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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教会概念
发布时间: 2018/5/31日    【字体:
作者:保罗•阿维斯(Paul Avis)
关键词:  宗教改革 教会  
 
译 / 笔芯    校 / 述宁
 
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教会?
 
宗教改革的神学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我如何寻得一位满有恩典的神”,二是“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教会”。这两个问题密不可分,是十六世纪人们最为关注的救恩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时,古代教父的格言“教会之外无救恩”(Nulla salus extra ecclesiam)被普遍接受为真理。毋庸置疑,在马丁•路德的神学里,这两个根本问题(寻求一位满有恩典的神和真教会)高度统一。对于路德而言,人被白白赦罪,唯独藉着信心、凭靠神所赐的恩典而被称义,这两个问题在这福音中已经有了极其明了的答案。藉着宣讲满有恩典的神,福音催生了教会;福音一旦被相信,它自己就构建并创造了教会。
 
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的持守福音的教会,它们的存在取决于自身是否有能力对如下问题给出满意并可信的回答,即“哪个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由此证明他们与以罗马为中心的历史性西方教会分离的合理性,并且保证他们的圣礼作为蒙恩管道和救恩的宣告的合法性。宗教改革的教会论完全回到分辨真假教会的问题上:这个教会是逼迫者、昌盛者和得胜者,那个教会是软弱的、走下坡路的、被钉十架的,甚至不被承认是教会。改教家们注意到,这个主题明显地贯穿在整本圣经中,从该隐和亚伯的冲突就开始了。而路德对创世记的讲解包含了对此广为流传的解经,其中该隐代表教皇和土耳其人,亚伯代表持守福音的真教会[2]。
 
罗马天主教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教会,这让持守福音的普通信徒饱受折磨。“在路德出现之前,你们的教会在哪里?”这样的嘲笑也刺痛他们的心灵。改教家们经常为此而写作,并宣告他们承袭古代教父,与教父们同是一个身体,他们只是在更新和重建基督的教会——独一的、圣洁的、大公的和使徒性的教会。
 
为了阐明立场,也为了应对罗马天主教的挑战,改教家们发展出了真教会的标志(notae ecclesiae)的教义。改教家们认为,单单宣告自己是教会并不足够,而是要具备教会的标志,真教会的标志就是说明这个为人熟知的事实。“你若想成为教会(the Church),”路德宣告,“并且挂着教会的名,那么你必须证明自己名副其实。”因为基督教会包括两类:“被人叫做基督教会但其实不是基督教会的,以及是基督教会但常常不被承认的。问题不在于,人是否必须相信教会(the Church),或者是否有一个教会(a Church)。问题在于:哪个是真正的教会?”路德宣告:“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能够简单和清楚地分辨,哪个只是声称自己是教会,哪个是真正的教会。声称是教会的为这名夸口,而真正的教会没有这名却是真正的教会。”倘若我们问道:“我怎么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教会,哪个不是?”路德这样回答说:“正如我所说的,这一切取决于对教会本质的正确认识,也取决于正确区分挂名的教会和真正的教会的本质。”[3]
 
那么,什么是真正并实质性地显明真教会的外在标志?若在改教家们的教导中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回答,不是几个分散的甚至互相矛盾的观点,那么这个答案就能告诉我们何为宗教改革的教会的概念,并且在改教家们对教会的事工和使命的思想中我们也能够发现这个概念。
 
基督福音作为教会论的中心
 
正如我们在路德的思想中所发现的,宗教改革的教会论主要的和创造性的动力是福音性的和基督论的。也就是说,路德所理解的教会的本性和实质单单依据福音和耶稣基督的位格与事工的实际。正如高登•拉普(Gordon Rupp)所指出的,第一批改教家们——特别是路德——并不关注定义教会的边界,乃是关注宣告其基督论的核心。他们的心思在于发现教会的本质(essentia ecclesiae),即什么使教会成为教会,而不是草拟关于如何接纳人进入基督徒共同体或将其开除的规则和形式。拉普写道,路德自己“极度关注确定什么是教会之存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后,新教教会才开始处理错综复杂的教会边界的问题,在神的道和圣礼之外增添了另外一层,就是‘基督的纪律’”。
 
