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只闻楼梯响的传言终于画下休止符，中梵两方终于签署这份协议了。部分媒体还使用了震惊及突然的词汇来形容，不过这只是这些媒体因为自身的本位主义出发所用的词汇，其实种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先从几个面向来检视一些教廷高层释放的讯息。
最有利的铁证是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的晋升之路，帕罗林枢机主教于2013年10月由甫当选教宗七个月的方济各教宗从教廷驻委内瑞拉大使拔擢为教廷国务卿，而当时的帕罗林总主教还未满六十岁，也非枢机主教，跟过往几任国务卿由现任枢机主教担任相较，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跃升，而帕罗林国务卿则于2014年2月晋升为司铎级枢机主教。
在2018年1月底的那段陈日君枢机主教的大动作抗议之后，不论大家对陈枢机的言论的效果有什么看法，或是教廷对外的说法有如何的解读都不论，教宗方济各则于2018年6月再将帕罗林枢机主教从司铎级晋升为主教级枢机。（枢机主教内有分三个等级，由低至高依序为：执事级、司铎级、主教级，担任执事级枢机十年后可转升司铎级枢机，主教级枢机则由教宗钦定擢升。）
如此一来，帕罗林枢机主教在教廷内，既是圣部最高行政长官的国务卿，也是级别最高的主教级枢机主教，假以时日，成为年资最深的主教级枢机时，论资排辈也会成为枢机团团长，况且他出身拥有最多枢机主教的意大利，等于也是枢机团内的最大派别。
如果真如陈枢机跟他的追随者所说，醉心于卡萨罗利枢机的东方政策的帕罗林国务卿瞒上欺下，被陈枢机道破之后，由教宗方济各做出了不要制造中国版的闵曾谛枢机事件的裁示之后，却在不到半年后由教宗方济各钦定，反而更上一层楼，以常理而论，有任何组织会用晋升作为惩罚嘛？这是教廷所放出来最明显的信号。
而在罗马协助陈日君枢机最力的万民福音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在结束从关岛充军（陈日君枢机语）回到梵蒂冈后，则被左迁为教廷驻希腊大使，从万民福音部秘书长这个教廷中枢的圣部离开后，照理说教廷内有许多委员会可以调任，派任一个在梵蒂冈的职位不是问题，但却被调任一个由教廷国务卿直辖的圣座大使，交由帕罗林国务卿亲自看管的味道非常浓厚，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压制反对派的作法。
再者，教宗方济各在2018年6月，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当中，直接证实了教廷有派遣代表团前往北京，北京方面也派遣代表团前来梵蒂冈，这是教廷最高领导人亲自证实不但有谈判，还进行到双方互派代表团前往，虽然没有提到具体的细节，不过若到了谈判细节的阶段，互设工作组在对方首都也是合理的。
教宗方济各提到，教廷和北京有三个沟通管道：
一、官方的管道、互派代表团。
二、与所有人对话、建立人际关系的管道。
三、透过在中国境内大学工作的司铎和文化交流。
第一条是官方的管道，第三条管道也早就是公开的祕密，天主教在世界各国有很多大学，也有很多司铎（神父）、修士、修女在学校任教，中国这些年来也投注大量经费及心力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透过这些学校机构搭建的平台进而建立非官方沟通管道也已经行之有年，教宗这次披露出来，代表这个管道也已经是稳固的，就连陈日君枢机都曾在大陆教书过。
令人玩味的是教宗说的第二管道，和所有人对话、建立人际关系的管道，这广泛的定义有很多种可能，包含着疏通在这件事上的反对者，可能是为了协议的执行顺利所做的准备。
当然，因为现在协议内容尚未披露，未来也不会披露，对于这份协议会是如何的协调两方没有具体答案，所以只能就现有讯息整理。
一、仿照法国及东欧和越南模式。
二、中国政府和教廷都同意的主教人选。
三、中国政府承认教宗是中国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
四、中国政府承认教宗任命的地下主教
五、教宗承认中国政府任命的地上主教
