老、执事或传道人)来负责协调、调度与训练。据我所知,目前温州教会各片区传道人系轮流讲道,但每个聚会点却没有指定专人负责牧养。这可能会造成破口,需要改弦易辙,使牧养工作做得更扎实。
 
教导系统化

中国教会信徒一般而言,量多而质低,这是普遍的共识。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真理的教导这一个环节很弱。有鉴于此,国内各种神学培训班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被建立起来。然而其程度参差不齐,又引发另外一些问题。有关对传道人的神学培训问题,在此我姑且不谈,本文想谈一谈对一般信徒的教导事工。
 
教导事工的「系统化」,其实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主日信息的系统化,另一方面是成人主日学的问题。
 
海内外华人教会的主日讲台,迄今基本上还是以主题式信息为主,因此信徒对真理的了解,往往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容易让异端钻漏洞。而防治异端之道,唯有让信徒对真理有一个系统性、全面性的认识,才能使异端邪说无缝可钻。要达到这个目的,逐卷、逐章式的解经讲道,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一百年前英国著名的传道人司布真就以系统性解经讲道闻名。有人曾说:「一个信徒只要在司布真的教会聚会十年,都会成为一个小神学家。」可见他的教导何等扎实。今日美国福音派的教会,也多半采取这种讲道的方式。我个人在过去十多年的牧会生涯里,也坚持以此方式讲了三、四十卷新旧约圣经。
 
但是要能逐卷逐章地解经讲道,一方面传道人要加强解经讲道的训练,也需要各种的辅助材料。幸而目前磁带、光盘,及网络上所提供的补助材料不少,多少会有帮助。另一方面,讲台的安排也需要调整。温州教会的讲台一向采取轮流的方式,这种方式固然有其优点,但是对于信息的连贯性,却是一大障碍。
 
我个人的建议是将所有站讲台的传道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牧养为主的,及另一类以巡回讲道为主的。以牧养为主的传道人,可分配到各聚会点,作为「驻堂传道人」。「驻堂传道人」的恩赐及负担是牧养和关怀,事奉方面以自己的聚会点为主,每个月在自己教会至少讲两次道,不再经常外出讲道。另外两次则由巡回传道人负责。至于以巡回讲道为主的传道人,则每个月排三次以上在不同的聚会点讲道,但是不参与牧养。为了主日信息能有连贯性,可以定规某几个月众教会都讲某卷书,每个不同的讲员,都要按次序讲,这样信息就可以衔接起来。
 
除了主日讲台之外,成人主日学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教导途径。温州教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大多数信徒在主日会从早到晚忠心地待在教会里,他们常常会一整天参加四堂崇拜。但是温州教会似乎没有「成人主日学」的课程,这是可以略加修改的,也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在主日崇拜后,再参加一堂主日学。
 
海外的华人教会,大多数都有琳琅满目的课程是为成年人预备的。一个教会的属灵素质如何,可以从他们主日学的课程,以及参加人数的多寡略知一二。美国的美南浸信会之所以能在过去四、五十年来,当其他教会人数日渐减少的情况下,却能逆势成长,就是因为他们有极为完善健全的成人主日学。这一点是値得中国教会学习的。
 
成人主日学要像学校一样,提供多种不同程度的课程,让信徒来选择。这些主日学的课程,可以和以圣经为主的主日讲台信息相辅相成,帮助信徒对真理的认识更加全备。我自己牧养的教会之主日学课程,分为四个程度:
1)      慕道级:慕道班、基要信仰、受洗班
2)      初信级: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灵修生活
3)      一般级:圣经专卷、生活系列(婚姻、儿女管教)、宣教系列、神学系列
4)      进深级:启示录、护教学、基督教伦理学、释经学
            主日学课程通常以12到14周为一个学期,每年分为三个学期。中间可以穿插一些特别节目(如圣诞节、复活节、母亲节等),或三、四周的专题。为了提升信徒对真理的认识,要鼓励信徒有终身学习的观念。我自己牧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信徒经常参加主日学的学习。
 
福音处境化


在中国教会中,温州教会无论在本地的福音工作,或外地的宣教工作,都算是最有创意,也最有成效的,値得众教会来学习。然而为了更上一层楼,容许我提出一些建议作为参考。
 
宣教学上所谓的「福音处境化」,不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还包括福音要能响应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的情势。因此,除了超越文化的宣教事工需要另行专文讨论外,在中国现有的处境上,教会需要响应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民工问题、工业化造成的农村空洞化问题,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国文化更新等三大问题。这些都是重要的大问题,不容易三言两语说清楚,我只能点到为止地提供一些管见。
 
第一,在民工问题方面,温州教会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也有些果效。现在需要加强的,乃是由个人的关怀推进到更深远的事工。其中民工的职业训练,及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可能是教会可以着手的两个重点。在这方面,英国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韦斯利的循理会福音运动,以及「救世军」的慈善救济运动,都有値得借镜的经验。我们需要鉴古知今,作一些深入的研究。
 
第二,有关农村的问题,则可以从教会及社会两方面来看。在农村教会方面,由于青少壮人力的外流,农村教会只剩下老弱残兵岌岌可危。因应之道,我认为只有以「认领」的方式,将城乡教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每个城市教会可以个别认领一个乡村教会,以定点、定期的方式,让青年人下乡,去教农村的儿童学业及圣经;让成年人去探访、去领聚会。长此以往,将对农村教会有极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要减少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外移所造成的问题,釜底抽薪之计只有设法将工厂开设在农村。以台湾的经验来说,七十年代许多工厂纷纷开设在台北、高雄等大都市,形成许多所谓「加工区」。但到了九十年代,因为地价高涨,人工成本增加,工厂又纷纷回到乡村。我预测一、二十年后的中国也会如此。因此我鼓励温州有先见之明的基督徒企业家,能尽早到农村购地、建厂,不仅可以减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帮农村留住人才,更可以减低都市人口过份集中的种种弊端。
 
第三,关于如何以基督信仰来更新中国文化的问题,一向是我个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教会信徒大多数在农村,因此教育水平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中国教会信徒虽然大量增加,却未能在中国社会看见明显的影响。这与港台及北美的华人教会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识水平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然而自从八十年代中国学生出国的热潮开始后,情形就有很大的改变,很多海外学人归主。现在由于「海归」的学人大量增加,也使国内知识分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显著地提高。但是知识分子中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并不代表基督教信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有等比例的增加。
           
二十世纪初,由于「基要派」与「社会福音派」的路线之争,中国福音派教会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国教会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现在是我们重新检讨这个策略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确信福音能转化文化,中国教会就应该鼓励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众传媒来传递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并以生活及职场的见证,来凸显我们与世俗迥别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透过这些途径,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社会,进而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
 
 
 
自马礼逊来华传教,迄今已经有两百年了。在中国,无论是基督徒的人数和比例,或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目前都处于空前的最佳状态。因此,如何使中国教会能在神州大地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将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的挑战。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掌握时机,开创未来,迎接主来!
 
转自神学教育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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