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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怒江—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传承与影响初探
发布时间: 2018/7/5日    【字体:
作者:向子木
关键词:  石门坎 基督教文化  
 
 
在上个世纪2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国门大开,大批欧美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城市和乡村中传播基督教,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他们也带来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思想和文明。在各地他们兴办报馆,新建学校,修建医院。许多传教士为这项事业献出了精力,智慧,甚至生命,他们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且不能被忽视。
 
我从八年级开始,因着对基督教文化的兴趣,利用寒暑假到各地走访教堂、寻访当年传教士的足迹,这个活动让我收获很多。
 
在高二的寒暑假期间,我又走访了台湾、云南、贵州三地,并考察了三位传教士在三地(淡水,怒江峡谷,石门坎)做出的贡献以及延续到今天的影响。在寻访中,我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三地基督教文化以及其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本文意在重新呈现作者考察所见的状态,并且探讨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
 
一 . 马偕与台湾淡水
 
马偕博士,全名乔治·莱斯里·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生于1844年3月21日,家族原为苏格兰高地的佃农,后因高地清洗运动随家人逃往加拿大。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种家庭影响使得他在21岁时进入多伦多大学诺士神学院学习,后来他转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并在毕业之后自愿申请成为海外宣教士。虽然申请被暂时驳回,但在再次深造之后,他收到了加拿大长老教会海外宣教会的信,派遣他前往中国进行传教。
 
1871年10月19日,他动身启程。历经5个月的跋山涉水之后,次年3月9日,他到达了目的地台湾淡水,他从淡水鱼人码头登陆。今天我们在淡水鱼人码头依然能见到为纪念他登陆的雕塑。在同年4月10日马偕博士开设了台湾第一所教会——淡水教会。此后,他在台湾各地旅行考察并传播福音,宣扬基督教文化。
 
1880年年初回到加拿大进行述职,在第二次来到台湾前,他在加拿大发起了为淡水教会的捐款,募集到了六千多美元。在1881年底回到台湾后,利用他募捐的善款,他建立牛津学堂,这所中文名为“理学堂大书院”的学校即是后来台湾神学院,是淡水中学以及真理大学的前身。后来在他第二次返回加拿大前,他还前往宜兰和花莲等地传教。在1893年再次返回加拿大后,他继续着他的传教事业,并于1895年出版了他在台湾的见闻--《台湾遥寄》。
 
当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台湾时,已是1895年。此时的台湾因为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已被日本占领,他的传道事业受到了阻碍,日本人迫害当地基督徒。但他没有灰心,坚持不断地向总督以及长老会说明情况。在这样的压迫之下,他患上了喉癌,并不幸于1901年6月2日去世。
 
纵观马偕传教士在台湾以及加拿大之间的生活轨迹,不难发现他虽然是传教士,但他对台湾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的传播,也把基督教文化中的博爱精神付诸于实践:不仅在当地开设学校,提升教育水平,重视女性教育,也为在外国传播台湾当地文化起到了助推作用。他也以医术见长,他开医馆,为台湾民众治病。据记载他为当地人民拔了上万颗牙齿,并借助医治牙病的机会,传播福音。至今台湾各地都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医院--马偕医院。我们在新竹、台北还去走访了。我们看见无论新竹还是台北的马偕医院内部和外部都会有基督教文化的装饰,今天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依然在传播基督教文化,传递着爱的福音。
 
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位于马偕街淡水教堂原址旁的马偕纪念馆。一座不大的纪念馆,内部却保存了很多马偕当年用过的物品以及家具,比如说他当年用过的拔牙器具以及拔下的牙齿,并且有讲解员免费为游客讲解马偕的故事,这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中不乏有当地小学生。距离偕医馆500米的街心有个小花园,里面有马偕的塑像。这一切足以说明虽然马偕已经去世115年,但他在物质与精神上仍然对淡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 富能仁与怒江大峡谷
 
富能仁,全名James Outram Fraser,1886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父母也都是虔诚的信徒。他就读于伦敦皇家学院的工程系,并在20岁时举办了一场钢琴演奏会,同年他结识了“内地传教会”的牧师施达德,并经过他的介绍,对“内地会”产生了兴趣。在2次因耳炎被拒绝加入内地会后,他治愈了耳炎,并在第3次申请成功。1908年,他前往中国,开始了他的传教事业。
 