六、中国主教由教宗任命。
在主教协议权签署前的争议当中，香港的陈日君枢机主教自然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他只身前往罗马，排队前往公开接见，当面呈交他的亲笔书信，和披露跟教宗的交谈内容，一时之间吸引了世界关心中国天主教议题者的目光。而台湾地区天主教会似乎在这次协议签署前的争议当中，悄然无声，台湾地区主教团跃上媒体版面则是2018年5月的事，在中梵主教任命权协议传的风风雨雨之时，台湾地区主教团，这个唯一由教廷直接管理、完全共融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前往罗马跟教宗述职时，也因此跃上了版面一阵子。
中国海外对天主教抱持同情和支持者，似乎都对台湾地区天主教会抱有很高的期待，毕竟当初从大陆撤离的天主教的主教、神父、修士及修会都大量的前往台湾，台湾拥有最多中国大陆海外的中国教区（七个教区加金马宗座署理区），远胜于港澳各一个教区，也拥有数间以中文教学的天主教的大学（辅仁大学、静宜大学、文藻外语大学）和数间医护专科和唯一一座宗座大学（辅大圣博敏神学院），历史悠久的国际性修会也多在台湾设有据点。
因此台湾地区天主教会在外界看来，似乎拥有一支数量可观、训练充分，枕戈待旦，随时听候教宗差遣的一支基督精兵，只要大陆状况允许，他们就能回到大陆进行福传，在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传播基督的福音，进而增加天主教徒的数量，扩张天主教会的影响力。
但笔者研究得到的却是跟一般人印象截然不同的结论，台湾地区天主教会面临了下列问题，使得无力投入大陆福传：
一、本土圣召缺乏，泰半堂区委托修会。
首先是台湾地区天主教会因为本土圣召缺乏，所有教区都仰赖修会提供人力协助经营堂区，不论在数量上还是比例上都非常庞大。教区直辖的教堂还包含教区自己招收来的外籍神父管理，所以真正由台湾本地神父所管理的堂区数量更少，而这些堂区本堂神父有时还一人兼管一间以上的教堂，所以对于台湾地区天主教会的教区实力不应该过于乐观。
二、主教全为本土籍，无大陆渊源
其次，现今台湾地区天主教会的主教都是在台湾本地出生、本地晋铎的主教来担任，他们对于回到大陆宣教的情怀其实早就不如那些从大陆过来的前辈了，即使那些还在世的从大陆来到台湾的神长们，至少都是耄耋之年，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
既然这些主教及神父几乎都没有大陆地区的乡土及人脉关连，他们的目光自然投注在台湾地区的教区及堂区事务上，这其实也是圣统制建立的本意，要由本地的教会牧养本地的教友，不再事事由罗马裁决及支援。
三、少子化冲击教会学校收入
何况这些年来，台湾地区天主教会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那段成长期所建立的大批教堂许多都年老失修需要筹款整建、少子化导致教会最主要的产业，教育事业招生人数下降，教育事业中数量最多的是幼儿园，但在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错失了规模化、大型化、品牌化的机会，现今多作为社区型态的幼儿园存在。
中学则是一直保有不错的口碑，有些学校还延续着大陆时期的名称发展到今天，象是耶稣会创办的徐汇中学，但在少子化的台湾社会，招生总量的下降是无可避免的，直接带来的效应就是盈余的下滑、学生减少连带着跟学校有接触的家长也减少，相对的也减少教会的社会影响力。
四、医疗院所发展规模不够
天主教会医院在台湾战后早期的发展是领先的，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来自欧美的专业医学人才和设备确确实实填补了当时落后的台湾公卫领域的匮乏，深入穷乡僻壤设立的诊所和医院照顾了当时许多贫苦台湾人的医疗需求，也使得台湾医界最高贡献的医疗奉献奖得主名单年年都有天主教人员获奖。
但在台湾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主持这些诊所和医院的修会，有些就认为该功成身退，因此转型做社福机构或是关闭，连带的也让出了市场份额和其后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影响力。
