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序》云：“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杨衒之在这里描述了北魏河洛地区佛教兴盛时期社会生活一个方面。如果以全新的视角观察北魏社会的佞佛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佛教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取向。

 

 

        北魏时期所出现的佞佛现象，加速了佛教的传播速度。特别是社会上层拥有雄厚的资金，为了特殊的需要，纷纷出资建设寺院，且往往规模宏大，成为掺杂在居民区中最好的建筑。关于北魏时期洛阳寺院的兴建情况，《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有神龟元年任城王元澄的一个奏章，颇能说明问题，兹抄录如下。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复立条制，启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不俗不道，务为损法，人而无厌，其可极乎！

 

        元澄的奏章将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寺院建设的规定和无序化建设的情况作了说明。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一现象，我们将《洛阳伽蓝记》中相关内容分门别类勾勒如下。

 

        1．皇帝建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河洛地区的佛教寺院的兴盛与皇帝带头兴建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孝文帝开始，北魏的皇帝就开始在洛阳建寺院。孝文帝在其祖母冯太后死后，“为冯太后追福”，在开阳门外三里处修建报德寺。宣武帝即位后，在恒农郡荆山用珉玉造一丈六尺高的佛像一座。永平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这表明后人建造寺院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感念先人。宣武帝在位时先后建了瑶光寺、景明寺和永明寺三座寺院。瑶光寺是一座尼寺，孝明帝即位后，宣武帝的高皇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神龟元年九月，高氏被胡太后害死在瑶光寺，“嫔葬皆以尼礼”。景明寺是因“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宣武皇帝时佛教昌盛，洛阳因为作为国都的特殊位置，“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宣武帝又建永明寺以安置外国僧人。

 

        2．灵太后建寺。皇后建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灵太后胡氏。她所建的永宁寺影响深远，对北魏时期佛教在河洛地区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云：“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胡太后建永宁寺的情况，史书中有颇多记载。《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云：“灵太后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功费不少，外州各造五级佛图。”李志在建永宁寺时为“永宁寺典作副将”。永宁寺建成后，她还多次对永宁寺予以扩建。特别是永宁寺塔的兴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灵太后在他父亲死后，“寻幸永宁寺，亲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为了建造永宁寺塔，动用了京师数万人，张熠、郭安兴都先后参与过这件事。“永宁寺塔大兴，经营务广，灵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顾问，（张）熠敷陈指画，无所遗阙，太后善之。”“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也。”对灵太后大规模营建永宁寺的奢侈现象，李崇曾经上书劝说“颇省永宁土木之功”，他认为：“诚知佛理渊妙，含识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缓。”但并未被胡太后采纳。

 

        灵太后为了给自己的父母追福，还先后兴建太上公寺和太上君寺。太上公寺在景明寺南一里，为东西并立的双寺，“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其目的“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当时人称作“双女寺”。灵太后为了显示孝心，还动用手中的权力，在六斋中“常有中黄门一人，监护僧舍，衬施供具，诸寺莫及焉”。灵太后在洛阳城东为母亲修建秦太上君寺，“为母追福，因以名焉”。因为灵太后的重视，“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

 

        不仅如此，灵太后的家人也在洛阳建寺。灵太后从姑建胡统寺后，“入道为尼，遂居此寺”。在这一寺院的诸尼，多是“帝城名德，善于开导，工谈义理，常入宫与太后说法”。灵太后对胡统寺的供养也很重视，“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

 

        3．宦官建寺。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在佛教昌盛的社会氛围下也纷纷建寺院。宦官所建的寺院大多为尼寺。长秋寺是因宦官刘腾“初为长秋卿，因以为名”。在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的昭仪尼寺，也是“阉官等所立也”。魏昌尼寺是“阉官瀛州刺史李次寿所立也”。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只有宦官王桃汤所建的王典御寺是僧寺，“时阉官伽蓝皆为尼寺，唯桃汤所建僧寺，世人称之英雄”。

 

转自中国佛教学术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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