在路德看来,教会是基督藉着他的道和福音真实地临在所创造的。有福音的地方,就有基督的同在;有基督同在的地方,就一定真实存在着教会。这个信念是整个宗教改革的基础信念,也是所有的改教家们——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与重洗派——共同坚持的信念。倘若为了挽救福音,必须牺牲西方教会可见的合一,那么他们也愿意如此。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中确立了这个原则:“教会真正的珍宝,是荣耀与恩慈的神的至圣洁福音。”他在《九十五条论纲诠释》中这样评论道:“教会中再没有什么比福音更弥足珍贵、更有益处,所以教会中也没有什么比神圣的福音配受更大的关注。”他进一步强调:“除了福音外,基督在世上没有留下其他东西。”[4]福音真光必须照耀,不惜任何代价,不计任何牺牲。改教家们在这个原则上是不可动摇、毫无分歧的。这原则提供了宗教改革鲜明的教会概念,它启示并启发了对真教会的标志这一教义,以及改教家们关于事工的教导和对使命的理解。只有这一样是必须的,其他所有都是次要的。为了拯救福音,所有外在的次序和架构都变得无足轻重。詹姆士一世的宫廷牧师乔治•唐哈姆(George Downham)写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挽救福音这最宝贵的珍宝,为了拯救这福音,我们可以失去所有外在一切(如果需要的话)。”
 
路德意识到,他对福音本质的理解意味着,教会是可见的、等级制机构的观念就不是必需的了。正如路德宗学者沃纳•艾乐特(Werner Elert)所说:“路德意义上的宗教改革在一段时间里看似是在破坏教会和废除教会”,因为路德烧掉了教皇的教会绝罚令和教会法文集,他这样做所弃绝的“不仅是教会现存的形式,而是教会的所有合法组成形式”。艾乐特认为,路德坚持的信徒皆祭司的教义“从根本上废除了教会作为高于个体的整体单位赖以生存的每一个组织性要素”。当然,路德并不认为教会因此就不再存在了。这是因为,福音若被保存下来,教会就会以某种方式重生。在研究了胡斯运动后,路德相信,在教皇统治下的教会虽然隐而未现,却延续了下来,并且就算是在最严酷的环境下,她也会一直生存下去。但是,在现阶段,教会被隐藏,圣徒被隐蔽(abscondita est ecclesia,latent sancti)[5]。艾乐特也指出了路德这个立场会对基督教的教会论教义带来的极端后果。“的确,路德并没有彻底摧毁教会是一个超越个体的整体的观念,但是他把教会过于属灵化,由此若要按照他的这些思想推导出其逻辑结论,教会就不能成为塑造历史的一个力量了。”
 
路德和所有的改教家都清楚,他们会面对把教会简化成为一个数学意义上的点(mathematical point)的指责,并且,他们需要不断地为持守福音的教会辩护,驳斥认为他们只是柏拉图式的国家(platonica civitas)的指责;这里的意思是并不是指柏拉图在《法律篇》(The Laws)中构想出来并希望在西西里建立的乌托邦式的国度(他在第七封和第八封信中论述过),而是指一个理想化的教会,是在纯粹抽象领域中的无实体的虚幻存在,不被由空间与时间、地点与历史所组成的经验世界所污染。路德反驳说,他并不是要“像柏拉图建立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度那样去建立一个教会”[6]。“我们并没有梦想某个柏拉图式的共和国,”梅兰希顿在《奥斯堡信纲》(Apology of the AugusburgConfessions)中坚称,“有人这样造谣诽谤我们;但我们所教导的这个教会实际存在着,由居住在全世界各地的真正的信徒和义人组成,凭借一些人眼可见的、公开的外在标志就能认出他们来”。[7]正如卡斯帕•克鲁塞格(Caspar Cruciger)在1540年抗议的那样:“我们谈的教会并不是完全不存在的柏拉图式的共和国。”慈运理认为,真正属灵的教会并不等同于可见的教会,后者向来都是“一个混杂的群体”。他一说,立刻有人反驳:“这样的教会和柏拉图式的共和国一样,都不存在!在哪儿可能找到一个既没有斑点也没有皱纹的教会呢?”慈运理的回答是,纯粹的属灵的教会隐藏在基督里。
 