所以天主教医院虽然发展的早，但没有如其他基督教体系医院的扩大规模，营收规模相比下降，虽然现在成立了辅仁大学医学院及建设了辅大医院，但和其他的基督教体系连锁医院相比，已经是落后一大截。
尤其台湾日据时期，日本人不允许台湾人学习政法科系，最优秀的学生往往都去念医学院，而医生不论在何处通常都是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通常也会培养自己的子女继承家业，所以这些医师信徒的捐款和人脉都能对教会有极大帮助，另一个拥有大型连锁医院体系的基督教会就因此受益甚深，而这是台湾天主教会错失的地方。
五、高龄化社会增加社福负担
社会高龄化，需要更多社福机构投入支援，前述转型成社福机构的医疗院所和心成立的社福机构投入这块很多，虽然可以从政府方面取得财政方面的补助，但社福机构本身多是支出高于收入，或许能够做到收支打平，但其实没有余力扩张，而且这些社福机构的工作又吸收掉更多台湾地区天主教会的资源和人手。
有一个说法，台湾地区天主教会在台湾地区仅有百分之一人口的信徒，却承担了台湾地区一半的社福机构，虽然没有具体数据验证，但每年的医疗奉献奖得主名单或许能够证明这说法其来有自。
六、现代主义入侵，教会训导与社会脱节。
来自社会的影响也正在冲击台湾地区天主教会，现代主义的冲击，使许多社会议题影响如同性婚姻、废除死刑、安乐死等议题，教会的训导和社会部分人士的期待有落差，教条式的倡导比不上对立阵营灵活的宣传方式，使得教会训导的传播流于形式，有一定比例的年轻一代教友，思想跟教会训导有极大落差。
数个月前，台北总教区荣休总主教狄刚就在台湾地区主教团的天主教周报上发表过公开信，指责某个由教会成立的社福机构被同性恋团体篡夺，并且用来宣传和天主教训导乡违背的同性恋滥交行为，部分教友还宁可支持该社福机构的主事者，这是台湾地区天主教会面临到教友背离教会训导现况的一个具体表现。
七、台独思想渗入教会。
政治上的台独思想，在这十余年来已经散播到政治领域外，透过媒体、社群软件和社会氛围传播，也使得不少台湾地区教友对于大陆地区天主教会甚感疏离。尤其在台湾地区天主教徒甚少了解到大陆天主教的现况，其理解大多由多年前的刻板印象或是独派媒体和外国媒体中文版得到曲解或是别有用心散布的扭曲讯息和假消息，甚至部分神长乃至高阶神长都有倾向台独的倾向，连桥梁教会的任务都不愿意担任，更逞论向大陆地区福传。
八、缺乏人手进入教廷核心，跟教廷中央疏离。
过往台湾地区天主教会有众多神职人员在罗马求学、任职，他们是台湾地区天主教会乃至台北在罗马教廷最有力的奥援，其中最有名的当数罗光总主教，他在传信大学取得学位后担任教职二十五年，也同时担任驻教廷使馆的教务顾问十八年，甚至四九年后还实际主持馆务五年，因为求学及教职关系，透过师生情谊加上同为教会神职及使馆顾问，使得罗光总主教可以跟教廷高层为台湾地区天主教会乃至台北方面折冲蹲俎教务及外交事务，从台北驻教廷的公使馆升格成大使馆则是罗光总主教在中梵外交史上最具里程碑的贡献。
但这些由人际关系所构成的人脉网络是依附在本人身上，没有办法透过行政任命的方式去承接，必须不断的有人前往罗马透过求学任职等方式继承香火延续这个人脉网络，早于罗光总主教的于斌枢机主教也是如此，透过求学和任职于梵蒂冈图书馆建立起在教廷内的人脉，才有之后的发展。
另外台湾地区天主教也有一位叶胜男总主教，也是前往罗马求学后被邀请加入外交体系，一路晋升至圣座驻阿尔及利亚兼突尼西亚大使后退休，是第一位出任圣座大使的华人。
但这些年台湾地区天主教圣召的缺乏，能派往罗马求学的神职人员数量也少，加上教廷更加重视大陆地区，教廷许多部门、学校、修会都提供许多奖学金名额给大陆地区的神职人员和修女进行培育工作，量变则产生质变，现在已有若干大陆神父任职于教廷直属单位，阶级不高却处在关键职位，假以时日，他们跟教廷高层的关系以及自身在教廷的影响力势必水涨船高。
多年以来，台北跟梵蒂冈的邦交虽然如履薄冰，但终究能化险为夷，其实依靠的就是田耕莘、于斌、单国玺、罗光和其他教会大老凭借着自己的人脉帮台北当局在罗马教廷前说话，当台湾地区天主教会在这些大老一一退休及离世后，缺乏能够直达天听的沟通管道，势必跟教廷中央更加的疏远。
九、唯有修会才有余力
在这个状况下，台湾地区天主教唯一有实力能够向大陆地区福传的组织仅有那些尚有余力的国际性的修会。