在1909年5月24日,他历经艰险之后抵达了腾冲。虽然他之前在安庆语言学校学习过汉语,但是来到傈僳族居多的腾冲,他依然需要面对语言不通这一困难。在学习傈僳语后,他的传教阻碍依然很大:当地居民愿意听他讲述《圣经》中的故事,但要让他们归信基督时却很难。直到1916年,富能仁只成功地使三个家庭归信。但他没有放弃,坚持不懈,就这样在两年之后,就已有60000名信徒受洗。
 
在1922年,他首次回到英国休假,又在1924年回到中国继续工作,并被“内地会”委任为内地会中学校长。在1929年10月,他与循道会传教士邰慕廉之女,邰洛西结婚。在婚后,这对夫妇用四个半月的时间在云南走访了1400英里,考察各地情况并共同进行传教。
 
在此期间,富能仁也并没有把他的精力仅仅放在基督教事业上,他也希望为傈僳族文化的保护做出贡献。在他来之前,傈僳语仍然是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而在1920到1925年期间,为了更好的传播基督教,他借用拉丁文字设计了傈僳语的书写语言,并用这种文字编写了教义问答,也翻译出了圣经的《新约》。
 
在1938年9月25日,富能仁牧师因病去世,被葬在保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墓碑被摧毁,遗骸也被人遭到无情地摧残,只剩下部分头颅。当我们在保山教会采访徐长老时,他这样告诉我们:在富能仁牧师墓地遭遇山体塌方造毁之前,他发现这个问题,提前将墓地残存的部分尸骨收集起来,放在一瓦罐里,暂时埋存在自己家的菜地里,等到文革后政策有松动时,他才将尸骨重新寻地,集合怒江地区各少数民族信徒的力量,捐款修建了目前我们看见的,位于保山青华基督教教会前的新墓。而他所建立的傈僳族教会在文化革命期间也遭到了极大的迫害,大量的教堂被毁。
 
但是他所建立起来的事业并没有被完全摧毁,而是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傈僳族以家庭聚会的方式坚定他们的信仰,并在文革后继续复兴基督教文化。在1995年,云南傈僳族自治州的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10万,其中大部分是傈僳族。而至今傈僳族使用的《圣经》文字以及日常书写的的文字依然是富能仁当年设计的傈僳文。
 
富能仁在最开始只有3个家庭相信基督教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他给傈僳族带来的积极影响不止于信仰与文字,也不止于在怒江边上随处可见的教堂之中。在我们寻访过程中,我们随着当地长老的带领来到了一所戒毒所。这里以博爱为基础,对所有的吸毒者免费开放,唯一的要求就是相信基督教。他们每天会跟随长老与牧师学习《圣经》,唱赞美歌,在两年之后便可重新回到社会,教会也会为他们安排工作。
 
我们在考察中,车沿着怒江大峡谷往怒江源头行进时,可以看见怒江两岸,只要有村落的地方就有教堂,就有高高的十字架。在老姆蹬,我们见到了老姆蹬教堂的郁长老,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给我们讲述了老姆蹬教堂的历史。我们在里吾底教堂旁边采访89岁的付之友老人时,他很感慨地给我们讲述了,与富能仁同时在怒江大峡谷传福音的杨思慧牧师和他夫人伊丽莎白。时间过去80年了,老人回忆起他们依然热泪盈眶,他说:“‘阿子打’爱我们傈僳人,她见不得我们受穷,心疼我们生病,谁家有人生病,她立即带药前去探看,她是为傈僳人死的,她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阿子打,是傈僳语尊敬的大姐的意思。傈僳人这样带着自己民族爱意的语言来称呼传教士们。)他还说:“文革时,那群人惨无人道,他们将阿子打的墓地挖开,把阿子打的头盖骨举起来批斗。”讲到这里时,老人泣不成声。我们也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阿子打”爱我们傈僳人
 
我们在福贡县采访基督教学校校长李牧师时,他讲到福贡县全县人口10万人,有8万人信仰基督教,而这8万人中傈僳族百分之百信仰基督教,全县共有三百多间教堂,福贡县也因为基督教成为全年没有一件刑事案件的地区,人民生活虽不富裕,生活却安定祥和。
 