路德关于教会的教导当然也招致批评,他的教会被认为是既不可见又模糊抽象,根本就不存在。然而,他从不认为真正的教会只是无形的,只是他更想强调:教会的本质根本就无法用经验主义的文字合理地表述出来,教会最深的——基督论的——含义是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在路德看来,教会的属灵本质完全与时空内的事宜无关,然而又不是完全独立于这些。教会并不是纯粹的非实体的灵。虽然教会存在于肉体(flesh)中(in carne vivat),却并不按照肉体的样式运作(non secundum carnem vivit)。教会可能会关注世界所关注的,却不被世界的标准所判断(Ita in loco, rebus operibusque mundi versatur, sed nonsecundum haec estimatur)。因为基督消除了场所(place)造成的所有限制(omnem locum tollit),他教导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路17:20-21)的确,教会若不参与吃喝的世俗活动,就不能在世界存活,但是,正如保罗所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罗14:17)。没有场所和身体,就没有教会(sine loco et corpore nonest ecclesia);然而,身体和场所不是教会,也不属于教会。所有这些事宜都是不受约束和无关紧要的[8]。
 
显然,路德是在类比道成肉身,从两方面在谈同一个教会:一方面是可见的、可触摸的、可辨识的;另一方面是不可见的、不可捉摸的、奥秘的。正如约翰•格哈德(Johann Gerhard)在一百年以后,路德宗经院主义的鼎盛时期所说:“我们并没有假想有两个教会存在,我们只相信且承认一个教会,也坚信圣经按两种方式来描述这一个教会。”(我们也会看到,正是真教会的标志成为这两方面之间的联系,把两者连接起来。)因此,虽然教会可能被迫转为地下,却不可能彻底不可见,正如路德所言,福音构建和创造教会,而按路德的理解,这里的福音是被宣讲的福音。道在讲道中被表达出来并化身在圣礼中;在这道中教会浮现出来,成为人眼可见的,但是这部分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教会的现实仍旧“高深莫测,不为人知,既无法被察觉,也不能被看见,只有藉着信心通过洗礼、圣礼和道才能被领悟到”;[9]路德所使用的德语词句中蕴含的力量和引发共鸣的能力在翻译过的语言中消失殆尽:Es is ein hoch, tiess, verborgen Ding die Kirche……[10]
 
虽然路德的教会论本身和谐一致,但是他激进的教会论过于吊诡使其很难付诸应用,连路德自己既无法也不愿意推行。关于教会的教义和教会标志的理论不能止于路德提出的定义,其他改教家们尝试提出更加详尽和更具实践性的真教会的标志的教义。他们发展出两种观点, 其中都对教会的边界的问题予以考量。
 
教会的边界
 
以布塞、加尔文、早期清教徒、重洗派以及英国分离主义者为代表的观点强调教会纪律,也使用逐出教会的措施,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教会聚集”(gathered Church)的概念。加尔文没有把教会纪律或圣洁生活包括在真教会的标志中,他因此成功地将教会的基督论为中心和通过教牧纪律所划定的教会边界结合在一起。然而,布林格在真教会的标志上增加了许多资格条件和细节,因此也给这个教义增添了许多张力。亨利•巴柔(Henry Barrow)和其他分离主义者的教会论则完全为纪律所占据,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传讲出来的福音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分离主义者的教会论最终是弄巧成拙。
 
另外一种观点关注教会边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十六世纪圣公会的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和理查德•菲尔德(Richard Field)的观点中得窥其貌。他们看到路德的教会标志的教义极其笨拙以至于不能实际使用,就干脆弃而不用,以一种广博的教会论代替这种深化的教会论,给改教的教会教义立下新的基础。他们放开了教会的边界,而不是固定收紧边界。他们提出了大公性的教会边界的教义,同时又没有抛弃路德极力坚持的核心。我们以后会看到,正是因为理查德•胡克与理查德•菲尔德关注救恩,才另辟蹊径,所以他们提出的教会论具有真确的福音性本质。他们的观点具有大公性,具有改教的性质,和其他所有路德之后的改教者们一样,把福音看作是教会兴衰的条件(articulus stantis autcadentis ecclesiae),但同时又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教会教义的形式方面内容,即把教会看作是可见的神圣共同体,以此替代了日趋僵化的教会标志(notae ecclesiae)的概念,因此也为宗教改革的教会论带来了新的一个维度。
 
真教会的标志:建构性的?描述性的?
 