但这些修会一样面临一些问题，以某个国籍修会为例，当初成立的时候是希望成立一个由中国人组成向中国人福传的国籍修会，但两岸的隔绝时期，无法吸收大陆地区圣召，台湾地区的圣召又不多，所以吸收了不少东南亚籍的非华人会士，使得该修会现在比较像东南亚的修会，而不是创办时的中国修会，未来该修会的福传方向必定会有所调整，不见得全部投入大陆地区的福传，而该修会的产业助力也是教育事业，也一样要面临少子化的冲击，因为学生减少导致收益降低的问题。
再以另外一个国籍修会为例，他们在战后还是吸收了不少海外华人会士，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台港澳跟东南亚及海外华人侨居地之外，也向非华人地区发展，能向大陆地区投入的人力及资源都有限。
若是非国籍的世界性修会的状况又如何呢？以某个擅长教育的世界性修会来说，其修会在台湾的圣召颇多，东亚的华人及非华人会士也不少，拥有不少中文熟娴的外籍会士，在改革开放后也有大陆会士加入，该修会以服务外侨、交换学者等方式在大陆地区培养牧灵经验，考核意欲加入该修会者，整体上来说算是人力、资源、经验都充足的世界性修会。
但世界性修会也有一样的问题，早年派来的会士多，当他们步入晚年后，身体健康的尚能协助处理堂区牧灵事务，身体状况不好的，只能在养老院颐养天年，而且很多会士即使知名度高、社会关系好，能够替教会、修会募款筹资、号召动员社会群众，其人脉及影响力多依附于会士个人的人身关系，在知名的老会士逐一凋零后，每去世一位老会士，就是一大笔无形资产被勾消。
而且现在协议透露出来的讯息仅限于主教任命方式，从未有过提起允许外籍传教人员进入大陆的协议内容，所以在没有相关协议保障及规定下，应该无法公开派遣外籍会士公开进入大陆地区传教，仅能沿用教宗方济各所说的第二及第三管道。
台湾当局的底气？
至于台湾当局的看法呢？因为这次协议只涉及北京及教廷协议大陆地区的主教任命，还没影响到台北最担心的外交关系，所以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门仅以场面话发布新闻带过，私底下接触到的外交官员表示，只要不涉及外交关系的变化，台湾当局这次是觉得没有影响，毕竟台湾当局只希望能继续维系跟教廷的外交关系，没有筹码向教廷施压。
这次中梵主教任命权协议被加上一个临时性的字样，其实两方都有一个试水温的意向，在这个背景下，协议若运作顺畅，就有可能去掉临时性的字样，成为一个可以长久施行的协议，然后中梵两方才会进行更重要的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所以台湾当局主政者可能还暗自庆幸，这几年的台梵关系不致于有变动，在四年一任的政府换届下，失去这个最重要邦交的责任说不定还能丢给后任。
所以在理解这个思维后，台北当局近日派遣由副总统陈建仁率团出访梵蒂冈参加保禄六世教宗的封圣大典还兼顾巩固邦谊任务的底气就在于此。
在协议签署后不久，教宗方济各随即发表了《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在这篇教宗牧函值得作为教廷对这份协议看法的总结：
在开头的致词之后，教宗提到他知道因为这份临时性协议产生前的流传着「许多彼此相反的声音」和「我知道这些纷乱的意见和看法会导致不少的混乱」，等于是不点名驳斥了陈日君枢机主教所说，教宗被帕罗林国务卿集团给蒙蔽了的看法，教宗很清楚知道反对的意见为何，以及哪些人反对。
也安抚了地下教会的苦恼和痛苦「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有如同被圣座抛弃的感觉，与此同时，会对因为忠于伯多禄继承人而承受苦难的价值提出令人苦恼的问题」
但也点出了未来的愿景：「对许多人而言，积极的等待和反思激发了对更加宁静未来的希望，以便在中国土地上做出富有成效的信仰见证。」，以及未来即使经历痛苦后必会得到回报，被天主充满安慰的心。表示他对中国未来的契机有很大的期待，还特别举出同为耶稣会士的利玛窦的言论，要注意的是，特别挑利玛窦举例可能代表着更深的隐喻，因为利玛窦最著名的行为就是入境随俗的穿士人的服装、学习四书五经好与士人往来，并允许当时的中国天主教徒祭孔祭祖，虽然导致了礼仪之争而使得被禁教，但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教廷还是允许东亚国家的天主教徒都可以祭祖祭孔了。这是说要仿效利玛窦的入境随俗？不要因为教条而再度陷入礼仪之争？有些事情如果当初转弯就不会碰壁了，既然最后还是要转弯，现在转弯也没错啊？