从怒江大峡谷的一座座教堂,从这些人们口里听到传教士的故事,我们看见了基督教仍然是这一带少数民族的信仰,我们感受到了传教士们依然活在这里人民的心里。也因此,至今怒江大峡谷被称为“福音谷”。
 
三 . 柏格理与贵州石门坎
 
柏格理,全名Samuel Pollard,1864年出生于英国一个牧师家庭。1885年在参加一次教会会议后,他决定投身于传教事业。他首先于1887年抵达昭通,并在那里传教18年。后来收到苗族的一个分支大花苗的邀请,前往贵州石门坎。
 
和马偕以及富能仁一样,柏格里也并没有把他的所有精力只放在传播宗教上。他在当地建立了小学,医院和教堂,甚至还有游泳池和足球场。他所建立的小学中的学生有两位成为了当地最早的博士生。他也尝试着对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改善,修建了游泳池,并把足球这一运动介绍给居民。他还和富能仁一样,用拉丁字母设计出了一套苗语的书写文字。而当时的贵州乌蒙山区,居住的大花苗,这些苗族人他们没有土地,租种当地土司的土地,受尽了土司的剥削压迫。柏格理兴建学校,让他们读书识字,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从而彻底改变了他们受剥削压迫的命运。短短十年间,柏格理给石门坎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因此他被石门坎大花苗称为“苗人的救星”“苗王”。这些工作直接将石门坎带进了现代文明,成为当时贵州最为先进的地区。国外的人想要通信时,只需在信封上写下中国石门坎的汉语拼音,就可以直接送达。
 
1915年,柏格理因在救治当地居民的过程中感染伤寒而不幸去世。更加不幸的是,他所留下的一切也因各种原因遭到损毁。
 
首先是在1948年10月,石门坎发生地震,不少房屋和设施遭到损毁。
在建国后,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双重打击使得石门坎一蹶不振。
原先柏格理所建立的学校中很多建筑物,包括教室和宿舍都被完全摧毁。
当年柏格理修建的学校原址,游泳池基本都成了荒芜之地,令人痛心。
让我们感觉遗憾的是,不仅仅这些遭遇破坏,基督教信仰也在这些年的经济大潮中受到严重冲击,接待我们的吴传道告诉我们,教会长老不在,因为贫困出外打工去了。
 
而随着我们的考察,唯一安慰我们的是,柏格理去世时的墓一直被完好地保存在教堂后的小山上。而且还特意找到一座仍然保存良好的当时传教士的故居,修缮之后改为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传教士的物品和照片,作为当地人对柏格理以及和他一起来到石门坎的传教士的纪念。
 
更让我们意外的是,当我们即将要离开教堂时,一位外国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是柏格理的曾孙,这是他第二次来到石门坎。他第一次与他的父亲一起来到石门坎时,父子二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前辈早就来到过这个地方并传教长达10年。他告诉我这次寻访不仅仅是想对自己曾祖父当时的事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想像他一样,在这里当一名传教士。虽然他现在还在为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学习,但他决定以后的每一个假期都会抽出时间来到石门坎,学习当地的语言,继续传播基督教爱的文化。
 
四 .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对基督教文化的传承与影响得出以下粗浅的认识:
 
面对面交流
 
基督教文化的传播是透过一个一个接受过神学教育和训练的“传教士”亲临当地、进入人群、村落、城镇,通过人与人的交流进行传播完成的。
 
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给当地的文化、风俗、文明程度带来影响,这种影响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而且是积极的、向上的、正向的影响。三地在基督教进入之前和之后的变化可以证明这一点。
 
基督教的重要作用
 
基督教文化其本身在教育人、塑造人的心灵、改造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改变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傈僳族、苗族的前后变化就是很好的证明。
 
促进中西交流
 
三地的三位传教士只是众多“传教士群雕”的缩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传教士群体”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为中国的教育、医疗、科技、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受益、受恩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保护文化遗产
 
对“传教士”遗留的保护,与当地不同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有极大的关系。台湾淡水对马偕传教士遗留的传承与保护是值得借鉴的。
 
文化遗产
 
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传承如何应对经济大潮的冲击,给今日基督教文化的传播者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转自香柏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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