我们之前谈过,真教会的标志的教义对于我们理解宗教改革的教义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改教者们所构想的教会的两个方面的重要连接——教会的不可见的属灵实际与教会的外在展现。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很难的问题,(现阶段也是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即这些标志是教会建构性的(constitutive)标志,抑或仅仅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换言之,改教家们是借助神的道和圣礼这两个标志来定义真教会的本质?还是改教家们仅仅是在声称,教会的标志是指明教会实际在哪里,藉此可以在人群中找到教会?
 
首先我们要说明,真教会的标志的教义并不是改教家们关于教会的所有教导。以加尔文为例,他就谈到构成教会的要素,外在的包括神与他百姓的盟约,内在的和实质性的包括藉着圣灵与基督联合(他更强调后者)。同样,若是问改教家,他们如何理解教会的信经性(credal)标志(即,合一、圣洁、大公性和使徒性),他们会援引整个基督教的传统,说明这些都是教会的本质特征或特点。然而,在此我们有必要注意,相比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神学家们,改教家们会更多强调,这些是教会的末世论的层面,在地上还没有实现的,尽管我们还是要去追求并为之努力。改教家们对于教会的信经性标志没有丝毫疑议,但他们另外强调说,描述教会的本质(诸如圣洁、大公等)是一回事儿,但要说出真教会具体在哪里则是另外一回事儿。
 
改教家们所持有的真教会的标志是定义性的还是描述性的?这个问题的最终回答,就要等更为详细地描述改教家们各自的教会论之后,再行揭晓了。那时,你可能发现,他们对此的观点既不含糊也不会让人产生歧义。然而,倘若改教家们认为神的道和圣礼是福音的具体表现,倘若心里相信福音就有基督的同在,那么,我们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属灵实际的两个层面,而不是严格的二选一,这也是合理的。正如路德所言,神隐藏在洗礼、圣餐的饼与牧者的讲道的背后。
在这些背后的,是我们的神,它们就是神的脸,他藉此向我们每个个体讲话并在我们身上做工。他给我施洗,他赦免我的罪,他藉着牧师的舌头和手将他的身体和血赐给我……神藉着这些方式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现。[11]
  
因此,对于每个改教家而言,教会的标志不是随意指定的,而是显明教会的某些真正本质。正如加尔文关于教会的标志的教义所言:
讲道和圣礼不仅仅是独立于它们之外存在的实际的外在证据:从人的视角来看,它们是那实际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不通过这些手段藉着圣灵归入基督,我们也可以在圣灵之外,因此也在基督之外拥有这些手段,但是在上述的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看不到教会的参与。
  
进一步,我们需要观察十六世纪改教家们关于真教会及其标志的教义的演变,了解他们如何理解基督徒事工及其与基督论中心的关联,以及他们对教会(教会既是上帝话语的产物,也是其承担者)的使命有什么样的异象,以此来回顾十六世纪改教家神学中的关于教会的根本概念。
 
 
 
[1] 本文是保罗•阿维斯所著《改教家理论中的教会》一书的前言部分。 Paul Avis, the church in the theory of the reformers,introducation: the reformation concept of the church, Oregon: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2, pp.1-12. 承蒙作者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LW 2.181.
 
[3] LW 23.289,285,309,306.
 
[4] LW 31.31, 210, 230.
 
[5] WA 18. 652.
 
[6] WA 7. 683.
 
[7] BC 171. Cf. CR 9. 193;12. 368,566; 28. 409.
 
[8] WA 7. 719f.
 
[9] LW 41. 211.
 
[10] WA 51.507.
 
[11] LW 8. 145, 斜体字是本文作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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