还举了亚巴郎为例：「被天主召叫，他以服从前往接受一个作为产业的陌生之地，而不知道在他面前将开始的道路。」
「如果亚巴郎在离开自己的土地之前要求先具备完美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也许他将永不会动身。」
「相反地，他信靠天主，并依照祂的话，离开了自己的家和自身的安全。不是因为历史的改变让他信赖天主，而是他纯洁的信德带来了历史的改变。」
教宗方济各明白表示我们将前往一个陌生之地，没有完美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也不知道将开始的道路会走向何方，但依靠纯洁的信德将带来历史的改变，并以此结尾：「事实上，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因这信德，先人们都曾得了褒扬”(希伯来书11,1-2)。」
然后教宗方济各抬出了伯多禄继承人的身分、并引述本笃十六世的牧函，《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以及梵二文件的教会宪章「与伯多禄继承人共融是“对主教们和众教友，一个永恒可见的原则和团结的基础”」做背书。
并以他「在仔细研究了每一个别情况并聆听不同的意见之后，我做了大量的反思和祈祷，为寻求在中国的教会的真正益处。最后，我在上主面前以平静的判断，继续我前任教宗们的方向」宣告赦免了七个非法主教。
并以慈悲禧年的文告《慈悲的主与可怜的罪人》中的文句来自证，他的这些做为都是有连续性的，并愿意放下过去：「只停留在法律层面，就等同低估了信仰，以及天主的慈悲。」、「包括在情况复杂的个案中，更易诱使人只按法律衍生的公义来判断；」
「在这种精神中，并在已做的决定下，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历程，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医治过去的创伤，重新恢复所有中国信友的圆满共融，并开始一个更加兄弟般的合作阶段，以更新的责任感承担传播福音的使命。实际上，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天父的宽恕和祂救援的爱。」
而且强调，教廷做他尽力能做的，但教友们也要更坚强，只要你们是更好的教徒、更好的神父、更好的主教，那么管理宗教的官员不是问题：「与中国当局签订的临时性协定…，在此背景下，圣座有意彻底做到属于自己的部分，但是你们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平信徒也一样，也拥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一起寻找在教会内能承担复杂而重要的主教牧职服务的良好候选人。事实上，不是任命有关掌管宗教问题的官员，而是任命合乎耶稣心意的真正牧者，努力慷慨地为天主子民，尤其为最贫穷者及最弱小者服务，并奉上主的话为至宝」
「中国教友应是良善的公民，根据自己的能力，充分热爱他们的祖国并以义务和诚实服务自己的国家」
最后几段则是提出希望和中国政府共同实现美好的愿景，美好的未来，希望两方一同回应历史的召叫。
最后的这句话则是跟过往那些令中国人民痛苦的历史做一个切割「在中国的教会不是中国历史的局外者，也不要求任何特权」，是的，这个协议不再是帝国主义拿来压迫中国的保教权，正如以前的于斌枢机主教曾在抗日战争前夕发起了捐献飞机给政府对抗日本侵略的献机运动，改变了国人认为天主教徒不爱国的看法，于斌枢机主教也对某些人对他长年协助中国政府在外抗强侮的外交工作上的批判做出了一个义正严词的反驳：「若不能爱自己的国家，算是什么牧者」，真心希望和于斌枢机主教同为枢机主教者都能引以为诫。
希望这个协议是一个双方平等、和平合作的开始，教宗方济各很明白的告诉大家，这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未来，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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